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6日
b一、憲政的含義/b
康德曾經說過：「願上帝保佑我們免受友人的攻擊——要是攻擊來自敵人，我們倒能設法自衛。」過去十多年，我寫過不少具有爭議的文章，這些文章有一以貫之的主線，那就是為自由而建言，而建言的物件，則是與我目標相同，但方法迥異的朋友。本文中，我將解釋幾個與「自由」相關的常見誤解。
所謂自由（liberty），指的是這麼一種狀態：每個人保有私產，與別人自願締結合約，並承擔自己的決策和行動帶來的收益和虧損，而政府提供法律和國防等公共服務——之所以要由政府來提供這些服務，只是因為私人來提供的話成本會更高的緣故。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相信，只要一個社會里的制度安排有助於達到上述目標，那這個社會更有可能存活，而其中大部分人就更有可能過上豐裕和幸福的生活。
現代社會的自由，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國的《大憲章》（magnacarta）。從那時起，英國皇室的權力就受到限制，司法過程得到尊重。此後幾百年，是自由在英國生根發芽並開枝散葉的過程——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締約自由和私產保護等基本權利，在英國代代相傳。隨後，英國人又將自由的傳統，移植到美洲殖民地，而再過了170年，美國才宣佈獨立。
直到美國獨立之時，民主仍然是個貶義詞。美國國父們，包括後來擔任過總統的亞當斯（johnadams）和麥迪遜（jamesmadison）都曾經毫不掩飾地批評過民主的概念。他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共和形式的政府」（republicanformofgovernment）。所謂共和，根據亞當斯的說法，就是「所有人，無論貧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官員和百姓、主人和奴僕，最高貴的人乃至最卑賤的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政府形式」。《美國憲法》的第4條第4款也明確規定「合眾國保證聯邦中的每一州皆為共和政體」，而在所有立國的檔案裡，卻找不到「民主」二字。
美國的立國者們對民主的警惕，是一種深刻的智慧，與今天國內許多公共知識分子把民主與自由混為一談、顛倒民主與自由之間的關係，並把民主看作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藥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英美的歷史表明，他們先有了根深蒂固、世代相傳的自由和法治傳統，才開始在20世紀前後逐步向黑人、婦女和青年放開普選權，而如果混淆了這一關係，在缺乏自由和法治保護的社會里大規模地讓民主先行，那將會造成重大的禍害。在納粹德國和各以民主二字為國名的國家裡，這一點得到了令人痛心的印證。
然而，知其然，未必知其所以然。直到半個世紀前，一批具有開拓精神的經濟學家，以布坎南（jamesbuchanan）和塔洛克（gordontullock）等人為首，透過經濟學的視角剖析了民主制度，才為那些美國立國者們早年的擔憂，找到了更清晰和有力的解釋：在公共決策過程中，人們不僅經常言行不一，而且他們的言論和觀點，也會對社會產生外部作用；當一套公共決策機制，是在鼓勵而非抑制人們各自發布不負責任的言論時，基於這些言論而形成的政策，就會反過來傷害每個人的福祉。
以政客向民眾派發的免費福利為例。每一項免費福利的主張，對每個表示支援的選民而言，它帶來的金錢負擔很小，但帶來的榮譽感很強；而對政客而言，則是確保可以當選和連任的關鍵。這樣，在民主制度下，尤其在缺乏對私有財富強有力的法律保護的民主制度下，轉移支付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必定連年上升，而整個國家最終會陷入不可自拔的鉅額債務之中，以「自我承擔」為根本的社會基礎就會被蠶食。這便是我們追求「憲政」的意義所在——必須研究市場與民主之間的邊界，在諸多公共事務中，分清楚哪些是市場和獨立的司法可以解決的，哪些是不得不交給民主解決的，若混淆了這二者，自由即會遭到破壞。
b二、選擇與歧視/b
人類始終面臨的約束之一是資源稀缺。所謂資源稀缺，不僅指礦產、森林和能源等有形資產的匱乏，而且還指空氣、美貌、天資、時間和注意力等無形資產的不足。要高效利用資源，人們不得不作選擇，而只要有選擇，就必然有歧視。換言之，選擇和歧視，指同一件事，是兩個共生共棲的概念。
有選擇就有歧視。選擇一張王菲的唱片，就歧視了所有男歌星和絕大部分女歌星，也歧視了中國京劇和西洋歌劇。一個男人娶一個女人為妻，他就歧視了所有男人以及絕大部分女人。即使這個男人希望不帶歧視地對待每個女人，法律也不容許。
有人反駁：「你是在偷換概念。歧視指的是那些‘不道德’和‘不必要’的區別對待。」是的，人們腦海裡有許多根深蒂固的「區別對待」的觀念，如看不慣外地人或外國人，或把全體異性作為取笑的物件等。這種現象有兩個原因：一，由於資訊不對稱，要了解具體一個人並不容易，人們便簡單以對群體的籠統印象代入，只求作粗略的判斷；二，貶低他人可改善自我感覺，人們難免會追求廉價的快感。
問題是，歧視者必須付代價！一個活在山溝裡的人，本來就沒有機會與外人打交道，所以他不妨把外人貶得一錢不值。本來就沒有機會，歧視就沒有代價。然而，一旦他有機會進城，或有機會出國，那他歧視外人的代價——因歧視而喪失的收益——就會急劇提高。輸得越多，放下成見的動力就越大。多見少怪，長此以往，都市居民的胸襟往往比較開闊。
這個道理也適用於組織內部。在私營企業裡，僱主關注金錢收入，所以在錄用員工時，會集中考核其勞動力資本，而對其他旁枝末節，諸如膚色、戶籍、黨派、政見、相貌、學歷——則並不關心。相反，在大型國企或政府機關，選人是否得當，幾乎不影響錄用者的收入，所以錄用者就會變得輕視「有用之人」，轉而偏愛「順眼之人」。人們普遍的經驗是，越是激烈競爭的行業，歧視越少；越是大鍋飯的壟斷或官僚機構，歧視越嚴重。
這是說，歧視與選擇共生，但隨著遷徙、交流、貿易和競爭，「不道德」和「不必要」的歧視自然會受到抑制和削弱。既然如此，那麼政府頒佈法令或發起政治運動，是否也有助於糾正「不道德」和「不必要」的歧視？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自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掀起了「平權運動」（affirmativeaction），聯邦和州政府紛紛頒佈「平權法案」，禁止基於「膚色、宗教、性別或民族出身」的歧視。然而，這項運動的實質，恰恰是越俎代庖地為用人機構作了基於「膚色、宗教、性別或民族出身」的反向選擇。1973年，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根據「平權法案」，為非白人硬性預留16%學位，致使成績更好的白人青年貝奇（allanbakke）不被錄取。要知道，非要讓成績較差的黑人學生就讀學醫，今天受到歧視的就是白人學生和亞裔學生，明天受到損害的就是病人。要幫黑人是對的，但不是這樣幫。
此事到1978年美國最高法院判定加州大學的做法違憲而告一段落，而加州也在1996年推出了還學校更大招生自由的法律（ccri），從而部分糾正了「平權法案」造成的矯枉過正的惡果。然而，許多人還沒有完全理解問題的本質：選擇是一種重要的自由，而選擇與歧視不可分；用一刀切的「平權運動」來糾正種種「歧視」，並不能消滅不公，而只能轉移不公；只有還個人和用人機構以充分的選擇利，並讓遷徙、交流、交易和市場競爭發揮作用，從而促使人們逐漸採用更合理的選擇標準，才是維護「自由」（liberty）的正道。
b三、競爭與合作/b
資源既然是稀缺的，那麼競爭就不可避免。然而，自從1890年美國實施《謝爾曼法》以來，至今已經有超過90個國家和地區仿效，建立了類似的競爭法或競爭政策，其目的是「維護和促進競爭行為，遏制和懲罰反競爭行為」。問題是：既然競爭不可避免，為什麼還要立法促進競爭？為什麼「競爭」之外，還有所謂的「惡性競爭」？為什麼「合作」之外，還有所謂的「勾結」？
這些奇怪的概念之所以產生，是由於人們低估了競爭的普遍性和複雜性。首先，競爭無處不在。為了爭奪一張車票，人們既可以競價，也可以通過排隊、託關係、找黃牛、購買電話追撥器、下載搶票刷屏軟體等方式來競爭。推而廣之，學校的學位、劇院的座位、醫院的床位，任何有兩個以上的人要的商品，都遵循同樣的規律——任何管制都只能改變人們競爭的方式，而無法消除競爭本身。
其次，競爭儀態萬千。人與人、企業與企業、組織與組織之間，固然可以存在競爭，但孤軍奮戰式的競爭在生活中是罕見的。哪怕是個人，其背後也有親屬、同鄉、學友、乃至整個市場向他提供補給和支援。更常見的是，人們結成家庭、組織、企業，以一群人合作的方式，來與另外一群人展開更有力的競爭。人們在企業內部開展合作，為的是在企業外部展開競爭；幾個企業結盟或合併，為的是在更大範圍內應付更激烈的競爭。這是說，合作本來就是一種競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