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的經濟學家，即早期的「公共選擇」學派經濟學家，傾向於把癥結歸咎於民意的整合機制，尤其是民主選舉和官員任免機制。他們指出了這個機制的諸多毛病，尤其是它歪曲民意的缺陷。這些經濟學家總結說，不是人民愚蠢，而是彙總民意的機器有問題，所以才產生了不良的經濟政策。這就是所謂的「珠寶進、不當加工、垃圾出」之說。
就拿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為例。根據經濟分析，貿易保護主義的必然結果，是廣大消費者受損，高效率的進口廠商受損，以及國內低效廠商得益，而淨社會效果是虧的，因為國內低效廠商所耗費的資源，本來可以而且應該轉到更有益的其他生產用途上去。但是，為什麼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總是揮之不去？
早期公共選擇學派認為，真正影響公共政策的，是那些能從公共政策中獲取巨大好處的利益集團。由於廣大消費者不僅非常分散，他們往往互不認識，而且其單獨受到的損害並不夠大，所以幾乎不可能聯合起來影響經濟政策。至於國外的廠商，也因為不容易聯合和缺乏國內的行政資源，不容易在別國造成政策影響。相反，因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而得益的國內廠商，則不僅數目少，易溝通，而且獲益巨大，所以有很大的積極性通過各種遊說的辦法來取得對自己有利的經濟政策。
b四、「珠寶進、適當加工、珠寶出」之說/b
然而，早期公共選擇理論的解釋，卻遭到一些把芝加哥學派市場理論貫徹到底的經濟學家的有力批評，為首的是威特曼（donaldwittman）教授。威特曼在1995年出版的《民主失敗的神話》中論證：政治市場與經濟市場一樣都是有效的。
威特曼指出，即使民意彙總機制和官僚機制存在缺陷，選民也仍然有充分的辦法糾正這一缺陷，從而保證政府機構能產生優良的經濟政策。以學生考試作弊為例。我們當然無法全程監察每個學生是否作弊。必須承認這是監督機制的缺陷。但這絕不意味著監察者就因此束手無策。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一經發現就加倍懲罰。越難發現，懲罰倍數就越大。
這恰恰就是市場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的基本原理。在超市，人們拿起牙膏就去付款，可他們誰也不是化學家和牙醫學家，根本就不知道藥膏的確切成分和生產過程，而且都是互不認識，即使因為牙膏質量偏差，其受損也往往是輕微的。但市場恰恰通過廠商的商譽，以及他們的商譽受損將招致的鉅額損失，迫使廠商自覺地維護了牙膏的質量。
沒有理由認為這個機制不適用於公共事務。事實上，人們對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質要求特別高，對其醜聞也特別關心，就說明了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一樣，也存在加倍的懲罰機制。政治會出問題，市場也會出問題，但既然都有合理的懲罰機制，那麼長期而言，那些順應民意而產生的公共經濟政策，就應該跟順應消費者而產生的商品一樣，是優質和與民意相符的。這是「珠寶進、適當加工、珠寶出」之說，即民意是理性的，彙總民意的機制也是好的，產生的政策也是好的。
b五、「垃圾進、適當加工、垃圾出」之說/b
威特曼的理論令傳統公共選擇學者非常不安，因為他們一下子被逼到了「三難」境地。他們既不願意擅自改動理性人假設，把人說成是不理智的，又無法接受那些他們一直視為不良的公共經濟政策，把他們說成是與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相符的，而他們也無法反駁威特曼為政治市場的效率所作的辯護。
時隔不久，他們找到了突破口。在1997年出版的《民主和決策》中，布倫南（geoffreybrennan）和羅馬斯基（lorenlo-masky）另闢蹊徑，徹底改變了人們對公共政策發表意見的動機的理解。
過去，公共選擇學者們把人們對公共政策表達意見的行為，理解為一種投資行為，即人們之所以對公共政策發表意見，是想以自己的言論來改變公共政策，從而使自己將來得到某種好處。現在，布倫南和羅馬斯基反其道而行，認為人們對公共政策表達意見，是「著眼於當前的精神上的消費行為」，而不是「著眼於未來的實物上的投資行為」。人們通過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顯現自己的品德，達到標榜的作用。這對他們來說已經夠了，這就是他們的主要目的；至於以後在實物或金錢上能有多少實惠，那不在斤斤計較的範圍內。
進一步，卡普蘭（bryancaplan）在2007年出版的《理性選民的神話》中通過實證資料證明，大部分人對經濟問題的看法，都與職業經濟學家的看法存在顯著的差距。無論這些人具備哪一種特質，無論他們屬於哪個組別的貧富、性別、種族或黨派，他們都與職業經濟學家的思維保持顯著的距離。只有教育程度的提高，能讓人們的想法與經濟學家的想法比較接近。但儘管如此，差別仍然是顯著的。這是說，經濟學家是一群獨特的人，而只有接受經濟學訓練，才能使一個人具有經濟學家的思維特點。
以此為基礎，卡普蘭認為大部分人對公共政策所發表的意見，是與其個人在市場上的行為是存在顯著差異的。也就是說，人們會說一套為了標榜，做一套為了實惠。有些人贊成保護民族工業，但他們自己卻去買進口貨甚至是走私貨；有些人積極參與節水公益活動，但自己坐飛機旅行則從來沒有遲疑過；有人愛跑去非洲關心那裡素不相識的窮人，但跟自己的鄰居甚至是配偶卻相處不來。重要的是，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兩者之間的矛盾。
這樣，公共選擇理論家們便為其三難境地找到了出路，終於能夠自圓其說地解釋「為什麼不良公共經濟政策揮之不去」的難題了。也就是說，人首先是理性的，這個經典假設不需要改動；但要補充的是，人們在市場上作個人選擇，由於必須自己付出全部代價，也必須自己承受全部結果，所以他們不得不格外謹慎和剋制。然而，人們在公共領域作選擇，則由於既不需要付出足夠的代價，也完全無力影響公共政策的選擇，所以會理性地把「放縱情緒和標榜自我」作為他們在公共生活中的主要追求。這裡，「理性人假定」絲毫未改，而只是被深化了——如果無需負責，人們會理性地去隨心所欲一番。人人如此，公共輿論就會偏向那些效果不良的公共經濟政策。為什麼說這些經濟政策的效果不良？因為它們帶來結果，是若由市場來處理則不會出現的。這是「垃圾進、適當加工、垃圾出」之說了。
由此推斷，要減少不良的公共經濟政策，最好的辦法還不是聽取民意，而是一開始就避免把問題交給民意。我們應該先問「市場能不能解決問題」，如果可以，就讓市場的「個人選擇」來取代社會的「公共選擇」。消費者到底要購買哪個廠商的商品，這個問題本來就可以而且應該讓每個消費者來作個人選擇，而不應該把「要不要民族工業」的問題交給民意，再讓公共決策機制按照民意來決定。同理，教育、保險、醫療、住房等問題，也都可以儘量交給市場，由分立的消費者獨自作出決定。只有這樣，才能儘量避免公共經濟政策因民意放縱而產生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