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的鼻祖有三種：制幣廠；財經大臣或財政部長，這些是紙幣的來源；以及各種各樣的銀行。按順序排列，銀行僅次於制幣廠，但同樣也是一個極為古老的概念。銀行業在羅馬時期就已基本存在，隨之到中世紀便衰落下來，當時貿易乃冒險之舉，借貸與宗教反對高利貸之間發生了衝突。到文藝復興時期，隨著貿易復甦，宗教反抗也依照世俗而屈從於金錢利益，銀行業得以復甦。
就任何生意都與種族相關而論，銀行業屬於義大利人。其衰落和復甦都出現在義大利，自那時以來，所有的銀行家，甚至包括羅斯查爾德(rothschild)父子或j.波爾龐特·摩根(j.pierpontmorgan)，都沒有麥迪父子氣派，後者的氣派大主要在於他們是羅馬教廷的財產代理人，威尼斯和熱那亞的銀行業辦事處被確認為是現代普通商業銀行的先驅。波河谷的銀行先驅也幾乎同樣可與之比肩。隨著貸款在倫敦的興起，貸款所在的街道自然而然就以倫巴德家族來命名。
銀行創造貨幣的過程是如此簡單，以致無須動腦筋。在涉及十分重要問題的情況下，一個較深奧的秘密似乎僅僅是顯出高雅脫俗而已。剛剛提到的阿姆斯特丹銀行的儲蓄，根據主人的指令，在結賬時要轉入其他銀行。(長期以來，這就是銀行的私營先行者所提供的一種便利。)儲蓄的硬幣存放在銀行內，大筆一揮就得轉入他方，因而也與貨幣一樣有用。
這就不可避免地發現——如同身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的阿姆斯特丹的自由民眾過分顧及自己的需求而胡思亂想他們自己的所需時做出的事——大筆再一揮，是銀行的借貸者，而不是原始儲蓄者的債權人，將從閒置的原始儲蓄中獲得一筆貸款。銀行從貸款中如此獲取的利息並非是一個小數目。告訴原始儲蓄者可以如此利用他的儲蓄——而且或許因此得到支付。原始儲蓄仍可以維持原始儲蓄者的貸款。但是，現在又可以從貸款收入中產生一種新儲蓄。兩種儲蓄都可以用來付款，即當貨幣來使用。貨幣就是這樣被創造了。在銀行業發展的最初期，就有了銀行可以如此創造貨幣的發現，有了可以賺得的那份利息。如此豐厚的報酬在哪裡等候，哪裡的人們就會產生創新的才智。
就銀行票據而言，有一個可供選擇的機會，這個機會在美利堅合眾國多事之秋的年代中被神奇般地利用了。那就是不給借貸者存款，而是給可用硬通貨兌現的票據，這種硬通貨是以資本或長期存款形式存放在銀行的。有了這張票據，借貸者就可以付款；接受這種付款的人可能不用票據換現金，而是用來作為自己的付款；依此不斷迴圈下去。在此期間返回銀行就在原始貸款中得到利息。也許有一天，票據會被返回兌換原始存款的硬通貨。但到那時，借貸者就可以用硬通貨償還他的信用。各自皆為心滿意足，利息亦為其所得，票據也有可能繼續轉手，不斷往復，永遠不返回來兌現。發放的貸款將得到利息，而且將按時得到償還。同時票據會持續不斷地週轉，提取發放原始貸款依據的原始硬幣的要求不會被提出來。喬治·w.鮑爾先生是一位傑出的律師、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在20世紀60年代辭去公職，成為華爾街雷曼兄弟大廈的一個合夥人。稍後，有人聽到他問：「以前為什麼沒有告訴我有關銀行業的情況呢？」
在19世紀中期，約翰·斯圖爾特·米爾就提出過確定貨幣價值的因素——貨幣能買什麼，他是用以下幾句話來表述的：
貨幣價值或購買力首先取決於需求和供給……貨幣供給就是現實流通中所有的貨幣……反過來，對貨幣的需求是由上市的全部商品構成的。
當時，這種解釋是十分妥貼的。它說明銀行能為貨幣做什麼。可以用原始的硬通貨儲蓄來提供貸款。因此，出現了可當貨幣使用的新票據或新儲蓄。在商品供給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價格將上升，貨幣將會貶值。假如銀行貪得無厭或競爭激烈，或兼而有之，借貸者又春風得意，那麼貸款和相應的利息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存款或票據在數額上就會劇增。價格的增長、貨幣價值或購買力的降低亦是如此。
價格的這種增長從公眾來看是一種缺陷，抑或對於那些付出而未有所得的人來說，無論如何都是如此。對銀行來說也有一種危險，那就是存款人或票據持有者有可能同時前來取錢。原始存款人可以取到錢，因為錢依然在此，或是這筆存款的借貸者也可以得到，但兩者不能同時都得到。從貨幣關係來看，銀行的奇蹟——起到這種作用的創造存款或發行票據的奇蹟——懸在一條絲線上。也就是說，存款人或票據持有者必須得少量提取銀行應該支付給他們的硬通貨。如果一下子全都提取，銀行就無法支付。如果銀行無力支付的訊息傳開了，那麼，人們就都匆匆趕來取錢。出現這種情況，可用作貨幣的存款或票據就無法再用了。先來者的存款和票據可以兌現；後到者的存款或票據將一文不值，他們得到的是現在倒閉銀行的沒有價值的存款或一紙空票據，也就不再是貨幣了。早期創造貨幣的奇蹟，現在伴隨著突然降臨的被一筆抹殺的絕望。
買東西的貨幣減少，物價就會下降。這種下降對想買貨或還債的人來說，也許是迅速的、具有毀滅性的。這就是蕭條或恐慌，這就是早期欣喜之感的天然對立物，事情就是如此簡單。
隨著17世紀以來銀行業的發展，欣喜感和恐慌感的迴圈得利於其他條件的發展，其長度大約與人們忘記上次災難所需的時間相合——一代金融天才在聲名狼藉中死去，由新的名匠所取代，易於上當或已經上當的人此時確實相信這些新的名匠具有點金術。欣喜感和復甦的迴圈整整跨越250年才把約翰·勞(johnlaw)與伯納德·科恩費爾德(bernardcornfelt)聯結起來，與美國產權基金公司聯結起來。約翰·勞也許比自那時以來的任何其他人都更準確地表述了銀行與貨幣的關係，因此才使人們刮目相看。並且由於在巴黎，他的經營才幹獨具一種風格和氣派，這在更為一般的金融環境中是不會顯示出來的。當然，他的這類經營還是有一條十分鮮明的路線的。
1716年，勞帶著當時甚至有些人認為不可靠的證書來到了法國。勞是蘇格蘭人，他在逃避英格蘭的一起謀殺指控，他在那場決鬥中使用非法的手段獲勝，以後還要談到這個細節。他把一大筆遺產揮霍掉以後，在一段時期內靠賭博為生。聖西門(saint-simon)公爵的回憶錄使我們得知對勞的經營之道的閒言碎語，他是認識勞的少數幾位法國貴族之一，他並未因這位熟人而輸錢，他說勞「打一手高超過人的好牌，從不作弊，而是靠自己的牌技來贏牌」(這在我看來難以令人置信)。從前在蘇格蘭、荷蘭、義大利，他試圖販賣他的偉大思想，主張銀行可根據國家土地證券給借貸者發行票據。這是一種後來以多種形式重現的啟迪——直到1923年才重現在德國。但是，勞在缺乏想象力的蘇格蘭人和荷蘭人面前遇到了麻煩。
由於法國擁有肥沃的土地，因此勞在這裡提出一條以更遙遠的不動產為基礎的變相方案。路易十四壽比南山，在勞到達的前一年才死去。王國的財政狀況一片混亂：開支是收入的2倍，國庫慢慢折騰空了，農業稅收總長及其下屬官僚們基本上能為他們貪婪的目的服務。聖西門公爵雖然並不總是一位最可靠的顧問，但是他最近提出建議，用直接的辦法來宣佈國家破產——否認一切債務，一切從頭開始。菲利普(philippe)，這位奧爾良公爵是年僅7歲的路易十五的攝政王，他基本上一籌莫展，也無法採取措施，此時，勞來了。據說幾年前他在一家賭場見到菲利普。菲利普「對這位蘇格蘭人的金融天賦有著深刻的印象」。
根據國王在1716年5月2日頒佈的敕令，勞與他的弟弟被授權建立一家銀行，共擁有600萬里弗的資本，相當於25萬英鎊。銀行有權發行票據，這是以貸款的形式發行的，可以想見其主要借貸者是國家。政府反過來使用票據來支付開銷，還清債務。用票據來償還稅賦被宣佈是合法的。
一開始，票據顯然不僅可以支付稅賦，而且還可以實現所有其他目的。這是因為，勞不僅主張任何銀行家若沒有足夠的上等硬幣儲備兌現紙幣就以殺頭論處，而且保證兌現的流通貨幣所含金屬重量是發放紙幣日期時的重量。法蘭西的國王們根據長期養成的習慣，一直在不停地減少法國貨幣中的金屬含量，依然期待著較少量的金或銀髮揮較大的作用。因此，勞似乎在防止國王貪汙行為方面提供了保證。一時間，與標明同樣價值的硬幣相比，勞的票據博得了超票面價格。
在最初幾個月中，約翰·勞無疑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政府財政狀況得以緩解，根據米爾公式，貸給政府的銀行票據、政府根據需求支付的銀行票據以及貸給私人企業的銀行票據，都使價格上漲。在路易之死引起的樂觀情緒以及在一切困難面前法國經濟自古以來就有持久的生存和改善能力的促動下，上漲的價格帶來一股強勁的商業復甦的勢頭。勞在里昂、拉羅舍爾(larochelle)、圖爾(tours)、亞眠(amiens)和奧爾良等地開辦分行；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有了知名度。他的銀行成為了一家公開特許的公司——皇家銀行。勞若就此罷手，那麼他會因為在銀行業歷史上所做的應有的貢獻而留在人們記憶中。股東認購的硬鈔資本可以滿足任何想要將其票據兌現的人。兌現有了保障，也就沒有很多人要兌現了。也許有了這樣一個良好的開端，誰都不會放手不幹的。
最初的貸款和總體票據的發放帶來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成了個人救濟的源泉，因而攝政王提議再多發放一部分。如果某事已有收益，則是多多益善。勞只好預設了。根據需求，他還找到一種方式來補充儲備，皇家銀行用其來支援數量正在增長的票據，表明他沒有忘記他最初關於土地銀行的主張。他的主張是建立密西西比公司，以開採被視如路易斯安那的地下土的大量黃金礦藏，並帶回法國。貿易方面的收益也加入瞭如此這般獲得的黃金之列。1719年初，密西西比公司(西方公司)，即後來的印度公司，在印度、中國(包括中國南海地區)被賦予廣泛的貿易特權。此後不久，該公司就有了菸草壟斷權，擁有關於硬幣和農稅區的權力，以此來作為稅收的更進一步的來源。
下一步便是在市場上把股票投入現在所謂的原始聯合大企業。1719年，這種做法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或許為自從那時以來的更為可見、更為可聞，有時甚至更為暴力的反應。想買股票的人群密密麻麻，出售的喧鬧聲震耳欲聾。交易在奎恩卡波克斯街(ruequincampoix)的舊交易所進行[隨後又遷到維恩多姆(vendôme)廣場，最後遷到索依索恩斯賓館(hôtelsoissons)廣場]。鄰近財產的價值隨著人們願意接近鬧市而驟然猛增。股票價值的增長富有戲劇性。在年初投資幾千美元，在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後就價值數百萬美元。如此這般搖身一變的人被稱為百萬富翁，顯然我們有這個有用的法語單詞就要歸於那一年。隨著那一年的流逝，越來越多的聯合企業股票供給了投資者。
與此同時，皇家銀行也在穩步增加貸款，也就是票據，貸款以票據的形式被提走。1719年春提走大約1億美元，到仲夏又多了3億美元，在1719年的後6個月又丟擲8億美元。
可想而知，股票出售為開發路易斯安那的荒蕪的原野提供了大筆資金。見鬼！實際上卻沒有！根據與攝政王一起做的有利安排，出售密西西比股票所得收入並沒有進入密西西比公司，而是作為貸款支付了法國政府的開支。只有貸款的利息才能用來殖民開發和開採進入皇家銀行儲備的黃金。簡而言之，勞把皇家銀行的票據借給了政府(或個人)，後者又將其轉給支付政府債務或開銷的人們。這些票據隨後又被所接受者用來購買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其中的盈利交給政府用來支付消費，償還隨後用支票購買更多股票的債權人，其盈利更多用來支付政府開銷，償還更多的債權人，就這樣持續不斷，每次迴圈都比上一次的規模要大。
給法國政府投資比給路易斯安那沼澤地投資甚至更無吸引力，即投資物件是法國政府而不是路易斯安那，這一點在那一年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勞的名字在法語裡變成了更為動聽的拉斯(情人)，他現在成了全法國最受尊敬的人。他為自己的耳聞目睹所動心，如同金融天才一向會遇到的情況那樣，他把注意力轉向其他經濟和社會改革——其中大多是極為敏感的問題。他要求把牧師未開墾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取消磨谷的費用，降低關稅，取消對糧食貿易的限制。他開始用貸款和總體票據有系統地資助公共工程和工業。一位感恩戴德的君主抬高了他的身價：他未被與攝政王混為一談，也不可能與新奧爾良劃等號，因此，他成了第一位且是唯一的阿肯薩斯公爵。。1720年1月5日，他的金融天賦終於得以實至名歸：他被任命為法國審計總長，但好景不長。
毋庸置疑，票據是有問題的。據說1720年初，德·孔蒂(deconti)王子因未能買到自己認為價格適宜的股票而惱火，因此，就送皇家銀行一札票據，要求用硬通貨兌現。這是一大札票據，運回的金銀裝滿三輛馬車。勞求助於攝政王，攝政王命令王子把兌現來的金銀的相當一部分送回去。但其他人有洞察秋毫的能力，連忙把勞的票據兌換成金屬，再將金屬運進英國和荷蘭。有一個叫韋馬利特的商人「獲得了價值近100萬美元的金幣和銀幣，他將其裝進一位農夫的車內，蓋上乾草和牛糞。他便穿上一件髒兮兮的長衫，裝扮成農夫的模樣，駕車把他的寶貝貨物平安運抵比利時」。要想重新恢復信心，必須得采取措施。這項措施可謂別出心裁，其中包括強行徵用一千餘名巴黎貧民窟的各類乞丐，給他們配備鐵鍬和其他工具，三五成群沿街行進，像是行進在去路易斯安那開採黃金的路上。大家都知道，他們用苦力採來的黃金很快就流回銀行來支撐他們的票據。受到充分的部署和炫耀之後，他們被拖向港口。不幸的是，許多人在上船的路上逃跑了——也許是受到鼓勵而跑的。與此同時，他們賣掉了工具，很快就被發現又回到原來的住地。巴黎有乞丐而無黃金的訊息使皇家銀行的投資者和票據持有者感到忐忑不安。現在必須限制用票據兌現硬幣了，這是繁榮期已結束的永恆訊號。後來，勞採取了另一項更為強硬的措施——他以新職的身份禁止擁有較多的黃金和白銀，並把此禁令擴充套件到珠寶。請來的密探可以分享他們可能探出的任何儲存的財寶。與此同時，巴黎銀行人頭攢動，擁擠不堪，他們不要債券和票據，而是隻要硬通貨。1720年7月的一天，人群如此擁擠，以致擠死了15個人，人們傳說的就是這樣。勞再也不是什麼金融天才了，他淪入巴黎一群烏合之眾手中。現已知道，那時他們本可以讓他命歸西天的。攝政王拒他於門外，隨之把他驅出法國。他去了威尼斯，「10年中生活相當貧窮，卻淡泊寧靜，在那裡他在信仰天主教中死去，虔誠地接受了教會的聖禮」。
在法國，勞留下了零散不整的財富、跌落的物價、蕭條的商業以及人們對銀行和銀行業極為持久的懷疑。就票據而言：
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法蘭西以唱悲歌而著稱……街道上回響著歌聲……特別是有一首……建議把……(勞的)票據最輕蔑地使用，紙可以這樣使用。
聖西門的安魂曲也值得一讀：
如果真的把一幅密西西比藍圖所產生的海市蜃樓、一家合資公司、一種技術語言、一個騙子用從彼得身上詐取的金錢來支付保爾的方法等，都歸於這樣一家銀行的實際功勞，那麼整個產業由於既沒有金礦又沒有哲學家的寶石，必然在毀滅中結束，使一小撮人富裕起來，而整個民族的其他人全部毀滅。這實際上就是真正發生的事。
從聖西門公爵的進一步的觀點來看，勞的銀行若不在法國，本來可以成為一種好的計劃。法蘭西民族只是缺乏必要的剋制能力。我們將會看到，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懷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