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比穿越偏遠邊境更能讓我瞭解一個國家的底細了。當你穿越邊境時，你最先發現是否要去行賄。所有的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簡單直接的嗎？所有的流程是否有效？本來10分鐘可以辦好的事情，非要花一整天過關嗎？你還得了解當地貨幣，因為過邊境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換錢。當然，總是會有官方牌價，我會在那裡換一點，因為從政府手中換的錢不會有假。我可以拿這些錢和在黑市裡換的錢相比較，以防有假。之後我去找黑市，如果有的話。不過，通常會是黑市來找我。
1969年，在華爾街工作的我結束了自己的第一樁婚姻，買了人生第一輛摩托車。這不是我能開著環遊世界的摩托車，而是一輛會一直缺乏動力、無法抵達目的地的寶馬250cc。我並未在摩托車上創造歷史，但我確實在上面見證了美國非主流文化的歷史時刻。
1969年夏天，我陸續聽說即將在紐約北部的伍德斯托克舉行為期3天的「和平與音樂」音樂節的訊息。我對此並不感興趣，也沒想到去弄張票。直到我從收音機裡聽到那些發生在紐約卡茨基爾（音樂節舉辦地旁邊的小鎮）的有趣事情，讓我為參加這個活動而興奮不已。於是，8月15日那個週五，我丟下工作，跳上了摩托車，直奔這個音樂狂歡盛宴而去。還未到跟前就有了路障（警察不讓任何人靠近這個地方），我只有驅車穿過當地居民的各式後院才得以擺脫這些警察。中途還有個女的從她的屋子裡追出來，衝著我大吼大叫，不過這也正常。但大概開了三四百碼後，我的輪胎就癟了，我猜一定是她的詛咒生效了。在換過輪胎後，我繼續向前抵達了會場。
舞臺被一圈柵欄圍住，我直接開到了柵欄處。所有的安保人員都穿著印有伍德斯托克標誌的綠色夾克——背面的白底印著一隻站在吉他弦上的鴿子。那天非常熱，所有人都脫了夾克掛在柵欄上。我悄悄趴在柵欄下，順手牽了一件綠夾克穿上走上舞臺。當然，那個時候場面混亂不堪，任何人但凡有點想法都可帶走任何東西。
舞臺上的節目花了我不少時間。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如此敬畏，以至於要盡力保護好自己的「成果」——我不想失去自己佔據的有利位置，不想放棄自己（好不容易偽裝成的）特殊身份——對此，我非常謹慎。周圍的人總是時不時地想要爬上舞臺，我總會說：「不行，你必須待在後面。」我是個盡職盡責的安保人員。
我佔據了屋子裡最好的位置，可以近距離地看到各種表演，最重要的是我正在享受精神饕餮。這真是太棒了！事實上，儘管當時大約有50多萬人參加了這次聚會，但沒人認為這會是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所有人都認為「我們度過了一段多麼美妙的時光啊！」我們只是想找樂子，然後各回各家。
音樂會一直持續到8月18日週一。不過，我在週日下午就返回了紐約，因為我必須要趕在第二天去上班。（直到週一早晨，吉米·亨德里克斯都沒有登臺演出，因此我錯過了他的表演。）辦公室裡，每個人都在談論伍德斯托克音樂會，當然這是那時的熱門新聞。
有那麼一刻我自告奮勇地告訴同事：「喔，我當時就在場！」他們全都看著我，好像我不乾淨似的。
「什麼？你為什麼要做那樣的事？」他們很想知道，「為什麼？太可怕了！」
這就是早期我在華爾街無視傳統智慧的例子。至今，我依然儲存著自己的伍德斯托克音樂會的夾克，時不時地翻出來看看。總有一天我會給孩子們展示這件夾克，儘管我並不清楚這對她們意味著什麼。也許有一天她們也會看到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資訊，也許她們的朋友會看到——其中一個女孩會說：「是的，我老爸居然還在那裡做了保安。」
如果你跳過中國和那時所說的蘇聯去環遊世界，那就根本不值一提。離開華爾街去冒險之前，我花了很多精力去尋求官僚的批准，以便能到那些國家去。在等待許可期間，我回到了學校。
在退休不久後的一次聚會上，我遇見了哥倫比亞商學院的院長桑迪·伯頓（sandyburton）。
「你為什麼不來我這兒講課呢？」他說。
我告訴他：「我不相信商學院對人們是件特別好的事，尤其是那些想去做生意的人。」
在華爾街的第一個夏天，多米尼克公司的高階合夥人給我的建議已被我採納，他告訴我去商學院完全是浪費時間。現在我相信他說的，即便進了商學院也沒什麼用。那個夏天，我從市場的交易櫃檯學到的遠比在這個國家的商學院裡花兩年時間學到的東西還要多。
「我真的對教學沒啥興趣，」我告訴院長，「我可能也不擅長於此。」
「除此之外，」他笑著說，「為什麼不來我這兒講課呢？」
有兩件事我決心在退休時要學會，即打網球和壁球。我住的地方距離哥倫比亞大學有幾個街區，哥大有個特別好的健身房，但除了學生，只有校友、教職員工才允許使用。我猜想，也許對於那些捐建新宿舍的校外人士會偶有例外。於是，在聚會後不久我給院長打了個電話。
「我會告訴你我打算做什麼，」我說，「我準備免費代一門課，教一個學期，不過我想要的回報是一輩子用你們的健身房。」
他很快給我回了電話，令我驚訝的是，他說：「好，就這麼定了。」
作為兼職教授，我在研究生學院帶了一個班，但我對教學幾乎一無所知，我已經有差不多16年未踏進大學校園了。這個班大概有15個學生，他們的平均年齡是26歲。他們全都工作過一段時間。我對他們講：「我準備教的這門課就好像你們在為我工作。我是一個基金的研究主管、投資主管，你們將成為我的分析師。我會給你們一些公司去分析，我也會教你們怎麼去做。」
我告訴他們我是怎麼分析公司的。我發給他們電子表格，我讓一些大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到課上來，在每個案例中，我會坐著問董事會主席一些問題，就好像我是一個投資組合經理、一個分析師正在他辦公室拜訪他，想搞清楚我是否應該投資他的公司。然後，我讓學生們開始提問。在這之後的作業是寫一篇文章，只要一頁紙就夠了，我不接受任何長篇大論，也不接受任何遲交的作業。在這篇文章裡，學生們需要告訴我他們對這個公司股票的分析：是買，是賣，還是做空或者什麼也不做。
幾周後，我讓每個學生選擇一個行業來分析——只要我同意，他們可以隨意選擇。假如你是我的學生，選擇做個航空業分析師，那麼我們會在課堂上有段對話。你告訴我你的想法，不管你的研究告訴你什麼，你要告訴我在這一行業怎麼能賺更多錢，是否我該買進達美航空，賣空西南航空。我認為，每個人都有3個回合。這就是這個班的教學方式。
我曾跟學生們解釋說，我將用類似蘇格拉底對話的方式進行授課，但後來卻不得不向大多數學生解釋誰是蘇格拉底。他們都說我是個很難對付的工頭。我要求苛刻，也不輕易給人打高分，我甚至讓一個男生鎩羽而歸。我說：「聽著，如果我每週都要來這兒教幾個小時課，我希望至少你也應對得起你聽課的這段時間，讓我有興趣繼續教你。」學生們對此抱怨不已，認為沒有哪個班級的課這麼難對付或者要求他們如此辛苦地做功課。這讓我想起在蘇格拉底身上發生的事情——他們毒害了他。學期末學生評估出來的時候，我記得當時正坐在院長辦公室裡，預期著最壞的結果。當我開始看這些評語時，忍不住哭了。學生們對我交口稱讚。此前從未有人對我說過這樣的好話：「我從未上過這麼精彩的課……無論如何你必須讓他回來繼續教我們……」我那麼瘋狂，我曾讓他們像驢一樣地辛苦學習，而他們對此卻感激不已。
教課確實有很多樂趣，有趣得超出了我的預期，我告訴自己，好吧，我再做一次。我教了四五個學期。1987年股市崩盤時，我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兼職教授。10月19日星期一，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之前，我曾經預測過一次崩盤，但那次並不是災難性的崩盤。美國股市一天內暴跌超過20%。我一向直言不諱，認為市場漲過了頭。市場確實在漲，確實在不斷升溫。在公開場合，我一直堅持對那些在華爾街工作的人講，某一天股市會下跌300點。但更為驚人的是，那天股市暴跌了512點，創出美國股市史上單日最大跌幅。我本能地做空了市場，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是我曾有過的最好的生日。
每個人都知道我此前一直預測市場會有暴跌，不少媒體報道時紛紛提及我。電視臺的人甚至到我的班裡來採訪。有人把報紙上有關我報道的影印件貼在商學院的公告牌上，卻被一個教授撕掉了。這位兄臺和其他幾個教授在學校裡教授股票市場，而在股市裡他們卻嚴重套牢，他們一直跟學生講：「羅傑斯是個傻帽兒，他不知道自己在說啥，他甚至都沒有博士學位。」我相信他一定是個不快樂的教授。
我並不相信這個國家的中等教育是當今世界上最好的，但很多美國人卻如此聲稱。事實上，大多數人似乎更認同當今美國的中小學教育太令人絕望。但同樣是那些人，也堅持認為在同一階段，美國的高等教育天下無敵。
也許有那麼一段時間這是真的。
美國大學曾是優秀教師雲集之地，最頂尖的人才在那裡走向巔峰，但隨之而來的終身職位制卻改變了這一切sup/sup，就像安裝在學術旋轉木馬上的銅環一樣sup/sup，卓越的教學方式從來不是走向成功的途徑。發表論文、學術研究和校園政治最終導致了終身職位制。為了追求終身職位，教學反而顯得無關緊要。
我記得有個教授曾告訴我：「多美的生活！糟糕的是周圍全是我們的學生。」
從最壞的角度看，終身職位制度讓不稱職的教授找到了避難所。美國學術界被終身教授把持，他們做研究、去圖書館。學生們會圍著他們，問是否需要額外的輔導，抱怨他們的成績單或者為了獲得學分被迫交論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事情與一個大學教授真正的工作毫無瓜葛，儘管大多數人不會這麼說。
除了在大學，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這樣一種職業，只要你工作了7年就可以得到一份有終身保證的工作。成為一名醫生或成為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後，你仍需要不停地工作。如果你在大學裡任職，等到35歲時，你永遠都不需要再次證明自己。除非你一把火燒了大學或者殺了人，否則你會有個終身職業。當我還是個全職教授時，我計算了一下，每年的上班時間平均下來每週只需要5個小時。
近年來，終身職位制在美國教育界得到推廣，其背後所主張的基本原理、學術自由，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可笑。一個會計學教授必須要有終身職位才能保護他在教室裡的政治觀點嗎？或者一個物理學教授在談及有關落體的重力時，需要保護其對資產和負債的政治信仰嗎？教授們可能需要相互保護，但這不是終身僱用的理由。
例外論sup/sup導致美國高等教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泡沫，而終身職位制則是例外論的一個方面。現在，去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每年成本在56000美元。這還只是學費和食宿費，還不包括各地飛到普林斯頓大學的機票，也不包括啤酒。讀4年書至少要花費25萬美元，而且學費每年還在上漲！這就快趕上我當年讀耶魯大學時學費的50倍了！所有的常春藤學校，比如斯坦福大學等，已經讓每個人堅信入學時高昂的學費是值得的。到目前為止，全世界都熱衷於球賽，猶如每個人沉迷於房地產泡沫一般。總是會有「好」理由和「可靠」的證據顯示，不管怎樣，最好參與當前的泡沫。未來3～4年，普林斯頓大學的基本費用會是每年65000美元。
我曾在一些學校就讀，如耶魯大學和牛津大學。我喜歡在學校裡的每一分鐘，我在那裡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它讓我明白我是誰。但如果這正好是你想要的教育，你會受到良好的教育。今天，這些學校出售的不過是品牌名稱這個商品標籤而已。當世道變得越來越艱難，有能力為這麼小的「標籤」付出高昂學費的人會越來越少。
是的，如果普林斯頓大學想把自己定位為一所亞洲大學，大批能自己付得起學費的聰明留學生完全可以填滿所有班級。現在的牛津大學，合格的中國留學生完全可以填滿每個班級。所有這些學生的家庭都願意，而且也十分輕鬆地就能負擔起學校的所有費用。但一個美國孩子必須要有貸款才可以進入其中的某所大學，同時要面臨畢業時揹負幾十萬美元債務的結局。這些唯一承諾其校名含金量的地方几乎不可能給你帶來美好的未來。在美國的破產法裡，教育貸款是無法登出的。在美國，如果你破產了，你可以登出一切，除了你的教育貸款，這筆債務是最有可能將駱駝壓垮的那根稻草。
如果西方國家的經濟繼續出現問題（看來很可能是這樣的情況），這些地方的高校將很難有申請者。費用持續上漲，學校不斷提高學費，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將無力承擔。與此同時，海外留學生們卻在家門口發現有更好的名校。如果你看看過去20年釋出的學校排名，現在你會首次發現，那些從未出現在排名裡的亞洲大學，在優良傳統和良好教育方面開始顯現出強有力的競爭性。
科技對當今的孩子而言猶如第二天性。為什麼非要在早上8：00爬起來讓自己去上每週3天的西班牙語課呢？這樣的時間你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表，通過電腦學習一些更為有效的東西。美國真的需要30000名昂貴的西班牙語終身職位教授嗎？普林斯頓大學的西班牙語教授會比其他人教得更好麼？線上學習西班牙語也許會快很多，學得會更好，當然還可以省一大筆錢。同樣會計、物理和微積分的學習也可以如此這般。問題是你需要的是一個好老師。為何不去找個才華橫溢的教授，不管他有沒有終身職位，讓他通過網路給你教課呢？為何不去找兩三個能給數百萬學生提供最好教學指導的好老師呢？
對於一些高等院校而言，可能已為時過晚。如今，一些美國的精英大學已瀕臨破產邊緣。它們的消費結構不可持續。公司的高管每週只工作5～10個小時，這樣的運營模式沒有任何人可以玩得轉。如果真要做，你肯定會破產，尤其是在有終身職位限制的系統內，那裡不可能開除任何人，即使是那些憑藉該系統一開始就遊手好閒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傳統上常春藤聯盟大學對工人階層非常慷慨，因為他們並不樂意讓自己以骯髒的資本家面貌示人，即便是破產時，也以祝福的形式呈現。讓我們來看看汽車業的破產情況。一旦勞工合同上漲，工會就會介入，汽車公司就會屈服。這些汽車公司一直不停地放棄自己的商業利益，最終令整個行業破產。
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這些機構都是由學者而非企業家來運營。這些高校管理不善，哪怕用捐贈基金也救不了它們。它們的很多捐贈基金都是假的。過去20年來，很多高校一直在非公開市場投資流動性不足的資產，不管是木材還是房地產，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私募股權投資。
在泡沫中，很多金融機構提出所謂的三級資本sup/sup，即這些資本的價值不會超過假設的抵押貸款。例如，它們的市值都有「模型評估」sup/sup。如果你的電腦程式說一張特種紙值96塊，你標上96塊。穆迪和標準普爾說這紙的評級的是aaa，價值96塊。但我們都知道它們大部分都是垃圾。捐贈基金的很大一塊就由這種東西構成，這就是問題所在。
下面的故事適用於所有精英學校。哈佛大學自己並不管理大筆資金。舉個例子，有個著名的做私募股權的傢伙來到哈佛說，投資我們基金吧，哈佛大學就給了那哥兒們1億美元。這哥兒們拿著錢去投資了一些新企業或者買了幾家公司，不管他做什麼，他都用「模型評估」，而哈佛也接受這一方式。現在，基金經理有充分的動機提高他的估值，就像房利美和花旗銀行此前那樣，正如其他人此前使用「模型評估」那樣。哈佛樂於接受這些自豪的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