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農西奧看起來非常焦急，頭上的汗水直冒，當他感到壓力時經常這樣。西格爾怎麼能拿公司這麼多資金去冒險呢？他怎麼能這麼有信心呢？最後，西格爾脫口道出了實情：「這個訊息是從鮑勃・弗里曼那裡得到的。」德農西奧當然知道弗里曼是誰了。他停頓了一會兒，看起來非常嚴肅，然後只說道：「保護好自己。」對公司大量買進大陸集團公司的事情，他什麼也沒有說。
對大陸集團的收購大戰在6月29日達到了高潮。默多克把報價推到了最高，58.5美元一股，超過了詹姆斯爵士58美元的價格；而另一個競爭對手，天納克公司（tenneco），也是一家大型的集團，只提出了55美元多一點兒的價格。在下午4點鐘左右，大陸集團公司的董事會舉行了特別秘密會議，接受了默多克的報價。這個訊息在快到下午5點半時才被公開。但是西格爾不用等著公開宣佈就能獲得這個好訊息，弗里曼在公司董事會做出秘密決定之後不到20分鐘就給西格爾打電話了，比這個訊息公佈還提前了一個多小時。
威格頓和泰伯爾在拋售了大陸集團公司的股票後，獲利380萬美元，遠遠超過了上次在迪士尼股票上的損失。每個人都非常高興。西格爾的聲譽得到了恢復。當然，德農西奧知道，西格爾的成功不是隻靠「天才」的。羅奇拍著西格爾的肩膀說：「你把公司救活了。」
西格爾認識到，弗里曼是在確保他挽回上次的損失。現在他感到可以信任弗里曼了，他是一個讓人可敬的人。西格爾發現他喜歡上了驚心動魄的套利遊戲。他喜歡充當訊息的接收者，而不是提供者。這個過程似乎非常安全，被發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幾乎可以忽略。
他繼續同弗里曼保持聯絡，並獲取訊息。但是為了確保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交易不會引起關注，既不被監管部門注意，也不被公司內部的人員發現，威格頓和泰伯爾通過第三方經紀人進行交易。洛杉磯的一個經紀人博伊德・傑弗里斯經營一家從事此類私人交易的經紀公司，他是所謂的「第三市場」或者「場外市場」交易的主力。這種交易的妙處在於，任何交易記錄都不會顯示弗里曼給西格爾打電話和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交易有什麼直接聯絡。威格頓喜歡把這種策略稱為「隱形手」。
西格爾沒有告訴弗里曼，關於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業務範圍。德農西奧仍然堅持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套利部門要處於秘密之中。西格爾告訴弗里曼他是在利用個人賬戶進行交易。然而，使西格爾吃驚的是，弗里曼竟然說，他也在利用自己的賬戶積極交易，還利用子女的賬戶交易。
大公司的套利人通常都受到嚴格的限制，不能利用個人賬戶進行交易，因為這種誘惑可能使他們把自己的利益置於公司利益之上，在交易中會先用自己的賬戶進行買賣，即進行「扒頭交易（front-running）」。西格爾明白高盛公司肯定有類似的禁令。弗里曼淡淡地回答西格爾的質詢：「當公司的交易停止後，我才會去做自己的交易。」
毫不奇怪，弗里曼很快就向西格爾尋求回報了，而且這個回報使布斯基給西格爾的數額變得微不足道了。在大陸集團的交易期間，西格爾和弗里曼還捲入了其他兩起潛在的大宗收購：一起是大型的廢物處理公司（wastemanagement）正在考慮收購sca服務公司，這是一家小型的廢物處理公司，也是西格爾的客戶；另一起是高盛公司的客戶魯伯特・默多克意欲收購一家大型的林業產品公司——聖裡吉斯紙業公司（st.regispaperco.）。
6月，在廢物處理公司給sca提交了一封措辭迫切的友好收購意向書之後，高盛在弗里曼的建議下，開始購買sca的股票，這種方式被套利人稱為「熊式擁抱」（bearhug）。這封信公開後，sca立即開始組織應對，並聘請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和西格爾進行策劃。第一道防禦策略威力無比，它要以反托拉斯問題進行反抗，這可能會引發政府的干預。
考慮到高盛購買的數量巨大，反托拉斯問題引發了弗里曼的極大擔憂，弗里曼急忙給西格爾打電話。他說：「馬蒂，sca一案你要幫我一下，這個反托拉斯的威脅是真的嗎？」
西格爾儘量避免洩露內幕訊息，只是談了談公司的股權問題，但是在弗里曼的堅持下，最後西格爾無法搪塞了，只好讓步。他把sca的詳細防禦計劃都告訴了弗里曼，並且說反托拉斯問題只是一個計謀，是為了得到更高的價格。他說：「sca正在逐漸衰敗。」西格爾讓自己的朋友放下心來，並且鼓勵他繼續購買。
隨著sca收購案的不斷發展，西格爾和弗里曼之間逐漸形成了一種暗語，使得訊息傳遞沒有那麼明瞭。就在另外一家廢物處理公司，勃朗寧-費里斯公司（browning-ferris）參與對sca的收購大戰之前，西格爾告訴弗里曼：「這件事情看來真的要交易了。」弗里曼當然明白，sca的股價即將上漲。
8月13日，星期一，sca公司宣佈，除了廢物處理公司外，他還考慮其他公司的報盤。接著就有傳言稱勃朗寧-費里斯公司打算以更高的價格參與收購。在上週四和週五，高盛已經購買了sca的7萬多股股票。在週一，它又購買了5.7萬股，是在sca的公告引發股價上漲之前買的。
這次股價上漲之後，弗里曼擔心，人們對於更高收購價的期望可能會使市場過於狂熱。他心想是不是應該把高盛持有的股票拋售一些，因此他又給西格爾打了個電話。弗里曼問道：「你認為股價如何呢？」西格爾又開始含糊其詞了。
他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呢？」但是，已經到了非常危急的時刻，弗里曼也無心再玩遊戲了。他急躁地說：「你知道我想說什麼。」
西格爾連忙說：「我很好。」他知道「很好」一詞會被理解成鼓勵進一步購買sca的股票，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天裡，高盛又買進了12.35萬股。最後，廢物處理公司的出價超過了勃朗寧-費里斯公司，高盛取得了有史以來最大套利成功之一，賺到了數百萬美元。
球現在被踢到了弗里曼一邊，他欠西格爾一個訊息，聖裡吉斯公司的交易似乎就是回報的理想工具。1984年的大部分時間，聖裡吉斯公司的收購活動都在進行中。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一直希望收購一家林業產品公司（對皇冠齊勒拜奇公司的收購達到了高潮），他在1984年年初就開始一點點地蠶食聖裡吉斯公司。驚恐之中，聖裡吉斯求助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又轉而聯絡另外一家大型的造紙公司——冠軍國際（championinternational），高盛的一個客戶——同它商議充當白衣騎士出面拯救聖裡吉斯的可能性。聖裡吉斯的股票被高盛列入了所謂的「灰名單」。高盛和其他公司的灰名單是公司限制名單更為機密的翻版，本公司的任何人員都禁止交易名單上的股票。一般的限制名單在公司內廣泛發放，非常容易洩露，而灰名單則只發放給少數高階管理人員。
最終，聖裡吉斯通過綠票訛詐買下了詹姆斯爵士手中的股票，收購威脅似乎消失了。同冠軍國際的商討也結束了，高盛將聖裡吉斯的名字從灰名單中刪除。然而，6月27日，商討又重新開始了，因為新的收購威脅出現了，這一次是魯伯特・默多克。默多克和巴斯家族（又是在弗里曼的朋友雷恩沃特的建議下）公開宣佈他們已經持有聖裡吉斯公司的大量股票。
弗里曼曾經告訴過西格爾，他總是在完成公司的交易後才進行自己的交易，但是這話有點兒不真實。7月16日，冠軍國際和聖裡吉斯在互相審查了對方的財務狀況之後簽署了一份秘密的合併協議。在這個時候，按照高盛的規定，其工作人員是不能交易這兩家公司股票的。不過第二天，弗里曼就用自己的賬戶購買了聖裡吉斯的1.5萬股股票，價格從43美元到45美元不等。幾天之後，默多克就宣佈了對聖裡吉斯的收購，出價為52美元。高盛的合規部門本來應該審查弗里曼的這種交易，但是它同基德爾・皮博迪和德崇的類似部門一樣尷尬。高盛合規部門的底層工作人員根本不敢招惹像弗里曼這樣有權勢的合夥人。高盛的這種現象並不是獨一無二的。
幾天後，聖裡吉斯正式宣佈拒絕默多克的收購報價，聖裡吉斯快速屈服的市場希望破滅了。第二天，在弗里曼透露的訊息的鼓勵下，基德爾・皮博迪公司開始大量囤積聖裡吉斯的股票，直到7月底冠軍國際宣佈出價20億美元收購聖裡吉斯為止。
內幕訊息僅僅是西格爾和弗里曼兩人聯盟的一部分。他們之間的關係在其他方面也在起作用。在聖裡吉斯交易開始不久，該公司的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就向西格爾許諾，他們不會把冠軍國際的出價「出售」給其他潛在的買家（這就意味著他們不會試圖利用冠軍國際的出價發動收購大戰）。然而，西格爾通過自己的市場資訊發現，儘管摩根士丹利已經向他許諾過，但是他們仍然正在利用冠軍國際試圖抬高收購價，以獲得更高的服務費。西格爾立即向弗里曼通報了這個發現，弗里曼直接把這個訊息告訴了高盛公司的負責人約翰・溫伯格。隨後高盛便與摩根士丹利較起勁來：冠軍國際堅持要在當晚簽署一份最終的合併協議。基德爾・皮博迪也利用這個訊息額外購買了聖裡吉斯的10萬股股票。
冠軍國際同聖裡吉斯簽署合併協議的訊息第二天早上就公開宣佈了。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和弗里曼都把聖裡吉斯的股票拋售出去，獲得了鉅額的利潤。
西格爾得意揚揚。華爾街開始繁榮起來，而他正處於繁榮的中心。他甚至開始不再擔心交易會被發現了。美國正在重獲信心，走向繁榮。弗里曼被認為是一位偉大的成功者，受邀到洛杉磯觀看1984年的夏季奧運會。在sca收購案即將結束的某一天，弗里曼給西格爾打電話，讚許地說：「我真是服了你，你確實知道如何利用訊息進行交易。」
緊接著，出現了《財富》雜誌文章一事。突然，西格爾被弗里曼的話攪得心神不寧。正如他發誓與布斯基拉開距離一樣，西格爾決定停止與弗里曼交換內幕訊息，不再向他提供任何機密資訊。不過他仍然會和弗里曼通話，他挺喜歡弗里曼，只要他不再給弗里曼透露任何機密，他們之間還是可以討論合法的市場情報，而且這也是很有價值的。畢竟基德爾・皮博迪的套利部門已經獲得了許多人想都不敢想的成就——成立不到一年就獲得了700多萬美元的利潤，突然之間成為公司最為賺錢的部門之一。西格爾、威格頓和泰伯爾，在剩下的時間裡即使什麼都不幹，也無愧為公司的英雄。而且套利只是西格爾的一個副業而已。
西格爾感到極大的寬慰。他拯救了基德爾・皮博迪公司，至少它可以再苟延殘喘一年，他可以不再感覺像犯罪一樣了。
哈爾・裡奇坐在基德爾・皮博迪公司自己辦公室的桌子旁，他已經度過了一個糟糕的上午。1984年夏天，他和西格爾一起負責sca的交易。前一天，他誤聽了西格爾說的話，不慎把傳給美林公司的東西弄錯。西格爾知道後暴跳如雷，衝進辦公室裡大聲斥責裡奇，使他難堪至極。
這種行為是裡奇非常痛恨的，儘管他比西格爾小几歲，他似乎更加體現了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悠久傳統。他深藍的眼睛，金黃的頭髮，是斯坦福大學和沃頓商學院的畢業生，他辦事特別細緻，考慮問題周全。在年度考評中，西格爾對他的評價是「太好了」。
甚至在加盟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很久之前，裡奇和約翰・戈登——阿爾・戈登的兒子——就是好朋友，他倆甚至共用一個秘書。當西格爾最初打算招聘裡奇時，戈登提醒他不要接受。戈登憎恨西格爾在工作中總是處處優先，他還告訴裡奇，西格爾這個人身上有股「黑暗力量」。西格爾野心勃勃，有時還有點兒粗魯，讓戈登也避而遠之。不過在西格爾同簡結婚之後，戈登就改變了對西格爾的看法。他告訴裡奇，他認為西格爾成熟了，變成了一個正派的人，並且說裡奇現在沒有理由拒絕到基德爾・皮博迪公司與西格爾共同工作了。
西格爾的大聲喧嚷使裡奇非常難過，他心想戈登對西格爾個性的樂觀評價是否有點兒太早了。但是第二天，西格爾就出現在了辦公室的門口，看起來有點兒侷促不安。他問裡奇：「你還好吧？我很抱歉，我不應該對你大喊大叫。」裡奇聽了心中好受了一些。
但是，裡奇有時確實對西格爾感到擔心。裡奇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離住在拉伊的弗里曼不遠。裡奇常常和弗里曼一起乘車進城上班，裡奇很喜歡弗里曼。一天早上，他們又搭乘同一輛車上班，路上聊起了電影《克萊默夫婦》。裡奇認為弗里曼似乎對這部電影中提到的離婚和家庭問題非常敏感。裡奇知道弗里曼是從事套利業務的，但是他似乎和其他的套利人都不同——對大多數套利人，裡奇都很討厭。當弗里曼即將在水街60號下車時，他悄悄地對裡奇說：「告訴馬蒂・西格爾，不要再與布斯基來往了。」裡奇還沒有來得及問個究竟，弗里曼就下車了。
裡奇在想弗里曼究竟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他不親自告訴西格爾呢？裡奇坐得離弗里曼很近，他知道弗里曼每天要給西格爾打兩三次電話。「鮑勃的電話」成了他經常聽到的話，他知道鮑勃就是弗里曼。而且，不管怎麼說，為什麼一個套利人讓一個人不要同另外一個套利人來往呢？難道套利人之間都是這樣做的嗎？
接著，裡奇就讀到了《財富》雜誌的文章，這篇文章在基德爾・皮博迪公司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弗里曼又告訴他：「馬蒂・西格爾最好小心點兒，這事看起來很糟糕。」裡奇最後向西格爾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不要和布斯基來往了，馬蒂。他是個危險人物啊。」西格爾堅持認為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他對裡奇說，《財富》雜誌的那文章是「胡編亂造」。裡奇相信了他。
小心謹慎的裡奇不相信西格爾會和伊萬・布斯基從事不正當的交易。另外，他還知道基德爾・皮博迪公司正在從事套利業務。儘管威格頓和泰伯爾的套利業務仍然處在秘密之中，但是一些跡象還是洩露了這個秘密。首先，套利部門賺取了豐厚的利潤，這已經不是秘密了。沒有人相信僅憑威格頓和泰伯爾就能取得這樣巨大的成就。經常接近西格爾使裡奇意識到，至少西格爾也參與了其中，在背後指導他們，也許還根據他在併購部的經驗給他們提供一些「遠見卓識」。
然後，西格爾證實了他所有的猜想，給他簡單看了一下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套利記錄，並誇獎他們乾得很好。交易的規模之大和投入的資金之巨都讓裡奇震驚不已。他說：「不能讓威格頓負責這事，他的能力有限。你們應該聘請一個職業套利人。」他推薦了他在添惠公司認識的一個人。西格爾同這個人談了談，但是他後來告訴裡奇，他不想僱用這個人。西格爾說：「我們不能把威吉甩了，他是團隊的一員。」裡奇不相信西格爾對威格頓這麼看重，不過後來，他逐漸明白：當時西格爾正在套利的興頭上，他不想讓別人插手。
公司的這種做法讓裡奇很擔心。他在添惠公司工作時，添惠建立了套利部門，他也參與了建立工作。套利部門開始進行交易活動之前，添惠公司專門聘請了兩家律師事務所——謝爾曼・思特靈律師事務所（shearman&sterling）和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sullivan&cromwell）——負責制定套利業務和其他業務進行安全分離的規定。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是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外聘的法律顧問。兩家律師事務所都堅持，要制定最基本的規定，鑄就一座「隔離之牆」，把套利業務同其他業務分離開。而現在，基德爾・皮博迪公司也在從事套利業務，但是公司甚至連最基本的規定都沒有，根本沒有把套利業務同其他業務分離開來。
裡奇覺得應該向上司反映這個情況。他不能去找西格爾，因為按照公司的組織結構，西格爾不是兼併收購部的主管，主管是彼得・古德森（名義上的主管）。於是，裡奇去找古德森。「彼得，我知道我們公司開始做套利業務了。」他說，「但公司有件工作沒有做，這是危險的。我在迪安・威特公司做過這方面的事，我可以幫忙。西格爾是不能捲入這項工作的。我們必須把套利與其他業務分開。」
古德森對此表現出關注，他說：「哈爾，你說得很對，這確實很麻煩。我要就這個問題給拉爾夫（即德農西奧）寫一份備忘錄。」
但是裡奇知道這種安排依然如故，他還常常聽到西格爾在電話裡指示威格頓和泰伯爾進行交易。因此，他又去找古德森，抱怨說情況沒有任何改變。
古德森承認他從來沒有給德農西奧寫過備忘錄，也沒有把裡奇的擔憂寫成書面材料。他說：「不過，我同拉爾夫談過這個問題。」這聽起來好像他和裡奇盡到了職責，不用再多管此事了。古德森繼續說，「你知道，馬蒂有點兒厭倦了，他厭煩了併購工作，讓他做做套利業務也不錯啊。」裡奇感覺他在這個問題上只能這麼做了。畢竟，古德森是部門的主管，西格爾也是公司的負責人，他們應該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在sca交易期間，裡奇經常加班。西格爾經常想在康涅狄格的家中陪伴自己的妻子，因為他的妻子懷孕了，而且是雙胞胎。西格爾向裡奇和約翰・戈登炫耀說，他的妻子懷的是異卵雙胞胎，需要兩個精子，就好像在說他自己的效能力超強一樣。戈登認為西格爾這樣說只是表明了他在這方面極其缺乏自信。
因為裡奇和戈登都捲入了這起交易，他們也對sca股票的交易尤為關注，並且不斷驚歎高盛買入股票的時機。他們從交易記錄上看到高盛在勃朗寧-費里斯公司突然加入收購大戰之前大舉購買股票，戈登說：「天哪！真邪門，他們怎麼這麼神機妙算呢？」他們也推測過可能是有人洩露內幕訊息，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西格爾會與弗里曼交換情報。即使有人告訴他們，他們也不會相信的。
而且，為西格爾選俱樂部的事也讓戈登很頭疼。基德爾・皮博迪已經決定讓西格爾參加紐約的一家高檔俱樂部，因為他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在那裡，他可以有機會接觸一些其他公司的領導，從而為公司拉攏客戶。西格爾總是說自己很討厭俱樂部，討厭那裡勢利和陳腐的價值觀，但是如果他必須加入一個俱樂部的話，他就會選擇最高檔的。在某種程度上，他是覬覦俱樂部給予其成員的身份地位。
因此，他讓約翰・戈登代表他到河畔俱樂部（riverclub）去交涉。這是一個以wasp為主的餐廳俱樂部，對會員要求極其嚴格，這個俱樂部位於52街東河路附近河畔公寓（riverhouse）的一層。該俱樂部是由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員創辦的，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些成員就住在河畔公寓內，這裡是紐約東部地區社會和商界名流會聚的地方。很少有猶太人能夠成為該俱樂部的成員，亨利・基辛格就是其中之一。
約翰・戈登的父親——阿爾也是該俱樂部的重要成員，父子倆開始試探西格爾加入該俱樂部的可能性。結果很不妙，即使他們沒敢提西格爾是猶太人，他獲准接收的可能性也不大，特別是他在併購領域的名聲對他很不利。其中一位成員說：「他難道不是那個精明的併購狂嗎？」他的聲音中透出一種蔑視；另一個成員說他認為西格爾是一個「強行推銷的販子」。約翰・戈登沒有爭辯，他擔心在這個時候太熱心地替西格爾堅持的話可能會損害他自己的聲譽。企業狙擊手羅納德・佩雷爾曼曾經託人來俱樂部聯絡加入的事宜，一個成員直言不諱地指責說，「甚至不應該提起這個名字」——毫無疑問，那個人也被拒絕了。現在，戈登自己也開始產生其他人那樣的懷疑了。在sca公司一案之後，他偶爾也跟西格爾說自己正在抓緊替他聯絡，但是實際上，他只是在勉強地應付。
西格爾最後確實加入了另外一傢俱樂部——聯盟俱樂部（unionleagueclub），這傢俱樂部位於公園大道，遠遠沒有河畔俱樂部的知名度大。他加入這傢俱樂部的時間非常短。他發現這裡非常保守，而且歧視女性。儘管紐約州總檢察長對該俱樂部施加壓力，其成員仍然投票拒絕女性，簡對此非常氣憤。西格爾藉機退了出來，以示抗議。德農西奧希望按照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古老傳統塑造西格爾的努力白費了。
1985年3月，西格爾的雙胞胎出生了，是一對龍鳳胎，他也一下子忙了起來。他們在格雷斯廣場的空餘房間也被佔用。隨著併購業務以人們難以預料的速度繼續發展，他的業務也開始繁榮起來。他希望威格頓和泰伯爾能夠獨立作業，不用再需要他的大量指導，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前一年的成功基礎上有所建樹，但是他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
公司對威格頓和泰伯爾的投資額度作了限定，如果是他們自己決定交易，他們自己只能夠投資100萬美元。如果一項收購交易被公開了，風險降低了（潛在的利潤也降低了），他們可以追加500萬美元。即便如此，他們也在不斷損失，他們不斷對西格爾說，他們必須有一把「撒手鐧」。西格爾明白，他們是希望他把「撒手鐧」傳授給他們。
到了1985年春天，西格爾開始感到形勢危急了。德農西奧正在為改善公司的財務狀況而絞盡腦汁。西格爾感到了一種壓力，要求他再為威格頓和泰伯爾提供訊息，但是他阻止了自己。他不能再乞求弗里曼給他訊息了。
西格爾和弗里曼仍然幾乎每天都會通電話，交流各種情況，包括布斯基、穆赫倫、桑迪・路易斯（把穆赫倫介紹給布斯基的套利人）以及華爾街其他著名套利人的相關情況。3月底，弗里曼提到了一個投資公司，名叫科尼斯頓合夥公司（conistonpartners），是由懷特-威爾德投資銀行（whiteweld）的一位前投資銀行家基思・戈勒斯特和另外兩人創辦的。
弗里曼通過他最好的一個朋友詹姆斯・裡甘結識了戈勒斯特。裡甘有好幾家投資合夥公司，包括位於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princeton-newportpartners）。華爾街一直都有許多私人的投資合夥公司，但是很少有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繁榮的。幾乎任何人都可以開一家這樣的合夥公司，通過富有的投資人（如布斯基等）籌集資金，然後再拿這些資金去投資，並從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費和一定比例的投資收益。
西格爾從來沒有聽說過科尼斯頓公司，該公司是靠投資低價值的封閉式共同基金而起家的。它通過對基金的管理帶來壓力，從而導致更廣泛的和更有利可圖的代理權之戰和收購威脅。在弗里曼向西格爾提到科尼斯頓公司時，它還沒有什麼知名度，可信度也不是很高，只是一個想成為企業狙擊手的小公司。然而弗里曼卻很支援他們，稱他們是一支值得關注的力量。
即使到了現在，弗里曼還告訴西格爾，科尼斯頓正在大量囤積斯托勒通訊公司（storercommunications）的股票，可能要對它發起收購。這是一家有線電視和廣播公司。弗里曼也囤積了該公司大量的股票，既有高盛的賬戶，也有他自己的賬戶，總計佔到了該公司3%的股份。弗里曼稱科尼斯頓打算促成一筆大交易，並說：「他們是認真的。」
西格爾認為這是一次典型的談話。他腦子裡想象著一個場景：弗里曼坐在一條資訊流的旁邊，看著資訊不斷流過，他想要什麼都可以隨手拾起，就像是一隻黑熊在捕食鮭魚一樣。然而，西格爾也在想：弗里曼是如何獲悉科尼斯頓打算收購斯托勒的計劃的呢？最後，西格爾向弗里曼問了這個問題。弗里曼回答說：「為科尼斯頓購買股票的人和我關係很好。」弗里曼沒有提到普林斯頓・紐波特公司或者他的朋友詹姆斯・裡甘的名字，詹姆斯・裡甘是他原來在達特茅斯大學的同學，負責為科尼斯頓公司購買股票，而且他也捎帶著為自己的普林斯頓・紐波特公司的賬戶購買。只要斯托勒公司被賣出去，他們就可以收穫鉅額的利潤。
這時，西格爾甚至沒有想到建議威格頓和泰伯爾也買進斯托勒公司的股票，儘管這可能是弗里曼所希望的。他可能想給斯托勒公司製造一種購買的壓力，迫使它軟化立場，考慮收購的建議。相反，西格爾立即想到，也許這對基德爾・皮博迪公司是一個好機會，可以藉此發揮更大的作用。自從西格爾代表kkr公司成功收購了海灣石油公司之後，他就和該公司的總裁亨利・克拉維斯經常聯絡。他知道克拉維斯正在尋找收購目標。西格爾聽到了更多關於斯托勒公司的訊息，並又檢視了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研究結果，他越來越感覺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機會。
因此，西格爾給克拉維斯打了個電話，把這個訊息告訴了他。克拉維斯說：「太好了，我們見面聊聊怎樣？」西格爾立即又給斯托勒公司的投資銀行狄龍・裡德公司打電話，把kkr公司的意向講了講，然後他們又一起開會對同該公司交易的前景進行了初步的商討。當西格爾再給弗里曼打電話時，他吃驚地發現，弗里曼似乎對會上的情況已經瞭如指掌。
4月15日，西格爾給弗里曼打電話，提到了他認為應該給kkr公司出示一些關於斯托勒公司的資料。他想試探一下，看看弗里曼會不會反對，但是弗里曼根本就不在乎。
由於擁有內幕資訊，弗里曼繼續大肆購進斯托勒公司的股票，4月17日，他又為高盛買進了7.4萬多股股票。弗里曼的助手弗蘭克・布羅森斯也為自己購買了2,000股（投資了大概近75萬美元）。
西格爾告訴弗里曼他現在正在代表kkr，於是他們商量起了有關的策略。斯托勒通訊公司還沒有發出訊號，表示歡迎友好的收購，而kkr也沒有表示要進行惡意收購。西格爾和弗里曼都希望kkr能發起惡意收購。他們還討論瞭如何讓惡意收購大戰打響第一槍。他們談論了傳送「熊式擁抱」信件的可能性，即讓kkr向斯托勒公司傳送一封「胡蘿蔔加大棒」的收購書，提出友好收購，表示如果友好收購被拒絕，就將實施惡意收購。投資銀行家和套利人之間經常就是這樣交談的，他們不用洩露任何機密計劃就能明白即將發生什麼的線索。
正如西格爾向弗里曼所保證的一樣，kkr在4月19日提出了報價。第二天，讓西格爾失望的是，斯托勒公司拒絕了報價，並向股東發了一封信，督促他們拒絕kkr的任何要求。此後不久，弗里曼就給西格爾打電話，他向西格爾保證說：「別擔心，科尼斯頓公司、戈登・克勞福德和我會向它的董事會施加壓力的。」
（然而，弗里曼和他的這個聯盟從來沒有向證券交易委員會報告他們是一個整體。）
在接下來的週末，弗里曼給西格爾打電話。他聽起來似乎有點兒忘乎所以了。他說他無法忍受這種懸念的折磨了，他必須明白：kkr是正打算傳送「熊式擁抱」的信件嗎？在前一天，克拉維斯已經同意了西格爾的建議，決定向斯托勒公司傳送「熊式擁抱」的信件，這是措辭比較溫和的「熊式擁抱」，被稱為「玩具熊的撫摸」。西格爾知道，如果他回答了弗里曼的這個問題，然後弗里曼根據這個訊息進行交易的話，那麼他們就又一次越過了法律的界線，也就違背了他以前的誓言。但是他感覺到，讓弗里曼知道這個訊息也符合他的客戶利益。弗里曼是斯托勒公司最大的股東，他可以幫助給斯托勒公司施加壓力，從而迫使該公司做出對kkr有利的行動。因此，西格爾回答說：「是的，kkr打算傳送這封信。」
隨後西格爾又去找kkr商量，他們又增購了一些認股權證，用來作為推動交易的催化劑。其後，西格爾跟弗里曼聯絡，告訴了他這個訊息，弗里曼有點兒不高興了。他想要一個更高的出價。西格爾說：「這是底線了，我們不能再高了。」
kkr公司在4月22日修改了出價，接著，斯托勒公司威脅說要破壞他們的整個計劃。它再次拒絕了kkr公司的出價，並向股東們提出了一個資本重組的計劃，但這個計劃的價值很難評估。弗里曼和裡甘繼續購買斯托勒的股票和期權，科尼斯頓公司也宣佈將發起一場代理權爭奪，以挫敗斯托勒的資本重組計劃，迫使該公司接受出價更高者的收購。
弗里曼和西格爾繼續在斯托勒收購案上密切溝通，即使在它陷入了持久的代理權爭奪時也依然如此。接著，在7月4日前後，有傳言稱另外一家公司也打算收購斯托勒公司。弗里曼提醒西格爾，西格爾立即把這個寶貴的訊息透露給了克拉維斯，而克拉維斯當時正在英國的溫布林登觀看網球公開賽。一個星期後，康卡斯特電信公司（comcast）發起了對斯托勒的收購。弗里曼給西格爾打電話，問道：「kkr會與康卡斯特競爭嗎？」西格爾向他保證說會的。他相信克拉維斯不會介意他洩露這個訊息的。他給克拉維斯大致說過他和弗里曼聯絡的事，儘管克拉維斯從來沒有贊同過洩露內幕訊息的行為，但是他也認為對斯托勒施加壓力對他很有利。弗里曼現在對kkr的內幕訊息瞭如指掌，就好像是這個公司的一員一樣。
最後，在7月底，正當競價交易達到出人意料的地步時，弗里曼又給西格爾打電話，說：「我已經用自己的賬戶購買了大量斯托勒的股票。」（其實，西格爾早就知道這個情況了。）接著又問道，「我剛剛把8月的期權以90美元加2美元的價格賣掉了。我做得對嗎？」（出售期權是對最終價格不會超過某個特定水平的判斷，在這一案例中，交易執行價是90美元，期權加價是2美元。）
西格爾知道kkr的最終秘密出價是多少。不管怎麼說，弗里曼預測的價格很準確——就是92美元。西格爾說：「聽起來不錯啊。」弗里曼滿意地笑了。西格爾根本不可能知道高盛公司、弗里曼和他圈子裡的朋友，如裡甘、戈勒斯特和科尼斯頓合夥公司賺到了多少錢，但是他知道，這個利潤非常大，因為他們手中是一筆聯合在一起的資金，匯聚起來會發揮巨大的影響力，甚至連布斯基都無法與之相抗衡。
kkr非常高興西格爾的表現。它以每股92美元的價格買到了斯托勒公司，儘管這個價格不低，但是斯托勒成為kkr最為成功的收購活動之一。
在這次交易之後，西格爾又一次感到弗里曼欠他一個人情，需要償還。雖然西格爾並沒有做出明確的決定，但是他決心和弗里曼停止訊息交流的誓言已經被忘得無影無蹤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又從中斷的地方接上了。弗里曼很快就開始慷慨地回報西格爾了。
弗里曼在高盛獲得了相當不錯的地位，現在可以參與公司為一些重要客戶舉行的高層戰略研討會了，這些客戶就包括聯合石油公司。聯合石油公司最近又成了布恩・皮肯斯的狙擊目標，這起收購很快就變成了一場最激烈、最殘酷的收購戰，高盛負責幫助聯合石油公司組織抵抗。高盛併購部的主管彼得・薩克斯每天都要同弗里曼協商此事，每次都要協商兩三個小時。因而，弗里曼能夠針對不同的應對方案提出富有遠見的意見，從而為本部門的套利人員提供便利，這種交流似乎違背了公司的套利業務必須同其他業務相分離的規定，而且高盛根本都沒有想到，弗里曼可能會向外界透露聯合石油公司的秘密。
就在西格爾第一次向弗里曼透露了kkr收購斯托勒的詳細計劃之後不久，西格爾就提到他購買了聯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弗里曼向他保證說，這裡會有「油水的」——這就意味著股東可以把股票變現，賺取利潤——因此，西格爾讓威格頓和泰伯爾增持該公司的股票。後來，弗里曼向西格爾透露了聯合石油公司的詳細計劃，該公司打算把一些石油生產部門分離出去，以此為主體成立一個獨立的有限責任合夥公司。西格爾立即督促威格頓和泰伯爾再次增持該公司的股票。
弗里曼向西格爾透露關於聯合石油公司的許多訊息表明，在金融交易中，那些看似非常神秘的詳細資訊，對於一些久經沙場的投資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為一項應對措施，聯合石油公司提出以每股72美元的價格回購本公司50%的股票，沒有被收購的股票將按照市場價格進行交易，這50%不包括皮肯斯手中的股票。這個計劃在華爾街引起了恐慌，因為皮肯斯可能會以此提起訴訟。西格爾當時正在從達拉斯飛往塔爾薩的途中，他一抵達機場就給威格頓和泰伯爾打電話，他們正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因為基德爾・皮博迪在聯合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投入了鉅額的資金。為了讓電話記錄上不會直接顯示西格爾給弗里曼打過電話，西格爾打給了他的秘書，然後讓秘書把電話轉到了弗里曼的辦公室。弗里曼說：「別擔心，沒關係的。我們（聯合石油公司）無論如何都會以部分要約收購的方式購買股票的。」這就意味著即使法庭判決必須將皮肯斯的股票包括在回購的股票之中，聯合石油公司也會按照原訂計劃行動的（最後果然如此）。
聽到這個訊息後，西格爾立即結束通話電話，然後給威格頓和泰伯爾打了過去。他建議立即採取一項策略，出售期權，以鎖定不會被回購的那部分股票的利潤。（威格頓和泰伯爾實際上購買的是股票期權，可以以固定的價格出售該公司的股票，這樣就實施了同樣的策略。）
西格爾放下電話時，感到非常高興，他知道聯合石油公司的戰鬥即將達到高潮，現在，他已經可以確保利用弗里曼的訊息為基德爾・皮博迪賺到豐厚的利潤。他將挽回威格頓和泰伯爾的所有損失，並且還能有所贏利。基德爾・皮博迪的套利部門又將迎來一個豐收的年份，可能甚至比前一年的年景還要豐碩。德農西奧對他的壓力也將緩和許多。西格爾感到了一種難以抑制的興奮，這種感覺是他在同布斯基的交易中有時會感覺到的。
西格爾在塔爾薩機場誤了飛機，後來設法搭乘別的航班返回紐約。他突然產生了一種想同人分享這個好訊息的衝動，因此，他走進一個電話廳，不假思索就把電話撥到了德農西奧的家中，把一切都告訴了德農西奧，包括他給弗里曼打電話，以及如何讓威格頓和泰伯爾採取策略鎖定利潤等。德農西奧似乎也很激動。西格爾感到了一種長者的讚揚所帶來的溫暖。
聯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回購戰略很有成效。在對部分股票進行回購之後，所謂的按比例係數（即按照每個股東實際被回購的股票的比例）必須根據實際提交的股票總數來計算。弗里曼把這個秘密的比例告訴了西格爾，這樣西格爾就可以精確地計算出基德爾・皮博迪最後的期權交易，這就像在甕中捉鱉一樣，穩賺不賠。弗里曼對西格爾說：「你們就等著拿錢吧。」他說的確實沒錯。
西格爾和弗里曼的關係在這一年中繼續持續著，他們不斷通電話，常常是一天兩三次。他們在通話中並不是主要交流內幕訊息。他們日益談論一些在其他方面對雙方都有利的資訊，例如如何開發客戶、如何強行促成交易、如何獲得更高的售價從而賺取更多的服務費，以及如何為公司獲得更多的利潤。當然，這些資訊對外界也都是秘密的。
內幕訊息的交流也一直在持續。儘管界線有時比較模糊，但是當他們越線時，西格爾幾乎總是非常清楚。他總是至少會感到擔憂和愧疚。當國際控制公司（internationalcontrolscorporation）收購基德爾・皮博迪的客戶縱橫國際（transwayinternational）時，西格爾把國際控制公司的詳細計劃透露給了弗里曼，弗里曼根據這個訊息用自己子女的賬戶購買了大量的股票。當高盛參與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收購通用食品公司的交易時，西格爾問弗里曼：「你認為這隻股票（指通用食品）如何？」弗里曼回答說：「我看還行。」這就是說西格爾應該買進它，他也確實讓威格頓和泰伯爾購買了。
弗里曼也把巴克斯特醫療器材公司（baxtertavenollaboratories）收購美國醫療裝置供應公司（americanhospitalsupply）的計劃透露給了西格爾。1986年，梅西（macy）在高盛的支援下進行槓桿收購期間，弗里曼告訴西格爾市場對梅西公司打算降低出價的傳言反應過強：梅西公司正在打算降低出價，但是幅度比市場預測的要小。籌資工作是很安全的。
當布斯基給弗里曼打電話詢問梅西公司的事宜時，弗里曼也很慷慨，向布斯基保證籌資工作會很安全。不管怎樣，布斯基在高盛還有一個內線，可以瞭解梅西公司的收購資訊，此人在高盛的不動產業務部工作。
這樣的洩密活動太普遍了，使得公平市場的概念成了人們嘲笑的物件。不過，其他人在洩露訊息時很少像西格爾和弗里曼這樣清晰，因為他們知道沒有必要這麼做。並且，他們也不是洩露全部訊息。同時，西格爾繼續把給弗里曼透露訊息看作為了客戶利益這個「合理」的目的。
這種情況在比阿特麗斯公司的交易上表現得十分明瞭。這是一次槓桿收購交易，也是1985年最具特色的一起交易。它是西格爾同kkr合作的頂峰，也使得該公司功成名就，成為全美首屈一指從事槓桿收購的大腕，令人聞風喪膽。同時，這場交易也是涉及華爾街專業人士大量非法和可疑行為的一次交易。
比阿特麗斯是kkr的第一個「惡意」收購的公司。kkr總是用友好的方式同目標公司的管理層協商進行收購，或者充當白衣騎士參與惡意收購戰。然而，在比阿特麗斯一案中，kkr在西格爾的建議下，同比阿特麗斯的原董事長唐納德・凱利聯手合作，向比阿特麗斯公司施加壓力。如果比阿特麗斯拒絕kkr的收購，kkr就將強行收購，並將其現在的管理層淘汰，然後讓凱利和他的團隊入主該公司。這個計劃導致kkr的資深合夥人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裂，不久之後傑羅姆・科爾伯格退出了這個有他名字的公司（kkr的第一個「k」，即為kohlberg），他聲稱和其他合夥人（亨利・克拉維斯和喬治・羅伯茨）的「理念不同」。
儘管科爾伯格有不同意見，但是這起交易仍然繼續進行著。弗里曼很快就為自己、孩子和高盛公司囤積了大量比阿特麗斯的股票。在整個交易過程中，他都像往常一樣和西格爾保持著頻繁的聯絡，每天都通話，但是西格爾不願意再透露內幕訊息了。有時，弗里曼似乎不用再從西格爾那裡獲取內幕訊息了，他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和克拉維斯本人直接通電話。例如，在萬聖節前，約翰・穆赫倫聽說kkr收購比阿特麗斯的交易遇到問題後，將自己手中的股票拋售了1/4。在此之後，弗里曼給克拉維斯打電話，問他股價為何下跌。克拉維斯告訴弗里曼：「一切都很好啊。」然後他又說，「我們不會退出的。」這是一次很有價值的交流。幾分鐘後，弗里曼又買進了比阿特麗斯的6萬股股票和幾百份看漲期權。
比阿特麗斯的董事會最終接受了kkr在1985年11月提出的最終報價，每股50美元。此後不久，kkr從幫助自己安排融資工作的投資銀行德崇公司獲悉，他們無法按照50美元的價格進行融資。價格必須降低或者重新調整融資計劃。這個訊息對市場會產生明顯的影響，因此這個訊息是非常機密的，甚至連西格爾都沒有告訴。紐約的名流人士、套利人理查德・奈也是套利人圈子的核心成員，他顯示了不可思議的未卜先知的能力，在第二天就拋售了30萬股比阿特麗斯公司的股票。當天晚些時候，弗里曼和奈在電話中談及此事，隨後弗里曼又把這個訊息告訴了克拉維斯。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86年1月8日，股市一開盤，弗里曼就把手中的期權全部拋售出去。不久之後，紐約證券交易所一位知名的人士——也是「俱樂部」的成員——莫里斯・「巴尼」・拉斯克給弗里曼打電話說，kkr的收購活動遇到了麻煩。弗里曼轉而又給西格爾打電話確認這個訊息，但是西格爾無法確認，因為他還沒聽說過這個訊息，是從弗里曼這裡第一次知道。
西格爾非常吃驚，這些日子華爾街毫無秘密可言。他是克拉維斯的投資銀行家和顧問，但是甚至連他都不知道融資工作出了問題。這只是證實了他的一種懷疑，即洩密者並非他一個人，這在華爾街上已經蔓延成災了。西格爾給kkr公司打電話，詳細詢問了情況。
不一會兒，西格爾就給弗里曼回電話。他說：「你小子的鼻子夠靈的啊。」說著，他也為自己的用詞感到好笑。這些訊息正是弗里曼所需要確認的。當天下午，弗里曼就拋售了比阿特麗斯公司的10萬股股票和3,000份期權（這表示可以再購買30萬股的權利），獲得了豐厚的利潤。
kkr的收購條款不久就被修改，同西格爾所確認的完全一致。儘管這些條款對股東不是那麼有利，現金部分從43美元降低到了40美元，但是比阿特麗斯公司幾乎毫無選擇，只能接受。比阿特麗斯的股票也隨之下降。不管怎樣，即使沒有西格爾的幫忙，弗里曼也能從比阿特麗斯的股票上賺到豐厚的利潤，但是西格爾的確認使他避免了損失，並且讓他的利潤達到了最高。
因為西格爾在比阿特麗斯收購案中的角色，基德爾・皮博迪的套利部門沒有參與這起交易。然而，1985年對威格頓和泰伯爾來說，仍然是一個收益頗豐的年份。該部門的總收益，在扣除了高額的管理費和開支之後，仍然高達700萬美元。由於他們又取得了和第一年同樣的好業績，公司裡對他們的懷疑也無影無蹤了。儘管人們對威格頓和泰伯爾的技能評價仍然很低，但是這一年的大量交易使得人們感覺，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在併購被宣佈後投資套利而賺錢。事實上，他們可能真是這樣。
但是，西格爾知道基德爾・皮博迪套利實力的實情。就像吸毒一樣，一次套利的成功總是會激發對下一次套利「行動」的渴望和焦慮，也產生了對內幕訊息這一「秘密武器」的需要。對萬無一失的激動正在逐漸消失，甚至在壓力逐漸增加時也是如此。西格爾知道他已經又拯救了公司一年——但是時間已經到了1986年，在新的壓力下，他能夠重新開始嗎？他對未來日益感到恐懼。
1985年年初，西格爾在產房外面等待著雙胞胎誕生的時候，隨手拿起一份《紐約時報》，看到了一條德崇公司的證券發行公告，當時，該公司剛剛完成濱海公司對美國天然氣資源公司的收購。西格爾心中暗想：「如果他們能夠籌集到這筆資金，就能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現在，他看到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他看到產生這種力量的發動機就在他的面前，尤其是德崇，它幾乎可以在一夜之間籌集數十億美元，這種驚人的實力是基德爾・皮博迪永遠也無法相媲美的。毫無疑問，在類似斯托勒公司和比阿特麗斯公司的收購案中，德崇公司能夠獲得驚人的利潤。在這些交易中，西格爾作為克拉維斯的顧問出謀劃策、獻計獻策、蒐集資訊，使得收購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過這隻為他賺到了為數不多的顧問費。例如，在斯托勒一案中，基德爾・皮博迪賺到了700萬美元，而德崇則賺到了5,000萬美元。其他的競爭對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在增強自己的資金基礎和巨大影響力，而基德爾・皮博迪卻仍然在守著無利可圖的經紀業務苦苦掙扎。西格爾感到他好像是一個人在支撐整個公司，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支撐多久。
1985年年底，大概在核算獎金的時候，他直接去見德農西奧，不過這次不是討論自己的獎金問題。對於1985年的獎金，德農西奧已經根據西格爾對公司的貢獻計算出來了，包括套利收益，給他的獎金是210萬美元，幾乎是以前的兩倍。然而，西格爾並沒有高興，相反，他卻很絕望。刊登在《機構投資者》上的一篇負面報道增加了他的擔憂，基德爾・皮博迪作為一個機構，已經瀕臨危機的邊緣。他向德農西奧乞求道：「拉爾夫，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不能一個人支撐整個公司啊。我每天的時間是有限的，我一個人不可能為公司創造所有的利潤和收益。」西格爾告訴德農西奧，他認為基德爾・皮博迪要想生存下去，必須同其他公司合併。德農西奧看起來既震驚又沮喪：同其他公司合併，基德爾・皮博迪就要失去自己的獨立性；並且，他也沒有權力決定公司的命運。西格爾感到非常失望，他沒有能夠使德農西奧面對現實。
西格爾第一次萌生了一個從來沒有過的想法：離開基德爾・皮博迪，到一個更強大、更健康、更有前途的公司。他必須脫離套利業務，他知道他參與這種業務是錯誤的。但是，他很清楚，只要威格頓和泰伯爾還在套利部門，他就難以從中解脫出來。
西格爾同意和拉扎德兄弟公司的主管、溫文儒雅的米歇爾・戴維・韋爾見面，他感覺有點兒鬼鬼祟祟的。他們相約在曼哈頓上東地區的凱雷酒店（carlylehotle）吃早餐。西格爾坐在舒適的椅子上，韋爾滔滔不絕地談起了拉扎德兄弟公司的特色，聲稱這正是西格爾這樣的明星投資銀行家大顯身手的地方，並提到了費利克斯・羅哈廷是如何在這裡飛黃騰達的。
突然，西格爾想起了幾年前的一天，當時他還是一個年輕的投行銀行家，被指派同羅哈廷共同處理一項交易。那一天，他也首次產生了一個想法：他要成為另一個羅哈廷。可是後來，他卻從事了秘密的犯罪活動，背離了自己的夢想。
但是現在，這種想法又回到了他的心中。他要離開基德爾・皮博迪公司，開創一種新生活，一種沒有布斯基、弗里曼、威格頓或者德農西奧的生活，一種遠離泥潭的生活。依靠他在併購界的聲譽和名望，他可以隨心所欲，無往不勝。當20世紀80年代，當華爾街的歷史正在書寫的時候，西格爾也想成為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