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貨幣史上的思想為公眾所接受，必須一提的是，這種思想缺乏才氣，以此看來，1832年後的歲月是可悲可嘆的。自由銀行業、由此帶來的銀行倒閉、隨之而來的美鈔且需要更多美鈔的騷動、一些成功製造低檔銀幣的壓力與再現的恐慌交織在一起，正如安德魯·卡內基(andrewcarnegie)所認為的那樣，所有這一切使美國的金融體系成了「文明社會的最大敗類」。
但是，並非一切都是錯。在19世紀，談起令人沮喪的美國貨幣錯亂時，人們也總是羨慕且欣喜地談論民族經濟的發展。這樣的事是前所未有的。兩件事中肯定有一件是真實的。貨幣計劃肯定有一種補救作用，否則就是無足輕重的。
從更嚴肅、更深刻的思想來看，從1832年以後的100年是基本妥協的100年。實際上，存在兩種貨幣體系，其中的每一種都適合於對其所服務的國家或經濟的部分的需求或預測。在這兩種體系之間，是不安定的共處，偶爾也會發生衝突。和平的基礎大體是一方不能毀滅對方所擁護的體系。對每一方來說，這種缺乏是許多公道的惋惜的根源。
在金融、貿易和信貸發展的社群，主要在東部，但過幾十年，也將其影響伸向西部和南部，通過調整給這樣的社群提供一種基本的硬通貨——黃金和白銀。對這樣的社群來說，先在州府管理下，隨即在聯邦規章規範下，銀行越來越可靠，銀行堅決按要求使用金銀兌換其票據和存款。因此，銀行票據與金銀具有完全等同的購買力。
國家新開墾的地區有權按意志開辦銀行，且因此有權創造票據和儲蓄。中央銀行並不檢驗這些銀行兌換票據的能力；雖然有州立法規明確規定，現金儲備必須得與票據和儲蓄相符，但是這些法規是由一隻軟弱無力而彬彬有禮的手實施的。於是，當文明或某種類似的事物於18世紀三四十年代來到印第安納或密歇根的交叉路口時，銀行也來到了。發行銀行票據給農民買土地、牲畜、種子、飼料、食品或簡單裝置，也就使之開始經營。如果和其他人之間開展的生意興隆起來，還清了貸款，銀行就可以生存下去。如果未能興隆起來，無法還清貸款，那麼銀行就是失敗的，而且某人——也許是一個地方債權人，也許是東部的供給者——只好雙手攥著一文不值的票據。那時，這家銀行的一些借貸者已在做生意。從某種角度上說，某人手持票據就不由自主地為贏得西部做出了貢獻。
這是一種東部有名望的銀行和商人極為反感的調整，但對他們來說，也不是不可容忍的。他們有優等貨幣彼此做生意，也與外國人做生意，他們有上等的銀行。他們只要用心，就可以區分來自西部的上等的與可疑的票據，不是將後者拒絕，就是打適當折扣後加以接受。他們蒙受損失，但銷售量也在擴大，有經濟頭腦的人後來談到對著名商業社群的看法，他們談到了不穩定的銀行業的混亂狀態。他們認為，殖民者由於急切想得到銀行票據，以及受經濟學陳腐觀念的影響，把貨幣和資本混為一談。智者未能抓住要點。
對於新墾區來說，混亂狀態遠比牢牢控制秩序井然的信貸體系還要好。對資本與貨幣的混淆也並非天真。對殖民者來說，他從銀行得到的票據就是資本，因為他得到了資本。人們在長時間內不會經常對自己的金錢利益做出基本錯誤的判斷。19世紀，西部開發的偉大創舉就是由沒有這種判斷失誤的人做出的。持其他觀點的人在證明，所謂健全的經濟學，當時與現在一樣，往往是反映受尊敬的富人的需求。
美國第二央行崩潰後的妥協是有代價的。銀行重複建立，貸款反覆且盡情地發放，由此反映出由其他原因而產生的幸福感。若有某種風吹草動，人們就都來銀行取錢。這就是恐慌。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先看看這種銀行業的歷史，然後再在下一章討論作為代價的恐慌。
第二央行的完結與第一央行一樣，都是把銀行業領域的特許權和調控權完全交給了各個州。如同第一央行的結束是由於州銀行大量增加一樣，第二央行的結束也是如此，只是結束得徹底。在1830~1836年間，銀行數目增加1倍多，從330家增加到713家。票據流通有了一定程度的相應增長，從6100萬元增長到1.40億元。硬幣保持股份——黃金和白銀保持股份——可以想見，只有少量增長，從2200萬元增到4000萬元。
這些年的增長得益於兩個新的合法構思。其中一個是州屬銀行。由於其直接目的是用自己新印的票據發放貸款，顯然這與憲法中不允許州發行貨幣的禁令相矛盾。似乎為了強調這一點，肯塔基議會在籌辦這樣一家銀行中僅僅撥了購買印版、紙張和一些辦公用品的錢，其他一切花費用隨後印的錢來支付。但是，如現在所顯示的，在涉及貨幣的問題上，憲法可以扭曲，憲法得服從體現大眾急需和政治需要的更高階法律。在一次預備訴訟中，最高法官約翰·馬歇爾認為，州銀行發行取款憑單是違憲的。1837年，馬歇爾死後，最高法院一致贊成州立銀行有發行票據的權力。
另一種更為重要的新發展是自由銀行業。根據州議會的決定，銀行不是公司，在當時和以後許多年中需要州的一個特別許可證，銀行屬於一個由個人組成的志願協會，因此與打鐵業和制繩業一樣對任何人都可開放。有一些規則，特別是關於硬通貨儲備量，要依票據和存款而定。在一些州中，這些規則執行得非常嚴格，通常是在有了根本不執行的可悲經歷之後。第二央行在不把這個問題當學術問題來看待之後，才發現有關規定往往得不到執行。在這些年月裡，當時保守的馬薩諸塞聯邦發現一家擁有50萬美元票據流通量的銀行倒閉後，其硬幣儲備僅僅有84.48美元。這樣的支撐是多麼脆弱。也許歷史在那兒比在任何地方都儲存得好些，19世紀30年代，密歇根銀行業的記載特別迷人。法律規定，票據流通要有30%的黃金和白銀儲備——一個十分牢固的基礎。督察官不斷檢查銀行，強行執法。就在有督察官之前，當儲備用的黃金和白銀也進入了流通。這種儲備裝進箱裡，從一家銀行運到另一家銀行；必要時把鉛、碎玻璃和十分廉價的釘子裝入箱子增加重量，以增加數目，上面蓋上一薄層金幣。一個執行任務的督察官，一向善於對時代做精妙的隱喻，他抱怨說：「黃金和白銀魔力般的名氣在全國到處流動；其聲音可在密林深處聽到，卻像風一樣，人們不知其從哪裡來，也不知其向哪裡去。」
密林深處、沼澤地間或看來更適宜的荒涼的鄉村貿易站，時而被認為是銀行的最佳場所，因為從那兒銀行可以把票據發給借貸者(他隨之將其傳出去)，希望最後一個接受者不知道送到什麼地方去兌換。但還得強調指出，這是歷史保留下來的最壞的例證。斯皮羅·阿格紐(spiroagnew)的副總統地位在歷史上是牢靠的，銀行在歷史上的地位也是如此。這時期的許多銀行，包括幾家公有制的州立銀行，都得到認真負責的管理。甚至在那些失敗的銀行當中，也有許多是在做出真誠而有益的努力之後的失敗，這種努力使有價值的人才進入農場或去經商謀生。
1836年，聯邦政府頒佈法案，要求今後購買公有土地必須得用硬通貨或可以兌換硬幣的銀行票據付款。這項帶來不便的、受到大眾批評的法案，可以檢驗州立銀行票據發行的質量，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同兩家美國中央銀行堅決要求兌現票據一樣。長期以來，人們認為銀行借貸和銀行創利受到了一定的阻礙。翌年發生了恐慌，雖然這不一定是必然的結果。接著又產生了肯定會發生在投機得來的幸福感之後的悔恨，這種悔恨若發生得早一些，也會是有益的。州立銀行法律及其實施得到大大加強。在1840~1847年間，銀行數目實際減少，票據流通大幅度下降。此後兩者又都上升，卻是以更平靜的方式上升。
但是，到了內戰時期，美國的貨幣體系在商業及其貪婪的漫長曆史中，仍然是最為混亂的，其程度可以說是無與倫比。在1609年以前，帶到阿姆斯特丹的硬幣純度比較高。據估計，有7000種不同的銀行票據在一定程度上進入了流通，出現了大約1600家不同的或已倒閉的州立銀行。由於紙張和印刷費便宜，票據發行權作為人權得到保護，所以個人也都代表自己的利益從事這種生意。據估計，有5000次假票據發行進入當時的流通。沒有一本更新版的指南就不可能做大生意，指南可以把可靠的票據與較差的票據、空頭票據和壞票據區分開來。《銀行票據記者》或《假鈔偵探》是每個重大經營企業的重要文獻。
隨著內戰的爆發，力主貨幣堅挺的勢力在與對手的妥協中佔有明顯的優勢——或至少初看起來是如此。來自南方和密西西比峽谷地區的國會會員和參議院議員都離開了。戰爭迫切要求制止州立銀行及其票據造成的混亂和迷惑。計劃建立一個新的中央銀行是不可能的，但建立一個得到聯邦政府認可和控制的新銀行體系是可能的。1863年，在財政部長蔡斯和國會的強烈要求下，通過了《國家銀行法案》(nationalbankact)，批准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銀行體系。可以想見的首要問題是銀行票據管理。票據只有佔聯邦證券價值90%時才能發行，這種證券是由發行銀行購買的，在國庫裡押有保證金。這種調整的可靠性是顯而易見的；如果銀行栽跟頭，可以把證券售出，把票據贖回，在所有正常情況下很有一點賺頭。這也是一個確保戰時政府的證券市場的有益途徑。
這種調整的確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國會力圖避免的一個缺陷。票據發行量取決於政府證券的數量，這種證券抵償兌換票據的保證金。如果政府大手大腳，證券就會多，票據量也可能如此。為了避免這種意外，國會限制國家央行的發行量為3億元。經濟環境很少能如此成功，以致連對經濟前景頗於精通的人也感到迷惑。戰後多年中，聯邦政府積累許多結餘，但無法還清債務，收回證券，因為這樣做意味著將會沒有支撐國家銀行票據的證券。還清債務就是毀滅貨幣的供給。
雖然可以預見州立銀行反對《國家銀行法案》，但一開始並未受損失。1861年停止硬幣支付，使州立銀行擺脫了用硬通貨收回其票據的這個一向令人討厭的要求。綠鈔成為法定貨幣在發揮著作用。1865年3月3日，在阿波麥托克斯戰役發生一個月以前，財政勢力又在形成自己的氣候。國會被說服，通過一項清除州票據的附加立法，給所有州立銀行票據發行加收年10%的稅收，自1866年7月1日起生效。這也許是美國曆史上最為生動的例證：收稅的權力確實是毀滅的權力。
但是，毀滅的還是要比想象的少一些。歷史正處於這樣的時刻：美國借貸者不是以票據形式提取信貸，而是以當時開支票所依據的儲蓄形式提取信貸。在隨後一個年代裡，對儲蓄和支票的使用明顯增加。與此同時，新社群也有可能建立銀行。銀行為滿足貸方的要求，存入的是儲蓄而不是一紙銀行票據，可謂殊途同歸。
儲蓄建設從本質上來看比票據建設更為謹慎，這個問題已經強調過。票據一齣手，從一手轉入另一手，其中許多永遠也無法兌換。儲蓄支票總是可兌換的，如果收到支票的人的賬戶在另一家銀行裡，那麼，到那裡，現金馬上就會失掉。與此同時，銀行儲戶會因為儲蓄而收到由其他銀行的借方貸款產生的效益，這個效益是用支票付給的。只要第一家銀行擴大貸款的速度比其鄰近銀行快，實際上就有現金流出。儲蓄銀行業務由於盲目而受到更快的懲罰，但差別只是程度不同罷了。
差別並非如此巨大，以致強擺出一副故作謹慎的架子，在禁止票據後，銀行倒閉持續不斷，在一些年度裡變成瘟疫式的——1878年有140家停業，1893年有496家，1908年有155家。(我們在下一章還要討論這種停業帶來的後果。)大多數受害者是小型的州立銀行。在另外65年中，這種受害者不斷增加。由此而來的貸款和儲蓄使農民和企業家不斷進入商業領域，或繼續維持他們在該領域的經營活動，這些農民勉強湊合，但志氣不小，這些企業家有的才幹非凡，有的碌碌無為。
雖然內戰上了妥協中硬幣主張者的圈套，並幫助他們擺脫了國家銀行票據的拖累，但也削弱了他們把持硬幣本身的地位。在戰爭前的歲月裡，公認的貨幣不是銀幣就是金幣，但金幣越來越佔上風。1834年和1837年的立法把美元中相對銀量來講的金量減少了(銀元仍含有純371.25格令；金元從純24.75格令減少到純23.22格令)。現在對於把銀行盯在這種利益上的人們來講，最好的交易是在公開市場上出售銀子，購買金子送到制幣廠去。在加州的發現之後，大量黃金進入制幣廠，把輔幣——0.5元、0.25元和0.1元——熔化掉，用由此得到的銀換取將要鑄成的金幣成了贏利的生意。國會在1853年糾正了這種趨勢，把輔幣中的銀沖淡，這樣熔化後的合金送到制幣廠就不能獲利。因此，1837年之後，美國的貨幣就是貴重金屬，這種貴重金屬就是黃金。唯一的紙幣就是銀行票據。那些好到足以換取任何東西的票據也可以兌換成黃金。白銀以前從視野中消失，現在也從頭腦中消失。現在，國家即使不是在法律上也是在實際上依賴足赤的金本位。
在古代，真理就曾被稱為戰爭的第一個傷員。實際上，貨幣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1861年6月30日結束的財政年度裡，美國政府的開支是6700萬美元；翌年是4.75億美元；隨後又有猛增，1865年達13億美元，這個水準只有在1917年的才能比得上。面對這樣龐大的開支，薩蒙·波特蘭·蔡斯弄不清其歷史意義，他出來應付局面。他嚴厲警告憑藉紙幣的手段：「……再也無法精心設計出使大眾貧困、國家政府受辱的更加確定的致命性應急措施了。」他還揭露了一種明顯的、姑且說是可以預測的反對賦稅的傾向，國會在這方面也自嘆弗如。1862年6月30日結束的財政年度裡，政府收入為5200萬美元，以上述所提到的4.75億美元的開支來算，這意味著一個異常鮮明的赤字4.23億萬美元。收入僅僅佔支出的11%。在隨後3年中，稅收上漲，其中包括大刀闊斧的卻是短命的對所得稅的改革。但是，在戰爭不可讓步的壓力下，開支大大增加。雖然到1865年，收入為3.34億萬美元，但是赤字卻接近10億美元。這個赤字包括紙幣的借貸。從1862年起，出售政府債券成了一種主要的生意。傑伊·庫克組織了一個2500人的銷售大軍，勸說人們購買債券，支援合眾國。這一努力獲得成功，一開始銷售額就超過了國會認可的數目。國會迅即做出配合，增加認可。但是需要的資金越來越多，1862年國會在蔡斯的默許下批准發行1.5億美元鈔票，這是除了支付關稅外可以用於任何目的的法定貨幣(指望關稅帶來黃金以支援債務利息)。鈔票是用墨印的，因此有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名字——綠鈔。在隨後的月份裡，又準印了更多的綠鈔。蔡斯的憂慮現在可以說是得到暫時的也是完全的控制，他不久要求鈔票的面值不能大於5美元，這樣能更充分地起到一種流通媒介的作用。最後，批准發行了450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