作為一個主要目標，金本位的意向在於統一各國的經濟工作和政策。它在短暫的居統治地位期間起到了這種作用，假如英國生意興隆，物價相對穩定，那麼商品就會流入以供銷售，黃金就會流出以供支出。注意這種外流和英國央行所強調的效果，導致了商業銀行儲備減少，利率上升，由此而來的貸款縮減，價格下降，產量和就業下降。與此同時，黃金到了巴黎、柏林或紐約，就起到了一種相反的、特別令人振奮的作用，使那裡的貸款擴大，商業活動擴大。這種擴大和相關的價格上漲最終導致黃金從這些國家流出，再度重返英國。這些運動在各個階段都被資產者所預料，並使之加速，他們要移動自己的資金，從高利率和價格中牟利。這種籌劃在教科書中執行得比在現實世界中更為精密，在中央銀行學說的概括者心目中所具有的勻稱美，超出了實際處理這些問題時人們的行為所顯示出來的。但是，不容否認，金本位(被公認的預算平衡的財政道德水準所加強)對協調不同國家的經濟行動是一項明顯的籌劃。
它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陷。這就是在國家主義不斷增長和要求政府負責經濟工作的趨勢不斷增長的這樣一個年代裡提出的條件：國家主義的本能和國內經濟管理都必須服從一種客觀的、國際的機制，這是一種能引起許多困苦憂傷的機制。這是一種黃金支援者不承認的缺陷。他們把政府的輕蔑看成是未承襲政治家的道德風範，這就促使他們緩解了黃金所造成的緊張狀況。政治家的道德風範在短期內是難以改變的，這一點在當時沒有被認識到。
正如方才所提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除美國有些例外，其他所有主要的參戰國都放棄了金本位。於是，現在不必擔心外國人把儲蓄或鈔票換成黃金帶出國，受到警告或貪婪驅使的公民也不會冒風險背地裡幹類似的勾當。因此，國內政策不再受制於唯恐黃金流失了。由於黃金不會離開，因此其損失不會減少銀行儲備，不會減少銀行儲蓄，不會減少鈔票流通，所有這一切都會抑制生產、物價和就業。換句話說，每個工業國家現在都可以制定自己的國內經濟政策，這種政策反映了其傾向性或需求，不直接關心其他國家正在做什麼。依金本位所強行的戒律不復存在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5年中，特別是在其直接的餘殃中，工業國家以明顯不同的方式來開掘這種新的自由。法國人遵循最少抵制的路線，總體來看取得了最好的效果。英國人遵循最大抵制的路線，由此而產生的自我創傷的痛苦也是巨大的。德國人如此處理問題或如此屈從環境，以致造成了現代最大的通貨膨脹。美國把誤管和非管結合起來，造成最嚴重的蕭條。在整個貨幣史上，20世紀20年代的10年——後續幾年仍可感覺到應有的後果——也許是最有教育意義的。
在除俄國以外的主要參戰國中，法國是唯一蒙受重大物質災難的國家，一條可怕的傷痕基本上是五英里寬，有些地方往往更寬些，它穿過整個國家，從多佛海峽一直伸延到瑞士邊界。其中有一片死寂的地帶，處處是千瘡百孔，遍地為戰爭廢墟，許多地方偶爾有未引爆的炮彈導致人員死亡。如同在英國和德國有整整一代工人在戰鬥中喪生一樣，在法國的死亡者主要是相應的一代農民，而不是工業無產者，因為動員農民上前線及其死亡對經濟危害較小。養活致傷致殘的人或由別的原因而不能自立的男女，仍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但法國有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他們可以無須代價而著手重建。他們最深的信念在於，應該而且將會迫使德國人付款。這也並非完全由於法國人生來就易於(如盎格魯—撒克遜人所相信的那樣)誤解經濟學的範疇。50年前，在普法戰爭結束後，德國人就向法國索要總數看來十分巨大的50億法郎。法國人24個月後集資付清了。
由於德國人要賠款，法國戰後政府應該貸款來著手重建工作。德國人的錢進來後，貸款就可以償還。基於這種認識，法國人滿懷信心以空前的速度進行重建工作。
由於鼓勵借貸和消費，價格上漲，1920年和1921年戰後的繁榮在英美突然崩潰，上漲幅度大減，但仍在繼續上漲。1920年7月，法國批發價是1914年水平的5倍；到1922年7月，法國降至戰前水平的3.3倍。1923年，全世界對佔領魯爾做出憎惡的反應，籌集軍備採取武裝行動顯然是困難的，加之德國在那一年又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德國人對賠償的希望消失了。這根維持信心的支柱被推倒後，通貨膨脹大幅度上漲。1924年的價格水平是1914年水平的4.9倍，1926年7月高達8.5倍。法國人自然會認為持有除法郎以外的其他通貨是明智的，在這個通貨膨脹的非常時期，可以得到很穩定的貨幣——美元、瑞士法郎，甚至英鎊。因此，在法國價格雖然上漲，但人們把法郎兌換其他貨幣時，其兌換值甚至下跌很多。緊接著戰後的日子裡，法郎仍反映了美國貸款和供給的存在，對美元的比是5.45︰1，隨後法郎以不規則的速度下跌，到1922年底對美元的比率為13.84︰1；到1923年為19.02︰1。
與價格上漲相比，法郎有較大的跌落，因此在20世紀20年代的頭5年中，對於旅遊和購物來講，法國是一個便宜得驚人的國家，法國人把有些物價的上漲歸於便宜貨追逐者的流入。巴黎人把信念付諸行動，在1929年的一天，在巴黎街頭成功地襲擊和驅逐了一車美國遊客，認為是他們抬高了生活費用的價格。
在1919~1926年期間，法國實際上是極度繁榮的。除了凡爾登周圍無法恢復的地區以外，法國所遭受的破壞得到了恢復。(大戰役所涉及的面積之小，往往幾乎令人以難以置信。凡爾登戰役所用到的面積僅僅比倫敦公園稍大一點兒。)工業發展在許多地區是迅速的。1929年鋼產量，當時受德國償還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鋼產量影響，是1913年的2倍，是1921年戰後不久產量的3倍，人們關注的是價格，我們再度看到了人們對貨幣的態度具有周期性。遇到通貨膨脹，人們渴望價格穩定；如果價格穩定，那麼高稅收、呆滯的經濟、失業又構成了較大的威脅。法國人在20世紀20年代的經歷也揭示了一個密切相關的原則：如果繁榮存在，這就會被視為理所當然。隨之，注意力便集中在價格行為上了。如果物價穩定，人們又不去想產量和就業是否適當。看來，人們未得到的東西是十分重要的。
在20世紀20年代，沒有穩定的物價，法國人感到特別需要物價穩定。這種願望由於通貨膨脹不能挽救經濟的信念而變得強烈，這種信念當時甚至在最老於世故的人的圈子裡都很流行，通貨膨脹變得糟透了。這些年中，兩位主要的法國經濟觀察家確實吃驚地報導說：「通貨膨脹對工業發展有促進作用，這種解釋適合戰後法國的經濟事件，儘管乍看起來是矛盾的。」這是一種激進的思想。
雖然法國人渴望有穩定的物價、可靠的法郎，但並不渴望使這些得以實現的措施，特別是對稅收和對借貸的限制。一位觀察家在該年代早期，很可能預測到法郎將步馬克的後塵，但實際上卻沒有，這仍是一個不解之謎。但是1926年，以雷蒙·彭加勒(raymondpoincare)為首的一個新的民族統一部宣告成立，發誓要拯救法郎，大體上是要實行稅收，控制商業借貸以達到這一目標。雖然不久就對稅收採取了寬容的態度，但是，人們確信這是嚴肅的。由於這一信念和國家的整體福利，也同樣由於具體行動才出現了成功。物價開始平穩；法郎對外匯的比率也很快就穩定下來了。所謂的法郎戰役非常出乎意料地取得了勝利。一位法國曆史學家不無道理地把這些年法國政策稱之為「一個錯誤海洋上的理智之島」，原因在於做眼下顯而易見的事情——並且在於如從前一樣，認識到法國的經濟是不易破壞的。
在穩定時期，如從前一樣，法郎對其他貨幣的貶值大於法國價格的伴隨性增長。因此，法國仍是一個購物的好地方、銷售的困難地方。1928年，當時法國的福氣在於有大量黃金，恢復了金本位。但是，法郎只能兌換金錠，一次交易所需最小的法郎數目為215000。這遠遠超出了一般公民的能力。一張1914年的20法郎鈔票中的黃金在現在幾乎值100法郎。法國家庭成功地抵制交出黃金用於愛國事業的戰時衝動，不可能認為自己受到了誤導。當黃金傾入法國的銀行時，這種流動激發起信心，使得更多的黃金存入儲蓄。法國現在成了最強大的黃金和金本位的捍衛者。
法國逃脫了終極通貨膨脹。賠償的要求使之在重建路上行程遙遠，這的確——人們當時大量地思考——與隨後在德國出現的崩潰有關。
俄國革命與革命的趨勢保持一致，漂浮在紙幣的潮流中，1918年東歐政權接連更迭，呼聲高，治理少，稅收變少，因此引起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極為嚴重。然而，對整個世界來說，戰後貨幣的壓軸戲是在奧地利和德國上演的。特別是德國通貨膨脹經歷了一個完整的、災難性的歷程。價格無限上漲，最後用錢什麼也買不到了。通貨膨脹產生的每一種典型的後果現在都發生了——用幾分錢就可以還清大量債務，清道夫和無賴只為幾元錢就可以找舊僱主，靠定期收入的人突然變得貧困了，同樣不名分文的投機者突然成了富翁。如果把美國南部聯邦的情況當作例外，那麼自從法國和美國革命以來，從未有過類似的情況。除中國以外，自那時以來，未有過類似的情況。
但是，奧地利的通貨膨脹發生在德國的之前，可以認為這對經濟思想產生了更大的影響。這是在新共和國年輕的財政部長約瑟夫·a.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支援下才發生的，他後來在德國和美國從事引人注目的學術生涯。通貨膨脹為這樣的人所經歷或記憶，他們構成了由下一代保守的(從歐洲觀念來講，為自由的)經濟學家組成的世界最著名的小圈子，他們是弗裡德克·馮·哈耶克(friedrichvonhayek)、路德維克·馮·米茲裡(ludwigvonmises)、戈特弗裡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利茨·馬克盧普(fritzmachlup)和奧斯卡·摩根斯坦(oskarmorgenstern)，他們最終都到了美國。所有這些人都與熊彼特一樣，深深懷疑冒通貨膨脹之險的任何行動，甚至對任何看來暗示社會主義的東西更為反感。他們都是有影響力的人物。
1922年，澳大利亞的通貨膨脹在順其自然發展。年底，國際聯盟對這個年輕的共和國伸出援助之手，實行了財政改革和其他金融改革。此時，克朗對美元的比率已降至70000︰1，而戰前則為4.9︰1。在翌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通貨膨脹像洪水一般衝擊著德國，這需要更加認真加以分析。
其他通貨膨脹不是與壓倒一切的環境——戰爭或革命——有關，就是與經濟管理失誤有關。歷史學家認為嚴重的德國通貨膨脹不僅由於這些原因，而且還由於一個騙局。長期以來，人們就相信，利用這個精心策劃的騙局，無所不用其極的或絕望的或者兼而有之的德國人，向敏感的世界表明，根據《凡爾賽和約》(iversailles/iitreaty/i)收集賠償所花的代價將大於免除賠償的代價。經過調查，這種騙局的情況大體上消失了。賠償要求在德國通貨膨脹中起了作用，但這種作用是完全平常的。把定局的謊言拋開不看，引起德國通貨膨脹的原因並不特別明顯，看不出來有精心策劃的痕跡。
在戰爭結束、共和國成立之後的月份裡，德國財政體系基本上得到了加強。舊政府同法蘭西政府一樣，缺乏直接徵稅，特別是徵所得稅的權力。這種(對於富裕階層來說，應為)快樂的毛病現在得到了糾正，稅收增加了。結果，在早期的戰後年度，德國國內預算接近平衡。1921年，除鐵路赤字外，稅收大約佔國內開支的90%。1922年在一個短時間內，國內賬目預算達到平衡。這遠比當時法國的表演好得多。
不過，仍有兩個嚴重的問題。在所有的國家、任何時候都有大量的可花費的資產威脅著市場。現金、銀行儲存、儲蓄存款、政府債券、其他證券，必要時都可以兌換花掉，如果這樣的衝動產生時。戰爭期間，在德國如同在其他國家一樣，這種可花費的資產有了大量增長——政府債務由1914年的50億馬克多一點增長到1919年3月的1050多億馬克。擁有的貨幣量在1914年底為60億馬克多一點，但在1918年底卻近乎為330億馬克。
在當代經濟學家根據經濟需求量來看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效果，不遺餘力地把流動資產傾入市場，打破了所有宏觀經濟學的最佳設計。20世紀20年代初，德國的經歷是對這種危險的有益提醒，而且還可以提醒人們，危險是由通貨膨脹本身引起的。就是通貨膨脹才使細心的或焦慮的人們考慮，在物價不斷上漲之前儲存貨幣或代表貨幣的資產是否值得，或者是否應該將貨幣換成貨物或有形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