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聯邦儲備系統的成立，美國為完善一種易受影響的、保守的貨幣體制而進行的漫長的爭鬥已宣告結束。在工業國家，無論哪種貨幣，現在隨處可換成黃金，無須找藉口，也不會被耽擱。白銀是用來鍍銀的。就貨幣而論，美國人民是最魯莽的、最易做試驗的人民，每當提到黃金，他們就顧慮重重，不管他們多麼勉強，最終還是跟上了時代的步伐，這一點特別重要。在聯邦儲備體系中，他們有一種工具用來做現代國家為貨幣所需要做的一切——壟斷鈔票發行，調節銀行借貸和由此產生的儲蓄增長，為銀行提供作為最後手段的救急貸款。實際上，聯邦儲備體系受到允許其成立的妥協的創傷。但這是一個尚未被發現的問題，其中包括不能確定權力掌握在華盛頓聯邦儲備董事會手中，還是在12個聯邦儲備銀行手中。非中央化的中央銀行的觀念——12家銀行中的每一家在經營上對其同伴和華盛頓都享有一定程度的、不明確的獨立性——從字面上看，這並不矛盾。確切地說，這是一種廣泛的、民主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於銀行所服務的大民主政體。如我們已注意到的那樣，聯邦儲備體系的缺點像郵件不能到達目的地一樣，不是要判罪的問題。在美國，如同在其他國家一樣，一般的官僚因犯錯誤而受到批評。總體來看，外交家和中央銀行家由於犯錯誤而受到珍愛，如果錯誤造成大災難，例如，已故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rs)在國務院所犯的錯誤，或已故的本傑明·斯特朗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所犯的錯誤(人們認為，斯特朗對1929年大蕭條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在公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更加牢固了。他們在一種特別溫文爾雅的歷史潮流中獲得了成功。1914年，在歷經2500年反覆嘗試(在美國，進行一個多世紀的唇槍舌劍的令人混亂的論爭)之後，從某種意義上看，貨幣似乎已完成了使命。
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為偉大事件的巧合而欣喜若狂。據認為，這種巧合可以為讀者解除煩悶，表明作者對佯謬是怎樣的敏感，甚至告訴最世俗的人，最終負責的不是一個善良的或兇惡的力量，就是一個嬉皮的力量。歷史學家最為津津樂道的是1914年夏天發生的事件。1914年8月10日，新聯邦儲備董事會成員聚集在財政部長麥卡杜辦公室，準備宣誓就職，此時響起8月的槍聲，槍聲宣告了貨幣體系的完結，體系中的新銀行被認為是登峰造極的舉措。
可以想見，這是新董事會的成員所未料到的。在任何情況下，目前都會有更為迫切的需求。董事會成員就辦公室空間問題，陷入了與財政部長麥卡杜的一場爭鬥——他們擔心，目前在財政部大樓裡的辦公室，會使他們看上去是該部的隨從。他們也深深擔心自己在華盛頓社會聲譽體系中的地位。在這個階梯上，他們比州際商業委員會和民事委員會都低。這對中央銀行來說，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最後呼籲沒有同情心的威爾遜總統解決這個令人受屈的問題，他只是說「他們僅在消防署之下」。但是報界助之一臂，把該董事會稱之為「新的最高財政法院」。
戰爭一爆發，主要的工業參戰國——德國、法國、英國、奧地利——中止了硬幣支付，也就是說，再也不能用黃金償還鈔票和儲蓄；這些國家放棄了金本位。在美國，雖然採取了繼續不介入的方式，但是採取同樣行為也被提議出來，並引起嚴厲的論爭。擁護脫離金本位制的情形是顯而易見的：100年來，歐洲人，特別是英國人，一直在美國投資。因此，大量的美國證券——也許多達60億美元——被海外把持著。如果其中任何可估算的一部分用現金來償還，那麼，美國的黃金儲備很快就會枯竭(聯邦儲備在那年秋天以庫存中僅有的20300萬美元黃金開始營業)。因此，要把手中的黃金把得更牢。
這樣的償還和估算就會得出這樣的結果，追求現金的出售者會一下子使美國黃金儲備枯竭，對這種恐懼做出的反應就是，在戰爭最初的緊迫日子裡有大量證券傾入紐約市場。所得的收入連同其他餘額一起轉換成純銀或黃金。結果是，美元由通常對英鎊的4.87︰1明顯降至7.00︰1。如同以前一樣，美元仍可以兌換成黃金，可以把黃金送到倫敦，大致按舊價格購買英鎊。隨之又回到紐約，使用這種英鎊按7.00︰1而不是4.87︰1購買美元，以便進一步兌換黃金。這裡確實有一種真正奇妙的利潤。黃金按照這種形式的確在開始外流用來購買英鎊，雖然關於德國u形船和商業掠奪者所造成的損失也給船運量帶來一種嚴重的遞減作用。由於黃金基本上不流通，這種恐懼心理使得英鎊價格非常高，於是自然出現另一種行動計劃，這就是要關閉紐約證券交易所，且因此要防止對外國把持的證券的清算。這個計劃完成了。
貨幣專家的先見之明往往對未來沒有什麼指導意義。當紐約證券交易所關閉時，交易流出，進入華爾街，到了所謂的法外市場。交易所嚴厲禁止其成員與非法人員交往。交易繼續進行。到10月份，更加具有冒險精神的不法分子散發打字機打出的傳單，上面有收盤價，人們馬上注意到，這些價格與交易所關閉時的價格沒有多大差別。歐洲的投資者顯然在重新考慮，在一個安全的遠離戰爭的國家裡出售其投資的這個較為人喜歡的計劃。現在可看到，這種戰爭是一種超越信念的謀殺，很可能會延長下去。11月份，交易所重新營業，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有關黃金的估計也是同樣錯誤的。與此同時，英國央行在加拿大開辦一個分行，收取黃金以避海運之風險。但現在黃金開始流入，而不是流出。當前這種流動是一場洪水，美國一下子擁有的黃金比從前任何一個國家曾擁有的都多，從1914年底的15億美元上升到1915年底的20億美元，到1917年底又升至29億美元。這是一場有雙重效應的洪水，把黃金流出之國和黃金流向之國的金本位都摧毀了。
流入美國的黃金中有些是用來儲蓄和儲存的，有些是用來為美國證券投資的，但是，這股潮流的基本力量在於交戰國需要購買美國貨。在社會主義農業和蘇聯購買小麥這樣一個時代裡，需要做出思想上的努力，才能記住俄國曾經是歐洲小麥的一個主要來源。現在，這個市場被封鎖了，美國成為一個麵包穀物的主要供給者。此外，還需要船艦、防彈鋼板，特別是軍火。到1915年，參戰國，特別是英國，顯然決不可能為自己提供大量的炮彈，按照當前的戰爭觀念，這種炮彈在進攻前，或者，甚至在平靜的一天，隨機地穿越無人歸屬的土地。1915年5月，勞埃德·喬治(lloydgeorge)一就任軍工部長就開始徵訂貨物，客戶要多少有多少。
這種供給有些是通過在美國徵募和銷售美國證券來支付的，早期認為這種證券是受到恐嚇的持有者願意丟擲的。把這種收入花費掉，不牽涉到黃金流動。開支中有一部分來自美國私人投資者提供的貸款，這也不會引起黃金流動。從原則上講，也許可以看出，雙方都可以得到這種貸款。在實際中，英國人控制著海洋，因此他們使敵人不可能大量動用貸款購得的產品，這樣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就不需要根據這種公平政策而得到貸款。結果致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採取了他的許多為大眾帶來不便的行動中的最後一個。他認為給英國人提供這樣的貸款，與像威爾遜要求的思想上和行動上都非常嚴格的中立地位相矛盾。他由於這種偏離而受到一些人的嚴厲駁斥，他們認為明確的真理應該屈從於愛國主義的要求或金錢的利益的前景。這種公民在1915年6月得到極大的解脫，當時布賴恩由於威爾遜對露西坦尼亞號沉沒的反應而辭去了內閣職務。在美國的歷史中，他仍屬於極少數幾個內閣成員之一，他們用辭職來表示對他們不贊成的一種政策的反對。
黃金可以直接購買供給品。其中一些來自英國央行、法國央行和蘇聯央行的儲備。更多的是以前在流通中的或私人所擁有的黃金。在通常的交易中，金幣來到英國或法國銀行，因此發行的鈔票是以此為依據的。英國人和法國人被要求交出黃金來換鈔票，這一要求使得有些人考慮到了儲藏會帶來的高額報酬。因此，據估計在1914年法國的個體公民擁有的黃金多達12億美元，這一要求帶入約2.4億美元。
對於處理戰爭期間英國或法國金庫所面臨的問題，不存在什麼神奇人物。用於支付外國供給品的有當前的出口創匯、可出售的資產、這樣或那樣的貸款、信貸或黃金，在這種情況下，所涉及的官員獲得了成功。如果這些資產不存在，所涉及的官員就會失敗。但是什麼也沒有貨幣天才的算盤更容易上新聞，也更容易引起大眾的注意。兩者都想相信，在涉及這種重要問題的情況下，會有超人的洞察力和力量的個人，他們可能憑空創造出某種東西來。在戰爭期間(和之後)的英國，這樣激發出來的時尚的想象在31歲(1914年)的財政部官員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心中紮下了根。他最近發表的關於那個時期的論文表明，他是一個勤奮、有才幹、有智謀的人，他用潛心和技能把資源和開支相匹配，拓展自己的智力來研究法國和蘇聯的類似問題。情況就是如此。
把黃金從歐洲移走的作用，就是從英國和法國的銀行——即法國央行和英國央行——的儲備中移走紙幣可以轉換成的金屬。把黃金從流通中移走，用紙幣取而代之，也大大增加了貨幣供給的比例，這種供給在可兌換的情況下能轉換成黃金。這對金本位未來的基本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要轉換的紙幣太多，所需的黃金太少。
也許還有一種更嚴重的後果。把黃金收集起來是向市民表明，與紙幣或銀行儲蓄相比，黃金的意義要大得多。在1914年以前，人們花金幣同花輔助銀幣或紙幣一樣自如。此後，黃金似乎一直是較好的——某種也許會被精心儲存起來的東西。因此，在1914年以前，人們不假思索地接受和花費的金幣此後就一直是某種被細查、被炫耀、被儲存的東西。部分由於這個原因——又驗證了格雷欣學說——1914年以後出生的人並沒有許多在正常的交易或報償的過程中曾接受過金幣。
這就是黃金外流的作用。與此同時，在美國，這股洪水也使金本位遭到同樣的破壞。如所注意到的那樣，在1914年底和1917年底之間，美國黃金儲備幾乎增長了1倍。黃金到了位於美國的英國銀行和法國銀行的代辦手中，付款進入供給者的賬戶，這種黃金保留在銀行的保險庫，或作為儲蓄送到地方聯邦儲備銀行，假如以儲備形式全被銀行和儲備銀行用掉，就能夠使貸款、儲蓄和鈔票發行直線增加。這種增加大大超過商品和服務的供給的相應增加，於是就會使物價猛漲——會使布賴恩的追隨者心驚膽戰，他們希望物價不要跌落，即扣除過去折扣的物價，而不是迅猛增長的物價。毫無疑問，他們驚奇的是，物價的這種上漲本可以與完全可兌換黃金的貨幣一起出現，美國面臨一場由黃金引起的通貨膨脹。
但是，美國羽翼未豐的中央銀行家以及商業銀行家，允許儲備積累超出法定需要。對貸款(以及由此產生的鈔票和儲蓄的增長)的限制，並非取決於如聯邦儲備法案所嚴格規定的儲備量，而是取決於借貸者的需求，以及商業銀行家和聯邦儲備銀行各自認真考慮後認為借貸是否明智。由於黃金過剩，出現了並非由經典金本位所規定的那樣不受黃金供給限制的貨幣供給。貨幣供給由商業銀行家和新的中央銀行家的決策以及借貸者的追求所限制。這是一種原始的被控通貨，並不受到嚴格控制，確切地說，是許多不協調行動的結果，這種控制可以在民主黨內，或由病人管理的精神病院中找到。實際情況依然是，幾乎在聯邦儲備系統出現的同時，也出現了使貨幣供給與黃金供給相脫節的需求。
1917年，美國進入戰爭，其對英國和法國提供的貸款取代了徵募的黃金和證券，以作為這些盟國支付其需求的手段。因此，黃金停止向美國流動，相反有少量黃金外流到西班牙和其他中立國家。這被法律中止了。於是，就國際交易而言，美國脫離了金本位。但在許多非常不愛國的人看來，美國人仍可用紙幣和銀行儲蓄換取黃金，只是黃金不被帶到國外。從國內方面來講，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關於金本位的戰爭(是在金本位基礎上進行的)。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物——一場硬幣戰爭。更確切地說，黃金流入提供大量的、彈性的純利，在這些範疇內，幾乎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這場戰爭如同其他戰爭一樣，關鍵問題不是貨幣發生的變化，而是一如既往地服從戰時的需求。關鍵在於怎樣籌集支付戰爭的資金。
對於不打仗的人來說，徵稅總是給愛國主義投下一個令人不快的陰影，這些年來，美國新近頒佈的所得稅修正案使得稅收變得更糟。(在法國，情況要好些，所得稅雖然得到正式認可，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那天才完全生效。)結果發現，有保守分子在反對對一種兌現政策做過多的承諾。財政部長麥卡杜最初想把高稅收作為一個指導原則，他認為戰爭花費的50%應來自稅收。j.p.摩根認為，最多隻能為20%，據一般估計，第一次世界大戰耗費的資金大約有30%是靠當時稅收來支付的，支付其餘部分的方法，與內戰期間使用的方法沒有大的差別。
一場嚴重的戰爭未能引起政府嚴厲要求立即印紙幣，自從威廉·菲利普斯爵士從魁北克歸來這還是第一次。其原因僅僅在於現在有更微妙的籌措。財政部現在可以從聯邦儲備體系借貸——不管後者從原則上來講有多大的獨立性——實際上都不能拒絕政府，甚至都不能有這種夢想。由於採用這種辦法，聯邦儲備有了新印的債券，財政部在聯邦儲備銀行有了新印的聯邦儲備債券和同樣可花的儲蓄。從根本性質和實際效果來看，這種方法與印綠鈔只是在表面形式上不同罷了。當財政部把債券實際賣給商業銀行時，情況也未發生大的變化。由於這樣的銷售，政府有了用來開支的現金或儲蓄。銀行隨後把債券交給聯邦儲備銀行，依靠政府的可靠保險進行借貸以取代政府以前用的資金。由於直接銷售給聯邦儲備，於是就有了更多的錢來支付戰爭消費。
做這種交易的人嚴肅認真，風度文雅，穿著得體，談吐有致。根本沒有標誌著綠鈔發行的那種聲嘶力竭的宣傳。內戰和綠鈔是不負責任的財政的典型表現。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這樣的名聲。這就是經濟學和貨幣管理的特別的功勞。
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戲法涉及對幻想的更巧妙的運用。如同內戰期間在傑伊·庫克領導下一樣，招募一大批政府債券志願推銷員向大眾出售債券。這種努力中的一個值得稱許的方面就是三分鐘演講——確認愛國主義和大眾義務的宣傳所產生的效果與其長度成反比。這樣的推銷從原則上來看，有一定的經濟道理。有些人可能被說服了，不把錢花掉而用來購買債券。個人積蓄不花就可以減少對市場的壓力，減少通貨膨脹的嚴重程度。這樣非購買的或空閒的勞工、材料和資本裝置可以為政府所用，為戰爭的目的服務。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政府債券認購者受到鼓勵，向銀行借貸以購買這樣的債券，此時可以把債券當作附屬擔保物來用。許多人這樣做了，使用由此獲得的債券的銀行通過向聯邦儲備銀行借貸，又將使儲備得到充實。除了更為間接的情況以外，這種做法的直接效果與政府直接向聯邦儲備銀行借貸也沒有什麼差別。後來可能出現了差別。戰後人們想把債券留在手中，並且償還銀行貸款。這就減少了對當時消費的開支，可見戰後消費者開支下跌也未變得更嚴重。由於對戰爭有不正常的幸福感，沒有人注意到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效應，這是可想而知的。就此而論，也沒有很多人考慮為什麼要鼓勵人們向銀行借錢，購買政府本來可輕而易舉地用較低價格賣給相同銀行的債券。
在整個戰爭期間，美國批發價格大約增長了1倍，其中許多出現在1916~1917年間，即在進入戰爭之前的那些月份。英國和德國雖陷得更深，時間也更長得多，但批發價格僅僅上漲稍多一點兒。若把1914年7月的批發價格定為100，那麼，4年後在德國就為216，1918年在英國為239。法國北部工業區陷入癱瘓狀態，戰爭在自己的國土上進行，人們對徵稅的反感十分強烈，批發價格上漲很多——到1918年，批發價約為戰前水平的3.5倍。義大利從表面上看受戰爭影響雖然較小，但對徵稅的反感更為強烈，批發價也有大幅度上漲，大約上漲了4.5倍。英國和德國認真努力地通過控制物價來抑制物價上漲，這種控制反過來又與對缺乏的常用商品和物質的定額配給措施相結合。法國使用了控制手段，但實施得並不嚴格。
在美國，對消費有一些非正式的限制，如無肉日和無麥日，從1917年中開始，美國政府通過以赫伯特·胡佛為首的糧食公司把所有美國產的小麥價格定為每蒲式耳2.20美元，翌年上升到每蒲式耳2.26美元。這是最低價，對農民仍留有餘地，如有可能，他們可以賣更高價，許多農民是這樣做的。燃料最高價格由燃料局正式做出。許多其他產品，不僅包括重武器或其他戰時需求的產品，原則上要受生產商與戰爭工業部物價控制委員會之間的物價協定的制約。受到這樣控制的有鋼鐵、銅、木材、羊毛、生皮和皮革、棉紡品、硝酸、鎳、鋁、汞、鋅、磚、水泥、空心瓦、碎石、沙子、砂石。服從是自願的，或至多受政府沒收產品的懲罰，或被取消運輸優先權，或受到不愛國的指控，這在當時意味著親德。物價委員會中的一位特別著名的成員是哈佛大學的陶西格(taussing)，陶西格也許是他所在時代最受尊敬的經濟學家。他在這場經歷過後不久，在相當長的論述中寫道，價格制定「主要是碰機會，任感覺從一種情形進入另一種情形」。有一種情形給他留下一定的印象：價格控制的最成功經驗是完全被壟斷的鎳。一種壟斷或手段也可以大大簡化價格制定者的嘗試，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教訓之一。
如陶西格堅決認為的那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價格控制對特別需要的產品價格無疑起到一種調節作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內戰一樣，主要是在市場庇護下進行的，戰爭工業部主席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baruch)從未停止抱怨這種情形。(他認為，應該凍結所有物價和工資，這種態度雖然被認為極其偏執，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始，他仍然極力主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理財工作除了偽裝以外，大體上與內戰期間的理財工作是一樣的。物價的變化也是如此。從整體上來看，內戰期間的理財工作可能較容易維持。
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國際金本位完結的開始——唯一的世界貨幣完結的開始，不管付出了多大代價，充當這種貨幣的就是黃金。在工業國家之間，黃金儲存分佈還是不夠有效，主要是多年來美國的儲存太多，幾乎任何其他國家的儲存都太少。英國、法國和其他工業國家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都做了恢復的努力。除了美國以外，除了在法國有短暫瞬間以外，沒有一個主要國家會再次看到自己的黃金儲備並感到安全。沒有哪個國家在超出瞬間中，允許公民將紙幣或銀行儲蓄兌換成黃金，金本位在成熟時期成為一場短暫的試驗，試驗進行了幾十年，至多半個世紀。正是僅僅由於感覺金本位是終極舉措，即終極貨幣，才好像其歷史如此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