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日
公共經濟政策應該儘量聽取和順應民意，這一觀念幾乎為全社會一致接受，並往往被視為不證自明的公理。本文將解釋這一觀念的缺陷，解釋個人選擇與公共選擇之間必然存在的質的差別，從而主張應該儘量把決策交給市場交易，而不是交給公共輿論來定奪。
b一、理性人假定/b
我們知道，經濟學假定人是理性的，即人們能在（1）資訊不完備和（2）約束條件的變動下，作出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決策。這個假定雷打不動。即是說，不管在生活中觀察到什麼解釋不通的現象，經濟學家都不願意打這個假定的主意，不說人是蠢的所以才做了蠢事，而是儘量接受這個假定，並由此出發去尋找與（1）和（2）有關的原因。
確實經常有人懷疑理性人假定，但那往往是因為理解不透的緣故。比如，人們常說人會犯錯誤。但「理性人假定」其實從不否認這一點。相反，這個假定本身就考慮了「資訊不完善」和「約束條件變化」這兩個因素。也就是說，只要有某些資訊是在決策後才被披露出來的，只要約束條件在決策前後發生了變化，那麼人就會犯錯誤。
事實上，除了「資訊不完備」和「約束條件變化」外，人們還會處於不夠理性的狀態。這是因為，保持理性往往是件傷神甚至是痛苦的事情。若無必要，就不操心。我們會為了幾十塊錢的差價在不同的商店之間奔波；但銀河系的歷史究竟是150億年還是200億年，則罕見有人操心。
人們總想隨心所欲，但因為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所以才不得不盡量保持理性。這正是阿爾欽（armenalchian）在1950年的《莫測、進化和經濟理論》一文的深刻主題：不管人的主觀上是否有意識地追求最大化，客觀上只有那些成功地達到了最大化的人或集體才能在競爭中存活。
然而，當經濟學家們把他們的視野，從生產和銷售等屬於個人選擇的領域，伸延到政府職能和經濟政策等公共選擇的領域時，理性人假定給他們帶來了很大麻煩。在消除這些麻煩的過程中，他們又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理性人假定的內涵。
b二、市場結果與民意結果的分歧/b
最早是斯密（adamsmith，《國富論》），指出私心能促進公益：「請把我所要的給我，你也會得到你所要的。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要的互助，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方法取得的。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
多年後，當弗裡德曼（miltonfriedman，《〈我，鉛筆的故事〉之序言》）以鉛筆為例讚歎市場的美妙時，他寫道：「成千上萬的人捲入了生產鉛筆的過程中。沒有一個人坐在一箇中央辦公機構發號施令，也沒有軍警來執行這些無人釋出的命令。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講著不同的語言，信奉著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惡。令人歎為觀止的是，鉛筆卻在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
哈耶克（hayek，《知識在社會中的應用》）把這一奇妙的過程，歸功於價格。他解釋道：價格有三個作用，一是傳遞資訊，二是激勵最有效的生產，三是分配產品。市場上每個人都根據價格所蘊含的資訊，選擇生產方式和調整生產節奏，並以社會成本最低的方式分配產品。用現代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每個人都時刻進行著「平衡邊際」的盤算。當每個人都最大化地利用其資源時，全社會的資源也自然達到了最大化的利用。
然而，反觀公共領域，情況卻不盡如人意。準確地說，是不如經濟學家之意。經濟學家們發現，大量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站不住腳的經濟政策被反覆推行，如最低工資法、貿易壁壘政策、懲罰性關稅和緊縮配額制度等；而大量早被證明是利大於弊的經濟政策，如民營取代國營、貨幣補貼取代實物福利、民間辦學取代公營辦學等，卻一再遭到質疑和阻礙。
這是為什麼？為什麼在市場領域，個人選擇的最最佳化，能導致總體選擇的最最佳化；而在公共領域，政府順應民意作出的決策，卻與經濟學家的理想狀態背道而馳？「個人選擇」與「公共選擇」的結果的差異，困擾了公共經濟學家半個世紀。
b三、「珠寶進、不當加工、垃圾出」之說/b
前面已經解釋，經濟學家絕不輕易假定人是蠢的。何況，要說人們在市場領域是聰明的，到了公共領域就變笨，那似乎說不通，這樣的解釋喪失了邏輯上的一致性。所以經濟學家們不得不仍然堅守理性人的假設。同時，他們把目標瞄準了公共決策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