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公司稅負的分配sup/sup
1986年稅務改革法對於我們的業務有著重要的、多方面的影響。儘管我們發現有很多值得稱讚的地方，但是對於伯克希爾的整體財務影響而言是負面的。相比於舊的法案，在新法案之下，伯克希爾價值增長的速度至少有所放緩。這項新法案對於我們股東的負面影響更大，每股企業價值每一美元的增長，假設等同於每一美元伯克希爾市值的增長，在新稅法之下，能為股東帶來0.72美元的稅後盈利，相比之下，根據舊的法案，此項數值為0.80美元。當然，這個結果是反映了個人資本稅率從20%到28%區間的最高限。
下面是新稅法變化對於伯克希爾的影響：
·公司普通收入的稅率將從1986年的46%下降到1988年的34%。很顯然，這對於我們具有正面影響，而且這對於投資的兩大公司大都會/abc公司和華盛頓郵報公司也具有正面影響。
在我說這些時，我知道多年以來，對於誰是公司稅務的真正支付者——是企業，還是它們的客戶，有很多模糊不清的意見。當然，這種爭議常常導致增稅，而不是減稅。那些反對提高公司稅率的人說，公司實際上並沒有支付稅款，公司本身只是作為經濟的管道，將稅務轉嫁到了客戶身上。根據這樣的說法，任何提高公司稅率的做法只會導致更高的價格，公司提升產品的價格以抵消稅率的提升。站在這個角度，「管道」理論的支援者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公司稅的降低不會改善企業利潤，但會相應地對客戶降低價格。
與此相反，另一些人認為公司不但支付了所徵收的稅，而且自我吸收了這部分成本。這些學派說，公司稅率的變化對客戶沒有影響。
真正會發生什麼？當公司稅率降低，伯克希爾、《華盛頓郵報》、大都會的利潤會飆升嗎？或者，公司會給客戶降低價格嗎？這個問題對於投資者、公司管理層以及政策制定者都很重要。
我們的結論是，在一些情況下，公司稅率降低的好處會全部或者幾乎全部地落在公司以及股東身上；在另外一些情況下，這種好處會全部或者幾乎全部傳遞給消費者。最終的結果取決於，公司商業特許權的強弱，以及特許權的利潤率是否受到監管。
例如，當特許權強大，而且稅後利潤受到相對精確的監管，就像電力公司那樣，那麼，公司稅率變化的大部分將會反映在價格裡，而不是公司的利潤裡。當稅率降低，價格隨之降低；當稅率上升，價格會隨之上升——雖然有時價格的反應不那麼迅速。
類似的結果也會發生在價格競爭激烈的行業裡，當公司的商業特許權很弱時。在這些行業裡，自由市場競爭常常以一種遲滯的、無規則的但通常有效的方式進行「監管」。實際上，自由市場的規律本身在價格競爭行業中扮演的角色，與公用事業委員會在電力行業監管中扮演的角色一樣，起著同樣的功能。因此，在這些行業中，稅率變化對公司產品價格的影響勝過對公司利潤的影響。
然而，對於那些非監管的、擁有強大特許權的公司，則完全是兩回事。在這裡，公司以及股東是稅率降低的主要受益者。這些公司就像電力公司一樣，從降稅中獲益，但卻沒有一個監管者迫使它的產品降價。
我們旗下的很多公司，無論是全資擁有的還是部分持股的，都擁有這種特許權。這樣，稅務降低的結果是，好處大部分進了我們的口袋，而不是消費者的口袋。儘管這麼說或許是不恰當的，但卻無可否認。如果你試圖相信些別的東西，想一想你附近的最能幹的腦科醫生或律師。假如最高個人稅率從50%下降到28%，你真的認為這些專家（在其擅長的領域裡是當地「特許權持有人」）會降低收費嗎？
然而，更低稅率給我們所營業務和投資者帶來的喜悅，會受到我們確信的另一事件的嚴重影響：排入日程的1988年稅率——個人和公司的，對於我們來說完全不切實際。這些稅率非常有可能給華盛頓帶來財政上的麻煩，並將證明與穩定價格的初衷相悖。因此，我們相信，最終（比如說，五年之內）或是更高的稅率，或是更高的通貨膨脹率，幾乎一定會出現。即便我們屆時看到二者都出現，也並不令人吃驚。
·公司資本利得稅率從28%提高到34%，1987年生效。這個變化對伯克希爾有著重大的負面影響，因為我們期望將來公司價值的增加來自資本利得。
例如，我們的三大主要投資持股人——大都會、蓋可保險、《華盛頓郵報》——年末時市值超過17億美元，接近伯克希爾淨資產總值的75%，然而僅給我們帶來900萬美元的年收入。這三家公司都持有非常高比例的留存利潤，這些高留存的利潤，我們認為最終會以資本利得的形式貢獻給伯克希爾。
新稅法提高了未來實現資本利得時的稅率，包括那些在新法生效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未實現利潤。到年底，在我們的權益類投資中，我們有12億美元的未實現利潤。在我們的資產負債表上，新稅法的實行將會延遲，因為gaap（通用會計準則）規定，對於未實現利潤的遞延所得稅負，適用28%的稅率，而不是當前的34%稅率。據悉，這條法規很快將發生變化。當變化發生時，大約有7300萬美元會從我們的gaap淨資產中消失，轉移到遞延稅項下。
·在新稅法下，我們的保險公司收到的分紅和利息稅負將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