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且悄然離開華爾街，
離開塵世的一切煩惱，
正午花上個把小時
做謙卑的、希望的祈禱。
1878年，波士頓大主教威廉斯採取了更為實際的措施向他的教民進行一次演講，要求人民不要通過去銀行取錢來對恐懼做出反應，這造成了擠兌。j.p摩根本人在新教徒教會中有很高的地位，1907年10月，為抑制那年的恐慌——紐約信託公司和銀行出現嚴重擠兌，他採取了最高手段，把該市主要的神學家召集到他的辦公室，請求他們在下個星期天做鼓舞人心的佈道。「各個教派的宗教領袖都同意在那個週末畫令人愉快的圖畫。」這樣一部漫長的歷史介紹了教士皮爾(peale)博士和教士格雷厄姆(graham)，他們是後來時期中關於福音有利於發展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倡導者。
但是，有些因素可以鮮明地把早期繁榮和恐慌與後來的不幸區分開來。在19世紀，城市生產力比較小，農業生產力大。在城市恐慌後的1820年，美國掙得報酬的工人有290萬，其中有210萬從事農業。50年後，即1870年，農業生產力仍佔總數的一半，而到大蕭條時還不到1/4。在經濟困難時期，農業物價跌落，人們可能會把自己的農場輸給債權人，卻很少或無人失業。(在20世紀30年代的蕭條中，隨著人們從城市退回，農業就業數量有了一定的提高。)在19世紀，城鎮企業比現在更像農場。大的官僚公司自己尚未聚集到維持其價格的力量，有能力捍衛工資額度的工會已不存在。因此，城市物價也下降，工資也下降，在一些工業中，工資比物價降得多一些。企業的貨幣收入和掙工資者的實際收入的這種下降比大群失業引起更多的困苦，這使19世紀的蕭條與後來的蕭條迥然不同。我們現在再來看看在這些不幸事件中貨幣的作用。
毫無疑問，是銀行提供了資助投機的貨幣，這種投機在每種情況下都出現在崩潰之前。購買土地、商品或鐵路股票和債券的人向銀行要貸款。隨著由此得到的鈔票和儲蓄進入流通，他們就為他人的投機買賣付了款。這類銀行規模較小，屬於地方性銀行，因此與投機商有相同的信念，同樣過於樂觀地認為價值會不斷上升。銀行系統如同在19世紀及後來所經營的那樣，為投機而擴大貨幣供給的目標是明確的。
銀行和貨幣也為隨後的崩潰起了作用。所有恐慌中的一個進一步的恆量就是銀行倒閉。在早期的恐慌中，沼澤地和十字路上神出鬼沒的企業消失了，在有些情況下它們的創立者知道它們會消失。在19世紀後期，創傷連續不斷，最多的仍出現在較小的州立銀行當中。在1873年和1874年的恐慌中，98家銀行停業，而之前兩年中有29家。1892年有83家停業，而翌年恐慌年有496家。在1907年和1908年共有264家停業。1920年後，一場真正的屠殺開始了，1929年後近乎於安樂死，從1930年開始的4年中，有9000多家銀行和銀行家化為烏有。
銀行倒閉不是普通生意的不幸。如同弗裡德曼教授所指出的，它對經濟活動不是僅有一種而是有兩種有害作用：擁有者失去資本，存款人失去存款，因此兩者都失去購買力。但是，倒閉(或就此而論倒閉帶來的恐懼)，也意味著貨幣供給的減縮。這毫無神秘可言。一個健康的銀行籌措貸款，且因此創造儲蓄。儲蓄反過來就是錢。害怕倒閉的銀行在收縮貸款，且因此就是收縮儲蓄。倒閉的銀行要清算貸款，其凍結的儲蓄再也不是錢了。清算過程中也提取其他銀行的儲備、貸款、存款，且因此就是其他銀行的貨幣供給。
如我們所注意到的，當恐慌來到19世紀時，基本上是小銀行破產。這與大妥協相一致。想要硬通貨的人有硬通貨，他們有大而且可靠的銀行。新國家和邊疆墾區有更鬆懈的企業通過接受更為可疑的貸款和擔保物來為需求服務。在這個系統中，固有的銀行倒閉不是健全的貨幣機構所擔心的問題。回憶後來舉行的一次銀行倒閉高潮的銀行家研討會時，當時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的喬治·l.哈利遜(georgerrison)注意到：「在街上(即華爾街)，我們當中許多人曾一度感到可以把社群小銀行……倒閉的影響孤立起來。」問題變得嚴重了，他接著說，顯而易見，紐約大銀行也可能受到擴充套件的恐慌的影響。
但是，在距離1931年很久以前，中央貨幣利益和國家銀行利益分離這個大妥協的基礎就一直在瓦解。通訊的改善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通商的增強是作用的因素。結果，且馬上更重要的是，國家銀行把儲蓄越來越多地儲存在紐約和其他大城市銀行。當存款人來小銀行取錢時，小銀行就來求大銀行，因此後者感到吃緊。
隨著19世紀過去和20世紀到來，投機的地方色彩變淡了，國家色彩變濃了。土地投機出現在農村。出現在鐵路到來前後的投機也是如此。這樣，投機的破產主要危害鄉村銀行。相反，證券投機是金融中心的生意。購買證券的貸款是由大城市銀行提供的。這些銀行也為股票和債券承擔風險並加以認購。當這些股票和債券價格暴跌時，受影響的是城市銀行，被驚嚇的是來取錢的存款人。
到19世紀末，紐約還在發展一種新銀行，可以反映西方爭強好勝的一些趨勢。這些就是州立信託公司，可獲准從事比州立或國家銀行更廣泛的活動——為富人經營財產、註冊和轉讓公司證券，作為債券發行委託人和房地產委託人，他們受控的程度要小得多，因此可以想見，其發展是明顯的。一家大信託公司——博克尼克信託公司——的總裁在1907年深深捲入了黃銅投機事件。當這一欺詐性投機失敗時，博克尼克陷入困境的訊息就傳開了。存款人蜂擁前來取錢，就如同從前一樣把困境變成了現實。其他信託公司也很快缺乏現金，包括陷入黃銅投機困境的泛美信託公司。1907年的恐慌與以前不同，源於並非農村而是紐約的產品。
因此，1907年的恐慌更為嚴重，但也不至於對農村的影響比從前的恐慌更大，確切地說，受其影響的是更為重要的人們。從這種產生的迫切感中出現了一種壓力，要求貨幣變革和改革邁出巨大的一步——聯邦儲備系統。
在1907年的很久以前，大城市銀行的麻煩為大眾行為帶來一個機會。有人一向認為綠鈔是邪惡的，在1873的恐慌中，綠鈔提款被停止，而且又發行2600萬美元以提供儲備和減緩紐約的緊張局勢，在隨後發生的恐慌中，國庫儲存政府基金以幫助大銀行應付擠兌。j.p.摩根由於拯救了泛美信託公司而受到所有歷史學家的稱頌，1907年，他宣佈恐慌很可能就此被阻止下來之後，呼籲財政部長喬治·b.科特柳(georgertelyou)提供儲蓄以拯救該信託公司。其他紐約銀行家所捐助的資金，包括摩根的，仍然不夠。科特柳無權把國家資金存入一家信託公司。這是一個細節；3500萬美元立即被存入了國家銀行，而且又同樣迅速地再貸款給泛美信託公司。就這樣，該公司被提供了贏得存款者信譽所需的資金。這些做法是別有用心的，是靠不住的，也得不到同情。1907年，陷入極端困境的博克尼克信託公司總裁查理斯·巴尼去找j.p.摩根尋求幫助時，他甚至不能進去見他。巴尼就地用槍自殺了。一家中央銀行至少會讓巴尼進去。部分是為了幫助像巴尼那樣舉步維艱的人們，更多是為了服務於更重要人物的利益，美國在隨後的年度裡恢復了中央銀行的觀念。
無論怎樣回顧19世紀的恐慌或危機，有關黃金委員會的問題都會再現，顯而易見是貨幣起了作用。貨幣是一個基本原因嗎？或者貨幣及相關的銀行業對新興國家發展極不穩定的趨勢做出了較多的回應嗎？
解答並不容易，雖然這沒有阻止歷史學家提供一個答案出來。正如剛才所提到的，19世紀的銀行業和貨幣業的調整佈局令人羨慕，目的在於對幸福感做出反應，資助幸福感，提高幸福感，然後又為隨之而來的崩潰火上澆油。在缺乏有力的限制下，銀行和貨幣可以增加，資助擴建和投機。倒閉或對倒閉的恐懼，繼而對貸款和存款的緊縮，使得後悔之日更為糟糕。
但十分關鍵的還是借貸、投資、冒險、投機的衝動。沒有這種衝動，銀行也不會將其創造出來。在19世紀的美國，這種本能十分旺盛而不無理由。一個土地遼闊、資源豐富的新大陸突然變得可以利用了。擁有新大陸資源並加以利用，就會創造出效益來。這也使擁有者的被如此利用的財產的價值得以提高。這些機會廣泛地存在著。
關鍵在於對財產的擁有。這是由銀行提供的。因此，雖然銀行系統明顯的目的是順應擴建和投機，但是，也存在著一種派人到銀行去的強大的誘因。誰也不知道哪個更重要。19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如更早期一樣也有恐慌或危機，但比美國的要輕微得多，這通常歸於它們的銀行業和貨幣調整更為成熟和穩健。這種解釋可能成立，但是對擴建和幸福感的類似的引誘的不存在也有一定的作用。這一點變得有說服力，回想一下英國和法國投機幸福感和垮臺的最偉大事件，其根基在於，由人們認為在美洲存在的有限機會而產生的樂觀主義精神。密西西比公司、南海泡影、達利安災難、19世紀30年代英國資本匆匆投入美國運河建設、英國投資者對南美不斷的誘惑，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例證。
最關鍵的還是在於，銀行可以輕而易舉地提供資金，有人為投機或生產而急於得到資金，這兩種情形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在隨後的年月裡，從參與新資源利用或財產佔有中獲利的同樣前景不復存在時，情況有時就大不相同了。這時，銀行總是樂於和急於籌措貸款，創造儲蓄，且因此增加貨幣供給，卻沒有人來向銀行要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