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問題所必不可少的能力與素質，我們有可能通過後天的學習而獲得，而且無論我們從何時開始練習，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與邏輯相比，日本自古以來更重視的是揣摩別人的心理，因為共有同一片天地的人們，他們的呼吸要和諧，配合要默契。比如他們會突然提出諸如「怎麼樣了」或「那件事……」之類的問題，請對方做出正確的回答。如果只是為了在「自己人」這個狹窄的範圍內達到交流的目的，這種方法毫無問題，但有人把它當作日本人的美德和常識，這就會帶來很大的問題。可能有人會反駁說「沒有那種頑固不化的商人」，而實際上這樣的商人很多。
成為常識與經驗的奴隸的人們其實也在尋求與周圍人的和諧一致。換言之，自己所得出的正確答案雖然有精彩與平庸之分，但大家都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強迫別人聽從自己。在這樣的環境中，不斷湧現出謹慎地執行上司命令的「操作員」，卻難以出現打破慣例和常識的「創新者」，以及能夠與世界一流選手平等討論問題的「全球選手」。
30多年前，我曾經出版過一本書，名為《惡魔的迴圈——對於日本人依賴之物的看法與想法》。不少日本人依賴別人的想法和公司的方針行事，自己卻不去思考，也不去興辦事業。我在書中指出，他們機警地觀察周圍人的一舉一動，隨聲附和，以求步伐一致，這種習性今後將會帶來很大的問題。此後，我在另一本名為《提問的能力》的書中，對於通過自己的能力，思考、提問並找到答案做了進一步的闡述。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我的意圖呢？
日本人討論問題的能力相對低下，這隻要看看屢戰屢敗的日本外交便可一目瞭然。只要出現問題，日本外交的負責人便立刻從旁觀察美國的反應，一味地贊同並追隨美國的主張，討論與談判往往形同虛設。總之，日本的問題在於討論問題缺乏邏輯性。我們不得不說，日本在外交上缺乏保護自己國家利益的氣魄，以及以此為目的進行邏輯思考與談判的能力。日本偽裝成和美國正在度「蜜月」，而實際上是在單方面地遵從美國的邏輯。
在日本的經濟力量被認為世界最強的那段時期，美國在鋼鐵、半導體、電視和汽車等日本主要的產業上對日本發起猛烈的攻擊，時而聲稱日美之間的貿易不均衡，時而打出多國出口協調委員會的旗號，時而又搬出反托拉斯法的盾牌。此外，在專利糾紛上，美國採用向最早的發明者授予專利的方法，輕而易舉地擊敗了日本與其他國家採用的向最早申請者授予專利的方法。
日本政府親自控制強勢產業，保護國際競爭力較弱的產業，此舉無疑會使日本的國力減弱，這在當時便顯而易見。日本政府之所以這樣做，其原因在於缺乏邏輯思考與邏輯交流的能力。政府早就知道自己在力量均衡方面處於不利地位，它的任務是想辦法改變這一情況，但由於政府缺乏討論問題的能力，也就是通過邏輯分析從可能考慮到的幾種選擇中找到最佳方案並制定戰術和戰略的能力，因此只能走捷徑，即追隨美國並聽從國民片面的說法。
有人認為，在歐美接受過教育的一代年輕人在第一線積累一些實際經驗，自然會成長為能夠在理論領域討論問題的人才。我認為，這種想法未免有些輕率。
在日本的商業界，具備國際通用的邏輯思考與邏輯交流能力的人才也並不多。能夠佔據全球經濟的一角並與全球企業平等競爭的企業人才屈指可數，他們中有小林陽太郎先生、小笠原敏晶先生，此外還有已經故去的服部一郎先生和盛田昭夫先生等。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品牌受到世界好評之前，便已具備了這種能力。如今，偶爾也會出現能夠在國際舞臺上發言的年輕人，但考慮到日本經濟的規模，不得不說這樣的人才太少了。
無論是政界還是產業界，都在逐漸更新換代。有人認為，在歐美接受過教育的一代年輕人在第一線積累一些實際經驗，自然會成長為能夠在理論領域討論問題的人才。我認為，這種想法未免有些輕率。因為肩負著日本未來重任的一代，他們的學習能力，即討論問題這一必不可少的基礎能力正在逐年下降。日本曾在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排行榜中居於首位，而6年前便已降到了第13名。中國與俄羅斯為第1名，位居第2名之後的都是些新興的國家。日本政治家曾經嘲笑美國的教育環境簡陋，但現實情況是，美國位於第10名，日本則排在美國的後面。
各國託福的平均分，日本在亞洲主要國家中排名第10，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雖然日本政府部分承認了寬鬆教育政策的失敗，但一旦喪失基礎學習能力，便無法期待它在國際競爭中具有強大的實力。
美國的商學院中如果有日本人入學，班級的整體水平便會下降。我自己站在講臺上也切身感到日本人的平均智力水平明顯比較低下。這並不是說日本人缺少知識。他們致命的弱點在於不具備提問與發言的能力。學生在班級討論中的表現佔學業成績的很大比例，在這一現狀下，問題便突顯出來。正如盛田昭夫先生在《日本製造》一書中所指出的，在公眾場合提出自己的意見和主張，迅速理解別人發表的意見並就這一意見展開討論，這是日本人非常不擅長的。在商學院的學習中，日本人使班級水平下降，是因為真正能參加討論的日本學生太少的緣故。
在日本，大家很少有機會參與世界水平的討論。從舉辦國際會議的次數來看，東京顯然比同等規模的歐美城市要少，也遠遠不及新加坡，甚至比遠在南半球的悉尼還要少。日本國內外都沒有形成提高討論能力的環境，這種狀況非常令人遺憾。
然而，討論能力與先見能力和構思能力不同，討論問題所必不可少的能力與素質，我們有可能通過後天的學習而獲得，而且無論我們從何時開始練習，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回到上述美國商學院的例子。那種討論可能會讓人感到很有壓力，不過，通過兩年的學習，日本學員的邏輯思考與邏輯交流的能力都得到了鍛鍊，兩年後，在研究生院的課程即將結業之際，他們也能夠參加班級的討論了。總之，由於在日本社會中討論能力難以得到提高，因此儘管與各國學員相比日本人的能力並不低下，但日本整體卻居於世界末流水平。如果改變環境，給予機會，日本社會將會湧現出更多的人才，他們能夠與身經百戰的商業人士進行討論。
麥肯錫從很早開始就具備這種環境。在國籍、經歷、年齡與性別各異的人們彙集一處的環境中，大家只有在邏輯的基礎上才能進行交流。無論從事多大規模的專案，工作中缺乏邏輯的諮詢顧問都不受人尊敬，這樣的人早晚會離開。我原來是工程師，進入麥肯錫之初並未掌握討論的能力。鍛鍊了我這種能力的正是環境，是高度緊張的在職培訓。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顧客在企業中的地位都是最高的。他們的機會成本非常高，如果不能通過討論提供高於他們機會成本的價值，諮詢顧問便沒有理由再存在下去。
這種壓力促使大家學習，鍛鍊自己邏輯思考與邏輯交流的能力，通過討論，不斷給企業帶來收益。日本企業是否也能在這種良性迴圈中得到發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