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的內閣正考慮：有必要建立國家半導體行業。當時人們認為計算機和半導體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但內閣決定停止推進該計劃，其原因就像其中一位部長解釋的那樣：「如果我們發展半導體工業，部分人會非常富有。這並不符合我們創造百萬富翁的政策。」當然，10年後，英國破產了。
每個國家、公司、家庭抑或個人生活當中，都會有段時間必須要處理過去犯的錯誤。衰退是我國經濟特有的地方病，每四到六年就會來一次經濟放緩。現在，我們正處於衰退的半山腰。但政府卻操作失誤，拒絕糾正此前的錯誤。下次會發生什麼呢？如果沒有下次，那之後又會是怎樣呢？美國已彈盡糧絕，下次我們的問題會更糟，因為債務會像滾雪球般越積越多。會有更多人走上街頭尖叫、懇求，這個國家將失去財政資源來解決他們的不滿。
因全世界商品短缺，我們將看到不斷上升的社會動盪——正在發生且繼續惡化。在動盪中，最為脆弱的是那些獨裁政府。這又引發了中國的問題。你聽到美國政客們對中國共產黨獨裁的咒罵了嗎？那會是哪種獨裁呢？是什麼樣的獨裁者？獨裁者叫什麼名字？中國政府每五年自動換屆，沒有哪個領袖連任兩屆以上，這就不可能是獨裁政權。
做一箇中國領導人要經歷一個非常嚴格的過程。你必須接受審查。你得花30～40年時間按部就班地逐級排名。中國共產黨有數千萬成員，總書記人選要準備多年，必須要證明自己的能力，且獲得大家一致通過方能當選。在某些方面，這種方式優於美國，後者是但凡有點錢的人，僅僅只是有不錯的衣裝和髮型，在電視上很上鏡，就能當總統。我並不是說這是最好的制度，但我敢肯定這一制度在中國管用。這個國家的成功以此為證。
30年前，當我第一次去中國時，那兒只有一個國家廣播電臺、一家電視臺、一種報紙、一種穿衣方式。現在，中國有很多媒體，網上有成千上萬的網友，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不像其他國家，但它肯定是開放的。儘管它改革開放的過程無疑會有缺陷，但我們的政治體系不也有缺陷嗎？我國的政體離理想狀態相去甚遠，這從我們領導者的才幹就能看出來，類似克林頓、布什、歐巴馬等。還可能有更糟的嗎？
孔子撰寫的文獻中，士大夫或者受過培訓的高階文官都從科舉考試中選拔而來。如果你被證明聰明、有特長、知識淵博，你就會提當領導職責。
幾個世紀以來，中國有全國性考試。這個國家長久以來尊重歷史，並對獎學金讚賞有加。我不知道是否這使其成為最好的制度，但它肯定不同於我們所擁有的體制。
很多亞洲人說，亞洲模式首先是開放經濟，為國家帶來繁榮，只有在這之後才會開放其政治體制。他們指出，韓國和中國臺灣可以作為亞洲通向政治開放的樣本，儘管這兩個地方曾經都由美國支援。日本一度曾是由美國軍隊支援的一黨制國家。所有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已變得更加繁榮，更加開放。
柏拉圖在其《理想國》sup/sup一書中表示，社會發展的方式就是從獨裁到寡頭政治，又蛻變成民主政體，再形成僭主sup/sup政體，繼而又回到獨裁。它有特定的邏輯。柏拉圖是個非常聰明的人。我不知道亞洲人是否看過《理想國》這本書，但亞洲方式似乎表明，柏拉圖深諳此道。
不僅亞洲模式與蘇聯不同，而且中國與此前的30年也截然相反。中國領導人付諸努力改變這個國家的經濟，大概是想為居住於此的13億人尋求繁榮富強。讓我們看看中東吧，我們看不到這裡有多少領導人採取類似的首要政策。那裡的獨裁者忙著掙錢，把錢存進瑞士銀行賬戶裡，隨時準備在必要的時候逃離此地。他們的首要政策是讓其家庭和朋友中飽私囊，秘密地從國外撈很多錢。
的確，中國也存在一些同樣的事情，比如一些腐敗現象。這是人類特有的，無論是在中國、非洲還是在美國。但中國採取堅決嚴懲腐敗的政策。犯罪分子通常會被很快監禁或被依法執行死刑，而且很快就執行了死刑。這與很少在政界或商界因濫用機制而被懲罰的西方政客形成鮮明對比。
在我看來，國民揭竿而起構成所謂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不可能讓阿拉伯文化再度繁榮。阿拉伯文化使中東成為世界文明的發源地。醫學、物理學、天文學、數學……所有這些均出自阿拉伯世界。當走出洞穴的歐洲人依然把自己塗成藍色時，阿拉伯人已經創造了字母，給世界帶來諸如代數和天文導航等知識。如今，該地區唯一的力量似乎是政治組織對復興宗教激進主義的渴望。美國在突尼西亞、埃及和葉門等國家扶持的獨裁政權，只是嘴上說說渴望民主，一旦真的獲得民主了也不會很滿意。更有甚者，從支援民主發生轉變，我們會看到反美、反以色列層出不窮。正如我此前所提及的，艱難歲月中每個人都在尋找替罪羊，替罪羊多半會是外國人。在中東地區，有史以來傳統的替罪羊一直是美國。
穆巴拉克在埃及獨裁的30年裡，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埃及卻根本沒有進步。中東很少有經濟回報或者任何變化。隨著經濟狀況的改變，人們不太可能滋生憤怒。如果他們吃得好，有房有車，他們不太可能跑到街上去鬧事。這就是新加坡的天才政策。一個政府首要的任務是讓每個人居者有其屋，這會令其感到自豪。從一開始，政府就著手拆除貧民窟，建政府公屋。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就沒那麼多緊迫感要去參加反對黨或者成為工會的積極分子。因為你已為國家的經濟增長貢獻了力量。
在亞洲有些地區，繁榮盡顯，有些地方繁榮一直是民主的先兆。有趣的是，在新加坡你會發現繁榮引導受益民眾去接納政府。老一輩人還記得早期曾有過的艱難歷程，自那之後，政府是如何有效改善其經濟前景的。而像我們這樣的移民知道其他地方有多糟糕，隨後的一代人卻只知道美好歲月。40歲以下的人都在繁榮中長大，這就是責罵多黨民主的一代。這種狀況在中國臺灣有、韓國有，在日本也有。年輕人獲得成就，他們希望能改變政府，就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這種狀況最終一定會在中國出現。這個國家面臨給主要城市之外的廣大人口帶來繁榮的艱鉅挑戰，但中國政府很快在行動中證明了自己。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積極的變化。1978年11月，鄧小平出訪時會見了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新加坡為中國改革開放，並走向市場經濟提供了借鑑模式。到1990年，中國有了真正的證券交易所。今天，這個國家蓬勃發展的原因在於企業家精神的釋放。人們可以做其想做的事情。是的，這個國家有國家計劃，有央企，有一切社會主義的東西。但一些人錯誤地認為有著一張中國臉的社會主義只是一個單純的遺蹟，它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30年來中國的一切都為國家擁有。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資本家。加州比中國還要「共產主義」，馬薩諸塞州比中國更「社會主義」。我遇見的很多商人都很喜歡在中國做生意，因為一旦他們的生意獲批向前推進，他們離開時幾乎沒有任何約束。獲得批准並不是很難。當然也有受約束和恐怖的故事，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相比世界其他地方，如韓國、歐洲，當然也包括美國，這些人更願意在中國做生意。
1955年，商人山姆·西格爾與文森特·小菅通過大量囤貨成功操縱了當時佔芝加哥商品交易所20%交易量的洋蔥期貨市場。針對這一事件而施行的監管措施最終導致洋蔥期貨法案的誕生，即美國禁止對洋蔥進行期貨交易的國會法案。——譯者注
又譯為《國家篇》《共和國》，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於西元前390年完成的作品。該書以蘇格拉底為主角，採用對話體形式，探討了政治科學，對後來的學者有巨大影響，成為政治學領域的基本經典之作。——譯者注
這一稱謂最初來自古希臘文。希臘時代認為，不通過世襲、傳統或合法民主選舉程式，憑藉個人聲望與影響力，獲得權力，來統治城邦的統治者。——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