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對綠鈔十分挑剔。至今這個詞仍象徵著財政和貨幣的鬆懈——「這就像發放綠鈔一樣」。懷特教授直截了當地得出結論：「……支助戰爭中的突出錯誤就是未能果斷而嚴厲地徵稅，對紙幣的使用以及伴隨而來的一切罪惡……」甚至連很寬容的學者都指責蔡斯，抱怨「具有法定貨幣性質的紙幣發行過多，因此是火上澆油」。
現在，讀者可以有把握地得出唯一的結論：使用債券不可能有更大的作為。銷售的努力是極富有生氣和想象力的。儲蓄或儲備的貨幣兌換成債券被政府花掉，如同任何其他新的開支一樣，增加需求就是增加通貨膨脹，稅收也就會更快更多。但是，債券發揮了最好的作用之後，綠鈔仍是必要的。
結果也並非這樣可悲。我們知道，1861年，財政部和銀行停止硬幣支付——用黃金兌換鈔票。在紐約有一家做黃金投機生意的黑市，是戰時一個相當令人厭惡的演出，也是一個使當局大為惱火的市場，雖然看上去並未產生很大的破壞作用。從更為實際的角度來看，紙幣價格上漲，到1864年的頂峰期是1860年時的2倍還多。(根據1910~1914年的基準來看，批發指數在1860年是93，在1864年是193。)這使工人吃了苦頭；戰爭期間工資增長還不到物價上漲的一半。但農民卻喜歡2美元的小麥(戰後甚至更加為之高興)，由於受上漲的物價和戰時需求的刺激，工業能力和產量都有了奇蹟般的增長。對於一個被一分為二的國家來說，建立一支軍隊，最多時有100萬人，進行了一場最為血腥的戰爭，直到人們為自己的滅絕佈置好為止，取得這樣的成就不能被視為拙劣的表演。內戰時的貨幣罪惡的名聲來自後來特別保守的歷史學家，他們決心證明，使用像綠鈔這樣對硬幣道德觀有害的東西所取得的任何成就完全是不明智的。
以上描述至少是就合眾國而言的。我們還可以舉一個批駁聯邦政府貨幣管理的更好的例子。在南方，有一種感覺佔主導地位，認為即使沒有賦稅，戰爭也夠嚇人的了。南方聯邦政府的稅收——土地和奴隸的財產稅，因合眾國封鎖而很快就被取消了的棉花出口稅——數目甚少。南方聯邦政府向各個州徵稅，這些稅是用南方聯邦大量發行的用來支付清單的貨幣來支付的，抑或甚至更節儉地用州本身為此目的和類似目的而發行的貨幣來支付的，這種貨幣發行與國內借貸一起用來支付戰爭。南方聯邦鈔票發行量最終達10億美元；借貸約為此數目的1/3。價格在整個戰爭期間以每月10%的速率一直漲到1864年3月。南方聯邦東部各州的價格指數在1861年初是100，到1864年12月升到4285，在翌年四月上升到9211。工資增長遠遠滯後，1865年與1861年相比，物價上漲90倍，但是據計算，工資只上漲了約10倍。物價督察官為主要商品指定最高價格以限制價格上漲。報紙上時而把指定價格與實際價格並排印在一起，南部聯邦的鈔票和債券在阿波托克斯(appomattox)戰役之後，同樣變得一文不值。
沒有哪位嚴謹的學者為這種戰爭財政方法辯護過，不僅如此，「關心經濟問題的北方作家還往往把南方聯邦的失敗歸於它的紙幣……」
無疑可以徵收更重的稅，大體與戰爭的負擔相平衡，伴隨著物價大幅度上漲而帶來的混亂本來會減少，南方聯邦因穩定和明智的判斷而贏得的名譽本來會得到提高，可以想見軍隊計程車氣也本來會得到提高，更不用提工人了。但是，實際上也有許多困難，一個剛剛成立的小國，受到封鎖，被切斷工業產品的來源和市場，基本上是在本土作戰，維持一支龐大的部隊——據估計，人數約為60萬，不大可能為100萬——在戰場上長達4年之久，這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事業。能做到如此，靠的是積累的大約3700萬美元的貨幣資源，這至少是財政魔術中的一個主要功勳。南方聯邦的奇蹟如同羅馬的奇蹟一樣，不在於失敗，而在於能夠存活如此之久。傳說有位考古學家在1萬年以後對紐約的考古挖掘中，發現一個付款廁所的遺址，並弄清楚了廁所的目的。他認為，文明失敗是因為硬幣出了問題。把南方聯邦失敗歸於紙幣的人們與此人屬於同一學派。
在該世紀剩餘的35年中，妥協中的硬幣派勢力大增，他們再也不對綠鈔發行讓步了，由此避免了一次反攻，也避免了一場支援白銀的進攻，當然，取消州立銀行鈔票所獲得的利益得到了維護。
1866年開始回收綠鈔，前6個月平均回收率是1000萬美元，此後每月回收400萬美元。這是一項不得人心的政策。政府開支包括維持南方重建時期各政權的開支，仍然十分龐大。物價在下跌，戰後小麥價格持續上升，1866年高達2.94美元，1868年降至2.54美元，翌年又近乎下降1美元。所有農產品價格指數在1864年是162，到1868年降至138，翌年又降至128(10年後降至72)。戰爭期間，農場抵押債在上漲，士兵轉業回到家中，或在新墾區過著農村生活，他們同許多人一樣，對低物價做出了厭惡的反應。
受到這種影響的人們認為其原因在於回收綠鈔。1868年，根據兩院絕大多數意見，國會終止回收綠鈔。1871年和1872年，財政部不顧硬幣主張者的反對，許可再發行幾百萬美元。翌年是一個典型的恐慌之年，許多人都來銀行取錢。為了滿足這一需求，又重新進行了一次更大規模的發行。1874年，國會通過立法，要求把綠鈔流通量擴大到一個恆定的總數4億美元。
對此，格蘭特投了否決票——「我不相信任何人工方法能夠使紙幣和硬幣對等——當不擁有或拿不出現成的硬幣來收回要支付的票據的時候。」隨後，這個問題交給了選民。1876年，綠鈔黨出面就此問題為使用紙幣做努力(還有一些其他新的財政手段，包括抑制新國家銀行鈔票，據認為這侵犯了政府獨有的、神聖的發行紙幣的權力)，在國會1878年的選舉中，綠鈔黨投了一百多萬張選票，選出14位國會會員。(就是這次選舉，把軟錢與硬線之間的差別永久地帶入語言之中。)與此同時，雖然再發行綠鈔遭拒絕，但收回也被終止。此問題的解決完全是順其自然的。綠鈔流通量總是固定在一個非常準確的數目346681016美元上。至此人們可知，此流通量在未來許多年裡都是持續的。1878年是綠鈔事業的高潮之年，現在人們把注意力轉向了白銀。
白銀自古代起就是硬錢中最硬的錢，現在成了軟錢。回憶過去可知，1867年歐洲主要國家在巴黎開會，決定把黃金作為幾種貨幣的基本而唯一的儲備，也作為貨幣之間付款的媒介。看上去對歐洲來說是正確的事物，對美國來說也是如此。因此，在1873年人們都認為，在一個平常的行動中普通的銀元被從硬幣中取消了。(一種更重的貿易元在幾年中仍在鑄制，供給與東方做生意的商人使用，在東方接受付款的人仍堅持要白銀。)6年以後，為了與早先的立法保持一致，留存下來的綠鈔可以兌換黃金，且只能兌換黃金。國家銀行鈔票自從可以與綠鈔兌換以來，現在也可以完全兌換成黃金。恢復——重返金本位——輕而易舉地實現了。物價回到戰前水平。相對交易額來說，紙幣流通量曾一度很大，但由於工農業迅速發展，現在變小了。因此，當可以得到黃金時，又沒人想要；這種現象並沒有引起什麼議論。
這是無法持久的，低物價輕而易舉地引發這種現象，又是引起農民不快的一個源泉。與此同時，在歐洲採用金本位造成政府(特別是普魯士政府)和銀行出售白銀換取黃金。結果是白銀對黃金的價格跌落。在19世紀70年代，白銀價格由於內華達發現大量白銀而進一步下跌。在半個世紀中，由於白銀價格超過制幣廠的價格，格雷欣定律就使之不制銀幣，而是把黃金帶進位制幣廠。現在白銀便宜，在制幣廠白銀開始失寵，哎呀，現在又發現，1873年的立法排斥了白銀。再也不制銀元了，當時並不引人注目的1873年立法現在成了1873年的罪行。一位英國金融專家歐內斯特·賽德(ernestseyd)賄賂國會，通過此項立法。後來又把這個陰謀升級，使其成為猶太銀行家秘密團伙的作品。因此，隨著綠鈔騷動在19世紀80年代減退，白銀反攻佔據其位。
從政治上來講，這次反攻比以前強大得多。綠鈔支援者建立一個政黨。主張自由白銀的人們也同樣建立一個政黨——人民黨。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贏得了一個政黨——民主黨。「自由」一詞意味著，以過去371.25格令對1美元的匯率可以自由或無限制地把白銀製成硬幣——毋庸置疑，這個匯率所涉及的美元兌換白銀的贏利遠遠超過現在市場上的贏利。由於1美元含有371.25格令白銀，含有23.22格令黃金，因此兩者的相對價值又回到了先前的(雖不是歷史性的)16︰1。
自由白銀的支援者在1878年嚐到第一個甜頭。戰後，軟錢的支援者由於被新成立的州送往西部而控制著國會；硬錢主張者總能左右總統。1878年，國會不顧海斯總統的一項否決，下令每個月按市價購買200萬美元~400萬美元的白銀。這批白銀要按以往的重量製成銀元。制幣廠生產的美元多於在市上購買低價銀所需的美元。這筆賺頭歸政府所有。
這並非明智之舉，儘管硬幣主張者認為是明智的。他們希望這項舉措至少可以使白銀的提倡者得到滿足。悲哉，後者仍未得到安撫。騷動在繼續，並非由於製造了有限的銀幣，而是出於所提供的一切。人們還感到，這不僅會提高白銀的價格，而且也會從整體上提高農產品的價格，由於白銀的倡導者是心地善良的教徒，因此他們有一種深深的信念：擁護白銀就是擁護上帝。在隨後的年度，不管上帝有什麼希望，他都深深捲入美國的貨幣政策之中。
1890年，由於高稅收的主張者和白銀的主張者之間進行脫離正軌的討價還價的交易，購買白銀被進一步放寬。為此，購買白銀而發行的財政部鈔票可以隨持有者心願兌換成黃金或白銀。可以預見，格雷欣定律現在以對黃金不利的狀態發揮作用。白銀在交易中流通。財政部鈔票持有者將其兌換成黃金，隨後將黃金存留，送往海外或在海外花掉。財政部黃金儲備減少，1893年有一股強大的兌換黃金儲備熱。為增強黃金儲備，出售了政府債券來購買黃金，但是這樣得來的黃金又被丟擲去，收回為購買白銀而發行的鈔票。
壞事往往可以變成好事，如果人們在探索原因時有足夠的警惕性的話。1893年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搶購黃金決定了一次恐慌的規模。這次恐慌也有其他原因，與以往一樣包括先前的投機倒把。但是硬錢的支援者及其代言人如同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一樣，把一切過錯歸於白銀。1893年夏季，克利夫蘭讓國會召開一次特別會議來限制白銀。通過與眾議院的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在參議院長時間的唇槍舌劍的辯論，被屈服和恐嚇的國會最終答應了要求。
但主張白銀的人並未被完全擊敗。1896年，他們把這場鬥爭交給了選民。在主張硬錢的人們看來，布賴恩「昏庸自滿，他堅持把白銀問題當作主要問題」。在民主黨大會召開之前，他發出了不朽的挑戰：「……我們要答覆金本位倡導者的要求，對他們說，‘你們決不要把這個帶刺的王冠向下直壓勞動者的額頭，你們決不要把人類釘死在一個黃金十字架上。’」上帝以前就聽到有關白銀正直的勸告，因此現在他明白了黃金至少象徵性地意味著他兒子的死。
在選舉中，布賴恩被徹底擊敗。時光依舊。現在，中西部贊成硬通貨。麥克利以271票對176票獲勝。紐約《世界》(iworld/i)雜誌說：「並非自從裡奇曼倒臺以來，愛國的美國人才有這樣的理由來歡躍……榮譽被維護了。」
1900年影響硬幣和鈔票的化妝品立法進一步肯定了對黃金的承諾。結果是，一些潔癖者把美國採用金本位定為這一年。實際上，它已經取得了勝利。
但是，1900年的法律中有一則幽默能給人以啟迪。該法律允許國家銀行——當局的好銀行——發行的鈔票完全具有儲存國庫裡的政府債券價值的100%，也把這種流通的少量稅收一分為二。結果是，國家銀行鈔票流通量迅速增長——在隨後8年中翻了一番多。一切善良的財政人士稱讚這一舉措對國家增長的商業是必要的——一個健全而有益的活動。綠鈔、白銀證書、購買白銀的國庫鈔票，所有這些實際上是不可區分的，這種貨幣的增長是有缺陷的、不明智的、魯莽的——或如同紐約《世界》雜誌所認為的，是非常不光彩、非常不愛國的。沒有一項原則可以區分這兩種情形，只有真理與高尚的財政利益之間的有趣的聯絡才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