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創造錢的奇蹟，如同約翰·勞在1719年所指出的，可以刺激工業和貿易，幾乎使每個人都有一種富足溫暖之感。巴黎人從未感到像在那個奇蹟之年中所有的繁榮。也如同勞所說的那樣，進一步的結果可能是一個可怕的報復之日。這裡用最簡捷的形式表述的問題，在隨後的兩個世紀中一直佔據著金融天才或貪婪者的頭腦：怎樣創造奇蹟而又不受到報復呢？
有些人確實得出結論，認為有其一必有其二。在勞以後的長時期內，法國人仍然很懷疑銀行和銀行票據以及任何非金屬貨幣。這種懷疑在大革命時期由於對紙幣的體會而根深蒂固，以後還要談到這個問題。特別是法國農民比較喜歡以硬幣形式來擁有財富，這種嗜好至今尚未完全泯滅。無獨有偶，在中國和印度，金銀也深受人們的喜愛；在印度，把以金銀形式的儲蓄戴在妻子手腕、脖頸或耳朵上，至今仍被認為是明智之舉。作為女人，她可以溫文得體而不受暴力攻擊。因此，她身上就具有家庭財富。所有的珠寶商都有秤，以確保投資者知道他們出售的飾品中貴重金屬的重量。但最初表露出對銀行及其貨幣懷疑的決不僅僅限於單純的人們，而是具有相當廣的範圍。托馬斯·傑弗遜(thomasjefferson)願意擁有銀行以達到儲蓄的目的，但他強烈反對銀行發行票據。1826年，他在給約翰·泰勒(johntaylor)的信中寫道，他也認為銀行機構比常規軍更能引起恐慌。約翰·亞當認為，每張以超庫存金銀量發行的支票都「代表一無所有，因此就是對某人的一種欺騙」。
與這些嚴厲觀點相對立的是已經提到的有專制權力的環境：金銀一旦存入銀行便可以成為有息貸款，借貸者可以從所有的貸款中贏利來支付利息。如前一章所述，如果貸款額超過儲蓄額——如果不是所有的儲蓄者一下子都來兌現硬幣——那麼，就有更多的借貸者得到貸款，也就有更多的利息可賺。這對約翰·亞當來說是一種不幸。這種報償固有的誘惑力和社群福利總體改善產生一種強大無比的壓力，發放貸款，使發放出去的超庫存金銀量的票據和存款增加。因此，更確切地說，銀行業的問題是：應該怎樣限制借貸和採取其他措施，以防止有一天儲蓄者和票據所有者都來提取銀行里根本就不存在的貴重金屬。
有三種解決的辦法，回顧一下也是相當明瞭的。實際上其中兩種或所有這三種辦法可以結合起來。要有計劃有系統地使用票據(或儲存單據)來對付銀行家，要求他們支付現金。明明知道有這種壓力，他們在借貸時會採取謹慎的態度，確保手頭上有數目相當充足的金屬儲備。或者手頭上儲存的硬幣儲備可以用法律規定清楚，這個處理辦法後來在美國頗受青睞。或者制訂特別條款，防止有一天人人都來提取那數量欠缺的金屬。如果有更高一級的來源在這種情況下願意提供硬通貨，那麼，如同路易斯的軍隊接近阿姆斯特丹時人們所觀察到的那樣，想要佔有的慾望也就消失殆盡。
在勞以後的兩個世紀中，所有這些解決方案連同另一個方案一起付諸實施，另一個方案是禁止銀行讓借貸者以票據形式取出貸款，以此區別於銀行禁止接受的存款。人們正確認識到，發行票據的權力是極易被濫用的，因為所希望的是票據不停地轉手，永遠都不返回兌現硬幣。這些解決辦法很少是推論所得，而都是對一種痛苦經歷的反應，人們無時無刻不在即刻的回報、沉重的代價和剋制能帶來的終極報償之間遭受折磨。只有在第一個被體驗時，第二個才能為法律所承認。
改革的先行工具是英國央行。在所有與經濟學有關的機構中，沒有哪一家能如此持久地享有這樣的特權。從各方面來看，該行對貨幣如同聖·彼得教士對信仰一樣，如此名不虛傳，因為與貨幣管理相關的大多方法和許多秘密都來源於此，其他中央銀行引以為豪的不是在於對英國央行的忠實效仿，就是在於追隨其中所做的小小修改，這些改動被認為是表現了思想或文化的創造性。我們將會看到，近來中央銀行業已成為一個陳腐得令人傷心的行業。政府將其中央銀行系在最短的皮帶上。同對所有其他銀行一樣，這對美國聯邦儲備體系來說是真實的，該體系享有的是拜會儀式，而不是獨立的現實。長期以來，多數工作都變成了例行公事，根據傳統，甚至對中央銀行的研究也必須得沒有非議，也就是說，必須得迴避重要的問題，因為也就是在這些問題上才可能產生爭議。最好的結論是那些經過悉心肯定的明確結論：「石油產品在整個工業生產中的普遍作用表明，燃料價格的增長可能在未來幾個月使已料到的嚴重通貨膨脹壓力更大。」認識到聯邦儲備委員會這相對無關痛癢的問題，來自兩黨的主席時而將其作為儲備地，這不僅僅是為了籌措公共資金，也是為了那些被認為存摺上可能無錢可取的人。瑪格麗特·杜魯門(margarettruman)小姐在對她父親的十分快慰的回憶中，懷疑曾一度擔任海軍副官、被她父親提名任命之一的傑克·瓦達曼(jakevardaman)會加法計算。在現代英國央行，如果認為一項決策重要，那麼在採納之前是不會通告給外在董事的，據認為這不會增加他們的權力。但他們的光輝仍然存在，部分光輝來自與貨幣的交往；雖然是常規的交往，引導著在其他方面具有非凡才能的年輕人，成為大通曼哈頓公司副總裁或加入諮詢委員會。更多的光輝就是英國央行的遺產。聞名遐邇的中央銀行行長在進行關於並非他所做決策的一輪令人鬱鬱寡歡的討論時，都想不到他的騰達之日就要到來。如同當時英國央行行長曾一度輝煌那樣，整個金融界都將依賴於他的指令或手勢。人們面對其影響將不寒而慄，儘管根本不知道其含義如何。
英國央行的起源並非令人敬畏。其創始人威廉·帕特森(williampaterson)是蘇格蘭低地人，與約翰·勞同代又同鄉，他對於信託發明有著同樣的也許是種族的天賦。17世紀末期在美洲，帕特森惦記著位於巴拿馬地峽戰略要地上的一大塊殖民地，當時稱之為達利安。回到歐洲，在宣傳達利安計劃方面，最初頗為不順，與勞宣傳土地銀行時相似。但是，如同勞後來發現在路易十四之後攝政王需要資金一樣，帕特森發現奧林奇的威廉由於與同一王國的戰爭而困難重重。同樣，帕特森也提出一個解決方案：以國王特許的名義組建一家擁有120萬英鎊資本的銀行業公司。當資金到位後全都借給了威廉，政府會支付的許諾是對發行同樣數額票據的保證。如此權威的票據以貸款形式發放給了有地位的私人借貸者。利息是出自這種貸款以及政府的貸款，這又出現了銀行業的奇蹟。
1694年，共識達成，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bankofengland)——誕生了。財政經需求必須抑制一切反對，包括保守黨人的反對，他們帶著一種激情認為，銀行具有共和的性質。與雙重利息報酬相比，開支一定很小；最初人事組織包括董事會、總裁、副總裁、17個辦事員和2個看門人，後者年薪為25英鎊。很快，董事會就沒有帕特森了，起初留用他要花2000英鎊。幾個月後，他就與同事發生口角——最近有文章認為是由於利益發生衝突。他自己在籌劃創立一家與之對立的孤兒基金會銀行。他無論如何也得返回蘇格蘭，此時在那裡他發現人們對他的達利安計劃有濃厚的興趣。節儉的蘇格蘭人如同法國人後來衝向皇家銀行的場面一樣，他們匆匆趕來為要開發帕特森的被狂熱席捲的海岸的公司投資。所有對公司忠實的投資者都賠了錢。乘5條船起航的1200名殖民者，包括帕特森的妻兒，幾乎全部喪生。帕特森也險些喪命。到了晚年，他對金融史所做的重大貢獻才被承認，他的名譽也部分得以恢復。他成為英格蘭和蘇格蘭聯盟的有力的倡導者。
在授予原來特許執照之後的15年中，政府繼續處於貧困狀態，銀行捐助較多的資本。反過來，銀行在國王允許下被授予合股，即合作銀行業的壟斷權，這種壟斷權持續了近一個世紀。起初，央行只不過把自己看作是另一個享有特權的銀行家。同樣，金匠在工作中就不享有這麼多特權，到那時他們是以儲蓄接受者和貸款來源者身份出現的，他們的作業更多地依賴於他們保險櫃的實力而不是交易中的正直。他們強烈反對恢復央行特許證，但均被壓了下去，特許證得到了恢復。但很快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對手，對銀行作為政府的銀行家的地位提出挑戰。這個對手就是南海公司(southseacompany)。1720年，在度過一段平淡的歲月之後，該公司提出一項建議，要求接管政府的債務以換取各種特許，包括其所希望得到的對西班牙殖民地的貿易特權，但當時沒有人注意到，這需要與西班牙籤署一項完全不大可能的條約。英國央行為公債與南海公司展開激烈的投票競爭，南海公司慷慨大度，利用行賄吸引了議會議員和政府官員，導致競爭對手徹底失敗。兩者之間的激烈競爭並沒有阻止央行成為在南海投資的慷慨的貸款之源。總之是屬九死一生。
南海公司成功之後帶來了極度的熱情。同年，勞的經營在整個英吉利海峽達到高潮，南海股票生意釀成狂妄的投機生意，同時還為創立許多其他公司進行瘋狂的投機活動，其中包括一家永動輪公司、一家牧師區住宅維修與重建公司、一家「從事巨優產業卻無人知曉其為何物的」永生公司。一切最終均化為烏有或近乎烏有。由於其迴避大體上亦屬偶然，央行精明強幹的聲譽增加了。如同法國人懷疑銀行一樣，英國人就懷疑合股公司。《泡影法案》[babbleacts，以「南海泡影」(southseabubble)命名]付諸實施，在一個多世紀中使這樣的企業處於最嚴密的限制之下。
在1720~1780年間，英國央行逐漸以貨幣供給和英國政府財經問題的衛士身份出現。英國銀行票據隨時可以兌換硬鈔，結果無人來兌。其較小個體競爭對手的票據無法激發這樣的信心，但可以定期兌現，即偶爾不能兌現。大約在1770年，英國央行在倫敦幾乎成為唯一的紙幣來源，儘管農業銀行對票據的發行到下一個世紀乃曠日持久。從而私人銀行成了儲蓄之所在。當私人銀行發放貸款時，是儲蓄而不是票據流通擴大了，現在開始把支票作為一種稍稍便利的手段來使用。
現在，英國央行的聲望很高。1780年，喬治·戈登(georgegordon)勳爵領導民眾穿過倫敦，抗議天主教救濟法案，此時央行成了主要的攻擊目標。可見央行已成為重矢之地。只要倫敦天主教區遭受劫掠，當局就不願做出反應，而當央行開始被包圍時，人們以為問題就更加嚴重了。軍隊出面干涉，自那時以來一直派士兵在夜晚把守央行。
如我們所注意到的，到18世紀末，英國央行銷燬了倫敦較弱小的對手的票據。因此，至少在倫敦，過度濫發銀行票據的現象被消除了。但是，中央銀行的其他主要任務尚有待掌握。在樂觀或僥倖安樂時期，小銀行可以無限制擴大貸款和儲蓄，隨後就會招致儲蓄貨幣供給的崩潰和萎縮。仍沒有措施來防止存款人不顧一切地兌現實際並不存在的硬通貨，還存在進一步的需求——對銀行和貨幣也決非特殊。那就是主張規範調節者的機制。因為央行本身在樂觀主義或公共需求的壓力下會做出讓步，無限量擴大自己的貸款、票據和儲蓄。這是首先突出的問題。
在18世紀末，英國交替在兩個陣線作戰——先與美洲殖民地(順便提一句，發放貨幣的認識分歧是與其產生摩擦的一個重要原因)，隨後又與拿破崙作戰，之後是與新的共和國作戰。戰爭有其共同的後果，需要用錢支撐野戰部隊和艦隊，為盟友發津貼，這反映了英國用充實財力做貢獻的人道政策，如同盟友用豐厚的人力資源做貢獻一樣。庇特是無情無義的，許多人認為他向央行要貸款是非常殘酷的。雖然稅務在增長，所得稅(也稱財產稅)面對強大阻力也在徵收，但是仍然滿足不了需要。在18世紀末，央行儲備緊縮，時而出現擠兌。最後，在1797年，在強大壓力下，包括擔心法軍很快會登陸，央行暫時停止了用金銀兌換其票據和存款的權力。所產生的主要直接後果是金銀硬幣迅速消失，做小筆交易用的硬幣也短缺。人們轉讓票據，儲存金屬，這又被格雷欣(gresham)說對了。央行匆忙趕印1鎊和2鎊的鈔票，還利用庫存兌換了大量的遭掠奪的面值為8比塞塔的西班牙鈔票，喬治三世的頭像印在西班牙國王的頭上，一位匿名的、對現實特為不滿的詩人產生了靈感：
央行為讓西班牙元流通四方，
便把一個傻瓜的腦袋印在驢脖子上。
政府的需求在不斷吃緊，貸款和鈔票發行總數在不斷增長，現在物價和金價也在上漲。小麥在1797年米迦勒節和下一年為6先令9便士一蒲士耳，而到1799年漲到11先令以上，翌年漲到16先令以上。麵包價格也相應上漲。未鑄成幣的金塊價格在同一時期也有很大增長，在隨後幾年中價格又有一定的回落，但最後還是再度猛漲。所有這一切事關重大，反映了當時英國政體中權力的分佈，問題並不聚集在食品價格上，而是聚集在黃金價格上。結果在1810年，下議院選出一個委員會來對問題進行調查——高價黃金特別調查委員會。其主要任務——許多人認為涉及對同一個問題做出不同的解釋——是確定，是英國央行鈔票，即基本貨幣，貶值了，還是黃金價格上漲了。委員會經過認真思考，及時做出了反對鈔票的結論。黃金價格增長是由於仍不能兌換的英國央行鈔票發行過多。委員會提議，兩年後央行要使鈔票再度完全兌換硬幣。由於可以兌換，金銀價格就沒有上漲。
1811年出現了一場關於貨幣及其管理性質的著名論戰，實際上是整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論戰，議員參加了論戰，貨幣專家出面闡述他們的觀點。當時及後來都是如此，無法確定究竟如何使一個人成為貨幣專家。但此後他們成了貨幣舞臺上一個固定的特徵。
在論戰中，模糊卻完全可辨認的是一種一直持續至今的意見分歧。經濟變化起源於何處？是從貨幣管理者那兒開始的，即從發放貸款且因此引起票據和存款供給增長的人那兒開始的嗎？(從此又產生了對價格和生產的作用，包括正在上漲的價格對生產和貿易的刺激作用。)或者變化是從生產開始的？是起源於經商活動和價格，結果是對貸款的需求且由此是對鈔票和儲蓄供給——貨幣供給——的需求？簡言之，是貨幣影響經濟還是貨幣對經濟做出反應？今天，人們仍在問這個問題。「貨幣學說對貨幣的估價隨時間而波動，把貨幣當作經濟狀況的原因或結果。」
戰爭年月是擴大商業活動的年月，如同我們所注意到的，也是物價上漲的年月。有一派包括英國央行本身的偉人們認為，商業狀況(如受戰爭所影響的那樣)是決定性的影響。央行及其貸款和鈔票發行是一種反應。黃金價格在活躍貿易的壓力下上漲。相反的一派認為，央行在抵禦政府的壓力中表現得慷慨和意志薄弱，因而發放了使金價上漲的鈔票。金價未上漲，央行鈔票絕對貶值了，這是無疑的。央行的職責就是要確保其鈔票不貶值。這種觀點加強了高價黃金特別調查委員會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