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按《凡爾賽和約》，必須支付賠償。這並不包括在國內預算之中，在最初戰後年度與國內預算數目差不多。凱恩斯寫了《和平帶來的經濟結果》，也許是曾有過的關於當前經濟意義題材的唯一一本最有影響的論著，很可能給世人對這些要求的非理性留下了過於誇張的印象。但是，最後立下的賬單很大，為1320億黃金馬克，即戰前馬克(約為330美元)。關於需要如何支付，卻沒有什麼特別神秘的。德國的公共開支將不得不受到嚴格限制，也如同對住房這樣的消費需求投資受到嚴格限制一樣。稅收，特別是對消費商品的稅收，將不得不殘酷無情。這種結合會產生國家稅收對開支的盈餘，從而就可以使賠償得到支付。兩種措施，特別是高稅收，將減少消費和進口，而不嚴重影響出口。由此，通過貿易順差就可以積累美元、英鎊、法郎和黃金。當政府用預算盈餘的馬克將這些鈔票和黃金購買後還給法國人、比利時人或英國人時，賠償就得以支付。對支付賠償能力的限制因素在於德國人籌措支付稅務、放棄公家和個人消費的意願。
這種意願一般是不會高的。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德國就是如此，當時已把賠償更多地看作是一種報復行為，而不是正義行為，此外賠償數額直到1921年4月才確定下來，此後支付的計劃仍懸而未決。這意味著在任何一年支付越多，下一年的要求很可能會更高。這並不是一種有利於嚴格的稅務政策和高昂的交稅士氣的舉措。
德國價格在1919年增長近3倍，也許值得稱道的是未進一步上漲。一場政治革命發生了，一場社會主義革命正在受到鎮壓。盟軍封鎖至少在當年早些時候才結束，由此造成無政府狀態，食品和原材料極其缺乏。新稅收尚未生效，借貸連續不斷，一是為國內目的服務，一是為完成停戰協議和後來條約所規定的義務。1920年，價格持續上漲，但隨後卻驚人地停止了，而且少有下降。來自美國的衰退，隨著農產品和其他產品驟然豐盛，甚至對德國產生了影響。從1920年春到1921年夏，從所有的實際情況來看，德國的價格穩定在大約戰前水平的14倍。凱恩斯堅持他的判斷，這種廣為宣傳的判斷認為，竭盡全力利用馬克進行投機，可使《凡爾賽和約》的要求遠遠超過德國經濟的能力。他險些遭到金融毀滅，是他的出版商和一位友好的金融家的貸款挽救了他。「此人聲稱比國家的巨頭知道的還多，近來使世界輿論一片譁然，如果他使自己捲入倒閉之中，那將確實是一場災難」。情況的確如此。
凱恩斯的錯誤僅僅在於對時間的選擇。1921年夏，價格又開始上漲。4月，在倫敦，賠償賬單最終被確定下來，如我們所知的，為1320億黃金馬克，即戰前馬克。這個數目可能會使一些德國人感到前途無望，於是開始用手頭可支付的資金換取商品。世界商品價格也開始停止下跌，國內外預算赤字增長的勢頭被感覺出來。無論如何，國內價格由1921年中為1913年的14倍，上升到年底的35倍；1922年在不斷上升，到該年底已比戰前高出1475倍；在1923年情況十分嚴峻，到1932年11月27日，國內價格是戰前的14229億倍，進口貨的價格還要高些。
實際上，如同在法國物價上漲一定程度上超出法郎貶值一樣，價格上漲與馬克對英鎊和美元的貶值是般配的。1921年，貨幣暫時穩定，馬克對美元匯率約為81︰1，到1922年間降至670︰1。1923年春，德國議會的一個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馬克對美元匯率降至30000︰1的原因。到6月18日委員會成員聚首時，馬克對美元的匯率降至152000︰1，在7月降至100萬︰1，此後下降得非常快。倫敦《每日郵報》(idaily/iimail/i)駐柏林記者是一位敏感的有意思的人，他在一份電訊中寫道：「我感到驚訝，我發現今天火腿三明治是24000馬克一塊，而昨天在同一咖啡館裡每塊只花14000馬克。」他接著寫道，所幸的是，工資在漲，「一位內閣部長的薪水已從10天前的2300萬馬克升至3200萬馬克」。
在隨後的一些星期裡，每一篇陳腐的評論都是關於通貨膨脹的，數量非常之多，亦合乎實情。男人和女人急切想把工資花掉，巴不得在拿到手的幾分鐘之內就花光。鈔票用手推車或嬰兒車推進倉庫。在關於貨幣的老生常談中，尋找印刷廠總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在德國，那年秋天實際上每個能印錢的印刷廠都被光顧遍了。鈔票確是粗製濫造。交易時而停止，因為印刷廠在印重新整理的大面值鈔票方面如此落後，以致購買當日食品所需的紙幣量得用手提。那位倫敦《每日郵報》記者在七月下旬談到了這個問題：
支票很難兌現。一張10000馬克的鈔票是印刷的最大面值的鈔票，銀行卻沒有。今天早上滿載紙幣的汽車不停地來到德國國家銀行，但是先行者帶著手推車也來到那裡等著推走銀行發放的成捆鈔票。我取錢時，銀行出納員遞給我價值400萬馬克、面值為1000馬克的鈔票，每張不值半個法尋(farthing)……他殷勤地用一個乾淨的紙袋為我包好。事後，我在一家餐館吃午飯，把紙袋放在餐桌上，服務員送來結賬單時，我將紙袋開啟。這個困難不久就消失了，因為我們希望下週結束時就會有400萬馬克面值的鈔票。
在隨後的幾周裡，有許多這樣的傳聞。10月底，《紐約時報》記述了一位陌生人在柏林一家「較小的餐館」揮舞一張美元鈔票，要求全部用來就餐，給他上的飯菜非常豐盛。正當他要走的時候，服務員又給他上了一碗湯和一道正菜，彬彬有禮向他鞠躬說：「美元又升值了。」合眾社一份電訊一本正經地記敘了正在傳遍德國的一種新的不幸。「‘零發作’或‘0發作’(cipherstroke)是德國醫生創造的新名詞，表示由目前極大的貨幣數字引起的一種普遍流行的神經病。許多發作的病例在各階層男女中都有報導，用萬億單位來計算使他們精疲力盡。其中有許多要是沒有寫一排排無窮盡的零的慾望，那顯然是正常的」。《紐約時報》(inew/iiyork/iitimes/i)注意到，波蘭人的貨幣仍可以用千來計數，他們幹得好多了，甚至布林什維克政府都認識到，需要一種能激發信心的貨幣，在那一年早些時候宣佈要穩定盧布，該計劃「自然要受到懷疑」。蘇聯當局認識到了「外部金融家的懷疑」，於是就採取了令人信服的措施。邀請了一個富豪組成的代表團參觀中央銀行金庫，讓他們親自看看黃金儲備。
有關嚴重的德國通貨膨脹與賠償相關的說法堅決認為，法國人在1923年佔領魯爾地區強行要求按條約賠償後，通貨膨脹就失控了。由此出現的生產崩潰，連同為德國政府消極抵抗政策的德國預算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一起，使得通貨膨脹失控，馬克遭到毀滅。這種解釋是具有傾向性的。法國人由於佔領魯爾地區而受到嚴厲指責。這種解釋也就把經濟崩潰的責任推到他們頭上。這種主張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在法國人佔領前的1922年間，價格由3700(1913=100)上升到147500。法國人到達時，馬克對美元的比為10000︰1，而且還在迅速下降。如果不是通貨膨脹，這又是什麼呢？法國人對魯爾地區的佔領至多隻不過是給已經熊熊燃燒的大火加了一點油而已。
在1923年最後幾個月份裡，通貨膨脹達到了高潮，也毀滅了一切公認的控制手段。當然，存錢是一種愚不可及的行為，因此所有目前的收入連同過去的積蓄一起匆匆奔向市場。徵稅作為一種制約因素，變得毫無價值。對公務員、士兵的支付和供給的支付必須得是及時的，依照那位倫敦《每日郵報》記者提到的情況，給內閣部長開工資都在按日增加。稅務補償增加的利潤幾周或幾月之內都來不了。現時的支付已是一長再長。巨大的政府赤字就這樣成了通貨膨脹本身所帶來的結果。
商業也同樣需要把現時的需求與晚到的收入之間的差別彌補起來，這種差別由於通貨膨脹而加大。這種或任何其他信用都不是來自銀行，銀行家不管頭腦健全與否，都不會發放這樣的貸款，幾周後用來償還錢的僅佔原貸款價值即購買力的一小部分。因此，德國國家銀行必須直接給商業提供貸款。1921年12月，德國國家銀行的商業貼現總數達11億馬克，1923年11月達到一個高峰，為3473010377760億馬克，政府貸款總數在12月份達到49700億億。
正如沒有人想保留現金一樣，也沒有人想要銀行儲蓄。無論如何，現在都難以用支票進行支付，因為接受者一留心就會想到，這樣的支付在他未能來得及把支票兌換現金時就失去價值，銀行對兌現支票時發生的情況也有類似的看法。因此，商業公司和政府貸款時都接受貨幣收益或多數為貨幣收益，對紙幣需求量就非常大。有些需要貸款的德國地方部門向債權人許諾，將用購買力相當的商品來還錢——奧登堡用裸麥，柏林用燕麥，巴登供電公司用威斯特伐利亞4號無煙煤。
匯率貶值搶先超過國內價格上漲的趨勢很嚴重，雖然價格上漲也可能很嚴重，但又如同法國一樣吸引一批國際上搶購便宜貨的人。國內企業家獲得了他人財產，把這種趨勢加劇了，後者由於積蓄，現在一文不值，為了餬口不得不變賣家當、油畫、其他家庭工藝品或不動資產。隨著通貨膨脹的繼續，私人財寶出口被禁止，離開德國的人必須得開啟行李，交出贓物。在法國搶購便宜貨的被認為是美國人，在德國傳說他們是猶太人，這樣預示的兆頭更加不祥了。
1923年11月20日，帷幕降落了。如在一年前的奧地利一樣，突然出現了結局。如同法國輕微的通貨膨脹一樣，結局出現在一種出乎意料的輕鬆氣氛中。也許，通貨膨脹結束，完全是因為它無法繼續下去了。11月20日，宣告舊德國馬克不再是錢了。採用一種新貨幣年金馬克(rentenmark)，要用1萬億舊馬克兌換一個新的年金馬克。新的年金馬克被宣佈是以德國所有的土地和其他有形資產的首次抵押為基礎的。這種觀點起源於指券，但顯然具有更大的欺騙性。1789年，在法國顯然尚有剛從教會那裡得來的土地，起初可以用貨幣換得；任何企圖用年金馬克來行使取消德國財產贖回權的權利的德國人，都會被認為精神不正常。
但是，這種觀念發揮了作用，形勢是有利的。在以前一些月份內，按條約所做的支付已變得無足輕重，也沒有再次嚴厲重申。最後在20年代期間，德國接受的貸款超過了所支付的賠償，雖然勝利者應補助失敗者的原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成為公認的國際政策。時任總理的史特萊曼(stresemann)動用魯爾地區大量預算，而放棄那裡的消極抵抗。這些措施使預算得到平衡。與此同時，德國國家銀行停止私有實業公司的鈔票貼現。經過一段短暫的痛苦之後，這樣的公司又在商業銀行得到貸款。失業率在通貨膨脹期間降低，在1923年的最後季度猛然上升，到聖誕節，有1/4的工會會員沒有工作。但是恢復進展較快，在1924年，全年失業率平均僅佔整個勞動力的6.4%，1925年降至3.3%。
1923年11月20日是德國馬克失效的日子，也是德國國家銀行總裁魯道夫·哈文斯坦(rudolphhavenstein)任期屆滿之時，真是絕妙的巧合。他的位置由雅爾瑪·霍勒斯·沙赫特(hjalmarhoraceschacht)接任，因此後者就成了年金馬克奇蹟背後的人物。作為創造奇蹟的人，他的聲望持續很久。流傳的神話認為他是金融天才，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領導下，設計了德國經濟復甦的藍圖表。他資助德國重新武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成功地指導了納粹的經濟政策。沒有幾個人對因這種金融聲譽而得的報償是含糊不清的，為此他成了希特勒罪行的一個重要工具，致使他在紐倫堡碼頭登陸。這又與貨幣有著致命的聯絡。
沙赫特實際上像經濟學中的許多其他方面一樣，是一個時機的巧合。如果在1923年之後對德國預算的要求繼續下去——賠償要求和為消極抵抗所付的代價——那麼，什麼也無法挽救馬克或他的聲望。擺脫這些犧牲，有了經歷過通貨膨脹的人對可信賴的貨幣的渴望——如果神話能維持這種信賴，就加以接受的心願——一切都成為可能。21年多以後，美國經濟學家在估價第二次世界大戰空襲對德國經濟造成的影響中，審問了戰後獄中的沙赫特；他被囚禁在法蘭克福附近的為多數曾擁有納粹高階指揮官權的技術專家設定的一個圍地裡，英國陸軍用稱之為「垃圾箱」的秘密代號控制著圍地。沙赫特對自己在納粹年代缺乏影響極為反感，他說這是由於未能說服希特勒，讓他認識到必須平衡預算，限制銀行借貸，在順境和逆境中都應遵循正統財政學的不可改變的定律。經濟學家還是確信，沙赫特是一個才能有限、頭腦僵化的人，看來有理由認為他對更講實用的納粹經濟政策未有什麼影響。法官後來在紐倫堡同意這個結論，他被宣判無罪。
1948年，德國馬克又是分文不值，期間取代了年金馬克，這次價格並未失控；買貨要憑供應卡或供應券，而不是貨幣。人人都有足夠的錢；供應本要受到售貨者的檢視。德國馬克現在以10︰1的匯率為西德馬克(deutschemark)所取代。錢突然變得稀少，因而又重要了。由於期待新貨幣而被積壓的貨物在一夜之間就上市了，再也不需要定量供給了。這就是德國的新奇蹟。貨幣轉換計劃是由兩位德國—猶太血統的美國人格哈特·科爾姆(gerhardcolm)和雷蒙特·戈德史密斯(raymondgoldsmith)制定的。基本上不懂行的旁觀者是財政部長路德維格·埃哈特(ludwigerhard)。但埃哈特有權力，因而成了創造新奇蹟的人，甚至連措辭也沒有更改。可悲！埃哈特繼而當上了總理，他當總理的表現清楚地說明，他也是一個偶然的人物，不過是偶然程度小點罷了。
據認為，嚴重的德國通貨膨脹如在中歐其他地區發生的一樣，把擁有儲蓄賬戶、貨幣、債券或抵押品的人的財富大量轉入欠債人或有形財產人的手中。儘管缺乏確定的統計資料，這樣的轉入看來確實有道理。這樣涉及的損失、人們社會地位中利害關係的相應損失以及伴隨而來的憤怒和挫折，反過來被認為與法西斯主義或工人運動的崛起有很大關係。這些是無可對證的問題，用從紙上得來的肯定來取代確鑿的證據，不管多麼合理也是本末倒置。但是，應該看一看簡單的事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遭受貨幣崩潰的所有中歐國家，最終都經歷了法西斯主義、工人運動，或大多數情況下——例如，波蘭、匈牙利、東德——經歷了兩者。沒有經歷這種貨幣崩潰的國家幾乎都更為走運。
毋庸置疑，德國通貨膨脹使德國人對恢復感到萬分恐懼。不管對通貨膨脹的恐懼為法西斯主義開闢道路起了什麼作用，隨之由於對通貨膨脹的恐懼而採取的措施是起肯定作用的。我們注意到，而且還會看到，抑制通貨膨脹最強大的行動當然是在最不需要的情況下采取的。1931年12月8日，由於整個德國勞動力有1/6失業，亨利克·布魯寧(heinrichbrüning)政府下令把大多數人的工資減少10%~15%，降回到4年前的水平；還下令把工業價格降低10%；房租、火車票、鐵路運費和城市服務費也有類似的降低。早先，公務員的工資減少1/5，對計件工資、年薪和收入的徵稅陡然上升。失業救濟金也減少了。翌年，失業率升至德國勞動力的1/5，下一年出現了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