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從沒有像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那樣暢快，無須交所得稅，內戰稅在戰後不久也被取消，與那些仍十分貧困的絕大多數人相比，富人亦感到欣慰。索爾斯坦·維布倫(thorsteinveblen)在1899年的論著中談了他的觀察：「當時在一定程度上，財產是有別於英雄功名或巨大成就的最明顯的證據。因此，財產成了得到尊重的約定俗成的基礎。」憑藉健全的本能，歷史學家把這些年度稱之為鍍金時代。
確切地說，應稱為黃金時代。因為維布倫歸因於財產而得到敬重的一些或大部分是由錢的本性所賦予的。如果貨幣疲軟或正在貶值，有錢的人對自己的價值也就拿不準。他們的想法與其他人一樣。想到將來有一天貨幣將分文不值，就像大陸鈔票(continentalnotes)或德國馬克(reichsmark)一樣。他們用一種策略來保護自己，但這種策略可能不起作用。那麼貨幣還能值什麼呢？如果貨幣是堅挺而持久的，那麼這種問題就不會浮現在其所有者的頭腦裡，也不會浮現在汙衊有錢人的那些人的頭腦裡。
1900年，物價自內戰以來一直在下降。小麥、棉花和其他主要產品的價格比100年前低一半，擁有大量財產的人理當期望增加財富，但不是通過錢的積累，而是通過他們財產的購買力的不斷增長。
那個時代，對於富裕階層來說，還有其他令人賞心悅目的特點。許多享樂僅僅是富人的特權，其他人不渴望像他們那樣——我們在最後一章還要回過來討論這一重要問題。這種享受之一就是旅行，只有富人才去歐洲；無產者試圖西行穿過大西洋到美洲，這樣的行程陰森恐怖，實在令人難以忍受。如果不到土耳其皇帝或俄國沙皇未確定的疆界裡去，冒險就不需要護照，因此沒人擔心匯率問題。100美元所換得的英鎊、先令和便士的數目與這兩種貨幣可兌換成黃金的比率是一樣的。除關稅外，主要產品的價格轉換成英國貨幣、法郎或美元的過程中有一種類似的統一性。在沒有無線電的日子裡，在英格蘭地角上或其他最初陸地上見到的訊號旗，告訴從聖羅倫斯河駛來開向泰晤士河、鹿特丹、安特衛普或漢堡的糧船，這符合一個港口或另一個港口中價格的零頭優勢。現在為共同市場所觀察或甚至想象的到的任何事物，都不符合當時存在的獨一無二的通用的貨幣體系。
富人及其侍從在符合他們利益或便利的事物中看到了社會美德，把不相符的形容為荒唐或愚昧，他們的這種能力從來都沒有像在對黃金的支援和對紙幣的譴責中體現得那樣充分。經濟學家在有名望、有財富的人交口稱譽的事物中尋找美德的類似傾向也同樣明顯。但是，金本位的實施有一種精確性、和諧性和統一趨勢，甚至給完全無意識地侍候富人的人們留下好的印象。這的確使不同國家的貨幣之間的關係變得簡單並且可靠，給工業國家及其帝國一種單一的錢。可悲的是，這也有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會讓普通人得到嚴厲的懲罰，隨著時間的流逝，富人自身也得到了懲罰。這些缺陷從在美國貨幣事務中屬支配地位的妥協方面來看特別嚴重。
關於經濟的不幸，有必要談一下命名法。帕爾·喬伊(paljoey)是小說家約翰·歐哈拉(johno’hara)的作品中給人啟發最大的人物，在漫長的災難性的冒險經歷中，他發現自己在一張芝加哥嬰兒床上唱著堅決要餅乾和咖啡的歌。他在解釋這種不幸時說，恐慌(panic)仍在繼續。他的術語——陳舊而有點故弄玄虛——說明歐哈拉的耳朵沒出毛病。從19世紀直到1907年，美國有恐慌，大言不慚地說，這就是對恐慌的稱謂。1907年的語言如許多其他事物一樣，也變成了經濟利益的僕人。為了減少信心的震盪，商人和銀行家開始解釋說，當前的任何經濟挫折都並不是一場真正的恐慌，而只是一次危機(crisis)。他們在兆頭更為兇險的情況下使用這個術語——果斷使用馬克思所說的終極資本主義危機(ultimatecapitalistcrisis)。到了20世紀20年代，危機一詞就其所描述的事件而言也獲得了可怕的內涵。因此，人們重新樹立信心說，這不是一場危機，僅僅是一次蕭條(depression)，這個詞相當柔和。隨後，大蕭條又把經濟中最可怕的不幸與那個術語聯絡起來，經濟學家現在解釋說，還望不到蕭條，至多也不過是一次衰退(recession)。在20世紀50年代，小挫折一旦出現，經濟學家和公共官員都一致否認那是一次衰退——只不過是一次傾斜運動或一次滾動式再調整，赫伯特·斯坦(herbertstein)先生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他那左右為難的高位就是充當理查德·尼克松的經濟發言人，他會把1893年的恐慌稱為矯枉過正。
毫無疑問，把19世紀說成恐慌、把20世紀初說成蕭條的事件是具有討厭的特徵的。它們發生在1819年、1837年、1857年、1873年之中和以後，在1884年規模很小，在1893年非常嚴重，在1907年再度非常嚴重。1921年發生的那次短暫而嚴重，隨後又成為1929年10月和以後所有出現的當中最為激烈、最為持久的一次。它們的復發是如此有規律，以致到20世紀初，一個具有系統波浪式的運動被認為是經濟生活和發展的特徵。專修商業週期——有學問的人直截了當地稱為「週期」，就可以獲得經濟學高階學位，這是該學科中較神秘、較確定、較有爭議且因此較有聲望的分支之一。
如我們所知，還有馬克思的解釋。他的解釋至少也認為，危機對資本主義社會是正常的。逐漸增長的生產力只把這種生產的商品價值的一部分——越來越少的一個部分——還給了工人。工人無力購買他們生產的產品，資本家想用其儲蓄進一步擴大工廠和產品，因而就出現積累存貨過剩、利潤遞減和日益嚴重的危機。資本主義由於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裡，現在已被削弱，在終極危機中將遭毀滅。馬克思在美國甚至在他生活勞累過的英國，都不是家喻戶曉的字眼。但在歐洲，在英語國家的第二手和第三手資訊中，或在學者的評註中，悄悄出現了恐慌或危機的連續發生預示著資本主義滅亡的思想。
通常對商業週期的形象比喻是波浪式運動，大海的波浪是已被接受的隱喻，價格和生產逐漸上升，隨之上升更快，達到頂點後沉落下來。人們可以度量出從頂峰到頂峰之間或從低谷到低谷之間的週期長度，因此可以度量出波長。實際上，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現實非常像粗鋸的齒，在一面緩慢上升，又猛地在另一面跌落下來。或者，如果說那個現實是波浪，那麼它就是長時間上升的浪濤隨之猛然破碎的浪花。
在所有這些恐怖中，都有一些可辨認的恆量。最先出現的是經營活動擴大，通常集中在某些主要投資上，一種改變國家經濟地理的投資。第一個這樣投資的目標是運河；隨後是更為重要的鐵路。隨著運河和鐵路的建設，擴大進入新的地區，物價通常是往上漲的，雖然並非一成不變。
隨著時間的推移，擴建讓位給投機，這是一個需要準確理解的術語(一個細心的波士頓觀察家在1840年注意到，投機在獲取成功時被稱為事業，只有在失敗時才是一種罪惡的事物)。投機對準不動財產或信託財產中的一項或更多項，這種財產對當前正在進行的擴建至關重要。可想而知，在1819年與1837年，這種財產就是土地。1829年，政府出售120萬英畝公有土地，獲150萬美元。1836年在崩潰前，政府出售2000萬英畝，獲2500萬美元，其中許多售給了經紀人，經紀人馬上轉賣給別人從中獲利，別人再轉手倒賣，從中再獲利。這也是運河建設的非常年月。公共設施中也有突飛猛進的改善——收稅高速公路、州議會大廈、學校和一些監獄，資助這些盈利企業的證券也有迅猛的增長。
到1857年，投機利益轉向了鐵路，並一直持續到該世紀結束。在1873年恐慌前的歲月以及1893年恐慌前的歲月裡，鐵路建設產生一次大飛躍，隨之投機就轉向有助於鐵路的證券。在19世紀，沒有什麼比人們忘記上次鐵路大混亂而繼續在下一次混亂中賠錢的方式更為鮮明。其他較小的投機目標也引起了注意。在1873年的恐慌前，仍有一個用綠鈔開價的公開黃金市場。傑伊·顧爾德(jaygould)和他的代理人吉姆·弗思克(jimfiske)尋求壟斷黃金市場——控制黃金，商人履行合同所用的黃金就是由此而來的。這些臭名昭著的惡棍們的成功取決於政府不出售黃金，顧爾德以為對這些方式有把握，因為他收買了格蘭特(grant)的妻弟(且因此收買了總統)以及一兩個小官員。實際上，他的人沒有把錢交給格蘭特，其努力徹底失敗。在1907年恐慌之前的一個時期裡，有一種不成熟的努力試圖壟斷黃銅市場。
到1907年，鐵路雖然還很重要，但投機興趣基本上正在轉至普通股票。1921年，在蕭條之前出現了當時與眾不同的對土地和商品市場的投機。在20世紀20年代，巨大的上漲行情還體現在普通股票上。到1929年，廣闊的技術地平線吸引住了樂觀者的心，一種無所不能的金融天才的信念的出現也是如此，贏得投機財富的擔子可以放在他們的肩上。由於這第一種信念的出現，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現在稱之為電子學中的先驅，成了一個主要的投機熱點，雖然它從未支付一份紅利。海岸航空公司被許多天真的人認為可以為航空提供一個立足點，因此成了另一大熱點，雖然實際上它是一家鐵路公司。封閉式信託投資公司，即共同基金會的先驅，成了金融天才把投機任務從貪婪欲未得到激發的個人手中奪過來的手段。在20世紀20年代晚期，信託投資公司的數目有了巨大增長。
投機出現在人們購買資產之際，總能得到某種理性學說的支援，因為他們期望資產價格會上漲。這種期望以及因此採取的行動就會起到肯定期望的作用。現在，現實並不是議題中的資產——土地或商品或股票或投資公司——在將來會賺得什麼，確切地說，只要有足夠的人在期待投機資產價格上漲，價格上漲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實現對進一步上漲的期望。
這個過程具有一種原始的淳樸性；只要價格穩步上漲就可以持續。如果有任何事物嚴重干擾物價上漲，維持物價上漲的期望就會消失，或無論如何都會遭致損害。那麼，所有適於物價進一步增長的人們——除了易上當受騙和過於樂觀的這類數目總是相當可觀的人——都伺機把股票丟擲去。不管先前增長的速度如何，結果造成的跌落總是突然的，因此就像粗鋸的齒或破碎的波浪。投機和由此而來的經濟過熱在整個1819~1929年的恐慌歲月裡結束。
在這種經歷中，還有其他恆量。雖然在繁榮時期，物價並不總是大幅度增長，但是，在恐慌期間和之後卻總是明顯低落。這種非對稱性部分由於19世紀物價趨勢總體來看在下降這一事實。繁榮期抑制物價下跌，在隨後的崩潰中，下降的趨勢猛然增強。這些下降，特別是農產品價格下降，幅度之大在後來的農場遊說團、敏感的立法委員和價格補貼的時代裡不是不可想象的。1818年，農產品價格指數是117；到1821年降至64。小麥當時在辛辛那提是每蒲式耳25美分，玉米是0.1美元，威士忌實際在市場上是一種藥物——1加侖為15美分。在1836~1840年之間，農產品價格指數從89降至65，隨後又在1843年降至48。這樣的運動也不是一個遙遠的考古現象。在1920~1921年間，農產品價格幾乎下降一半。在1929~1932年間，又有相當幅度的下降。
恐慌對城市就業和生產造成的影響，遠比對物價的影響還難以確定。物價的行情表可以找到；失業的人數必須統計，在大蕭條之前未得出精確的數字。特別是1840年以前的年度，如同保爾·大衛(pauldavid)教授所說，是一個統計學的黑暗時代。在恐慌和隨後蕭條的年度裡，經濟增長自然緩慢，也許時而出現停滯狀態。
但是，如果說是主觀的話，則有許多主觀的苦難證據，在1819年夏天，據認為在紐約、費城和巴爾的摩，有50000名工人失業。在波啟浦夕(poughkeepsie)，有一個聰明且自立的苦力名叫約翰·戴利(johndaely)，他以偷馬為口實請求判罪，他解釋道：「找不到工作，想不出切實可行的計劃來獲得房子和穩定的職業。」他的計劃成功了，被判處8年徒刑。一家報紙對形勢做過調查後認為：「一種比最年長的人曾見過的還要陰的陰暗籠罩在我們頭上。上次的戰爭與這些時期的相比，是陽光普照。」8年以後，即在1837年恐慌之後，紐約《先驅報》(iherald/i)得出結論：「美國從來沒有處於這樣的危險狀態。」該報還抒發一種俠義情懷：「特別是，我們為貧窮的、羞澀的、無以自衛的、純真美麗的婦女而流淚和憂傷，她們被捲入了大崩潰之中。」後來發生的每次恐慌都引起對絕望的類似表述，使用幾乎同樣令人震驚的詞語。
恐慌也帶來對兩條整治行動路線的求助，這兩條路線一直受到特別青睞，儘管不能證明是特別有效的。其中之一是，通過否定經濟不幸的存在來設法將其驅逐。1820年11月，即在前一年崩潰後的一個黑暗月份，門羅(monroe)總統通告國會有關國家繁榮幸福的狀況，補充道：「不從內心裡最深切地感知和感謝完美的上帝所帶來的多重和不可估量的幸福，就無法觀察到這樣令人滿意的光輝的景象。」當時，有人知道政府深切關注經濟危機。1837年3月，隨著那個可怕年頭的磨難被感知，安德魯·傑克遜(andrewjackson)在他的告別演講中說：「我給這個偉大民族留下的是繁榮和幸福。」1930年6月，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接見一個熱心公共事業的代表團，強烈要求擴大公共工程，以緩解當時數百萬失業者的悲慘狀況。「先生們，」總統說，「你們晚到了60天，蕭條已結束。」尼克松和他的經濟學家們以無休止地宣佈通貨膨脹已結束的方式所擁有的熱情，按照比他們所知的還古老的傳統行事。
其他得到贊成的反應是懇求尋找宗教慰藉來取代更加昂貴的行動。1837年，一位沉思的神學家號召窮苦人利用黑暗時期「在天國裡貯藏財寶」，他還進行有益的補充，「一點點收入就可以做到這一切」。1857年，另一個糟糕的年頭，《商業學刊》(ijournal/iiof/iicommerce/i)以詩文的形式提出類似的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