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華盛頓陷落之後，在許多情況下肯定會找到藉口，因此新英格蘭以外的銀行都中止了硬幣支付。無須贖回票據大大有助於發行，在用票據購貨或還債時導致一系列非常複雜的折算。新英格蘭銀行的票據自從可兌換黃金或白銀以來，其面值得到公認。紐約銀行的票據稍差些，要打10%的折扣。巴爾的摩和華盛頓銀行的票據顯然更華而不實，要打20%的折扣。阿巴拉契亞西部地區的許多票據要打50%的折扣，所有的票據在流通中都伴有大量假票據，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
1817年，賓夕法尼亞在議會的單獨一項決議中允許37家新銀行開業。隨後的年月中，在那裡和其他地區的數目就有了進一步增長。每個地方，包括「教堂、酒館或鐵匠鋪，都被認為是可成立一家銀行的合適的場所」。「其他公司和商人也發行‘貨幣’。甚至理髮員和酒吧招待也在這方面與銀行競爭……幾乎每個公民都把發行貨幣看作是自己的合法權利。」
混亂再度引起人們對秩序的關注。通貨膨脹引起人們對物價穩定的關注。(認為西部地區銀行的鈔票要打50%折扣，自然就是認為這些鈔票價格上漲1倍。)美國央行也恰好在這個時候消失了，當時為了1812年的戰爭，特別需要央行營業——購買和出售政府債券，以及調整和分配政府資金等重要業務。更加笨拙的是這家企業的總體管理，不管是軍事的還是非軍事的——也許直到越戰時期是獨一無二的，貨幣失控不可能是這場混亂的主要因素。但是，如果僅僅引起一點點的話，也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因此，要重起爐灶。1814年，財經領袖們——斯蒂芬·吉拉德(stephengirard)、大衛·帕裡什(davidparish)、約翰·雅克勃·阿斯特(johnjacobastor)——制訂出建立一家新美國央行的計劃。在隨後幾個月中，他們與其他人一道呼籲，需要將央行建在華盛頓。1816年，第二家央行得到特許。除了比其前身大以外——當時是一家非常大的企業——其權力和職能也都完全一樣。
起初與一個世紀前的英國央行一樣，第二央行特別需要一個對調節者實行調節的機構。1816年，戰後繁榮達到鼎盛，在西部地區投機倒把活動格外猖獗。新央行欣然參與，在不動產貸款方面特別活躍；似乎在強調寬鬆的意向性，對央行本身的股票也進行猖狂的投機倒把。它也不要求別的銀行表現剋制的態度。回過頭來看，第二央行也許又陷於其前身的投機倒把活動而失寵的局面，拒不兌換州立銀行鈔票。1818年，央行的巴爾的摩分行因貸款不利喪失大量資金而倒閉，雖然根據當時時興的鬆散式聯合計劃，並未使在費城的母行倒閉。
威廉·瓊斯(williamjones)作為政治家，智力未必夠用，已被證實判斷力差。1819年，他的行長職務被朗頓·切夫斯(langdoncheves)取代，大多歷史學家都把切夫斯描寫成一個特別遲鈍的人，他很可能就是時局所需要的人。他制定了貸款緊縮和喪失贖回權方面的強硬政策。從時效性來看，繁榮瓦解，物價下跌，債務人財產被凍結，倒閉數上升，一般來看這些似屬偶然。這是五大恐慌中的第一次，這五大恐慌大約20年出現一次，標誌著19世紀的歷史程式。
如同約翰斯忙忙碌碌一樣，切夫斯最後是苦不堪言。1823年，他被一個妙趣橫生、智慧超群、善於處事的人所替代，此人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時未能得到學位，因為那時他才13歲，被認為年齡太小。他就是尼古拉斯·比德爾(nicholasbiddle)。比德爾與前任不同，他對央行的作用有清醒的觀念。他希望央行在貸款方面起積極有益的作用，是整個社群的一種積極力量。他非常清楚央行對州立銀行限制力量的作用。與他的前任或他時代的大多數人相比，他也是目中無人、傲慢至極。
在比德爾領導下建立了許多新分行，總數達29家。貸款和證券投資增加了。付款包括代表政府所接受的一種票據，發行這種票據的銀行可用黃金或白銀將其購回。銀行這樣做的意願和能力不斷用流通方法來檢驗：使其票據能否迅速返回兌現。可想而知，州立銀行對這種強制性做出反應，上交美國央行票據以換取硬幣。每一方都好像在管制另一方。
美國央行票據的流通——且由此使其進入流通的貸款——起初在數量上受到限制，至少應是面值小，這種限制即使偶然也很嚴厲。根據美國央行的特許，所有的票據都得由銀行總裁和出納員親自簽名，不許有模仿和偽造。用老式筆一天最多籤不超過1500張票據，就沒有時間做其他更有意義的工作了。國會接到要求減輕限制的請願，允許分行也發行票據，這一請願遭到拒絕，是導致比爾德使對手惱火、憤怒的許多法令之一。他規定，分行官員可以提取用於支付給另一個官員的支票。接受的官員隨後以美國央行的名義在付款支票上背書，支票這樣改進後成為美國央行對支付現金的一種承諾；它不再是一張支票，而是一張銀行票據，因此為借方以及傳遞物件所接受。
比德爾曲解法律的才能並沒有讓那些拒不提供給他所尋求的立法的人們感到親切，他們普遍不喜歡他的作風。作為銀行家，他入木三分地論及他的權力，曾不止一次地說，這種權力在權威意義上可以與美國總統相提並論。他得意洋洋地認為，他的職位對州立銀行有一種生死攸關的權威性，讚揚自己行使這種權力中所表現出的溫文儒雅。當一個參議院委員會問到美國央行是否曾壓迫過州立銀行時，他答道：「從來沒有。沒有幾家銀行會由於美國央行權力的行使而可能遭到毀滅，也沒有一家曾受過傷害。」這使傑克遜總統注意到：「央行總裁告訴我們，大多數州立銀行是靠剋制而存在的。」據認為，與貨幣的交往會導致政治遲鈍。就此而言，比德爾甚至比蔡斯更能說明問題。
如施萊辛格教授所強調的，比德爾遭到來自社會現存權力機構和硬通貨主張者的反對。東部銀行家對他的主張表示憤恨，在紐約還有人擔心中央銀行在金融事務上過分誇大了費城，作為一個實際問題，其意義有多大現在也無從知曉。當然，假如中央銀行在那兒生存下來了，那麼費城會成為主要的也許是國家主要的金融中心，可想而知，華爾街只不過是另一條街而已。這些年來，傑弗遜(jefferson)以及現在傑克遜(jackson)的硬幣、反央行觀點也在工人中間找到了知音，其中許多人認為，不管是由政府還是由銀行發行的紙幣，都是一種欺騙手段，通過抬高物價或無理折扣來剝奪他們正當工資的一部分。
然而，看來可以肯定的是，情況如同第一央行一樣，最嚴厲的對抗來自規模小的、壽命短的、新建的州立銀行，以及那些認為經濟發展機遇取決於這種機構的存在的公民們。回顧整個發展歷程，南方許多地區現在願意承認央行及其管制。西部新殖民地區特別需要易行的信貸和寬鬆的信貸者，這就又成了對抗的焦點。
雖然央行特許直到1836年才到期，但是可想而知，對此的爭論幾年前就開始了，有時非常激烈。比德爾的兄弟身在遠方的聖路易斯市，是地方分行行長，1831年，他捲入了一場特別尖銳的有關中央銀行功績的爭論，他認為銀行功績是偉大的，導致一場手槍決鬥，結果雙雙斃命。這個雙重悲劇與其說是反映了射擊質量，倒不如說是反映了迎合目光短淺的梅傑·比德爾的需求。決鬥的距離非常小，只有5英尺。
1832年，亨利·克萊(henryclay)領導國會中的親中央銀行勢力，通過一項恢復央行特許的議案。傑克遜言辭激烈，據理否決該議案，中央銀行成了當年晚些時候大選中的一個主要問題。比德爾並非缺少謀略。他堅信銀行是權力的根本源泉，當撥款預算案被推遲，國會議員工資發不出來時，他就定期向他們提供資金。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webster)多次擔任中央銀行行長和法定顧問。「我認為我當顧問的薪水並沒有恢復到往常那樣，如果讓我繼續與中央銀行保持關係，就完全應該給我正常的顧問薪水。」許多其他名人也都加以響應，其中包括新聞界人士。加入抬高身價之列的著名記者之一是詹姆斯·戈登·貝內特(jamesgordonbennet)，他被塞繆爾·艾略特·莫里森譽為美國黃色報刊之父。傑克遜在大選中獲勝，比4年前勝得更分明。美國央行的命運就這樣註定，在另一個80年中如此這般的就是人們思想中的美國中央銀行業的命運。
在第二次執政的4年中，傑克遜很快把政府儲蓄從美國中央銀行取出，起初儲蓄存放在精心挑選的或倍加信賴的銀行裡，後來放在獨立的財政系統中。政府把持著自己的儲蓄，實際上成了獨立的銀行家，政府內閣中有人反對這種行為。140年後，在有關《理查德·尼克松星期六夜晚大屠殺》的一次精彩預演中，傑克遜發現，有必要撤換他的兩位財政部長，他找到了人選——羅傑·b.託尼(rogery)，後來的首席大法官，對他可謂言聽計從。比德爾身為銀行家，以無所不能而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做出反應簽署了貸款合同，旨在促使早日出現一場危機，「導致一場小規模衰退」。比德爾以實際行動支援傑克遜，也算是取得了最主要的成功。
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從堅挺的貨幣和金本位的超道德意識來看，傑克遜毀滅中央銀行的行為被公認是惡棍之舉。如前所述，芝加哥大學教授懷特在1949年發表的文章中，把這種行為歸於傑克遜對銀行的深仇大恨，他悲嘆道：「國家對一個偉大的中央銀行的試驗被終結了。」
但在最近時期，銀行家的傳統智慧至少受到一定的懷疑，一種強大的時代民主精神把認識和道德兩者都歸於普通人，人們帶著鮮明的熱情來看傑克遜的行動。憑直覺，他堅決站在選民一邊，向新州、新農場和新墾區的生氣勃勃、志向遠大的普通人做演講。
從一個重要方面來看，他與他們的聯盟出於偶然。他反對將美國央行當作一種壟斷——如比德爾認為的，是有權力與國家權力相對抗的一個怪物。這種權力對民主政治是有害的，也是他的政敵的權力。但是他提倡硬通貨——贊成由黃金和白銀組成的貨幣，把所有紙幣當作魔鬼的工具來加以避開。為了幹掉美國央行，他得到的不是硬通貨，而是最軟的錢——新銀行如爆炸般劇增，銀行票據如雪崩般湧現。但是，這些由此發放的貸款正是他的選民最想得到的。假如安德魯·傑克遜成功地確立起自己所需的硬通貨，那麼，他的名字在前面提到的墾荒區的生氣勃勃、志向遠大的普通人當中，就會遭到謾罵。假如他在首屆任期中完成了這項改革，那麼他們就不會再一次為他投票；假如這出現在他的第二屆任期中，他們可能就不會允許他返回田納西。歷史學家在考慮傑克遜在財政問題上正確與否時，必須得允許有第三種可能，那就是他茫然不知所措。
或者可以想見，在他那裡，語言與思想之間的關係並不緊密。據傳聞，在新奧爾良戰役中，當英國人逼近時，他在棉捆後面發出具有歷史意義的命令：「對準他們，炮口要稍低點兒。」
關於比德爾的生涯，還有一個道德傳說。他的銀行又重新得到賓夕法尼亞州的特許證，由於搞棉花投機和給官員借貸過多，該銀行於1939年停止付款，隨後宣佈破產。比德爾被捕，被控行騙。賓夕法尼亞法院找不到足夠的證據來維持指控。不久他死了，雖然死時仍受到民事訴訟。他的命運也類似於那些以創新的方式處理貨幣的人們的命運。回想一下，勞僥倖地逃脫了巴黎暴徒的懲罰，在維也納，在晚節得保的貧困中喪生。佩特森恰好在達雷恩災難中倖免於難，卻由此變得貧困不堪。羅伯特·莫里斯是大革命的財政長官，卻在關押債務人的監獄裡坐了幾年。漢密爾頓因與厚顏無恥的雷諾茲太太有私情，當眾受到奇恥大辱，後遭槍殺。傑伊·庫克(jaycooks)出售證券，這種證券與綠鈔一起支付內戰開銷，隨著土崩瓦解的暴跌聲而徹底失敗。安德魯·梅隆(andrewmellon)曾儼然以漢密爾頓的最偉大的接班人而著稱，他也險些未逃脫掉所得稅的懲罰。哈里·d.懷特(harry)和勞克林·柯里(lauchlincurrie)這兩位與瑪麗娜·s.埃克爾斯(marriners)一起，把凱恩斯經濟學帶給華盛頓，卻因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而被開除，一個喪生，另一個被流放。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jenningsbryan)吹響了嘹亮的反黃金十字架的號角，但在生命結束時卻不得不出售佛羅里達的不動產。在代頓市(dayton)的他由於捍衛《聖經》原文的真諦而受到克拉倫斯·達羅的挑戰，但他仍堅定自若。隨後他動搖了，承認諾亞並沒有把各種生物都帶進方舟，諾亞很可能沒有帶任何魚。布賴恩幾天後就死了。約翰·b.康諾利(johny)在貨幣史上只不過是一個小人物，他是理查德·尼克松內閣中的財政部長。他於1971年締造了使美元貶值的《史密森條約》(smithsoniantreaty)，隨後受到控告。但他比大多數人幸運；他被宣告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