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銀行通論

這場論戰中最令人難忘的參加者是倫敦猶太血統的股票經紀人,他通過這場辯論開始了經濟思想中最為著名的生涯之一,這是他自己和任何其他人都始料不及的。有些人後來認為,他是經濟學家中最偉大的。此人就是大衛·李嘉圖。他堅決支援高價黃金特別調查委員會以及很快聞名世界的金本位。「在晚期對金條問題的討論中,一種貨幣要變得完美,其價值就應絕對保持不變,這被認為最合理。」承認貴重金屬不可能完全恆定完美(其本身比理想標準更易變化。但貴重金屬是我們所熟悉的最好準則)。李嘉圖接著認為,若沒有這樣一種標準,「貨幣就會遭受其發行者因無知或利益所在而使其受損的一切波動的影響」。他並不反對銀行鈔票。他認為銀行鈔票是合算的,是十分便利的。但是,要使其隨時都可以依需求而完全兌換成金屬。

李嘉圖的思想從經濟學理事會的偉大傳統來看,是選擇目的高超,選擇手段軟弱。或如最近一位歷史學家輕描淡寫的那樣,他是「一位理論經濟學家,往往看不見眼前發生的事情——例如,國家處於戰爭中這個事實」。對此詳情,庇特(pitt)是不會看不到的;不管金塊價格受何影響,他實際上也遇到了拿破崙曾遇到過的問題。他要不斷去央行貸款。李嘉圖在原則上取得了勝利,只是因為實際的需要而失敗。

但最後,他在實踐中獲勝了。權威的觀點繼續堅決站在他這一邊。1821年隨著戰爭完全結束,鈔票和黃金之間兌換完全恢復,兌換率與過去一樣。在這個問題上如同其他問題一樣,李嘉圖征服了英國,「如同宗教法庭征服西班牙一樣徹底」。

然而,並非一切順利。人們仍認為央行太溫順了。1824年,南海泡影在人們的記憶中已經淡忘了,但又爆發了另一起著名的系列公司的發展和收益的問題。其中許多再度反映了南美那種致命性的吸引力,雖然對一個公司做出一種令人鼓舞的反應,「抽乾紅海的水以找到猶太人橫渡後埃及人丟棄的財寶」。央行採取了一種隨遇而安的政策,據認為這種政策促進了繁榮,只不過是緊步晚期崩潰的後塵。10年後又出現一次貸款擴大和一次繁榮,隨後是對儲備的嚴重擠兌。儲備近乎枯竭,央行面臨的新問題不是停業就是破產。這次一個法國銀行財團將其拯救了。他們把依次從法國央行取出的黃金借貸給英國央行,這一行動除其他作用外還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法國央行挽救了英國央行所受的屈辱。1844年,就貨幣管理中貨幣和銀行業所分擔的角色進行激烈討論之後,羅伯特·皮爾(robertpeel)先生嚴格限制央行,此即霍特·白芝(walterbagehot)在30年後所稱的「鑄鐵」制度。那一年的銀行特許法令把英國央行鈔票發行固定在1400萬英鎊。這個數目得到政府債券的保證。此外,只有當庫存裡有黃金和白銀(不超過後者的1/4)時才可以發行更多的鈔票。「鑄鐵」制度殺氣騰騰,扼制前面提到的央行現在所需的另一機能,即當令人頭疼的數目眾多的人到小銀行來提取存款時供給資金的機能。這個缺陷得到了彌補,每當法令被證明帶來極度不便,就將其終止。

這些年當中,英國央行努力使下屬銀行或商業銀行處於自己控制之下,這樣就使中央銀行政策的兩個歷史工具——公開市場業務和銀行利率——發揮了作用。

如我們所知,商業銀行貸款和總體儲蓄的迅速擴大以及對儲蓄的花費會引起物價上漲。在英國產生的作用在於鼓勵從海外購買商品,這是因為要面對外國的全力競爭,這使英國成了一個更為昂貴的購買市場。因此,銀行借貸增長過快表明,黃金外流為購買海外商品或為提供海外商品而投資。現在,英國央行料到了這一點,並提高銀行利率,它是用一種或另一種方法借貸給其他銀行時的利率,或從尋求資金來資助商業交易的人手中接受商業證券所使用的利率。(這一行動在1833年得到立法的支援,實際上使英國央行可以不受高利貸法的限制。)現在,銀行利率這樣的增長給銀行一個訊號,告誡限制借貸。如果未發現有這個訊號,英國央行就可以在公開市場上出售政府債券,允許其他投資,包括商業證券,期滿時收回。因此,英國銀行現在不是有一種投資,而是現金。這種現金在其他銀行不存在,這些銀行的儲備額少於存款額,在發放新貸款中就不得不更加受限制。可以從英國央行借貸來填充其現金。但是,這裡介入了銀行利率。利率上漲阻止這樣的貸款——到頭來也阻止終極客戶的借貸。因此,英國央行通過整個銀行系統終於能調節借貸——且因而調節儲蓄和貨幣供給。

類似公開市場業務、銀行利率、再貼現利率這樣帶有神秘色彩的術語寥寥無幾。這是因為經濟學家和銀行家對自己掌握的知識非常自豪,甚至洞悉一切的其他市民都認為,掌握這種知識超出了他們的智力範疇。公開市場業務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央銀行出售證券,中央銀行把可貸款的現金或儲備從商業銀行或普通銀行取走。銀行利率和再貼現利率是一碼事,它們可以防止下屬銀行通過向中央銀行借貸輕而易舉地收回現金,就是這麼一個道理。從19世紀的發展情況來看,很難把這些神秘的事物只當作一種對外部環境的簡單而明顯的順應。

中央銀行的根本作用也是如此——確保提供完全可以接受的貨幣供給,當人們不管出於何因來到商業銀行用存摺提取現金,但從存款的創造性來講,那裡卻沒有。在1825年和1833年的危機中,就有這樣一股兌換黃金的風潮。在該世紀的其他年間,這種風潮又出現過好幾次。其中較大規模的擠兌發生在1890年,當時巴林兄弟公司的巨大銀行機構突然發現自己手頭上拖欠2100萬英鎊的阿根廷證券,面臨即將倒閉的危險(又與南美有關)。處理這種緊急情況也有一種慣例。英國央行提高了利率,足以阻止一切不必要的借貸,吸引海外去向未定的投資資金,隨之就滿足了一切有償付能力的銀行的借貸需求,這些銀行的儲戶因此而得以放心。這又與阿姆斯特丹的情況相類似。「能夠取到錢的保障使取錢的慾望完全消失了。」大約從1825年起,英國央行認識到了自己作為「最終貸款人」(lenderoflastresort)的責任。這個術語常為鑑賞家所使用。歷史從中揭開了秘密,留下了對外部環境的一個十分簡單的調節。

1800年,法國人對這種機構仍存在的疑慮讓位給了對拿破崙的財政需求。法國央行(banquedefrance)誕生了,該行在隨後一個世紀的發展中,大體與英國銀行相似。1875年,先前的普魯士央行變成了德國國家銀行。其他國家也有了類似的機構,或不久就有了。1867年,在巴黎召開的一次相當不起眼的會議上,歐洲主要工業國家的代表們決定,今後用硬幣支付僅僅意味著用黃金支付。對於這一改革情況,以後還要談到。

在每個國家,銀行鈔票和存款可以按固定匯率自由兌換成黃金。任何這樣取走黃金的人都可以按固定匯率將其兌換成任何其他成熟的工業國家的貨幣。隨後,主要貨幣之間就存在有一種固定的匯率。因此,除了要進行簡單計算外,用哪一種貨幣來標示物價、籤合同、發放貸款協議是無關緊要的。中央銀行——特別是人們共同認為的英國央行——控制和保護貨幣對黃金的可兌換力,這樣做所用的工具庫現在是完備無缺的,似乎是一個十分堅固的結構,但在美國卻沒有像在歐洲得到廣泛的認可,這在隨後章節中將要談到。看來這只是一個時間和認識問題,這樣的問題對於一個新興的民主國家來說註定是困難的,就貨幣而言,農民表現得特別遲鈍。美國的趨勢也在很大程度上走上了正軌。

在所有的國家中,道德意識在增強。擁護堅挺貨幣和金本位者是好人,不支援者不是好人。如果他們瞭解自己,他們只不過比賊好一點兒;如果不瞭解自己,就是瘋子。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不能加入榮譽公民的行列。這不僅僅是保守分子的道德意識,也是左派中精明老練人士的美德。社會主義者雖然想當革命派,但也不願當無賴。

實際上,19世紀的貨幣成就是一個脆弱的事物。思想周到或焦慮過重的人們佈下一個陷阱——黃金可能會充足得到處都有,由此產生的物價上漲也許是可怕的。可能當時會由於一種體積更小但價值更大的東西而不得不將其拋棄,這並非是一種純粹的學術思想,但僅在一年之後,即1850年,隨著世界的冒險家、想發財的人和樂觀主義者匆匆來到主礦脈(motherlode)之後,年輕的加州的黃金相當於整個世界在前10年中平均一年的產量。與此同時,在澳大利亞的淘金中,幸運的人們拾起他們能拾得起的巨塊——一兩百磅一塊的就沉睡在地面幾英寸以下。隨後,在19世紀末就有了在加拿大克朗代克(klondike)河流域和南非蘭特(rand)河邊高地的發現。地球上仍有許多遙遠的未開採的地帶。誰知道會產多少黃金呢?

研究過剩將會產生什麼是很有趣的事情。弗洛伊德認為,人類對黃金的依戀深藏在潛意識中。因此,人們對黃金的崇拜或部分崇拜即使在黃金像煤一樣多的情況下也會存在下去。這個假說未得到驗證,因為沒有出現過黃金多到遍地皆是的情況。但是,人們發現,當黃金多到一定程度時,會對物價產生影響。1848年,在約翰·奧古斯塔斯·薩特(johnaugustussutter)的研磨機水道上首次發現金粒,在此前的25年中,黃金或其等同物的價格一直在跌落,在隨後的25年中卻上漲了,雖然按現代標準來說,上漲幅度不算很大,大約為20%。繼南非之後,從整體來看,黃金的發現地不斷減少,黃金一直十分稀少。凱恩斯在1930年估算,一條海洋商輪可以把以前7000年中開採、推銷或挖掘的黃金全部運過大西洋。一輛現代超級郵輪仍是綽綽有餘。

對黃金具有更大危險的是戰爭。19世紀的金本位在很大程度上應歸於英國央行的英明管理——在這一短暫時間內,中央銀行業成了一門藝術,這更多應歸於英國的和平環境。在隨後的一個世紀中,從事戰爭的政府如同庇特政府一樣,伸手向中央銀行要其從稅收中不能得到的錢。任何銀行不管裝作多麼獨立,都甚至不會想到要抵抗。

所有這一切中,最危險的是民主。英國央行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央行從統治階級那裡所獲得的權力之一就是實施苦難。它可以降低物價和工資,增加失業人數。這些是黃金喪失時的糾正方法,產生一種過分的安樂感。很少有人或沒有人預見到農民和工人有一天會得到權力,使政府甚至在為了保衛貨幣這樣的正義事業中也不願強行實施這些痛苦。

但是,早期就可以看到在這些問題上富人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1810年,李嘉圖觀察到:

流通媒介的貶值已對有錢人造成更多的危害……每個人都因流通媒介價值的變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受損或受益,因為他的財產是由貨幣構成的,或因為他對錢的固定需求超出了他可能對其他方面的需求,可以把這看作是一個可以普遍運用的原理。

相反,農民得到益處:

他(農民)比社會中任何其他階級都更能從貨幣貶值中受益,從貨幣升值中受損。

在英國,李嘉圖的有錢階級的勝利是徹底的,或近乎徹底的,但在美國卻受到了最嚴厲的挑戰。這種挑戰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在共和國的頭一個半世紀裡主導著美國的政治。與金錢政治相比,只有奴隸政治對等級的劃分才更加令人怒不可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