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歷史告訴我們目前沒啥異樣，它至少教導我們：有無可爭議的今天必定會有別具一格的明天，即最穩定和可預測的社會卻發生了大規模動盪。1914年，歐洲重鎮奧匈帝國是全球最大的財富中心。維也納證券交易所當時大約有4000名會員。4年後，奧匈帝國消失了。翻看歷史書中的任何一年，然後往前數10年或15年，都會看到巨大變遷。1925年和平、繁榮和穩定的盛世，到了1935年或1940年時就面目全非了。過去50年裡，隨便翻找出任何一個10年曆史的第一年看看，1960年、1970年，直到2000年，每個10年年初存在的傳統智慧總會在之後的10年或15年被徹底顛覆。
牛津大學的哲學、政治和經濟學專業始於19世紀20年代，尤其在巴里奧學院，這一替代傳統學術學位的現代新興學科，專為培養那些準備管理大不列顛帝國的英國公務員而設立。誠然，英國當然知道彼時的帝國已奄奄一息。直至今日，在充分了解了大學教育之後，我很好奇的是，或許在輸送了大量自以為是的哲學、政治和經濟學專業的畢業生後，可能並未真正阻止大英帝國的衰落。
1918年的大英帝國是全球最有權勢、最富有的國家。那時的世界地圖上，除了紅色別無其他，大英帝國的疆域隨處可見。整個19世紀，世界貿易繁榮、全球經濟一體化令經濟開放無處不在。憑藉其強大的海上力量，英國由此受益匪淺。這一時期，英國在經濟、社會和藝術等領域成績斐然。
不過，大英帝國的過度擴張和鋪張浪費為其最終衰敗埋下了伏筆。1918年，大英帝國已從內部腐壞。布林戰爭sup/sup的巨大犧牲和鉅額軍費最終引發了英國國內的動盪，這與一個世紀後的美國發生的事情相差無幾：虛榮的政客們肆意踐踏生命，將大量的資源徒勞地浪費在越南和伊拉克戰爭上，令一個國家無論是在軍事、地緣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更不用說在道義上都是那麼力不從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針對可怕的恐怖行為採取的政治反擊，導致了英國的過度擴張。早在1910年，英國王室與德國王室以最快的速度聯姻，兩國王室成員還相約去度假。到1914年，他們的孩子卻在法國的戰壕裡互相殘殺。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英國拖入過度擴張的泥沼，戰爭結束後留給英國的是鉅額外債和江河日下的窘境。
自1939年起，英國為阻止英鎊與實施外匯管制糾纏了40年，最終它喪失了競爭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逐漸減少了在歐洲以外的軍事力量。到了20世紀60年代，英國已不再捍衛「蘇伊士運河以東」所謂帝國的利益。
大英帝國的海外利益之一是新加坡。「獅城」是新加坡的別稱，源自對梵文singh（獅子）和pura（城市）的直譯。獅城的傳說在《馬來年鑑》裡有詳細記載，西元1150年左右，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王國王子乘船抵達此地，看見岸上有一頭黑獸，當地人告知為獅子。王子認為是個好兆頭，於是在14世紀初將自己建立的王國命名為「獅城」sup/sup。121824年，英國佔領了獅城。
1969年，英國撤出新加坡島前夕，英屬殖民地的官員們在萊福士的告別宴上痛飲。他們喃喃自語：「新加坡完蛋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在這個極度貧困的前哨基地上，擁有50萬絕望民眾的新加坡將走向地獄。
當他們回到英國，安然度過一段大英帝國的風燭殘年後，同樣是這些殖民地的官員，只能對遠方這個國家在過去40年裡取得的輝煌成就瞠目結舌。今日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若以外幣儲備計算，新加坡或許是世界上人均最富有的國家。
而英國，它正走向地獄。1976年，由於無法賣掉政府債券，這個昔日的超級大國在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援時慘遭羞辱。1918年的日不落帝國，僅僅一代就陷入經濟混亂，不到第三代就已破產——真應了中國那句老話：「富不過三代。」
待到英國恢復元氣時，歷經半個世紀在世界各地橫行霸道的美國，已在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上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1979年，撒切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她實施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最終令英國經濟走出長期「滯脹」局面，她因此廣受好評。不過，也正是在1979年，英國人發現了北海油田。正所謂「只要發現了大油田，想不發家都難！」
伴隨一系列財政政策的實施，撒切爾夫人終結了自1939年以來的外匯管制規定。1964年我去牛津大學求學時，除非符合嚴格的外匯管制規定，英鎊還不能自由兌換，無法買賣，也無法將大量英鎊帶出國門。
英鎊危機四伏！那時每週的經濟學課上，我們最後的關注焦點總會轉移到英鎊困境上。當時的匯率高得離譜，1英鎊兌2.8美元。這一匯率並未準確地反映英國的經濟狀況，至少反映的是不健康的英國經濟。這個國家正瀕臨破產，無論哪方面都缺乏競爭力。沒人會在英國投資，英國也不太可能在其他領域投資。
在牛津求學時，我辦了個外國人銀行賬戶。賬戶上標明我存入的外幣是美元。銀行記錄顯示每週我可存入多少外幣，若高出這一規定，我就無法離開英國。銀行賬戶對外幣控制非常嚴格，儘管最初我也沒多少錢，但依然小心謹慎，每週存入的外幣從未超過規定限額，因為我一直深信沒準兒到哪個週末政府就會讓英鎊貶值。
儘管我是個22歲少不更事的毛頭小夥子，我也明白政府對英鎊的管制必須要放棄。在牛津大學的兩年裡，我的口袋裡總是揣著兩先令六便士跑來跑去。
那時，伴隨經濟形勢每況愈下——英國貿易逆差日益加劇的同時，其外債也不斷攀升，最終證明我的判斷是對的。但直到我離開英國那年，英國政府仍未讓英鎊貶值。我對英鎊的判斷是對的，但卻不逢時。這個特質（判斷準確但時機尚早）告訴我，作為一個投資者，它將會是一個喜憂參半的顯著特徵，貫穿我的職業生涯並重覆上演。
英鎊貶值至1英鎊兌2.4美元時，匯率卻未下降。直到20世紀70年代，隨著浮動匯率的實施，英鎊匯率一度跌至1英鎊兌1.06美元。如果那時貨幣匯率能夠逐步進行調整，英國工業也會得以為潛在的變化逐步適應和調整，從而具有更強的競爭力，而不是最終令英鎊陷入崩潰。
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倫敦金融城再次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英國也因此歷經一段20～25年的風光歲月。不過現在隨著北海石油的枯竭，英國再度淪為石油淨進口國。作為財富的助推劑，金融曾令萬人仰止，正所謂風水輪流轉，世界的焦點正從金融領域撤離（未來的二三十年，金融將是一個太難賺錢的行當），倫敦金融城正面臨「枯竭」。英國正在鉅額債務中痛苦掙扎，並再次走向沒落。
2010年，我帶著家人重遊了牛津，並應邀在奧利弗史密斯大學於巴里奧學院sup/sup舉辦的一個講座上發言。這個系列講座是由2007年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奧利弗·史密斯（巴里奧學院校友，出生於英國的美國遺傳學家）發起，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院方面希望我能與當今的牛津學生分享對經濟前景的看法。不過如果要問我女兒此行的目的，她會回答說：「給他們一條船。」
我們不妨瞭解一些背景。
牛津大學只有一種運動——划船。除了「牛橋船賽」，sup/sup再沒有哪個賽事會如此激動人心、萬眾矚目了。
「牛橋船賽」起源於1829年，此後，每年春季3月最後一個週六或4月首個週六，牛津和劍橋船隊都要在泰晤士河上一決高下。有了耶魯校賽艇隊3年的訓練經歷，我對「牛橋船賽」並不陌生。當我來到牛津大學，我清晰地意識到「牛橋船賽」的重要意義。在英國，參與比賽會讓你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個民族英雄，這種有證可循的絢爛，會在英國的任何一個酒吧裡得到驗證。除非是英格蘭足球隊，你不會在酒吧找到一個急於給你買酒的人，畢竟類似這種有人會為你買酒的運動少之又少。
（2010年，大約25萬名觀眾在泰晤士河沿岸綿延4.5英里sup/sup的現場觀看了「牛橋船賽」，僅在英國本土就有超過600萬觀眾通過bbc（英國廣播公司）收看了這一比賽的實況轉播。bbc同時在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分支機構對此賽事進行了直播。）
為了能在每年春季著名的「藍船」賽事sup/sup中一展身手，牛津大學各個學院數以百計的選手（包括很多「舵手」）要經過數輪激烈角逐才有機會成為賽隊一員。藍色是指大學體育藍，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運動員們在一些體育專案上進行最高水平的競技並贏得榮譽，理所當然會成為「藍船」賽事的隊員。而眾所周知的「藍色」，則是牛津大學深藍，劍橋大學淺藍。
在牛津大學第二年，我成為「藍船」賽事牛津代表隊的舵手，這也是「藍船」賽事開賽137年來第二個入選的美國舵手。巧合的是，第一個入選的美國人同樣也曾在耶魯大學和巴里奧學院就讀。他做舵手那年——我猜是1951年，牛津大學的船沉了！因此，當他們宣佈有個畢業於耶魯大學、正在巴里奧學院學習、名叫羅傑斯的傢伙當選「藍船」賽事牛津大學代表隊舵手的訊息時，周圍立刻一片譁然，有人驚呼：「我的天哪！又來了個要把牛津大學的船弄沉的傢伙！」
我差點就痛失成為賽隊一員的機會。賽隊有這樣的規矩：一旦你被選中成為隊員，就要買藍夾克和隊員特有的藍圍巾、針織衫與白褲子、黑皮鞋等隊服。我沒黑皮鞋，唯一的一雙配正裝的科爾多瓦sup/sup皮鞋的顏色也介乎黑色和棕色之間。我實在沒法一下子買齊這些行頭，決定就拿這雙深褐色皮鞋湊合著當黑鞋使。至今我依然記得牛津大學船賽俱樂部的總經理鄧肯·克萊格來看我，說：「你最好別穿這雙鞋！」
我說：「這不是棕色，是深褐色，而且是科爾多瓦產的。」對我來講，這雙鞋已經很貴了。
「這可不行，真不行！」克萊格說。
我說：「我沒錢再去買雙鞋了。我已經花了很多錢買了幾乎所有要買的東西，我實在沒有再買一雙鞋的錢了。如果真因為這個原因讓我沒法待在賽隊裡，我也無能為力了。」
最終他們讓我穿著這雙深褐色的鞋留在了賽隊裡。
那是1966年，我們在「牛橋船賽」中以超出劍橋3.25米的成績奪冠。此前一年，即1965年，「牛橋船賽」委員會首次決定在正式比賽前要進行一場預賽，以此擴大參賽選手的遴選範圍和培養第二梯隊，我有幸成為伊西斯隊sup/sup的舵手。在牛津大學的第一年，我正為入選「藍船」賽事而與其他人展開激烈角逐。用英國人的話講，由於某種「不愉快」，我幾乎完全放棄了划船。
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所有的運動都非職業級別（我們甚至要自己掏錢買隊服），牛津大學的教練都是志願者。那年負責我們船賽隊員選拔的是澳大利亞前世界冠軍山姆·麥肯茲。這是個騙子，總在造假。山姆也是個給雞配種的好手，一直高度重視禽類產業人士對他特殊技能的認可。山姆和船賽俱樂部的總經理，那年是個叫邁爾斯·莫蘭德的學生槳手，他們倆最終拍板誰能參與「牛橋對決」比賽。
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dodd）在其1983年出版的《牛津劍橋船賽》（theoxfordandcambridgeboatrace）的書中曾這樣寫道：
在巴里奧學院和伊西斯船隊，吉姆·羅傑斯二世是個快樂的人，直到1月他收到父親的一封信後遭受重創，並倍受困擾。他悶坐了好幾天，發現自己是個無辜的外國人。於是，他決定採取最簡單的辦法，即放棄這一切。他不想捲入一場不知誰對誰錯的遊戲。他去找他的教練大衛·哈迪，告訴他自己想退出伊西斯隊，也不想繼續這一比賽。哈迪似乎意識到了什麼，他極力勸阻，試圖找出羅傑斯辭職的原因。哈迪對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來，羅傑斯在伊西斯隊一直都幹得不錯。此時，羅傑斯向哈迪展示了那封關鍵的信。
山姆·麥肯茲寄了一封信給羅傑斯遠在美國南部鄉村亞拉巴馬州的父親，儘管老羅傑斯對於牛津大學和「牛橋船賽」一無所知，但他完全能明白麥肯茲信中所述的要領。
這封信大概有兩三段簡單介紹了下牛津大學、「牛橋船賽」以及羅傑斯在牛津的情況。在信紙下方有一段手寫內容：如果能給麥肯茲的銀行賬戶裡存入一筆四位數的資金，那麼羅傑斯鐵定能參加「藍船」賽事。就在這段手寫內容的下面，老羅傑斯給他兒子寫道：「是這人瘋了，還是我瘋了？」
那會兒我剛去牛津幾個月，賽隊裡其他船員都認識多年，彼此熟悉。我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我明白，無論發生了什麼，唯一令我不被無端捲入、陷入進退兩難之際的辦法就是儘早抽身，這似乎是阻力最小的捷徑。但哈迪說服我打消了退出賽隊的念頭，之後他給船賽俱樂部的指導老師和會計——卡波爾學院的財務主管，同時也是槳手的威爾·戴威基寫了封信，說明了這一情況。有一次威爾·戴威基碰見我說，「山姆跟我們不是一類人」，最終，麥肯茲被船賽俱樂部開除。
8名槳手和我代表的牛津大學伊西斯隊在那年的預賽中完勝劍橋大學。我們決定繼續團結奮戰，為夏天舉行的「亨利皇家賽艇會」做準備。
每年7月連續5天的「亨利皇家賽艇會」sup/sup是英國重要的體育盛事。該賽事之所以被稱為「皇家」賽事，是因為其首位贊助者是皇室成員。比賽期間，菲利普親王會親臨現場觀看賽事。來自全世界的選手匯聚一堂一決高下，令其成為船賽中的頂級賽事。如果某所大學的選手表現卓越，能有幸參加這一賽事，將是該大學莫大的榮耀。
在耶魯大學時，所有有關「亨利皇家賽艇會」的趣聞我都耳熟能詳，並沉迷於關於這一賽事的種種傳說之中，但我從未想到有一天我也會參加該比賽。自1839年首次舉辦賽事以來，「亨利皇家賽艇會」最為著名的賽事是男子8人有舵手級別比賽，冠軍將獲得「泰晤士挑戰者杯」。1965年，伊西斯隊的全體成員決定角逐「泰晤士挑戰者杯」。能參加代表最高榮譽的「亨利皇家賽艇會」令我興奮不已。當我們以6分28秒的新紀錄奪冠後，我樂暈了。我們因創造了這一賽事的歷史紀錄入選《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這是我第一次創造吉尼斯世界紀錄。
如今，巴里奧學院船賽俱樂部有男選手，也有女選手。他們的首條8人艇分別以「彼蘭德·羅傑斯」和「樂樂·羅傑斯」命名。2007年，我給俱樂部的女選手捐了首條賽船，船就以我大女兒「樂樂·羅傑斯」的名字命名。那之後不久，我給男選手們也贊助了第一條船，船名是我小女兒的名字「彼蘭德·羅傑斯」。
2009年，當捐給男選手的賽船抵達時，正值牛津大學著名的「八週賽季」，這是每年「牛橋船賽」後牛津大學最負盛名的船賽季節，以「盛夏八週」著稱。「盛夏八週」是牛津大學最重要的船賽和社交盛會，為期4天的比賽中，有男子7人組和女子6人組的不同賽事，總共會有158條船參與比賽。有些學院甚至讓n多的女子5人組和男子5人組參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