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只有體驗過通貨膨脹，人們才能對穩定的物價和保值的貨幣格外關心。這種關心在貨幣徹底貶值後會明顯增長，譬如在美國革命期間出現的那次貨幣貶值，或者我們將要討論的1923年在德國出現的貨幣貶值。新的美利堅共和國誕生在貨幣一文不值的洪流中，其早年的特點就是在悔恨中堅決確保硬通貨以後不再滑坡。
憲法把造幣的權力僅僅給予聯邦政府，明令禁止各州發行紙幣；也禁止國民政府發行紙幣，這項禁令引起諸多不便。1787年，國民大會明確通過一項提議，要求取消一項關於「允許政府用美國信貸發行鈔票」的條款，這就是當時對紙幣的描述方法。這注定是有關憲法及其捍衛者可塑性的一次教訓，其中涉及急需要錢的情況。憲法的禁令在1812~1814年的戰爭中被財政部長加勒廷(gallatin)非正式廢除。在通常的戰時壓力下，他發行財政部債券，其中大部分為5.4%的利息，有些根本無利息，而面值也很小，最小為3美元，可當作貨幣流通。這些債券不是用於付債的法定貨幣。也許這就是系在債券上的那條合法的細線。
隨後在內戰期間，一切虛偽都被撕破了。有些證據表明，與金錢過往甚密可以培養自我正義感，養成政治遲鈍以及不引人注目的傲慢作風。如果是這樣，薩蒙·p.蔡斯(salmonse)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他為當林肯的財政部長而深感遺憾，因為他自信應該當總統。起初他表現出不悅的態度之後，要求國會不斷髮行綠鈔，這又是在沒有任何選擇地支付迫在眉睫的戰時賬單情況下進行的。綠鈔是無可挑剔的紙幣。隨之在1870年，他作為首席大法官，代表其大多數嚴重宣告，堅持認為綠鈔違憲；1871年，另一家法院推翻了這一立場，蔡斯則堅決反對。
但是，憲法是一個轉折點。除加勒廷和綠鈔插曲以外，政府的紙幣實驗失去了力量，但美國人發明通貨膨脹的本能並沒有被遏止，而後是這種本能挾帶著巨大的熱情和力量指向銀行。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hamilton)除了承擔各州和大陸會議的債務外，對大陸債券也做了表態，建議收回當時人們手中的債券，匯率也是相當慷慨，1分硬通貨兌1美元。根據漢密爾頓的另一個建議，在費城建立一家制幣廠。其金銀硬幣將是國家基本貨幣，這已被廣泛認可；主要的意見分歧在於，金銀硬幣上應帶有自由女神像，還是同時代適宜政治人物的畫像。
規定帶鷹的一枚10美元金幣含純金25.75格令；銀元含純銀317.25格令。在早年，只有銀才送制幣廠，因為在廠外進行25.75格令的黃金交易可獲得比371.25格令還多幾格令的白銀。因此，把銀而不是金送到制幣廠，可以多得一些額外的分幣，數目雖小卻值得。這樣受益的人從來不為世人所知卻一直存在。用貨幣術語來講，黃金價值被低估了。
但是，不久銀也不送制幣工廠了。在費城製造的銀元閃閃發光，比西班牙殖民地流通的西班牙銀元稍輕一點兒，因此美元有了自己的名稱。西班牙殖民者不久發現亮而輕的美元與較重的、更有價值的地方硬幣完全一樣流通。北美的貿易者發現，人們認為，從西班牙殖民者那裡得到的西班牙元是有點兒超面值的，帶回美國熔化後重鑄美元，每熔化100西班牙元可得幾元利潤。因此，美元把黃金驅出美國流通領域後，現在又把西班牙元從流通領域驅向南方。這就是格雷欣的雙重效應。傑克遜結束這一荒唐現象，他終止銀元製造，顯然是看出了破綻。在一個年代或更長的時期中，新共和國使用的貨幣基本上是由五花八門的外國硬幣組成的，其中當然包括英鎊、先令和便士。我們現在討論更為重要的銀行問題，即獨立以後可以自由建立銀行。
銀行及其貨幣對年輕的共和國公民比紙幣對殖民者來說，甚至是一項更有魅力的發現。紙幣可以使國家免遭稅收的壓榨。適量使用紙幣，如在賓夕法尼亞殖民地，可以防止通貨收縮，避免商業蕭條的後果，但這些饋贈實際上具有普遍性，需要公眾的行動。銀行貨幣的回報是十分明確的，而且在個人的意志之內。
應當特別指出，銀行的債券以一定利率借貸出去，銀行主人及時且直接得到報償。同樣的債券可以使借貸者擁有土地、建築、工具、原材料和勞動力，從而他成了農場主或製造商，或擁有產品和建築的股份，因此他成了商人。在簡單社會里，信貸實際上具有鮮明而平等的特色，使得那些精力充沛但身無分文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與擁有資本的人平等地參與經濟活動。提供信貸的條件越低且得到信貸的人越窮，那麼信貸就越具有平等的特色。也就是說，這種令人愉快的平等化在於提高下限而非降低上限，看來確實如此。這就是在美國建立銀行的明顯動力，這種動力持續整個19世紀直到進入20世紀。因此，對壞銀行感興趣也很明顯，雖然說未得到承認。壞銀行與好銀行不同，它把風險借貸給窮人，風險是窮人的另一個代名詞。
就英國央行而論，從與商業銀行的關係來看，中央銀行主要起三種作用：第一，給普通銀行的票據兌換成硬幣，由此抵制它們對過量發行貸款和票據的誘惑；第二，同樣限制貸款和相應的儲蓄增長，也許要求商業銀行庫存具體數目的儲蓄，也許出售證券保留所得現金，把可借貸的現金從銀行提出；第三，當眾多人都來商業銀行取錢時，貸款就作為救助之源。這三種作用的前兩種對銀行運轉十分不利，因為是新國家的窮人和雄心勃勃的人要求銀行運轉。如果前兩種作用失效，後一種作用也就無所作為了。因此，大多數人取錢時，銀行得不到救助，除非事先剋制住這種盲目性。
這裡談談美國銀行業激烈鬥爭的背景。採取限制手段，穩定貨幣和物價，確保作為最終貸款人和救星的地位，這符合一些人的金錢利益。對借出和借進所獲得的利益都不加以限制，則符合另外一些人的金錢利益。結果不管造成多大災難都不比限制更糟。雖然這些是鬥爭中的主要問題，但如同貨幣一向所涉及的情況，存在著許多使問題複雜化的環境、姿態、傾向和誤解。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口頭提出承擔債務，收回大陸債券，製造貨幣，刺激生產；與此同時，他還提出建立一家中央銀行。如同10年後拿破崙的法國央行一樣，中央銀行是以英國央行為模型的；國家可能抵抗英國人，但並沒有蔑視他們的金融機構和金錢智慧。美國央行要得到20年特許，擁有公認的1000萬美元資本，其中聯邦政府將捐贈200萬美元。沒有一個人能擁有2.5萬美元股份中的1000多股；外國人可以擁有股份，但不能持股投票。當1791年7月開始認購股票時，股票一下子就被搶購一空。不久，就有人利用權利嚴重投機購買股票。但許多節儉的參加者只下了少量的賭注。銀行開始靠大約67.5萬美元硬通貨運轉。
美國央行按其準則取得了明顯的成功，在隨後20年中，連同8個分行一起成了為政府提供資金的儲蓄地，在公共開支中成了從國家一個地方轉入另一個地方的工具(從那時的原始通訊狀況來看，已無法說明其中的詳情)，是政府貸款和私人信貸的源泉。政府和私人借貸者都得到全部或部分央行票據貸款。這種票據可以按流通面值兌換黃金或白銀，因此很受公眾青睞。
這些年中，其他銀行數目仍相當少——1805年估計有75家且都在靠近海岸的東部各州。看來，美國央行對這些銀行強行嚴格限制，拒不接受未按要求支付硬幣的客戶的債券。美國央行樹起榜樣，其他銀行也採取同樣的拒絕措施。儲戶喜歡其票據能流通的銀行。除了特別依賴施捨的借貸者外，餘者還都會找一家其票據將被其債權人所把持的銀行。美國央行時而求助於形勢看好的州立銀行的幫助。這些州立銀行正在被票據持有者或其他債權人所圍困，美國央行除了強行限制以外，還起到了最終貸款人的作用，因此在很短時期內充分領會和發揮了中央銀行的基本調節的職能。隨後我們就會看到，聯邦儲備體系在頭20年遠未做到這樣。美國行取得的成就恰好是許多銀行所不想要的。
起初，人們普遍對銀行，特別是大銀行持懷疑態度。例如，英國託利黨(tories)成員認為，英國央行對傳統權威和機構有害，是正在分裂共和制的楔子，弗吉尼亞的紳士們認為，美國央行是篡奪金融權力和腐化城市的工具。他們還認為，銀行是一種騙局，把田地裡老實幹活的人的財富轉給靠買賣為生從他人勞動中獲利的人或其生產製造企業對農業社會有害的人，但他們卻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1814年，傑弗遜回到蒙提塞洛(monticello)，忘記了早先與約翰·亞當(johnadams)的分歧，二人開始了著名的通訊，傑弗遜針對銀行的危害和欺騙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我一向都是銀行的敵人；我不是為現金貼現的銀行的敵人，而是擅自讓紙進入流通領域且因此排斥現金的銀行的敵人。我反對這類機構的激情在美國銀行建立時是如此高漲而公開，以致銀行販子團伙嘲弄我，說我是瘋子，他們設法偷走公眾手頭上乾巴巴的收入，以行欺騙之實……我們應該為革命的舊紙幣建一座聖壇，毀滅個人而拯救共和國，並在此基礎上把目前和未來的一切銀行特許證連同票據一起統統燒掉嗎？由於這樣註定會把共和國和個人都毀掉，因而是不可取的。這股狂熱勁太厲害了。其迷惑力和腐蝕力包圍了政府的所有成員，包括普通的、特殊的或個別的。
也有來自其他大小銀行的更為鮮明的反對。同這些銀行一起，美國央行成為一個有特權的競爭者，它有聯邦政府的儲蓄，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還同其他普通商業銀行有同樣的業務。但是，它不僅是一家競爭者，而且也是主人，可將其紀律強加給其他銀行，要求它們用硬通貨使其鈔票創利。沒有美國央行，業務就鬆懈得多。對銀行的憤恨無疑充分地傳給了客戶——特別是當他們得不到貸款或被要求償還貸款的時候。
在對建立美國央行的最初投票表決中，東北地區贊成，不發達的南方地區反對，現在經過漫長的歲月，馬薩諸塞及其相鄰地區已變成金融的新堡壘。1810年，眾議院投票(73︰35)輕而易舉地通過恢復主張。國會隨後休會，央行的反對者給當差的議員做一些緊急的教育工作。參議院復會表決，結果是17︰17平。
近來與國防部或國務卿的地位相反，財政部長大體上只有日常性的、禮節上的或委託的權力，除非此職位由在制訂大政策方面可以與總統有特殊接觸的人擔任。林頓·約翰遜(lyndonjohnson)試圖說服一個部下擔任該職，告誡他如果任何稱職的人拒絕的話，他都不能容忍。從來沒有人認為副總統在共和國事務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只要正總統不犯罪，不受彈劾或心臟病的威脅。在1810年，情況就不同了。傑克遜總統同他的大多內閣成員一樣反對美國央行。1809年，麥迪遜繼任，他雖然要圓滑一些，但早期也認為美國央行是違憲的。但是，阿伯特·加勒廷擔當財政部長，他支援央行。這是因為他獨立的權力有足夠的威力。他迫切要求恢復，但當參議院投票結果持平時，副總統克林頓的機會來了。他與反對派結盟，恢復特許證的提案被否決了。
歷史可能不會重演，但是隨後25年所發生的事件做出了明顯的反證。擺脫了美國央行的紀律約束，受到1812年戰爭和戰後迅速繁榮的鼓舞，州立銀行的數目有了增長——從1811年的88家增長到1815年的208家。其票據發行量從1812年估計的450萬美元上升到1817年的1億美元。增長最大的是位於阿巴拉契亞山脈和西部地區的新興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