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6日
歐洲多國陷入深重的債務危機，令全面執行僅僅10年的歐元體系面臨挑戰。有朋友慨嘆道：「資本主義怎麼了？市場經濟失靈了，經濟學恐怕要改寫。」我的看法正相反：經濟學恰恰得到了驗證，市場規律恰恰顯靈了，而西方國家有不少經濟政策，恰恰是與資本主義精神背道而馳的。
據說弗裡德曼曾經半開玩笑地說，經濟學家只有好壞之分，而沒有什麼凱恩斯學派、芝加哥學派或奧地利學派之分。那究竟怎樣才是好的、怎樣才是壞的呢？弗裡德曼認為，不相信世界上有免費午餐的，就是好經濟學者。事實上，在幾何曲線和數學方程重重混戰的背後，經濟學家之間的分歧，有時也就真是簡單到「相信免費午餐與否」而已。
舉一個例子。「失業」本來是勞動力搜尋更高價值崗位的過程，但為了暫時掩蓋事實，政府往往會採用所謂「貨幣政策」，通過超發貨幣來拔高當前的就業率；另一方面，「衰退」本來可能是生產要素配置錯誤而導致的結果，但為了拖延糾正錯誤的痛苦，政府也往往會採用所謂「財政政策」，通過增加政府支出來刺激本來不可能維持的生產和消費。
在西方民選社會，政客之所以熱衷於「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調控政策，以迴避或拖延真正的「崗位搜尋」和「資源重配」過程，根本原因是這些政策能博取選民的歡心。當每一屆政客都這麼做的時候，一個國家積累的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就會越來越高。天下沒有免費午餐，所有這些權宜之計，都遲早要有人來承擔代價。
然而，西方曾經有過大批經濟學者，構建各種宏觀經濟模型，為「製造通貨膨脹增加就業、刺激經濟挽救衰退」等觀念大聲辯護。到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這些觀念達到全盛階段，乃至當時還產生了「國家的債務究竟是不是負擔」（isthenationaldebtaburden？）的爭論。西方各國政府規模的急劇擴張，與這些觀念的流行是密不可分的。
頂著輿論的風向，經濟學者布坎南和華格納（r），在1977年出版的《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indeficit）中指出：由於人力和資本的重新配置，會造成社會的陣痛和傷害，政客為了爭取選票，傾向於選擇避重就輕的經濟政策。兩位作者認為，政客們歪曲價格訊號，迴避實質變革，通過政府舉債來籠絡人心，從而使國家債務積重難返，形成現代社會中「民主誘發赤字」的經濟規律。這一經濟規律，在四十多年後的歐洲債務危機中得到了驗證。
十多年前，許多經濟學者不看好歐元的前景。他們的理由是：在歐元系統啟動前，歐盟各國政府可以左右開弓，同時動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應付經濟週期；但歐元啟動後，「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統管，歐盟各國政府的武功便被廢了一半。這時，歐盟各國只能靠增加稅收或增發國債度日，這便激化了財政赤字的隱患。現在，既然民主體制不能動，政客又必然要討好選民，而國債又已是天文數字，那麼對某些國家而言，除了離開歐盟並重新啟動印鈔機外，恐怕很難找到別的出路。
經濟學揭示的是市場執行的規律。我們知道價格管制會造成資源耗散；我們知道罷工會扭曲勞動力的定價和崗位的配置，結果迫使企業家選擇外包策略，從而提升了本地失業率；我們知道福利和補貼政策懲罰了生產者、鼓勵了懶惰者並限制了外來的移民，從長遠來說會削弱一國的可持續的生產力。古今中外，哪裡長期奉行這些政策，哪裡的經濟就會步入困境。
要明確的是，歐美所奉行的經濟體制和政策，儘管叫做「資本主義」，但已經融入了大量「干預主義」和「福利主義」的因素。所以，不管是論功行賞，還是興師問罪，都不應該籠統地使用「資本主義」做標籤，而應該具體分析，究竟是哪套制度、哪個安排、哪項政策、在哪些範圍，導致了哪些後果。以我的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自由，但各國的民主化程式已經削弱了資本主義的自由程度。
自由和民主，不僅有區別，而且往往有衝突。簡單地說，「自由」就是個人的人身、言論、勞動和產業得到法治保護，他們有權與他人締結契約和進行貿易；而「民主」則是按多數原則，集體商議如何行使國家暴力，來干預人與人之間本來可以締結的契約、本來可以進行的貿易以及本來可以保有的產業。
在普選制度下，政客熱情兜售的經濟政策，包括價格管制、貿易保護、移民勞動資格限制、以罷工為後盾的集體議價、提供廉價住房、增加貧困補貼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侵害了個人自由和市場經濟。因此，一套成功的民主機制，不在於它如何能低成本地讓成千上萬的選民投出結果，而在於它如何能在事前嚴格限定投票和政府的行事範圍。
中國沒有實施西方標準的民主，但也面臨相似的挑戰。為了維持社會穩定，政府也經常推出各種暫時討好民心的經濟政策，包括價格管制、收入補貼、產業傾斜、貿易保護、戶籍歧視、廉價住房等等。這些政策有看得見的好處，比如政績、安撫、和諧和緩衝；但也有看不見的代價，那就是增長的稅收或國債，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網以及逐漸被侵蝕的自由。
歐債危機擺在那裡，後果嚴重，根源是政客不得不討好選民；經濟規律也擺在那裡，只要奉行錯誤的經濟政策，就必定有人要為午餐付賬；但眼前的制度選項並不清晰——我們只知道自由和民主並不重合，但我們仍需探索如何建立憲政（恰如其分地限制政府的職能範圍），才能讓自由得到保護，讓市場得到發展，並讓意見得到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