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獨立，議會對紙幣的禁令已失去作用。不管殖民地本來可能一直以何種方式向更為可靠的貨幣邁進，現在決不能選擇政府貨幣。不能夠認為這是一個迫不得已的選擇。在第一次大陸會議(continentalcongress)召開之前，有些殖民地(包括馬薩諸塞)允許發行鈔票以支付軍事開支。大會沒有直接納稅的權力；其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允許發行鈔票。現在，有更多的州認可越來越多的鈔票。就是靠這些鈔票，美國革命才得到資助。在1775年7月~1779年11月之間，大陸會議發行貨幣42次，總面值為2.416億美元；在同一時期，各州另外發行2.095億美元。國內借貸總額不到1億美元，其中許多是用剛才提到的鈔票支付的。納稅額反映了眾所周知的對這種強制行為的厭惡，這自然無關緊要。強制性向各州所納得的稅只有幾百萬美元。
歷史學家授予羅伯特·莫里斯(robertmorris)一個不無缺陷的頭銜——「革命的財政官」，他從法國得到約650萬美元貸款，從西班牙得到幾十萬美元，後來勝利在望時，從荷蘭人那裡得到100多萬元。這隻有象徵性的意義，而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這一革命主要是靠紙幣來支付的。
由於大陸和各州的紙幣發行量遠遠超過任何貿易的相對增長，物價上漲起初緩慢，但在1777年之後急劇上漲。大陸會議最初採取措施阻止惡化的局勢，1776年決定「任何人如果完全喪失了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以至於拒不接受上述付款單據……將被公佈於眾，當作國家的敵人，他將被禁止一切貿易活動或與這些殖民地的居民交往」。這與過去如出一轍，結果令人大失所望。物價繼續無限制地上漲。最後，用老百姓的話來說：「一車錢還買不了一車貨。」在弗吉尼亞，用當地鈔票5000美元買一雙鞋，一套服裝高達100萬美元。債權人像獵物一樣逃避對方，害怕債務人用無價值的鈔票償還債務。「一個寡婦過去靠丈夫留下的遺產過著舒適的生活，但現在卻體驗著丈夫溫存體貼而帶來的煩惱。國家的法律介入了，強迫她接受1先令，她本該得1鎊。如花似玉的少女無疑有權繼承豐厚的世襲財產，但法律卻使她一無所有，除了她自己的美貌和貞操……黃金時代的美夢讓窮人和債務人實現了，不幸的是，這些人所得到的恰恰是從別人手中奪來的。」「不值一個大陸元」，在美國語言中贏得了永久的地位。本傑明·富蘭克林甚至冷嘲熱諷：
這種貨幣當我們能控制時是一臺奇妙的機器，我們發行，就會起作用；給部隊開支，提供服裝、食品和彈藥；當強迫我們過量發行時，就會得到貶值的報應。
因此，美國不是在通貨膨脹而是在極度通貨膨脹的最高潮中誕生的——只有在錢一文不值時結束的通貨膨脹。但可以確定的是，沒有任何選擇。假如議員認為納稅是人心所向的話，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很難或許也不可能收繳上來，那裡人口分散，沒有中央政府，毫無財經管理經驗，沒有稅收機制，其海岸及許多港口和海關都在敵人控制之下。人們是絕對不情願的。稅收由於其目的而得到人們的厭惡，也易與外國壓迫劃為等號。大陸會議和各州的所得稅預扣政策很可能會使熱情的愛國者(例如，貨幣保守分子)重新考慮獨立的優越性。借貸也不是選擇。有財產者作為唯一的國內來源，沒有理由認為國家險象環生。向法國和西班牙貸款的動因不是有償還的希望，而是對一個宿敵的怨恨。從任何理性角度來看，就是這種紙幣才挽救了那個時代。除了自由之鐘外，還很可能有一個大陸鈔票的精緻的複製品。
後來的歷史學家對這種觀點不感興趣。如同殖民地紙幣問題一樣，德高望重的歷史學家認為硬通貨和金本位不是經濟學問題而是道德問題。新國家的急需無所謂正確與否。不能允許政府所面臨的問題真相及其折中的觀點腐蝕或誤導後來的學者和政治家。大陸會議的貨幣經驗幾乎「給每位作家都提供了有關貨幣題材的例項。極為認真審慎的批評還沒有出現」。布洛克教授認為：「革命運動遭到美洲許多最有智慧、最受尊敬的人的反對。」這是他們害怕魯莽使用紙幣的一種強烈而真誠的反應，這完全為後來事態的發展所證實。人們認為要防止這種濫用，有必要把英國人留下來。對此，後來所有的學者也並不都採取寬容態度。一本擁有廣泛讀者的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經濟史的教科書認為：「由於大陸政府虛弱，人民痛恨稅收，有時要極力主張紙幣是可行的且無可厚非的最佳手段。」作者回答道：「接受這樣的推理，就是對社會進步中的經濟問題採取一種肆意譭譽的態度。」
在19世紀，沒有什麼比對紙幣的恐懼更能一貫使保守分子煩惱。這無疑基本上是一個金錢利益問題——債權人擔心被人用貶值的錢還債，商人喜歡得到通用的硬幣，有錢人檢視一下自己的鉅款就會知道這將會繼續存在下去，不必使用策略而加以保護。但是，在這個時期，有些保守分子心中肯定仍在想著紙幣近來為革命所做的獨特的貢獻。不僅美國革命得到這樣的資助，在法國發生的糾正社會弊病的巨大的革命也是如此；假如要求法國公民按傳統的金融戒規辦事，那麼，法國人同美國人一樣將一事無成。如果紙幣從前為革命服務過，如同它在1917年後的俄國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一樣，那麼它就不能再這樣嗎？
看來我們也可以有根據地說，我們在這裡找到了紙幣的革命作用為什麼鮮為人知的理由。美國革命很快便享有盛譽，法國大革命最終也是如此。教科書向學生講述這些奇蹟。但有必要劃一條界線，即不能草率地或肯定地認為，如此奇蹟般的壯舉是由美國革命中的大陸鈔票或法國革命中的指券這些可疑的東西來完成的。
可以想見，法國人使紙幣得到革命支援的方法，從各方面來看都比美國人的更微妙、更富有創造性、更合乎邏輯。發現結局不完美便有一種失落感，這個原理似乎十分可信。但是，如果經驗有缺陷，目的仍可達到。「權宜之計是需要紙幣，沒有它，人民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為了理解法國大革命時期發行的指券，這裡多說幾句是必要的，其中有些可作為提示。
經濟學中沒有什麼內容乞靈於超自然的力量，但是許多人往往被一種現象所迷惑。他們看到一張質量普通的長方形紙，上面畫有一位民族英雄或紀念碑，或一幅經典設計圖案，這些是用綠色或棕色墨水印製的，這使人聯想起彼得·保爾·魯賓斯(peterpaulrubens)、雅克·路易斯·大衛(jacqueslouisdavid)或一個儲藏特別豐盛的菜市場，於是就不禁要問：為什麼本來毫無價值的東西會被渴望至極呢？與昨天從報紙上剪下來的一塊類似的內容相反，是什麼使其有權控制貨物、招徠服務、誘導貪婪、催促貪心、招引犯罪呢？肯定涉及某種魔力，當然需要對其價值做某些玄學的或外星的解釋。我們注意到，以認識貨幣為職業的人們有教士般的聲譽和傾向，據認為這部分是由於這些人知道為什麼無價值的紙有價值。
理由完全是現世的，不涉及魔力。寫貨幣的作者往往將貨幣區分為三種：(1)其價值如同金銀一樣，歸於一種固有的理想性，這種理想性來自於對擁有的傲慢、擁有權的威望、個人裝飾、正餐招待或牙科業的公認的貢獻；(2)可以隨時兌換成這種固有理想性的東西，或如早期馬薩諸塞灣區鈔票一樣終於有望兌換的貨幣；(3)貨幣本身無價值，無望兌換成任何有用或理想的東西，充其量只不過是國家法令規定可以被接受的。實際上，這三種是同一主題的不同變種。約翰·斯圖爾特·米爾(johnstuartmill)認為，貨幣的價值取決於它的與市場供給相關的供給。如果貨幣是黃金或白銀，除了聖·路易斯·波託西和薩特(sanluispotosiandsutter)製造廠可以過量生產外，貨幣的數量不可能增長過量。這種對供給的固有限制確保了它作為錢在量上要受到限制，因此可以保持其價值。同樣，保證有限的紙幣供給就可以確保紙幣可以完全兌換成黃金和白銀。只要這種紙的供給受到限制，就可以確保紙張不能兌換成任何東西。重要的是，在於稀少而不在於本身無價值這一事實。紙的問題在於缺乏兌換力就無法限制其供給。它易於無限增長，由此減少或毀滅其價值。紙沒有價值只是微不足道的。隨機從地球上挖掘出的岩石，將其分成磅或更大的單位，人們不會欣然當作貨幣使用。其潛在供給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一筆小生意所用岩石的重量都將是一個負擔。但在月球上挖掘的岩石運到地球上來，分成小塊，在小塊上適當標明重量和來源，這從地質學上雖無法與地球的物質區分，但明顯可以當貨幣用，只要登月旅行寥寥無幾，月球岩石將保留必要的珍奇性。
法國大革命時期發行的指券的獨創性在於可以與其交換的商品，這種商品由於稀少而使指券有價值，這種商品不是黃金和白銀；指券上市量似乎過少，可想而知，它們主要為革命的物件所擁有。因此，它們被隱藏起來或送往海外。基本的和受限制的財產是土地，即革命使其成為可以獲得的東西——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的內容。土地不能隱藏，最有智慧的移民也無法將其帶走。土地也是總量無法增加的東西。因此，土地如同黃金本身一樣，使留在法國的人們樂於享有。
最初的財力不是貴族的土地，而是教會的土地。一般認為，這在1789年佔法國土地總數的1/5。由於國家財政十分吃緊，國民代表(estates-general)召開會議。不能有更多借貸，不能要求中央銀行接受貸款。所有這一切都有賴於志願借貸者的存在，或是那些能忠於職守的人們。不能指望第三等級(thirdestate)支援新的或更重的稅收，其成員主要關心的是當時稅收又陷入重重困境。實際上，在1789年6月7日，國民代表大會宣佈一切稅收為非法，這個驚心動魄的措施被可以臨時收稅的條款所軟化。與此同時，約翰·勞仍在法國人的心目中留有地位，他們特別懷疑普遍的紙幣，1788年有一個提議，主張發行一次帶利息的鈔票，引起了強烈的反對，因而不得不將其收回。但是，發行一次可兌換成真正土地的鈔票的情況卻截然不同。牧師的土地是革命之神的饋贈。
1789年12月19日，採取了一個決定性的措施，批准發行4億裡弗，承諾用來「償還公債，振興農業和工業，使土地得到更好的管理」。這些鈔票，即指券計劃，通過出售教會和國王的價值相當的土地而在5年內贖回。第一批指券的利息為5%；擁有一定數額指券的人都可以直接用來換取土地，次年夏季又新發放一大批，這次取消了利息，此後又進行了小批次發行，因此引起憂慮。一個未署名的美國人出面干涉，發表了「一個美國公民對指券的看法」。他根據自己的祖國近來對大陸鈔票的豐富經歷，告誡國民代表大會反對指券。但是，最初對以土地為根基的貨幣的反應總體來說是好的。
假如第一次發行或1790年那次發行後有可能就停止的話，指券就會聞名於世，成為特別有意義的發明。這裡不是一種黃金、白銀或菸草標準，而是一種牢固合理地建立在法國肥沃土壤上的標準，在最初的年月裡，購買力大大上升。有關指券是如何使土地進入流通的談論令人羨慕。生意興隆，就業率上升，使得對教會土地和其他公共土地的出售進行順利，銷路有時特別好。從年收入來看，指定的價格是相當低的。擁有大量指券的投機商都來佔交易的便宜。
但是，在法國如同早期在美國一樣，革命的呼聲一貫是高的。雖然土地有限，但擁有土地的要求可以提高。1790年發行一大批，接著又有其他一些發行——特別是在1792年戰爭爆發之後。現在發行的指券價格上升；其對金銀的匯率暴跌，做這種匯率交易是為國民代表大會所認可的。1793年和1794年在國民議會領導和康邦(cambon)的管理下，出現了一個時期的穩定。穩定物價取得一定的成功。可能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拒不承認國王領導下發行的指券這一正當手段，使指券供給縮減。在這些年度裡，指券在與金銀兌換中大約保留了其面值的50%。但很快又出現了需求，印刷指券越來越多。1793年後，庇特在經濟戰中採取一個新部署，允許皇家移民製造指券出口法國，旨在加速指券的衰退。最後，法國印刷廠夜以繼日地趕印指券。五人執政團很快中止了用有價值的不動產來換現在近乎一文不值的紙——法國放棄了土地準則。債權人受到保護，不允許債務人用指券償還欠債。這使他們免受(如早期在美國那樣)躲避債務人的屈辱。作為一種新紙幣，土地憑證也同樣擁有土地權，引起惡意的反對，這是可想而知的。1797年2月(五年雨月十六日)，五人執政團又回到金銀上來。但此時，革命已成事實，所得到的資助是由指券完成的。指券至少應和斷頭臺一樣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紙幣在蘇聯革命期間和之後，也做出類似貢獻。到1921年，大約85%的國家預算是通過製造紙幣得以滿足的。在那一年或此後不久，一位哈佛大學的研究生訪問了蘇聯。根據當時類似投機者的看法，他裝進褲兜裡一疊衛生紙。一天在莫斯科一輛非常擁擠的電車上，他感到一隻手伸進他的褲兜。他不無欣慰地注意到，那不是裝有錢的褲兜，而是裝有衛生紙的褲兜。扒手巧妙地拿走了衛生紙。事後，年輕的學者才意識到，被偷的文明產品比另一個褲兜裝的那貼鈔票更有價值。由於革命，俄國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一樣，成為穩定物價和硬通貨的捍衛者。但是，俄國人同美國人或法國人一樣，應把革命歸功於紙幣。
這並不是說，紙幣的作用是革命成功的保障。1913年，在奇瓦市這一古老的西班牙城鎮，潘州·維拉(panchovilla)把盜匪活動與社會改革有趣地結合起來。士兵在打掃街道，土地在分給僱工，孩子們被送進學校，維拉在方形院子邊上印紙幣。這種紙幣無法兌換更好的資產，不帶任何承諾，毫無威信也不受重視，而且數量非常之多。其唯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潘州·維拉的簽名。他把這種紙幣送給似乎需要的任何人或引起他興趣的人。這種紙幣未能讓他成功，雖然在此期間無疑讓他享有一定的盛名。但是，美國軍隊追捕他；循規蹈矩的人出面來勸他引退到杜蘭戈的一個大莊園。10年後，有些人懷疑他正在那兒策劃把另一個掠奪計劃納入土匪活動、社會改革和貨幣政策之中。那一年，他被暗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