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工作是華爾街所賦予的，但成功的人畢竟是少數。很多人在牛市中賺了錢，不過在正常環境下能賺錢已非易事，更何況在熊市中賺錢，這個行業裡大部分人註定會慘遭淘汰。恆心和毅力是生存的基礎，但同樣重要的還有判斷力。
1966年，在馬倫哥縣，沒人能逃過當地應徵入伍草案的規定。草案委員會只有一位女士，她的兩個兒子均應徵入伍，且都在越戰前的戰爭中喪命。我非常反對戰爭，可能有人會支援她的觀點，但她的犧牲已令其對沖突的支援變得強硬，而非對此採取柔性政策。
去華爾街之前，我要服兩年兵役。在註冊了軍官候選學校後，我獲准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分校。我選了軍需官學校陸戰隊新兵訓練營後，被送到位於弗吉尼亞州的李堡軍需官中心學校學習。露易絲已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她經常從紐約趕來李堡和我團聚。
即將從候補軍官學校畢業時，我開始尋找紐約附近是否有合適的派駐地。當時紐約布魯克林區的漢密爾頓堡正好有個軍需官的職位，這正是我想被派駐的地方。幸運的是，我得到了這個機會，和另一位年輕中尉被派駐那裡，我負責管理那裡的軍官俱樂部。
有一次和指揮官閒聊時我告訴他，服役結束後我要去華爾街工作。那是1968年，股市正一路狂奔直衝雲霄，到處都有人談論自己在股市裡賺了多少錢。指揮官也不例外，他讓我幫他打理他的投資賬戶，我同意了。我想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幸運的是，我沒讓他的賬戶虧錢。實際上，還讓他賺了一點。1968年8月，當我服完兵役後，我把指揮官的本金和利潤全交還給他。我不知道此後他做了些什麼，不過1968年正值牛市見頂，伴隨華爾街的崩潰，出現了一個漫長的熊市，我恰好在股市見頂時離開漢密爾頓堡。
在我投身華爾街時，正是股票市場最為乏味的10年之初。1970年道指一瀉千里，彷彿20世紀30年代股市崩盤重現一般。我先後在3家投資公司工作，做了幾年分析師。此後我去了一家頗有口碑的德國老牌猶太人開的投資公司——阿爾霍德-佈雷奇羅德合夥人公司（簡稱a.s.b公司，其創始人格·馮·佈雷奇羅德曾是德意志帝國首任宰相俾斯麥的銀行家）。1937年，隨著納粹右翼勢力的膨脹，a.s.b公司將其運營部門遷往紐約。就是在那裡，在那個狹小的家庭作坊式的辦公室裡，我真正張開了自己的翅膀。
華爾街最令人興奮和迷人之處在於萬事萬物總是千變萬化，你必須隨時保持領先且永無止境。這就像一個四維拼圖，聯結著體積和時間。每天你來工作時成堆的資訊迎面而來——有人死了，有人罷工，哪裡發生了戰爭，天氣有何變化等。世事變遷，不管發生了什麼，投資如果沒有做到盡心盡力，就會被無休止地驗證。比如你設計了一輛汽車，就會有一個投資預期，即你生產了汽車拿去賣，市場是否接受？但至少這個專案有一個生命週期。對於投資而言，根本沒有什麼能阻止流動（指資金），這樣就形成一個持續、不停的挑戰……叫它遊戲也好，戰爭也好，或者管它叫什麼都行。
我愛這裡的每一分每一秒！它已深深融入了我的血液。我忘情地工作，有時甚至一週7天一天也不休息。我甚至希望股市最好別在週末休市——我太愛這份工作了。我依然記得有次在一週內跑了10個城市，拜訪了10家公司。世界上真沒太多事情值得這樣花時間去做。可以理解的是，露易絲卻非常恨我有這麼多的工作。當我一天15小時都埋頭在辦公室時，她正捲入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區的學生示威活動中，在她們那裡，華爾街臭名昭著。她不明白一個對工作如此瘋狂、野心勃勃的男孩最想要的是在華爾街賺錢致富！
我去阿爾霍德-佈雷奇羅德合夥人公司工作時，露易絲和我離婚了。（離開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時，露易絲和她的很多學生都對現實生活有所瞭解。直到她畢業，她的父母和她40歲的兄弟都沒答應為她提供汽車貸款擔保，她問我是否願意提供擔保，我同樣也拒絕了。）4年半後，我再婚，並再次因為一心一意專注於工作，令這場婚姻註定短命。我並沒有特別以此為傲，但我從來就不是「維繫良好關係的料」。我57歲時娶了佩姬，直到那時我一直與不同的女性保持階段性關係。包括我的前兩次婚姻，讓我在不同的男女關係中跳進跳出。佩姬很特別，因為她能忍受我。我家裡有五兄弟（沒有姐妹），我們當中只有我一個人離過婚。
在與其他兄弟的談話中，我發現我們當中沒有一個從父母那裡得到過任何有關如何與異性相處的建議和意見。我想即便我們問過，他們也不見得知道如何告訴我們該怎麼辦。他們倆結婚時，幾乎剛脫離青少年的幼稚和青澀，根本沒有太多的約會經驗。我在自我教育中瞭解到自己的缺點後（生命的中自我意識來得有點遲），我希望我的女兒能做得更好！所有的父母都應該教他們的孩子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常識，我希望在女兒成長的過程中，為她們提供我的見解和建議。我會盡我所能告訴她們自己一路艱辛、自我習得的經驗與教訓。
努力工作是華爾街所賦予的，但成功的人畢竟是少數。很多人在牛市中賺了錢，不過在正常環境下能賺錢已非易事，更何況在熊市中賺錢，這個行業裡大部分人註定會慘遭淘汰。恆心和毅力是生存的基礎，但同樣重要的還有判斷力。
要想在華爾街獲得成功，你必須有很強的好奇心。當你撿起一塊石頭，誰知道可能會從裡面爬出什麼來，又會引發什麼樣的結果？除此之外，你還得持有懷疑態度。你被告知的大部分資訊，在翻到石頭的背面後，都是不準確的。無論是政府、公司還是個人，這都反映出常識的匱乏和資訊失真。判斷事物時，任何人的話都不能成為唯一標準。你要自己去做調研，自己去驗證每一件事。你必須要挖掘每一個線索。這就好比100個人走進房間同時聽到同樣的資訊，但只有3%～4%的人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當我開始華爾街的職業生涯時，很少有人在股市上投資。20世紀60年代末，不論個人還是機構投資者，類似養老金計劃和捐贈基金都被拿來投資債券。（買賣貨幣或大宗商品？華爾街甚至鮮有人能拼寫出這些單詞。）20世紀60年代末，福特基金會曾委託一家機構做過一份調查，只有能派息、有資本收益、和債券一樣有吸引力的「普通股」，才會引起投資者關注。多虧了福特基金會的公信力，使得這些調查結果對投資者進入一個新的投資領域發揮了作用。不過對於今天的mba而言，這依然令人難以想象——幾十年前，普通股還只是一種比較罕見的投資。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牛市才令這一格局出現巨大改觀。
今天幾乎所有機構的大部分投資都是股票。1964年我剛去華爾街實習時，紐約證券交易所只有300萬股的交易量。1天300萬股的交易量啊！他們都可以在早餐前完成這300萬股的交易量，或者在開市前就搞定了。如今，紐交所一週的交易量就高達50億股，另外再加上納斯達克的50億股。
20世紀60年代，很少有美國人在海外投資，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他們對股票的所有認知就是紐交所的那些上市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世界上很多國家，而在富裕強大的美國，人們尚未開始尋找投資機會。儘管有很多原因造成了這種短視，但沒有比在美國實施外匯管制的投資政策更令人沮喪的事了。
1962年，伴隨德國經濟的增長、日本經濟的自給自足和其他國家經濟狀況的改善，大量美元離場。美國從國外進口的商品越來越多，貿易逆差不斷加劇。1963年，美國國會推出所謂「利息平衡稅」，即對購買外國證券的本國居民徵收15%的附加稅，以防止私人資本外流。這意味著，如果你買了100美元的大眾汽車股票，除了100美元外，你還得給美國政府再交15美元的利息平衡稅。這一稅制的初衷是抑制資金外流，這一目的也確實達到了。儘管有大把機會，卻沒有多少美國人在海外投資。而其他國家卻在利用美國的外匯支出蓬勃發展。
在牛津大學讀書時我就對國際投資很感興趣，也正是在那裡，我第一次開始關注世界其他地區都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記得1968年退役後去了華爾街，當我談及投資，如買賣丹麥克朗時，周圍人沒有給我任何建議。這些聰明、有經驗的老江湖們只有乾瞪眼的份兒，好像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有丹麥這個國家，更不用說那裡的投資機會了。那時華爾街只有兩家專門提供海外投資服務的小公司，其中一家就是阿爾霍德-佈雷奇羅德合夥人公司（另一家是卡爾·馬克斯合夥人公司）。
我去了阿爾霍德-佈雷奇羅德合夥人公司，和公司副總裁喬治·索羅斯一起工作。那時他正好要找個聰明的年輕小夥子，而我正想換工作。有人引見了我倆認識，我們一拍即合。他和我一樣有國際投資視野，比我大12歲。索羅斯在匈牙利長大，後移居英國直到20多歲，有國際投資經歷。於是我倆成了好拍檔。我們在佈雷奇羅德合夥人公司管理「雙鷹」對沖基金，主要利用國內外的機會賺錢。當時因為新的監管限制sup/sup，我們被迫分出去單幹。阿爾霍德-佈雷奇羅德合夥人公司成了我們的交割經紀行和主要保管行。
我們找了間小辦公室，創立了量子基金sup/sup，這是一個專門針對境外投資者的多元化的離岸對沖基金。為了不讓他們遭受利息平衡稅的困擾，我們將公司設在了拉丁美洲荷屬安地列斯群島。我們在全世界各地做空股票、大宗商品、外匯、債券等。我們在全球各地別人未涉足、還未利用、待開發的市場上投資。我拼命工作，讓自己儘可能多地瞭解全球的資本、商品、原材料等的流動狀況以及各種資訊。
到1974年，全球只剩下少數幾家對沖基金。沒多少公司一開始就做對沖基金，大部分對沖基金公司都已倒閉，當時的華爾街太難賺錢了。即使有少數公司存活，其投資大部分也在美國境內。我們是唯一一家國際對沖基金公司。理論上講，搞對沖基金的都是些聰明人，可那時他們都沒在海外投資。那時沒多少人能在地圖上找著比利時，更別說在那裡開拓市場了。
最初的對沖基金由艾爾弗雷德·溫斯洛·瓊斯sup/sup於1949年創立。當我們創立量子基金時，艾爾弗雷德·溫斯洛·瓊斯依然健在，他的對沖基金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都非常成功。我們也採用了和瓊斯基金同樣的薪酬結構，這在當時的華爾街被廣泛應用。
對沖基金和共同基金的主要區別在於，對沖基金能賣空。當然相比共同基金而言，對沖基金的名頭就標明其能夠對沖。美國的共同基金只能買股票，且只能做多。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薪酬政策的限制，共同基金只能收取很低的費用，也不允許借錢，即買保證金。對沖基金可以買保證金，可以收取任何他們想收的費用。我們每年收取1%的基金資產管理費——共同基金可能只收0.5%；同時，按照當時的標準，基金經理人還將賺取20%的利潤提成。
從理論上講，無論年景好壞，對沖基金都會賺錢，因為它們可以賣空，這也是20%利潤提成的精髓所在。如果幹得好，你能賺很多錢，但如果沒有利潤，投資者分文不付。不過如果投資者樂意支付20%的利潤提成，很顯然基金收益頗豐，這意味著他們也賺了很多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瓊斯去找投資者，告訴他們：「我很聰明，也是個優秀的投資者，我要建立一個基金，將我的賭注、我們的賭注對沖。我希望你們付我高薪讓我做得更好。如果你們想和我一起投資，你們得付錢。」那時，共同基金不允許找投資者收取獎勵費（利潤提成），但《美國證券法》規定，對沖基金發起時，如果在法律上投資者少於99人，且沒有考慮從公眾中募集資金（就像富達從數以百萬計的投資者中募集了資金），只是通過私人聚會尋找投資人，確定投資者想要的薪酬管理模式就行。因此，對沖基金的規模相對較小。
索羅斯是個非常優秀的交易員，對市場時機和交易的感覺相當敏銳，而我對此並不擅長，也毫不在意。我做了大量調研工作，我感興趣的是透過岩石、尋根究源，去發現世界上將要發生什麼事情，預測事物變化的趨勢。我的這一工作熱情歸功於1964年年初闖華爾街的經歷。那時，漫無目標的我去華爾街找工作卻一無所獲，發現唯有這份工作熱情能養活我。
儘管沒有原來掙得多，我仍然自降75%薪水去創業。不過錢對我而言不是問題。我給大家的建議以及將來給我孩子的建議是：在你詢問這份工作會有怎樣的報酬以前，首先要確認這對你是否是份合適的工作和合適的地方。如果選對了地方，只要你把工作幹好，不愁掙不著錢。我保證錢會來找你，掙錢對你而言將不在話下。
我們的小辦公室位於紐約中央公園一角的哥倫布轉盤廣場，包括秘書在內，公司只有3人，一切進展順利。我們什麼都做：在全世界投資（股票、債券、外匯、大宗商品），我們賣空，做保證金，凡是在金融市場能做的我們都做。別人做過的投資我們做，不過由於外匯管制和歷史視野的侷限，其他人則不會去做某些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