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會員的主要好處是，可以根據需要或為謀利而向儲備銀行借貸。這種借貸是確保短期的商業或農業貸款，稱之為商業期票或憑單。這種票據在系統早期作為中央銀行借貸的正常的基礎，具有一種非常神秘的色彩。由於會員銀行的客戶借款看上去就是在他的賬戶上記下的可花費的儲蓄，因此這種借款就是會員銀行在儲備銀行的可過戶的或可提出的儲蓄。會員銀行的這種借貸自那時以來就叫做再貼現；索要的息率是(而且現在仍然是)再貼現率。會員銀行不提取儲蓄，而是期票——聯邦儲備期票。作為對政府期票的長期支援、也許是對銀行更長期的懷疑態度的讓步，這種期票成了十足的美國債券。如審查所表明的，根據這種精神，聯邦儲備期票現在不是由聯邦儲備銀行或系統的一個官員簽署，而是由財政部長和一位政治家共同簽署，否則這位政治家就會默默無聞，他喜歡美國財政部出納局長這個頭銜。由於某種原因，人們長期以來就認為這個多餘的職務應由一名女人擔任才好。
聯邦儲備銀行必須根據其儲蓄，用合法貨幣保持35%儲備，必須根據聯邦儲備期票，把黃金或代表黃金的黃金證書作為40%儲備儲存在國庫。系統此後就成了為政府提供資金的儲蓄所，有權處理政府債券。與英國央行不同，聯邦儲備銀行不能直接與民眾做生意。有關立法還有許多其他詳情，幾乎都是無關緊要的。
我們已經看到，舊妥協給金融界提供了好的銀行及其所需的堅挺的貨幣，給墾區和農場提供了臨時銀行，農民不無道理地認為，這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就是在這裡，在小的鄉村銀行中才存在著混亂狀態；就是在這裡，窮而志堅的借款人得到了滿足，儲蓄的創造是以少量的或微不足道的儲備為基礎的。如果新系統就是為了結束薩繆爾森教授所指的不穩定的私有銀行業的混亂狀態，那麼它就十分厲害了。相反，大城市銀行是可以信賴的，有一定的責任感，儲存有適量的儲備。甚至在1907年的恐慌年，雖然其焦點在紐約，但是成了暴發戶的信託公司，而不是大商業銀行，使自己陷入困境。
《聯邦儲備法案》對小的鄉村銀行來說，顯然是非常不合邏輯的，它把銀行必須依城市大小和儲蓄來保持的用合法貨幣所做的儲備加以區分——18%、15%和12%。但是，對一個世紀中都是最任意胡來的鄉村銀行的要求卻最低——12%；而對大的較保守的金融中心——紐約、芝加哥、費城及相近的城市，所提出的要求卻是最嚴厲的——18%；在別的地方，中等城市為15%。幾乎無人提到這種要求的主要原因，經過改頭換面，這種要求一直持續到今天。就是這種臨時的甚至危險的銀行業很是受到業內銀行的喜歡，也很是受到如同100年前一樣特別想得到貸款的人們的喜歡。如果對鄉村銀行的儲備要求與對城市或大都市的要求一樣，那麼它們就不會加入該系統。由此可知，根據舊妥協，它們可以繼續按自己的方式執行。儲備對於保守的大城市來說要高一些，這樣的銀行由於保守就設法多保持儲備。
但是，儘管這個策略適當，卻不見奏效。鄉村銀行仍可以做出不加入系統的選擇。這是它們主要選擇的道路，聯邦儲備系統實際上成了較大銀行的金融系統。在系統創立15週年後的1929年，所有的銀行近乎有2/3(65%)仍在系統之外。在所有銀行的財力中，這2/3銀行所佔比例不到1/3。聯邦儲備是偉人和強者的俱樂部。
在關於聯邦儲備法案通過之前的討論中，又出現一項具有魅力的考證。那便是關於一種彈性貨幣的考證。卡特·葛拉斯在關於立法的辯論中宣佈：「建立在國家債務上的貨幣(根據《國家銀行法案》)是與國家商務要求絕對不相干的。」當宣佈立法的標題時，就宣佈了目標——「提供一種彈性貨幣」。這一措辭為消除農民疑慮起了很大作用。彈性意味著某種靈活柔軟的東西，在貨幣中像這樣的東西就是他們長期想得到的東西。如果有彈性，就不會糟糕。
不幸的是，彈性一詞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使用這個術語的人們對澄清不同解釋的意義很少採取觀望的態度。因此，彈性意味著依靠儲備的少量增加就可以維持貸款大量增加的能力。從這種意義來看，存在著很大的彈性。如果一家地區銀行想從一家(如被認可的那樣)外國中央銀行獲得新的1000美元的黃金儲蓄，那麼，只要遵守儲備要求，就可以使其會員銀行維持3000美元額外貸款。這樣，借來的資金就會成為會員銀行的儲蓄，也就是儲備。對於必須得有18%儲備的大城市銀行來說，這筆額外的儲備可以維持擴大5倍的貸款和由此而來的儲蓄。從某一外部來源中給儲備銀行新增1000美元，原則上來說在會員銀行就意味著1.5萬多美元的儲蓄——要花費的錢。這確實是一種彈性，這種彈性對小銀行來講，當然就更大了。
在理論和真正的1.5萬美元之間還存在一些問題，由於聯邦儲備銀行的執行並不是為了贏利，因此它們並不受到儲備允許範圍內最大限制發放貸款追逐利潤的壓力。按當時的情況，黃金並不流入一家聯邦儲備銀行，而是流入一家大的會員銀行。聯邦儲備銀行有能力維持新貸款和儲蓄，其簡單擴大的潛力在於銀行現金有新的追加，這不會產生複合作用使聯邦儲備系統的儲備得到追加。但是，甚至這種彈性也比以前國家銀行立法所允許有的彈性大。假如有大量黃金從海外流入，譬如由於支付戰爭或由於歐洲富人為資金尋求庇護，這樣貸款和儲蓄的終極擴大就無邊無沿了。依據一種嚴格的金本位來看，會發生通貨膨脹。
這種擴大可以由聯邦儲備銀行來防止。如剛剛提到的，它們把發放給銀行的貸款額度限制在其儲蓄允許的範圍之內。它們通過出售證券把現金——如剛才提到的來自海外的黃金——從會員銀行調出，把會員銀行的儲備調入自己的庫存。因此，擴大的潛力因聯邦儲備系統權威可以隨意採取行動而受到削弱。一種彈性貨幣的副本對中央銀行業來說就是一種大大增加了的隨意採取行動的權力——恰恰是彈性倡導者最為害怕的。在隨後的30年中，大量黃金的流入使這種隨意採取行動的權力變成了學術之外的事了。
彈性有另一層意思，那就是輕易把一種貨幣(即銀行儲蓄)換成另一種貨幣(即硬通貨或現金)的能力。這反過來就含有兩層意思。在《聯邦儲備法案》通過以前，根據季節變化，需要更多的現金來支付上市的農產品。許多農民與其他人一起當時並不喜歡接受儲蓄支票，而是喜歡他們看來是真正的錢。根據這種季節性的需求，必須把儲蓄換成現金，這就減少了銀行現金儲備。為了滿足這種要求，銀行有時不得不要求得到貸款，或更為可能的是提供的貸款少於自己所期望的。沒有證據表明，這種季節性的緊張除了帶來不便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影響；但這是具有最貧乏的金融頭腦的人也可以想象出來的一個問題。有了新系統，會員銀行就可以按商業貸款保險得到聯邦儲備期票。這種期票滿足了想得到現金支付的人，令人佩服。當這種期票又存入州立銀行時，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當農民還債或花掉期票時，這種錢就又落入了喜歡儲蓄而不是貨幣的人的手中。這個季節性彈性問題比較次要，像大多數非重要問題一樣很容易得到解決。
但是，把一種貨幣換成另一種貨幣這個過程中的交易彈性有一個更為傳統、更為重要的方面：人們來銀行取現金，而銀行卻沒有，在這種緊張、令人悲傷的情況下提供這種交換。這個問題是《聯邦儲備法案》尤其要解決的，對於一些較小的會員銀行來說，法案會使問題變得更糟。需要緊急援助的借方在友好的聯邦儲備銀行並不十分受歡迎。它們的期票往往受到懷疑，這種懷疑有時是正確的。由於法案允許根據一定的現金儲備發放比以前的額度還大的貸款——第一種彈性，這很可能使對這種援助的需要增大。更要緊的是，小的州立銀行不是會員，有充分理由認為這種銀行最容易受到儲戶的恐嚇，結果儲戶紛至沓來。當這種情況出現時，即當太多的儲戶來用儲蓄換現金時，銀行唯一的辦法總是同以前一樣關門停業。
隨著新體系的運轉，美國正在進入戰爭。這是聯邦儲備遇到的第一次危機，得到了極好的應付。這種說法是得到稱讚的陳詞濫調的一部分。這是胡說八道。按財政部要求，儲備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並協助售出，債券利率是由財政部規定的。和平時期給私人提供貸款可能會遭到拒絕，但戰時政府貸款卻不會遭到拒絕。中央銀行當其利率和購買政府債券數額都確定下來時就沒有獨立的權力了。系統開始成為財政部的一個日常事務助手，扮演一種不需要思想的角色。
與此同時，系統所具有的基本結構的缺陷也暴露出來了。地區性計劃基本上不起作用，不管其在樹立地方性的自豪感和遠大的抱負以及消除農民疑慮等方面是多麼令人羨慕。
地區銀行在最初的日子裡，認真掌握自己的自主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尤為如此，該行在一位有雄心有威望的總裁本傑明·斯特朗(benjaminstrong)的領導下，認為與華爾街相鄰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地位不相稱的同行中首屈一指。與此同時，在華盛頓的聯邦儲備董事會作為協調權威，因《聯邦儲備法案》授予的微不足道的權力而成了殘廢，它也缺乏威信，勢必也缺乏簡單的技巧。
聯邦儲備董事會成員是拿政府薪水的政府官員。相反，各個儲備銀行的行長是銀行家，拿銀行家的薪水。(聯邦儲備董事會主席在初期曾兩度拿雙份薪水，成了儲備銀行總裁。)在一個用掙錢多少來衡量人的價值的時代裡，銀行家的影響與其工資和地位息息相關。
此外，在美國所有的政治態度中獨具一種信念，那就是專家是通過任命而得到適當地位才成為專家的。由於原始成員可以幹到期滿，否則就是提升了，因此，聯邦儲備董事會越來越受這個信念的毒害。在20世紀20年代，哈丁總統任命一個名叫丹尼爾·r.克利辛格(danielrissinger)的人擔任聯邦儲備董事會主席，他也是來自俄亥俄州馬里昂市。克利辛格是哈丁的鄰居和朋友，一家蒸汽鏟公司的法律顧問，這也是他出任董事會主席的任職資格訓練。他一直幹到1927年。赫伯特·胡佛在他的回憶錄中，把協助過克利辛格的其他第二代被任命者稱為「平庸之輩」。
此外，聯邦儲備董事會早期對其掌握的控制工具的認識有侷限性，在再貼現率是增還是減的問題上，往往能與地區銀行達成協議，認為這種協議是明智的，或是斯特朗總裁事先決定好了的。該董事會一度認識不到公開市場執行的輔助措施的性質。
這並非無足輕重。在此提醒一句，公開市場執行涉及政府債券的買賣。通過銷售，這種債券就進入會員銀行或客戶手中，把支付的所用現金存入了聯邦儲備銀行的庫存。這樣，調轉的現金減少了會員銀行的儲備，迫使它們要麼減少自己的貸款，要麼按新的更高的再貼現率來向聯邦儲備銀行借貸。因此，公開市場執行往往就是使得再貼現率有效執行。聯邦儲備董事會未能認識到公開市場執行的重要性，因此自己否認了一位中央銀行家可擁有的大部分權力。
1935年，作為總體改革的一部分，放棄了地區性實驗，羅斯福政府對財政權力的疑慮比威爾遜政府更為公開，最後使國家有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中央銀行。地區性聯邦儲備銀行的作用，如弗裡德曼教授所觀察的，成為機械性的和諮詢性的。
顯然，這種廢除從未得到承認。12家地區銀行及其建築是以分行執行之所而保留下來的。其機械性工作——特別是支票兌現、貨幣日常週轉、政府金融交易管理——是有用的和繁重的。但是，關於自治權和重要性的神話也被保留下來了。弗吉尼亞的利奇蒙德聯邦儲備銀行仍擁有曾一度作為南部聯邦首都的尊嚴，該行於1971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上刻畫了由9位董事組成的董事會，他們在井井有條的房間裡，圍坐在一張相當堅固的桌子邊商討問題。在攝影機旁的一個人身著運動衫，否則整個董事會都是一律齊整的。但這個小冊子不情願地、間接地承認了事實真相，解釋道，董事並不規定紅利、控制投資政策、監督執行，如條款所暗示的那樣(雖未做解釋，但他們不任命官員或制訂工資額)。他們經過(系統的)銀行總裁董事會批准，「確實可確定儲備銀行給會員銀行貸款索求的再貼現率」。這就很難說，再貼現率也僅僅是中央權力的管轄範圍。在弗吉尼亞那個憂鬱的、慎重的董事會羅列的功能中，只有一個是明確的。利奇蒙德聯邦儲備銀行經理給系統的官員提供大量有關商業狀況的「基本資訊」。利奇蒙德距離華盛頓僅有109英里，道路順暢，電話設施先進，該市市報隨時可以讀到，否則在華盛頓無法得到這樣大的資訊量。教科書無一例外地密切合作來維繫這種地區神話。紐約可以是金融中心，華盛頓可以是首都，但是重要的指導卻是由堪薩斯城給予的。也許甚至不惜以真理為代價來說幾句話，以便神話永恆，張揚地區性傲慢。但是，真理和現實有自己的聲音，這就是，奧爾德里奇對農村的讓步未起作用，這在40年裡已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