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買下具有控制權的公司股份，還是買入上市公司在市場上可流通的部分股票，在這兩者之間，我們真的沒發現有什麼不同。但無論在哪種情況下，我們都試圖買入那些具有良好經濟前景的公司。我們的目標是發現那些價格合理的傑出公司，而不是價格便宜的平庸公司。芒格和我發現，給我們絲綢，讓我們織出絲綢錢包，我們可以乾得很好，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你們必須注意到，你們總是可以快速學習的董事長sup/sup，僅僅用了20年的時間就已經意識到，購買好的企業是多麼重要。但是，與此同時，我尋找那些「便宜貨」，而且不幸的是，竟然還真找到了一些。我買過短線農具生產廠、三流的百貨公司、新英格蘭地區的紡織廠，這些經歷讓我遭受了懲罰，受到了教育。）
當然，芒格和我也會誤讀一個企業的情況。每當這種錯誤發生，我們都會遭遇到麻煩，無論這個企業是我們擁有全部股權的子公司，還是持有市場上可流通的股票，儘管後者非常容易退出。（的確，公司也可能被誤讀、誤解。我們曾經見過一個歐洲記者被派到美國報道企業家安德魯·卡內基（carnegie），他給編輯發回的電報中寫道：「天啊，你無法相信，可以說，在這裡開圖書館也能賺錢！」）
在買入控制權類的企業投資和非控制權的股票類投資中，我們不僅僅是買好公司，而且希望它具備德才兼備的、令人喜愛的管理層。如果我們遇上了志不同、道不合的管理層，那麼，控制權類的投資賦予我們更多優勢，因為我們可以用權力進行改變。然而，在實踐中，這個優勢是有點虛幻的，管理層的改變，就像婚姻的改變一樣，是痛苦的、耗時漫長的、具有風險的。在任何情況下，我們持有可流通的、但卻永久持有的三家公司，這一點對於我們毫無意義。例如，大都會公司的湯姆·墨菲（tommurphy）和丹·伯克（danburke），蓋可保險公司的比爾·斯奈德（billsnydet）和盧·辛普森（lousimpson），《華盛頓郵報》的凱·格雷厄姆（kaygraham）和迪克·西蒙斯（dicksimmons），他們都是最優秀的管理者，沒有他們，我們不可能幹得更好。
我想說，控制類投資有兩個主要優勢。
第一，如果我們控制了一家公司，我們就能支配該公司的資產配置；而當我們僅僅是投資了一些可流通股票，我們對於公司資產的配置則毫無話語權。這一點可能非常重要，因為，很多公司的領導人並不擅長資產配置。大多數老闆獲得今天的領導地位，往往由於他們在某一領域的優秀，或是市場，或是生產，或是工廠，或是行政，甚至機構政治。
一旦他們成為ceo，他們將面臨新的責任。他們必須做出資產配置的決策，這是一項他們從來沒有做過、非常重要、但並不容易掌握的工作。推而言之，就像一位傑出的音樂家，他正準備在卡內基音樂廳完美呈現音樂生涯的最後一步，卻忽然被任命為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這個跨度有點兒大。
很多ceo缺乏資產配置的能力，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一家公司每年留存的利潤相當於淨資產的10%，那麼十年之後，該公司ceo的責任是運用公司60%以上的資本，令其充分發揮作用。
那些意識到自己缺乏資產配置能力的ceo們（並非所有ceo都能意識到），經常會向他們的工作人員、管理顧問或投資銀行尋求幫助，以彌補這個短板。芒格和我經常看到這種「幫助」的後果。整體而言，我們感覺更應該說他們是重視資產配置問題，而不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最終的結果是，美國企業界發生了很多不明智的資產配置案例。（這就是為什麼經常聽到「公司重組」訊息的原因。）但是，伯克希爾在這方面非常幸運，在那些我們投資的主要非控股公司中，資本常常會被明智地運用，在一個例子中，應該說是被出色地運用。
通過投資可流通證券進而控股公司的第二個優勢是稅務方面。作為一個公司的持有者，伯克希爾通過持有部分股票的形式，吸收了相當分量的稅務成本，而這點在持有超過80%股份的情況下是不存在的。稅務的不利一直伴隨著我們，但是在1986年，新稅務法規的變動，令這種影響大大增加。新稅法導致的結果是，那些持股超過80%的子公司相對於那些持股比例更少的公司，可以輸送給伯克希爾的利潤可以多達50%或更多。
持有可流通證券的劣勢有時會被巨大的優勢所抵消，股票市場經常會提供給我們機會，能以低得非常可笑的價格購買傑出公司的非控制部分權益，股價會明顯低於轉移控制權談判中要求的價格。例如，我們在1973年以5.63美元/股的價格，購買《華盛頓郵報》的股票，到了1987年每股運營利潤為10.30美元（稅後）。類似的例子，也發生在蓋可保險公司身上，我們分別在1976年、1979年和1980年以平均6.67美元的價格買入，去年的每股稅後運營利潤為9.01美元。在這些例子中，市場先生看來是一個不錯的朋友。
我們的權益類投資策略與1977年年報中所闡述的沒有什麼變化：「我們挑選可流通證券的方法，與我們評估企業、進而收購全部股權的方法並無二致。我們要求這家公司具有以下幾個特徵：1我們能夠理解；2具有良好的長期前景；3具有誠實且能幹的管理層；4能以非常有吸引力的價格買到。」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些信條的內容有些改變，主要是由於市場原因和我們的規模變化。現在，我們用「非常有吸引力的價格」取代之前的「有吸引力的價格」。
但是，你或許會問：如何確定什麼是「有吸引力的價格」？在回答這個問題上，很多分析師認為他們必須在兩個通常相互對立的風格上做出抉擇：「價值」和「成長」。的確，實際上，很多投資專家將二者的結合視為一種聰明的混搭，就像服裝的搭配一樣。
我們將其視為一種模糊化思維（必須承認，前些年，我也是這樣認為的）。我們認為，這兩種觀點時時交匯在一起，在計算價值時，成長其實就是價值的組成部分，它構成一個變數，這個變數的影響範圍可以從微小到巨大，可以是消極負面因素，也可以是積極正面因素。
此外，我們認為「價值投資」這個術語是非常多餘的。在投資過程中，我們採取的行動都是尋找價值的行動，至少是物有所值，否則，什麼是「投資」呢？有意識地為一隻股票支付高價，然後希望以更高的價格迅速賣出，這種行為應該被貼上投機的標籤。以我們的觀點，這樣做，雖然不違反法規與道德，也不能賺大錢。
關鍵詞：成長是價值的組成部分
無論是否合適，價值投資這個術語都被廣泛使用著。通常，它會與一些典型的特徵聯絡在一起，例如低市淨率、低市盈率或高分紅等。不幸的是，這些特徵，即便它們合在一起，也不能表明一個投資者的確就買到了物有所值的東西，並且在他的投資中正確運用了獲得價值的原則。相應地，與此相反的一些特徵，例如高市淨率、高市盈率低分紅等，這些並不與「價值」購買相矛盾。
與此相類似，公司的成長本質上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有關價值的事。的確，成長通常對於價值有著積極的影響，有時達到驚人的比例。但是，這種影響難以確定。例如，投資者經常將金錢投入到國內航空公司，去資助毫無利潤可言（甚至更糟）的成長。對於這些投資者而言，如果當初飛機的發明者奧維爾·萊特在基蒂·霍克鎮（kiffyhawk）的首次試飛沒有成功，事情原本可能會好很多。這個行業成長得越多，股東的災難就越大。
只有在某一個點上，當公司的投資帶來可觀的邊際增量回報時，成長才對投資者有利。換言之，只有當資助成長的每一美元長期而言，能創造出大於一美元的市場價值時，成長才對投資者有利。在那些邊際回報率低下的公司裡，成長有損於投資者利益sup/sup。
50年前，約翰·伯爾·威廉姆斯（tohnburrwilliams）在其著作《價值投資理論》（thetheoryofinvestmentvalue）一書中提出了價值方程式，我們在此精簡如下：
任何股票、債券或公司今天的價值取決於，在可以預期的資產存續期間，以合適利率進行貼現的現金流入和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