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本書的另一個目的在於，如何照亮我們前進的路以及一個人該如何為未來進行自我教育？在書中，我將與你分享我在金融、投資領域追求冒險的過程中，教會我成長的經驗與見解。追尋那條引領我從「黑帶」走向地球另一端的東南亞花園城市，這場始於兒時家鄉後院的人生旅程。
我的家鄉德莫普利斯位於亞拉巴馬州坎布拉克棉區中心——黑武士河與湯比格比河交匯處。作為馬倫哥縣最大的城市，德莫普利斯正處佐治亞區中心。在歷史上，亞拉巴馬州和密西西比河一帶享有「黑帶」美譽。大約200年前，這一帶肥沃、深厚的黑色溼草地原土滋養了當地眾多的棉花種植園主。他們有些在奴隸制中熬出了頭，但卻在象鼻蟲災中無一倖免。sup/sup
正是在那片黑土地上，兒時的我和小夥伴們在地裡挖魚餌，然後一整天在河邊釣魚。我們經常會釣到鯰魚，這種雜食動物會咬住任何它聞到的東西，比如蚯蚓、大熱天裡很容易就能逮到的蟋蟀等。
那時我8歲，比大我10個月的表哥魏德和我一起在家裡後院玩挖洞探險的遊戲。儘管那時我們對何謂冒險一無所知，但那天的情景依然生動地留在我的記憶裡。
「如果我們一直挖下去，」他說，「最後就能到中國。」
那時年幼的我並不知道地球是圓的，直到後來我從環球旅行中找到答案。作為一個滿懷激情的探尋者，我才開始認識到在亞拉巴馬州對面——地球的另一端，橫臥著廣袤的中國，如果當年精力充沛的我繼續揮汗如雨不停地挖洞，沒準兒我真會抵達中國。
時光飛逝，現在的我採取了一種更為迂迴的路線。就在與中國咫尺之遙的新加坡，身為兩個金髮碧眼、說中文如英文般流利的乖女兒的父親，我發現，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只是我「挖洞」故事的另一種表現方式。
儘管「挖掘」不再那麼艱難，但我依然精力充沛。這是我不懈努力探尋世界的內部運作，獲得第一手經驗的結果。只有走出去，才能「挖掘」出真實的故事，而探索這一切全都是為了我自己。
我曾兩次環遊世界，一次是騎摩托車，另一次是開車。我花了5年時間深入全球100多個國家實地考察。對我而言，瞭解歷史和其必然性並非只是紙上談兵，而是親身實踐去探險！這也令我獲得絕妙的個人和物質回報，讓我遠離偏遠的亞拉巴馬，引領我來到這裡——中國的前哨馬來半島南端。sup/sup
如果歷史真要肯定什麼的話，那一定應了西元前6世紀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命題sup/sup，即「萬物皆動，萬物皆流」。他告訴我們：「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預知變化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標尺，到新加坡後我意識到當今世界正處於一個歷史轉折點，即伴隨美國在全球領導地位的衰落，亞洲正逐步崛起，全球正戲劇性地重排領導坐席。
寫這本書時正值全球金融危機，大多數國家的政客都試圖讓民眾相信困境是暫時的，人們被告知情況會出現逆轉。我並不想對此進行駁斥，只想告訴你，很簡單，在你有生之年怕是沒戲了。很多國家債臺高築，這將直接招致你我未來的生活和工作發生鉅變。就像經濟和政治動盪年代常常上演的那樣，很多老公司、傳統行業、政黨、政府、文化，甚至國家都將會衰退、破產倒閉，或者乾脆消失了。
以投行貝爾斯登（bearstearns）為例，到2008年破產時，它已有80多年曆史。和貝爾斯登同一年「沉沒」的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涉足金融服務業已有一個半世紀。那些歷史悠久的跨國公司轟然坍塌，充分展示了美國很多公司所面臨的環境變遷困局。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也許並不知道，有一天它們也會破產。還有那些博物館、醫院以及我們所知道的其他機構，正深陷泥潭。我們會看到更多機構和公司將在金融或經濟動盪中灰飛煙滅。
一些人稱我是現代版的卡桑德拉（cassandra），sup/sup喜歡危言聳聽。不過沒必要為我沒看到的未來而感到恐慌，哪怕是個驚喜也好。
現在，來自中國方向的變革之風正以一種可預見的方式迎面吹來，我們看到的是商務活動照舊，歷史又翻到了熟悉的一頁。縱觀歷史，只要你細心觀察，就會發現這些變革時刻所帶來的無數機遇，我也因此對很多即將來臨的事情超乎尋常地樂觀。
如果你夠聰明，19世紀初你會在倫敦淘得第一桶金。20世紀初你會搬到紐約，在那裡繼續賺錢。到了21世紀初，你會發現機會全在亞洲。自今伊始的一個世紀裡，這一變革迴圈會在世界任何一地重複上演——就像西元10世紀時，聰明人都跑到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歐洲重鎮、知識分子云集的西班牙花都科爾多瓦去淘金。
2007年，我搬到亞洲，更重要的是，我讓孩子們也在亞洲定居。在他們的一生中，對亞洲的認知不可或缺，掌握普通話也意味著走向成功，這將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印證。正如今天，學好英語被認為是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一步。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金融危機和政府管理不善最終令英國失去其領導地位，世界重心和影響力從英國轉移至美國。直到二三十年後，大多數人依然對這一深層原因毫無察覺。基於同樣的因素，如今美國正逐漸喪失其全球領導力，世界重心和影響力正向亞洲轉移，但大多數人仍未注意到這一變化。
亞洲正迎來第二次歷史性轉折時代。這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令世界瀕臨退出金融業的絕境。金融機構此前的非理性繁榮最終引發了這一週期性轉變。
縱觀歷史，「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故事不斷重複上演。一會兒是金融家們唱主角，一會兒又是那些農場主、礦主、能源供應商甚至伐木的實業家們說了算！
20世紀50～70年代，在大牛市前，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死氣沉沉。如今，歷史又將重演。全球金融格局將重新洗牌，那些如《聖經·約書亞記》sup/sup中所說的「為會眾和耶和華的壇作劈柴挑水的人」現在將成為地球新的主人。
研究歷史變數時，套用一個簡單的假設，你會發現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恆的。我很欣賞另一位偉大的人類文明的思想家愛因斯坦所言：「只有兩樣東西是無限的：宇宙和人類的愚蠢。對於宇宙是否無限，我還不太確信。」
讓我們銘記卡桑德拉，儘管這位特洛伊公主有關「城外木馬是希臘人的圈套」的預言並不受人待見，但最終這一預言仍不幸言中。
寫這本書的另一個目的在於，如何照亮我們前進的路以及一個人該如何為未來進行自我教育？在書中，我將與你分享我在金融、投資領域追求冒險的過程中，教會我成長的經驗與見解。追尋那條引領我從「黑帶」走向地球另一端的東南亞花園城市，這場始於兒時家鄉後院的人生旅程。
我對市場的探險始於1964年春天，那時我即將從耶魯大學畢業。就像當年前往常春藤聯盟sup/sup那樣，我毫不猶豫地前往華爾街探險。
高中時，我曾是德莫普利斯「國際鑰匙俱樂部」（keyclubinternational）sup/sup的重要鐵桿會員，7作為國際同濟會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以學生為主導的服務機構。直到1976年，「國際鑰匙俱樂部」的會員仍然僅限於男生。
加入「國際鑰匙俱樂部」是件大事，當地的贊助商每年只有5個入會名額。在我任職德莫普利斯「國際鑰匙俱樂部」主席那年，德莫普利斯分部獲得了一份來自「國際鑰匙俱樂部」的大獎。作為「國際鑰匙俱樂部」的最大讚助商之一，耶魯大學每年會給「國際鑰匙俱樂部」提供一份為期4年的豐厚獎學金。正是這份獎學金把我帶到了耶魯，如果沒有「國際鑰匙俱樂部」，也許我永遠不會去申請耶魯大學。
除了耶魯是我熱切盼望入讀的大學外，我還申請了另一所大學——田納西州希瓦尼南方大學（universityofthesouthinsewanee），它的文理學院隸屬於聖公會教堂（episcopalchurch）。我在申請了希瓦尼南方大學後不久就收到了錄取通知書。那年的4～5月，當父親寄了申請希瓦尼南方大學的50美元申請費後，我待在家裡打發難得的閒暇時光。隨後我收到一封厚厚的來自耶魯的信，裡面有我的入學通知書以及一份國際俱樂部獲得的耶魯大學每年2000美元的獎學金通知。
我驚呆了！
17歲的我除了知道耶魯大學位於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外，其他則一無所知。不過，父母對我的申請入學經歷並不陌生。他們倆都是大學生，彼此在俄克拉何馬大學相遇，且都是「兄弟會」「姐妹會」sup/sup的成員。我父親學石油工程，母親學文，對他們而言，我能入讀耶魯是件天大的喜事。記得父親當時說：「我們就是有點擔心你得自己去北方自由主義的堡壘了！」不過事實上，他和我母親對此欣喜若狂。父親的欣喜在試圖要回希瓦尼南方大學50美元申請費受挫後有所降溫。20世紀60年代，在德莫普利斯小縣城裡，50美元可是一筆不菲的費用，即便是在今天，50美元也不少。不過那時50美元相當於現在同樣數目的7倍。
作為五兄弟中的長兄，在那樣一個不到50人的高中班級裡，我很快表現出因好運降臨而向所有人誇大自己重要性的優越感。就像在很多故事裡看到的那樣，我立刻讓自己看上去像個大人物。但我那自我膨脹的虛榮心註定短命。慢慢地，我開始明白，我必須立刻就去耶魯！我突然感到很害怕，覺得自己有點兒做過了頭。我想知道，現在我該怎麼辦？
那個夏天，我去波士頓參加「國際鑰匙俱樂部」的會議。坐火車趕到紐黑文後，立刻去了耶魯大學招生辦——我想知道他們為何錄取了我。我想通過問些問題，也許能得到我想要什麼的答案以及明白我想要的到底是什麼。耶魯大學招生辦主任找出我的資料夾，問：「你啥意思？看，你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很多科目都是100分，你的平均成績幾乎是100分！」
「是的，可那是在德莫普利斯呀！我的老天！」我當時想，「那些人認為我很聰明，他們覺得我有兩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