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些歐洲銀行家堅信的那樣，如果國會議員在制定新法案時認為這個法案可以被視為一種貿易保護主義的形式，那麼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外資銀行會認為花旗銀行在背後操縱，提交併通過該法案。花旗銀行在海外有廣泛的分支機構，美國國會也總是有辦法保護自己的朋友的。
2005年，美國眾議院阻止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海油）收購加州的優尼科（unocal）石油公司。優尼科現在是美國第四大公司雪佛龍公司旗下的全資子公司。2006年，在國會施壓下，迪拜「港口世界」公司被迫將其剛剛購買的美國港口經營權出售給美國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某部門，儘管迪拜已是我們堅定的盟友（部分美國艦隊停泊於此）。政客們叫囂著這麼做是出於保護國家安全的考慮，但是代表背後的利益攸關方去設定貿易壁壘才是他們每一次拼命努力的動機所在。
我們對中國人這樣做了（即設定貿易壁壘），我們也對我們偉大的盟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這樣做了，不久，其他國家，像法國和巴西，也會跟著我們，全盤接受我們喜歡從事的貿易保護主義舉措。當巴西對從中國進口的汽車加徵關稅時，它引用了美國國會的持續威脅做法，對中國產品肆意徵收關稅，就像美國代表捶胸頓足地指責中國操縱匯率一樣。當前流行的國際口號是：「如果美國可以這樣做，我們也可以這麼幹。」世界各國都熱衷於以鄰為壑的政策，而這進一步加劇了經濟大蕭條。
1929年的大股災令一些富人財富縮水，其中大多數投資者被之前的股市泡沫所吸引，但受泡沫破滅直接影響的美國人卻很少。頗具戲劇性的是，並非股災本身造成了「大」蕭條。事實上，儘管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在一定程度上比一般性衰退要糟糕得多（那時候銀行能買股票，全國很多小銀行因為股市瘋狂的原因陷入困境），但隨後蜂擁而來的政客才是致命因素。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sup/sup頒佈，接踵而來的是美國的貿易伙伴實施的報復性關稅，這一切將一場本來只是更甚於一般性衰退的經濟蕭條演變成了「經濟大蕭條」。
儘管我們並未有過徹底的貿易戰，但我們正朝著這個方向邁出了一小步。從不斷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中可以看到資本被限制自由流動的跡象，人們將此稱為「把你鄰居的錢吸乾」。人們期望自己的錢能夠安全和高收益，應該允許他們將錢按自己的意願自由支配。阻礙其資金跨國流動，鼓勵不良投資，扭曲了一個民族的經濟。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陷入困境，比如，當出現貿易逆差，其債務不斷攀升，進而，貨幣不斷貶值時，每個人都能看到國家的經濟狀況不好。歷史上，政客們無一例外地找到一種讓情況變得更為糟糕的辦法，即實行外匯管制。政客們跑到媒體那裡說：「聽著，所有虔誠的美國人、德國人和俄羅斯人，不管你是哪兒的人，我們的金融市場短時間內會有問題，這都是那些壓低美元的邪惡投機者乾的——我們的貨幣沒問題，我們是個經濟穩健的強大國家，如果沒有這些投機者則諸事順意。」
正是政客們對經濟管理不善導致了困境，他們指責三類人群造成這一令人遺憾的局面，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問題的真正原因上轉移。指責完投機者後，就該是銀行家和外國人了。不管怎樣，即便是在好年景時，也沒人喜歡銀行家。艱難歲月時，更少有人喜歡他們。人們認為他們就是富人，財富增長反而變成了壞事。將外國人作為譴責目標相對安全，因為外國人不能參與選舉。他們在國家事務上沒有發言權，而且記住，他們的食物很難聞。政客們甚至會譴責記者：「如果記者不寫經濟疲軟的報道，我們的經濟根本就不會疲軟。因此，我們要制定這一臨時舉措。」他們說，為阻止貨幣貶值帶來的災難，我們要讓它變得不可能，或者至少讓那些帶著錢離開國家的人感到很困難——這將不會影響到身為大多數的你們，因為你們不外出旅遊，更不會在海外花現金（參見第9章有關伯南克的妄想）。
此後，他們實施嚴厲的外匯管制。他們總是「臨時」，但他們總是將「臨時」繼續，年年如此。像其他任何政府一樣，一旦他們上任，其周圍就會形成官僚體系。現在選民選出的人，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維護外匯管制，確保自己活得長點。對國家而言他們總是災難。資本的自由流動被阻止，錢被困在國內，國家的競爭力也已雄風不再。假如你是美國的拖拉機生產商，政府強行實施外匯管制，你會因此受益，因為那些想把錢匯出美國去買德國拖拉機的美國人只好在國內買拖拉機。你和其他國內製造商將免受市場競爭，除了一團亂麻別無所獲。你們產品的品質下降，價格卻越來越高，國家經濟每況愈下。
1939年英國實施外匯管制，隨後的40年，該國經濟持續惡化。正如早前我提到的那樣，直到瑪格麗特·撒切爾在1979年重新掌控了局面，經濟（藉助北海石油開發）開始有所改觀。外匯管制最近已抑制了中國這樣的國家的經濟增長，低效的資本分配是導致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錢總得去某個地方，不能充分地流入及流出，其中一個持續流入的地方就是資產。這就是中國的房地產泡沫，這將引發未來幾年的破產。
每天約有價值4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匯交易市場。無論是去歐洲的旅遊團旅客還是滿世界的石油交易商，全都在外匯市場交易。有短線交易者持倉3分鐘、3小時、3天的交易，也有像我這樣的長線交易者。
現在，我主要進行大宗商品和外匯交易，我期待在外匯市場有更多動盪，以便判斷政治風向。對聰明的投資者而言，將有更多的機會出現在動盪之中。投資外匯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買期貨，利用巨大的槓桿來交易。你可以開個銀行賬戶，可以買債券，比如以瑞士法郎計價的瑞士政府債券，或者以歐元計價的德國政府債券。現在對美國的銀行和經紀公司來講，為你提供外幣賬戶是合法的。新交易工具變得唾手可及。你會看到更多的外匯交易基金（etfs）和更多共同基金在外匯上投資，因為美國人開始希望把他們的錢弄到國外去。
最終政府會做出反應，研究外匯管制辦法。歷史上的政府一直都是這樣做的。華盛頓會對美國人關閉外匯交易市場，這將是一場災難，就像在防止美國墜落的剎車上增添了一層潤滑油。但是，那些怒斥邪惡投機者以及可疑外國人的官僚，認為關閉市場符合他們的政治利益，到那時將會有更多人投資外匯市場。
1994年，各種經濟問題層出不窮，中國讓人民幣貶值，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設定在一個固定範疇內。這多聰明啊，當時我對華盛頓的那幫人說，這些中國人真是天才！他們讓人民幣盯住美元sup/sup，現在他們將以積極的方式讓經濟得以增長和發展。今天，華盛頓當然在中國這樣做時一直在發飆：他們經濟繁榮，而我們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都是他們壓低本國貨幣價格的錯。2005年，中國開始實施浮動匯率制度sup/sup，允許人民幣匯率向上波動一點。自那以來，人民幣可能已升值了30%。在自由市場裡，人民幣可能升值得更多。這就是華盛頓為之歇斯底里咆哮的原因。其實這也是最蠢的辦法，美國的政客們實際上是在大聲說：「我們想讓自己的貨幣貶值。」這就是為何人民幣在升值，而美元卻在貶值的原因。政客們也在同一問題上抨擊日本和其他國家。
現在，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我特別不希望美元貶值，但這些我選出來的代表卻尖叫著讓美元貶值。美元在繼續貶值的同時，小提米·蓋特納卻到處說：「我們支援強勢美元。」這是美國財政部的咒語，儘管美元在此期間一直穩步下降，但這咒語已「唸叨」了幾十年。美元像美國一樣堅挺是華府對美國人的承諾，然而，一旦這些人出國，不管是去中國，還是去日本，他們張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希望你們的貨幣升值」（美國的貨幣則貶值）。第二天又回到原點，對一些記者堅稱，「我們支援強勢美元」。
事實上，這些政客和官僚，包括財政部長，對貨幣一無所知。他們耍兩面派，經常是同時有兩套截然相反的說辭，而當時說什麼大多數是出於政治上的權宜之計。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曝光的一份美國司法部檔案顯示，政府可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下，使用無人機擊殺與「基地」組織有關聯或參與針對美國的恐怖活動的境外恐怖分子，其中包括美國公民。2011年9月，美軍無人機在葉門擊殺了兩名美國公民。——譯者注
人身保護權令是指在普通法系下由法官簽署手令，命令將拘押之人送交法庭，以決定對其的拘押是否合法。暫緩執行人身保護權令意味著囚犯可以未經審判而被拘押，拘押時間可以根據政府所需時間而定。林肯曾在1861年在馬里蘭州及部分中西部州暫停執行人身保護權令。——譯者注
由國會議員霍利和斯穆特聯名於1929年4月提出的關稅議案。當年10月，紐約股市崩盤，美國及世界經濟陷入空前大危機。1930年6月該關稅法成為法律，將2000多種的進口商品關稅提升至歷史最高水平。當時美國國內有上千名經濟學家聯名簽署請願書，抵制該法案。該法案實施後，很多國家對美國採取了報復性關稅舉措，使美國的進口額和出口均驟減了一半以上。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被認為加劇了經濟大蕭條。——譯者注
1994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實行匯率並軌，採取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當月人民幣一次性貶值50%，美元兌人民幣名義匯率由此前的1:5.8大幅升至1:8.7。——譯者注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自即日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當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