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說在倫敦，太多美國公民想要放棄美國國籍，因此人們不得不排隊等上6個月才能辦理相關手續。而在日內瓦，美國人要等上14個月才能輪上。50年前甚至30年前放棄美國國籍的人可以忽略不計。也許最著名的例子是億萬富豪約翰·鄧普頓，這位共同基金的先驅和慈善家於1964年宣佈放棄其美國公民身份，以避免在出售其國際投資基金「鄧普頓增長」時支付超過1億美元的稅。他定居在巴哈馬群島，並加入了英國國籍。
行政機關未經審判就剝奪公民的自由是世間最醜惡的罪行。這也是極權政府（納粹）的基礎。
——溫斯頓·丘吉爾
為什麼「基地組織」成員在2001年9月11日襲擊美國？喬治w.布什總統在向全國人民解釋原因時告訴我們：「他們痛恨我們的自由……」為了方便討論，讓我們先把他這純粹白痴的分析拋在一邊，看看他是怎麼回應恐怖分子的吧！他居然接納了他們。如果按照他上面的論證，那麼事實上他做出的決定反而讓恐怖分子得償所願。在持續6周的反擊中，布什簽署法令剝奪了美國公民已經享受了200多年的自由，而這正是他所說的恐怖分子極度憎恨的東西。
美國人現在生活的地方都處在《愛國者法案》的約束之下，它由布什推動和簽署成為法律，其中包括了「基地組織」聖戰分子非常熟悉的各種規定。在這些聖戰分子居住的國家和那些政府剝奪公民權利（恐怖分子就是這樣被塑造的）的專制獨裁國家，這些法規都佔據著支配地位。現在，我們也居住在一個可以無證竊聽，可以無理由搜查和扣押，可以無限期拘留，公民遭受制度化迫害的國家。就像他們一樣，現在我們也有一套國內監視體系，它有個不祥的名字叫「國土安全部」。
你和鄰居之間有過不愉快嗎？你不喜歡他家食品的味道嗎？你扔一毛錢在他身上，他立刻給國土安全部打電話說，這傢伙舉止一直很詭異。政府就會將他扔到關塔那摩監獄待個五六年，扔給他一堆問題，讓他暫時遠離你一段時間。沒人在乎他是不是美國公民。2011年9月，美國中央情報局使用無人機擊殺了兩名美國公民。sup/sup他們有罪嗎？也許。你永遠也不會知道。沒人被逮捕，沒有律師，沒有法官和陪審團，也沒有審判……如今，只有一個秘密委員會在處理這些事情。在這個自由的國度，這是新的一天！
當然，在美國曆史上，我們也有私刑暴民的章節，無辜的人被國家和暴徒迫害。即使事實上並不總是有阻止此類迫害的防範措施，但至少在理論上是存在的。至少在理論上，儘管此人有罪，但只要還沒經過審判，政府被禁止對其執行死刑。問題在於發生改變的並不是政府超越許可權，甚至亞伯拉罕·林肯都還暫緩了人身保護權呢，sup/sup而是政府的這種行為已成為可以接受的事情，在某些情況下還被人所稱道。
我已經學會不相信美國政府了（我建議每個美國人都這樣做），很明顯，我對美國政府的懷疑至少已有45年了。1967年，當我在弗吉尼亞州李堡的軍需官中心學校時，我加入到10萬名反戰人士中，參與了那年著名的「進軍五角大樓」的示威遊行活動。然而，我擔心，我的這種質疑精神僅僅只會停留在我們這一代人。在我看來，我父親那一代人對所有被告知的事情堅信不疑。今天的成年人更多地讓人們想起我父親那代人而不是我的同輩。這並不是說今天的美國人相信政府所說的一切，而是不知何故，他們覺得沒必要相信它。從越南戰場上的屍橫遍野到同樣虛構正當理由進軍伊拉克，除了公眾自願接受政府的虛偽和謊言，情形沒有什麼變化。人們常說：真理是戰爭的第一個受害者。儘管這一命題一直是描述性的，但現在卻變成了古怪的指令性命題：美國政界的行為意味著戰爭授予政府可以說謊的許可證。就像從2001年以來，對於那些被選舉出來的官員而言，治理國家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這個國家永遠處於戰爭狀態。
美國建立在一個基本原則上，即公民的權利不是政府給予的，政府也無法剝奪公民的權利。18世紀晚期，當時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很明顯沒有相關的法則。這個理念具有革命性，它讓變革成為現實。不過，我們不再是那個國家了。現在我們是一個個人權利要服從特權的國家。
1980年，我們選了位總統——羅納德·威爾遜·里根，他沒什麼別的本事，只會耍嘴皮子，口口聲聲地喊著「讓人們擺脫政府的管制」，來滿足大多數人的願望。2004年，我們又選了位總統——喬治w.布什，他以默示承諾「讓政府脫離人民的監督」而著稱於世。200多年來，那些移民和難民逃離他們的政府來此避難。可是現在，我們卻最終構建了一個與之完全一樣的政府。我們已超越了那些開國元勳。我們現在就像當年他們的兒子或女兒，1759年，他們中的一位曾立言，警示其後代不要變成現在這樣。
「任何犧牲基本自由以換取短暫安全的人，」本傑明·富蘭克林說過，「他們既得不到安全，也無福消受自由。」
政府恐嚇我們，讓我們放棄自己的權利，不敢做任何反抗，以此來讓我們自願放棄大家自以為自由的國度。而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終會發現這個被我們自己描述為勇士的故鄉多多少少是有點問題的。
本書出版時，有關法律已經生效，讓美國人在國外開設銀行賬戶變得不太可能。假設你是福特公司的高管，你被派到福特德國分公司，需要在當地開設一個銀行賬戶用來支付賬單和支取歐元。那麼根據2003年1月1日開始生效的《海外賬戶納稅法案》（fatca），可能會令你成為外國銀行的客戶變得更為麻煩。
長期以來，政府一直要求美國人報告其所有的外國銀行賬戶，就像我交稅時做的那樣。我持有兩家外國銀行賬戶已經很多年了（只要賬戶在，我就要經常按照法律要求報稅），他們已經給我打電話說，對不起，我們很愛你，但我們不會再對美國人開設銀行賬戶了，而且我們正準備把已有的美國客戶給清理掉。這是為什麼呢？因為資訊披露的要求一直是我的責任，現在卻以更為繁重的形式強加在他們身上。
根據新法律，外資金融機構若不和美國國稅局警察簽署協議，保證向其提供投資於美國境外賬戶的美國客戶賬戶的資訊，將面臨扣除總收益的30%作為預扣稅的懲罰性措施。這些金融機構並不認為它們是美國財政部的分支機構，沒人付錢給它們做這些額外的工作，以便對其客戶進行必要的識別，並向美國國稅局提供報告——比如，對某些客戶的存款徵稅。在發現這種禁止性合規產生了不必要的成本後，這些金融機構乾脆不再對美國公民開放業務。即使只有一個小錯誤，都會導致訴訟和被罰款的風險增大，因此最有效的解決辦法是乾脆禁止美國人開設賬戶。歐洲銀行如德意志銀行、瑞士信貸、滙豐等都自2011年起登出了所有美國經紀人的賬戶。
制定該法案是因為害怕資本外逃，這看上去似乎很合理。我聽說在倫敦，太多美國公民想要放棄美國國籍，因此人們不得不排隊等上6個月才能辦理相關手續。而在日內瓦，美國人要等上14個月才能輪上。50年前甚至30年前放棄美國國籍的人可以忽略不計。也許最著名的例子是億萬富豪約翰·鄧普頓，這位共同基金的先驅和慈善家於1964年宣佈放棄其美國公民身份，以避免在出售其國際投資基金「鄧普頓增長」時支付超過1億美元的稅。他定居在巴哈馬群島，並加入了英國國籍。
今天，面對這一生效法案的是一堆等著放棄美國國籍的等候名單。在新加坡的美國領事館，其牆上貼了一張價目表，羅列了各種各樣的收費服務以及去年和今年的兩個價格。最近，我去領事館換新護照時注意到，現在放棄美國國籍收費450美元，而在2010年這項服務是免費的（直到2010年7月，一直如此）。曾經有段時間，你完全可以直接走進領事館去辦理此事，而且不用預約。現在，你當然需要預約。你還得經歷一個流程：領館官員能有機會出來跟你交談，送你離開，然後再告訴你還要回來。他們採用這種拖延戰術，用其他招數勸阻你，一定程度上貌似為了保護你，實際上是想確認你是自願地、故意地要放棄美國國籍，而不是僅僅因為這些天一時衝動想放棄美國國籍。
美國人無法持有外國賬戶只是這一趨勢的原因之一。《愛國者法案》延伸出的銀行監管令，讓持有美國本土銀行賬戶在國外生活的美國人生活日益艱難。根據總部設在日內瓦的「海外美國公民」組織報道，一些美國銀行被反恐規定的《愛國者法案》所嚇倒，登出了一些留有境外地址的長期客戶的賬戶「以求自保」，其結果是外派人員現在成了「有毒公民」。
美國是世界上少數對全體公民而非只對國內居留者徵稅的國家之一。美國駐外公民於是要遭受雙重徵稅折磨。他們支付給美國的各項稅費遠高於其所居住國的稅收。如果你放棄美國國籍且淨資產超過200萬美元，假設你這樣做是出於減少稅收方面的考慮，你有可能希望出家為僧，入山修行，但如果你的淨資產市值超過上述的200萬美元（或者說在過去5年你的平均淨資產稅負超過一定的臨界值），政府就會說，你上山不是來打坐冥想的，而是來避稅的。這樣，你還得交一筆外派稅，即一種計算你資產價值的出口稅。《經濟學人》稱之為美國的「柏林牆」。美國已經樂於在法律指導下讓公民牢記，在某些情況下，當他們設法離開祖國時會遭到阻撓。
到目前為止，《海外賬戶納稅法案》設有一個5萬美元的門檻。在這一數額之下的美國客戶賬戶和外資銀行無須報稅。大多數國家的普通支票和存款賬戶還未被波及。但可能很快我就無法用一個本地銀行賬戶來付電費了。除非，哦，當然，花旗銀行在新加坡有一個分行。我在那裡沒有銀行賬戶。但如果其他銀行不給我開戶，也許我還真得去那裡開個戶頭，然後我和其他所有在新加坡的美國人一樣，除了將賬戶轉到花旗新加坡分行外，幾乎別無選擇。或者去其他美國銀行（摩根大通和美國銀行），它們在這裡也有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