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講，國際咖啡組織應該是地球上最有影響力的組織之一。作為2500萬咖啡種植戶的主要領路人，它在全球的影響力應該與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不相上下，後者是另一種至關重要的液體燃料監管機構。畢竟，石油和咖啡是兩種交易量最大的商品，如果其中任何一種突然消失，世界機器的齒輪就會戛然而止。若是沒有了咖啡，半數的西方文明都會因為人們頭痛得眼睛發花而受到影響；早晨的上班族會在恍惚中四處徘徊，手捧空空的旅行杯喃喃自語；長途汽車運輸行業索性不復存在了。簡言之，咖啡種植戶避免了世界墮入身裹獸皮、崇拜火神的無政府狀態。
因此，考慮到國際咖啡組織有著如此強大的殺傷力，當人們瞭解到這家機構的辦事處其實是擠在倫敦西區一條安靜的小巷子中一排非常不起眼的灰色建築裡時，一定會大驚失色。在這裡，僅有35名員工在為改善2500多萬咖啡農的待遇而努力工作。除了一間綜合性咖啡圖書館（其中引人入勝的館藏包括《咖啡：商務和技術法律層面的內容》和《咖啡和上等美食及感官功能》），總部還有一個類似聯合國的小型會議廳，來自咖啡生產國的使者和雀巢公司這類跨國公司的代表在這裡密切磋商全球咖啡貿易的相關條款。這類談判通常都是一邊倒：大型企業佔據絕對主動，咖啡種植國則毫無優勢可言。這種不平衡的局面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之前，但不平衡的程度從未像當今這麼嚴重。在一個天氣潮溼的秋日清晨，我來到國際咖啡組織，門口堆著鋸末，大廳迴響著電鑽和榔頭的噪聲，到處搭著塑膠布。這是大樓裝修時的標準場景，但也不難讓人聯想到世界咖啡市場所遭受的持續動盪。從本質上而言，每到收穫季節，如今的咖啡種植戶就相當於在玩彩票。每一年，咖啡豆的價格都會像心臟病發作時的心電圖，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突然間上上下下變幻起伏，咖啡農完全是在靠天吃飯。彷彿是為了強調這一不可預測的主題一般，負責處理市場波動性的內斯特·奧索里奧遲到了半小時後才風一樣地從外面趕來。
過去兩年對於奧索里奧來說非常不易。2002年3月，他作為國際咖啡組織的執行董事走馬上任，碰巧那時的咖啡價格幾乎達到史上最低點，每磅僅為41.5美分，這遠遠低於咖啡農的種植成本。（4年前咖啡豆的價格還高達3.18美元。）奧索里奧很有氣質，穿著整潔，有著一種貴族氣派，面對這種情形他並未故作樂觀。他目睹過咖啡農生活的艱辛，在他的祖國哥倫比亞，當他還是個孩子時，曾在祖父的咖啡農場中生活過數月。如果說此時咖啡生產者的困境並未讓他驚慌失措，那是因為他對咖啡經濟長達25年的瞭解告訴他，穩定才是例外，而並非常態。
奧索里奧對我講，「咖啡史是危機的歷史」，然後吩咐助手端來兩杯飲料。（他微笑著說道：「在這裡您可真是沒的選，只有咖啡，沒有茶。」）他繼續解釋，在咖啡盛產國，每磅咖啡價格的重要性遠超過人們的想象，這意味著咖啡農是把子女送去讀書，還是要他們到地裡幹活；是能自給自足，還是貧困交加。他講道：「咖啡的社會結構實際上就是南美洲、中美洲和非洲的小農場結構。在這些國家中，整個經濟都在依賴屈指可數的幾種農作物，例如咖啡、香蕉、甘蔗等。像烏干達、衣索比亞、薩爾瓦多這些國家，咖啡一直佔出口總收入的半數以上，這也是這些國家的政局非常不穩的原因所在。咖啡價格驟降可能導致薩爾瓦多這樣的國家陷入極度貧困，甚至發生暴亂。」
咖啡歷史學家安東尼·懷爾德稱最近的一次咖啡危機導致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全球性強制裁員，據世界銀行估計，僅中美洲就有60萬咖啡工人丟掉工作。為應對糟糕的市場，咖啡農不得不孤注一擲。2002年，墨西哥阿卡普爾科將840萬磅的咖啡豆壓碎做肥料，這些咖啡豆足以調變出2億杯咖啡。次年春天，倫敦《金融時報》報道，瓜地馬拉上空有大面積烏雲籠罩，原因是咖啡農在放火焚燒自己的咖啡作物。從哥倫比亞到衣索比亞，咖啡農將咖啡樹統統砍掉，改種古柯樹、罌粟和咖特（在東非地區流行的一種可產生快感的興奮劑）。當種植和收穫1磅咖啡豆的成本遠超過市價時，咖啡樹就不值得繼續存活下去了。如果種植咖啡換不來餐桌上的食物，咖啡作物無法用來生產飲品，而只能付之一炬。
這其中最具諷刺意義的是，咖啡農經歷咖啡豆價格暴跌時，正是咖啡處於歷史上利潤最高的時期。當中美洲絕望的咖啡農在大肆銷燬自家的咖啡作物時，星巴克正讓更多人喜愛上榛果拿鐵，並且從中賺取了鉅額利潤。在過去的20年間，咖啡農和烘焙者之間的財富分配令人瞠目結舌。20世紀80年代後期，全球的咖啡銷量盤旋在300億美元左右，咖啡農可以穩賺100億美元左右。在那之後，受到品牌咖啡大力發展的影響，市場規模增至之前的兩倍以上，飆升至700億美元。但根據奧索里奧的資料，千禧年之後，咖啡農平均每年只能收入62億美元，遠不及20世紀80年代的水平，當初咖啡市場相比之下規模還要小許多。
隨著財富的嚴重兩極分化赫然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自然會得出結論，最顯赫的咖啡巨頭一定罪責難逃，這種觀點得到很多人的支援。社會正義的倡導者頻頻指責公司銷售的咖啡產自血汗工廠，其中最響亮的呼聲是要求消費者只飲用經過公平貿易認證的咖啡。這一運動背後的理念非常簡單：咖啡若是貼有公平貿易認證標誌，消費者即可瞭解到，這種咖啡的種植戶是受一系列道德和環境標準的保護來生產產品，並能相應獲得不錯的售價——每磅至少賣到1.26美元。儘管市場的主流咖啡公司很不情願地接受這一理念，但公平貿易咖啡在美國的銷量一路飆升；自從位於奧克蘭的美國公平貿易組織於1999年認證公平貿易咖啡後，其銷量從首年度的200萬磅猛增至2005年的4400萬磅。
公平貿易咖啡得以迅速走紅要得益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對自己飲用咖啡的社會和環境成本感到極其愧疚。許多咖啡客意識到4美元一杯的拿鐵和巧克力色的衣索比亞咖啡豆毫無疑問屬於奢侈品之列，讓發展中國家的咖啡農為我們這點兒小嗜好備受煎熬，還有什麼比這更沒有人性的？這種負罪感使得我們每天的咖啡杯上貼滿了各式標籤，都是為了讓我們的良心能有所慰藉，但是鮮有消費者真正理解這究竟都代表些什麼。那些「蔭下栽種」和「對鳥類友善」的咖啡到底有何不同？我是否要確定自己和樹蔭或鳥類有什麼關係？或者是否環保咖啡真會對二者都有益處？抑或鳥類不喜歡樹蔭？深受負罪感困擾的消費者越發感到困惑，不知道能否在不給這個世界添亂的前提下享受一杯咖啡。
其實遠不必如此複雜，應對咖啡危機的解決辦法就在我們眼前。儘管是出於善意的初衷，但公平貿易運動未能幫助世界上的咖啡農擺脫當前的窘境。雖然這種說法有些蹊蹺，但真正只有星巴克這類精品咖啡店才能持續性地改善許多貧困咖啡農的生計，這倒並不是因為星巴克常會對咖啡種植者有意無意地幫助，而是因為特種咖啡行業具備的獨特能力，可以幫助重塑並改善咖啡界的現狀。若要提高咖啡農及其家庭的境遇，那麼大家就要儘量多去享用高品質的咖啡豆，但在我們理解箇中緣由之前，還是要首先明白咖啡種植者是怎樣蹚了這渾水的。
咖啡豆之旅
在大多數人開始思考咖啡來自哪裡時，腦海中首先會出現胡安·巴爾德斯大叔的形象，這位鬍鬚濃密的哥倫比亞咖啡農代言人站在他的夥伴騾子肯奇塔旁邊。實際上，巴爾德斯還算不上什麼代言人（他只會說一句西班牙語的「早上好」），但他具有一種神奇的超自然力量。這一形象是由位於美國廣告業中心——麥迪遜大道上的一家廣告公司於1959年創造的，以此代表心滿意足的咖啡種植者的典型形象。塑造巴爾德斯的目的是讓他出現在各種場合（臥室、列車、雜貨店），為不知所措的消費者遞上一罐純正的哥倫比亞咖啡，接著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而畫外音會提醒大家胡安咖啡是「世界上味道最濃郁的咖啡」。這種咖啡口感一定不錯，因為當這位滿臉笑容、披著斗篷、牽著牲口躲在大家碗櫥裡的大叔遞上咖啡供人飲用時，大家的臉上都沒有露出一絲一毫不快的神情。
胡安·巴爾德斯大叔的廣告宣傳是發起人哥倫比亞咖啡生產者協會的一個傑作。通過不斷重複，將「世界上味道最濃郁的咖啡」的口號銘刻在消費者的腦海中，這條廣告為哥倫比亞咖啡農在市場上獲得了更高的溢價。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在糟糕的市場條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好效果。奧索里奧告訴我，世世代代以來，咖啡都相當於是哥倫比亞的「原子核」，歷史上哥倫比亞是總產量僅次於巴西的第二大咖啡生產國。用原子核做比較相當貼切，咖啡作物不僅是這個國家的社會核心，它還與這片土地密不可分，就像是原子核與質子和中子緊密相連一樣。不管怎樣，哥倫比亞與咖啡息息相關。
在幾十個拉美國家中都是這種情況，但沒有哪個國家刻意選擇了這樣的命運。特別是在300年前，美洲還沒有任何咖啡作物，要知道阿拉比卡咖啡原本產自衣索比亞的高地。但如今，在拉丁美洲北部，咖啡樹覆蓋了幾乎半數的永久性農田。更令人稱奇的是，所有這些都是因為一個固執的法國人，他一門心思要把咖啡帶過大西洋，結果改變了整個美洲大陸的命運。
這個法國人名叫加布裡埃爾·馬蒂厄·德克利，他是位雄心勃勃的年輕海軍軍官。1720年秋他踏上了征程，離開巴黎，前往加勒比地區的馬提尼克島駐防。德克利清楚地意識到18世紀早期，對咖啡飲用者來說是個糟糕的時代。咖啡豆尚屬稀罕之物，且價格不菲。當時的貿易帝國荷蘭控制了歐洲的兩大咖啡來源，一個是印尼爪哇島的咖啡種植園，另一個是途經葉門穆哈港（mocha）的貿易航路；和所有的壟斷一樣，荷蘭人可以從中大量牟利。sup/sup歐洲咖啡迷卻在這方面沒有任何資源，他們自己根本種不出咖啡豆，因為稍有不慎，咖啡樹就會在歐洲的土地上枯萎凋零。荷蘭的霸權看似也是無奈之舉。
德克利覺得自己可以扭轉這種局面，並一舉成為國家英雄。他的計劃非常簡單：第一，將幾株咖啡苗帶回馬提尼克島，他估計這些樹苗可以在當地肥沃的熱帶土壤存活；第二，這些咖啡苗茁壯成長，眾木成林，可以源源不斷地為法蘭西創造財富；第三，時機一到他就會名利雙收，不費吹灰之力。恰巧，法國巴黎皇家植物園剛得到第一株咖啡樹，這是幾年前路易十四和阿姆斯特丹市經過漫長的協商才要來的一株5英尺高的咖啡樹，植物園的植物學家開始著手培育這種作物。
德克利本以為國王為了法蘭西的榮譽一定會分他一兩株小樹苗，結果他提出的正式申請非但未能得到首肯，反而被一口回絕，他還被一通奚落和嘲諷。他人微言輕，國王甚至都不願拿出一片葉子來作為賞賜。一連數日，德克利在皇家植物園裡晃來晃去，希望趁人不備能偷出一小枝咖啡苗，結果一直未能得手，這令他絕望透頂。
但德克利的主意可是不少。在他半個世紀後寫的一封書信中，他透露自己徵用了一位美麗的貴族女子，讓她去找御醫說明此事的重要性，因為御醫可以在閉園後進入植物園。在御醫的幫助下，他在一個月夜得到了皇家植物園的樹苗，手拿戰利品，德克利一路飛奔趕到海岸，於1720年10月登上駱駝號商船揚帆起航。為了保護嬌弱的小苗不受海水和船上老鼠的侵襲，德克利用船上閒置的玻璃、木料和線繩臨時搭起了一個溫室。現在只要能確保小苗可以在長途航行中存活下來，即可萬事大吉。
但是前方還潛伏著不可預知的危險，使他將咖啡帶往新世界的使命還要飽經磨難。sup/sup德克利在信中這樣說，在旅行進入第二週時，第一個危險出現了：一天深夜，船上的乘客從夢中驚醒，發現有一夥突尼西亞海盜正對船隻發動進攻。船上的26門大炮一齊開火，很快迫使海盜放棄了進攻。才不過幾天時間，新的危險又出現了。德克利在自己的船艙中遇到一個乘客，此人形跡可疑，操著帶有荷蘭口音的法語，不懷好意地打著那個溫室的主意。還沒等德克利阻止對方，這個荷蘭奸細伸手就從嬌嫩的小苗上扯下一根枝條，萬幸的是，小苗還是存活了下來。在此之後，德克利斷不肯再讓小苗離開自己的視線。
可是他的萬般警覺都敵不過大自然的安排。距離德克利到達目的地不過幾百英里遠時，一場暴風雨幾乎將駱駝號劈作兩半。當變幻無常的加勒比大風終於銷聲匿跡後，這艘船停在了水手們稱之為「馬緯度」的海域一個多月，完全動彈不得，因為這裡處於逆風位置，而且船上的供給不足，有時甚至需要以船上搭載的四條腿大傢伙當作口糧，才能勉強度日。由於船上儲存的飲用水數量有限，每名乘客每天只能分到半杯水，但這位高尚的德克利竟和這株咖啡小苗分享僅有的救命水。他事後這樣寫道：「我寧肯丟掉自己的性命，也要確保這株小苗安然無恙……這才是我最幸福的希望所在，也是我快樂的源泉。」
當大家終於可以看到馬提尼克島黑色的土地時，小苗已經只剩下小拇指大小了。德克利不敢有片刻耽擱，連忙著手培育小苗。他來到自己位於普里徹的宅子後，將這株孱弱的小苗種在房子最顯眼的位置，周圍樹起帶刺的籬笆，還安排奴隸晝夜看守。正如他所願，在熱帶氣候下，在當地紅木和紫檀木的樹蔭下，咖啡樹長勢良好。不過5年工夫，島上的咖啡樹已達2000株。德克利又把咖啡種子帶到瓜德羅普、聖多明各等附近的其他法屬殖民地。（德克利最後也確實得到了回報，成為瓜德羅普的總督，並作為騎士獲得了法蘭西榮譽軍團勳章。）截至1777年，這株小苗僅僅在馬提尼克島就繁殖出8000萬株咖啡樹；到18世紀末，在墨西哥、巴西以及整個西印度群島都有它的後代在長出咖啡漿果。
依照咖啡的理論，德克利帶到馬提尼克島的小苗稱得上是如今拉美大多數咖啡樹的祖先。這些咖啡樹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溼熱的氣候中繁茂生長，並且歐洲殖民者還在不斷擴大咖啡的種植面積。只要能清理出土地，咖啡樹就能同步跟進，於是咖啡豆的供應量激增，使得西方國家的普通百姓也能買得起咖啡。殖民者認定這是新世界完美的經濟作物，並說服當地人相信咖啡種植可以推動社會發展，使當地實現歐洲式的經濟繁榮。3個世紀過去了，大面積的咖啡種植還在等待著收穫回報。他們幾乎別無選擇，咖啡既是拉美人民的生計來源，也是他們脖子上的枷鎖。
拉美咖啡季
在美洲，初期的咖啡種植園工作條件極其惡劣。巴西迅速成為咖啡市場的領導者，不僅是在產量上力拔頭籌，對勞動力的殘酷無情也是無人能及。與德克利偷竊咖啡小苗的經歷相仿，咖啡豆通往巴西的旅程也同樣具有有趣的傳奇色彩（只是篇幅更短小）。18世紀20年代晚期，法國和荷蘭滿懷妒忌地守衛著它們在拉美的咖啡種植園，以防其他國家（特別是葡萄牙）竊取巴西境內的咖啡市場。但是在1727年，雙方卻放鬆了警惕，這是因為它們需要第三方介入，幫助解決法屬蓋亞那和荷屬蓋亞那（即如今的蘇利南）的邊界爭端問題，因此它們邀請巴西中校弗朗西斯科·德梅洛·帕列塔前來調停。這位帕列塔比德克利還要詭計多端，原本是要他在法荷雙方化干戈為玉帛，結果他和法國總督夫人卻打得火熱。兩國簽署和平協議時，這位夫人為帕列塔送上了一份告別禮物：一束暗藏了咖啡種子的鮮花。
不幸的是，有關巴西的早期咖啡培育，人們只知道這一小段輕鬆的趣聞逸事。在接下來的150多年中，巴西引入300多萬奴隸進駐咖啡莊園,這一數量相當於美國曆史上所有奴隸數量的5倍左右。這些奴隸每天要忍受17小時的辛苦勞作，奴隸主只允許他們在祈禱時有片刻休息時間，睡覺時都要緊鎖房門。因為這種非人的勞動強度，奴隸們從雙腳踏上巴西土地算起，平均只能活上7個年頭。咖啡和奴隸為這一國家打上了烙印，正如巴西的一位議員於1880年這樣表示：「巴西就等同於咖啡，而咖啡則等同於黑奴。」當1888年巴西廢除奴隸制時，該國的咖啡霸權地位已不可動搖。在20世紀初期，巴西的咖啡產量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產量總和的5倍。
如今，咖啡種植者的境遇要好上許多，但他們的勞動本質還是與以往相同：世界上最好的咖啡豆還是要通過那些邊遠的熱帶農民的雙手來播種收穫，這在幾個世紀以來從未改變過。這是異常辛苦的工作，要在世界上最為艱苦的條件下完成，諸如陡峭的山地以及茂密的雨林，但事實也只能如此。阿拉比卡咖啡豆佔據世界上2/3的咖啡豆數量（盡數都是優質咖啡），但是它的生存條件十分詭異。如果溫度條件偏離68華氏度太多，它就會死亡；如果它生長的土地每月降水量不足4~5英寸，它就會枯萎；若是想在海拔低於4000英尺的高度種植咖啡，你能猜出會發生什麼狀況。這種嬌貴的阿拉比卡咖啡樹只有在熱帶山區才能枝繁葉茂。換言之，咖啡喜歡在那些艱險之地生長，類似於印第安納·瓊斯出沒的場所。據星巴克的咖啡專家戴夫·奧爾森講：「在哥倫比亞和非洲，要想到達咖啡產地，就得經過這些糟糕的道路，一旁都是萬丈懸崖，我最慶幸的莫過於自己最終沒有從陡峭的山坡滾下。」
在拉美咖啡的收穫季節（由於緯度不同，每年的起始時間也會存在差異），各年齡段的咖啡工都會來到種植園摘取咖啡漿果。外來務工者也會一連趕上幾天的路參加採摘大軍。孩子們也會跟著父母和祖父母一起幫忙採摘，以便能貼補上學的費用，這引發了業界的一片斥責之聲，指責星巴克及其競爭對手助長僱用「童工」的現象。這些孩子的確在工作，但並非所有人都認為這不可取，在拉美地區，鄉下孩子和家人一起採摘咖啡是成長的必要環節，這和美國孩子的午休以及少年棒球聯賽無甚區別。在瓜地馬拉咖啡農場長大的馬丁·戴奇這樣解釋：「沒有人將這視作是‘童工’，哥哥和我小時候每天都要下地幹活，要是自家的農場沒有活幹，父親就讓我們去鄰居家的農場幹，我們都是按照當地的工資水平掙錢，為了生計大家都得這樣。」
童工指控是個很好的事例，以此可以說明我們不要覺得自己應該對發展中世界那些咖啡農場指指點點，我們也沒有權力告訴人家怎樣做才最符合種植戶的利益。即便是那些經常和農戶打交道的人，有時也會不免做出一些令人尷尬的失禮舉措。以綠山烘焙咖啡的麗貝卡·華格納為例，這家位於佛蒙特的公司銷售了大量公平交易咖啡，據她回憶，一次她給一個咖啡農展示了綠山公平交易咖啡的包裝設計，上面展示著一個咖啡工拿著柳條筐興高采烈採摘漿果的場景。華格納笑著對我說：「他看著那幅圖，說道：‘這筐太大了吧！’他說他們根本一次搬不動這麼多漿果——我覺得這說明我們根本對他們一無所知。」
有機會和咖啡工一起下地採摘咖啡豆的媒體記者和部分白領人士無一例外都會驚訝於整天採摘漿果居然會如此辛苦這件事。因為咖啡如此廉價，而且隨處可見，也許我們會誤以為拉丁美洲的咖啡樹下襬滿了閃閃發亮裝滿咖啡的金屬罐，但是生產咖啡生豆的確需要大量的勞動。假設你是一位典型的美國咖啡客，每年需要消耗20磅烘焙咖啡豆sup/sup，保持這一習慣則需要20株咖啡樹的全部產量才能滿足（一株成熟的咖啡樹每年產量只能製作1磅烘焙咖啡豆），每棵樹的種植、施肥、修剪等工作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大部分的咖啡樹果實其實都被浪費掉。當我們提到「咖啡豆」時，我們其實是指咖啡漿果的種子部分，咖啡漿果是紅色的圓潤果實，個頭與大藍莓不相上下，在樹枝間一簇簇地生長。
我們需要繼續澄清一個事實，即所謂的「咖啡樹」其實看上去不過是矮小的灌木，從上到下都覆蓋著窄小的深綠色樹葉。儘管野生咖啡樹可以長到30英尺的高度，但農場中的咖啡樹都在7英尺左右，以便於採摘。在理想的情況下，若是在咖啡灌木旁有較高的樹木遮擋陽光直射，則咖啡的質量和環境方面則更為理想，這就是「蔭下栽種」的說法如此走紅的原因。咖啡生產者一直在想方設法提高產量，他們在很久之前就發現咖啡作物的日照時間越長，產量也會越高，只是整體質量會出現下滑。但是這種做法所導致的環境後果更為嚴重。日照栽種的咖啡較蔭下栽種更容易濾掉土壤中的養分，毀掉土壤，導致水土流失。此外，農戶砍伐的林冠範圍越大，需要在林中越冬的候鳥的境遇會越糟糕。（這就可以回答在本章開始提出的問題，「蔭下栽種」和「對鳥類友善」的咖啡其實本質相同。）
若要讓這些咖啡樹的種子變成美味飲品需要多種技巧，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咖啡的味道令人難以下嚥。首先，採摘漿果的時間要在咖啡完全成熟的時候。在收穫季節的每天清晨，採摘者腰間綁上柳條筐，在山間的晨霧中準備下地幹活。他們要找到深紫色的漿果，快速摘下，丟到筐裡，在一天勞作結束之後，會根據大家所裝滿的筐子數量領到工錢。（但在巴西的大型咖啡種植園，會用到貌似帶輪子的足球網的機械採摘機來收集漿果，無論成熟程度如何，都會被一網打盡，最後再把不合格的漿果逐個挑出。）每個咖啡漿果的甘甜果肉中都包著兩個種子，可以被處理成兩粒咖啡豆。農場工人清洗漿果、剔除小枝和樹葉後，把漿果送入打漿機，分離出硬質的種子，再把咖啡豆在巨大的混凝土平臺上攤開曬乾。工人們每小時要耙兩次咖啡豆，以確保豆子均勻乾透。經過這樣一到兩週的處理，他們會將淺綠色的咖啡豆裝入60千克的麻袋包，準備銷售給烘焙商。
在2005~2006年收成年度，全球的咖啡種植園按照這種方式生產出143億磅咖啡豆，其中熱帶發展中國家的產量佔到大半，而溫帶工業國家消耗了總量的80%。坦率而言，窮國在為富國種植咖啡。在過去3個世紀裡，這種供求關係從未改變。原本以為咖啡業會成為某種社會驅動力，但這一點從未成為現實。雖然歐洲殖民者不再看管這些種植園，但也許仍然存在某種控制體系。存在相當數量的中間商，諸如進口商、貨運商、出口商和當地咖啡大佬（「老闆」），這些人都會從農民的銷售價格中抽成，咖啡種植者在其中根本無還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因為他們一般都無法獲得信貸，無法籌集資金，以擺脫這個圈子。如果他們飢腸轆轆，空有這些經濟作物也無濟於事，總不能靠咖啡豆果腹吧。
從宏都拉斯到盧安達，幾十代人的咖啡生產經驗已經教會咖啡農如何應對生活的艱辛。但即便有著如此良好的適應能力，他們也無法承受目前所達到的史上最低的咖啡價格，這是拜一個最不可能的國度——越南所賜。
《國際咖啡協議》
當談到該如何履行自己的職責時，致力於提高許多咖啡農境遇的國際咖啡組織負責人失望地攤開雙手，這也許預示著某種不祥的徵兆，但是內斯特·奧索里奧完全有理由發火。一方面全球各地的消費者為買杯咖啡而不惜花錢，另一方面咖啡種植者的生存艱難到從未有過的地步。他只希望能有簡單易行的方法，讓這幾百萬人不至於忍飢挨餓，這些用不可思議的低價購買生咖啡的第一世界國家政府卻不願採取措施阻礙自由貿易。
整個問題變得幾乎荒謬無比：如果我每磅咖啡豆要花費10美元，那麼生產咖啡豆的農民怎麼平均只能拿到41.5美分？sup/sup部分原因就是詭異的自由市場規律使然，但造成這一危機的還有政治層面的因素。咖啡農當前的窘境其根源部分來自強權政治的強行干預以及自由市場的長驅直入。
實際上，對咖啡農而言，局勢並非總是如此動盪，國際咖啡組織曾經在咖啡生產國和消費國之間簽訂協議，確保咖啡種植者的收購價格保持穩定，但是這需要強硬手腕來幫助推行。20世紀50年代的咖啡種植者的境遇與如今大體相當：市場一片混亂，幾百萬咖啡農都是在靠天吃飯，巴西的一次霜凍（這種情況每隔幾年會發生一次）即會引發恐慌性購買，一夜間價格就會翻番。咖啡豐收又會導致供過於求，因為需求量大幅縮減，價格猛跌，大量的咖啡豆在倉庫裡腐爛變質，無人問津。這彷彿是要將一個無拘無束的超級球固定下來，筋疲力盡的種植戶大聲疾呼，希望能終結這種局面。他們認為如果能引入生產配額協定，則一切都能迴歸理性：一方面種植者可以控制進入市場的咖啡總量（從而避免供大於求），另一方面購買方也可確保咖啡供應量保持穩定。由於美國方面的極力反對，這一設想並未能付諸實踐，而美國購買了世界上1/4的咖啡豆，它不希望干涉自由市場。
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出現導致美國開始重新考慮這一立場。1959年，卡斯特羅出任古巴政府總理，在西半球建立了首個共產主義國家。3年後，在古巴的導彈危機中，他以發動核戰爭相威脅成功地震懾了美國，美國領導人意識到必須採取措施，以防貧困交加的拉美國家轉而投向共產主義陣營。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於1962年宣佈，保持咖啡價格穩定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並補充道，「如果不能對拉美生產的生咖啡價格有所控制，卡斯特羅主義就會像瘟疫一般在拉美地區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