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11日
一位讀者來函，認為政府有能力向社會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務。他可能認為：政府修公路，誰都可以通行，不是很「公平」嗎？政府蓋圖書館，誰都可以進去借閱，不是很「公平」嗎？政府建公園，誰有空就可以去休閒，不是很「公平」嗎？
顯然不對。我認為這位讀者錯得淺，但答案可以往深處去，從而聯絡到經濟學一個新興分支的核心內容，即起源於上世紀40年代末、在80年代經幾個諾貝爾獎確認、到今天仍然方興未艾的「公共選擇」（publicchoice）理論。且讓我從那位讀者的來函說起。
我說他錯得淺，是因為只要多想五秒，就能明白免費通行的公路，對有私車的人好處大，對無私車的人好處少；公共圖書館對鄰近的居民好處大，對遠地的居民好處少；免費的公園對時間成本低的老人好處大，對分秒必爭的上班族好處小。政府從來不會無端端推出公共服務，讓某些人無端端地得益。任何公共服務，提供什麼、怎麼提供、在哪裡提供、從哪裡撥款，都是精明算計和激烈爭奪的結果。
好幾年前，克林頓爭取連任。為了討好女性選民，他利用特權，撥款支援乳腺癌研究。朋友，聽到這則新聞時，您是怎麼想的？我的反應是：即使所有女性都能平均享受這筆撥款的成果，它對患攝護腺癌的男性也還是不公平的。
沒辦法，既然看準了中年女性的票源，克林頓就得出這一招。當然，一部分本來猶豫不決的中年女性，就因為這一點實在，甚至只是潛在的好處，投了克林頓一票。這是禮尚往來，是「選票交易」（sidepayment），是「公共選擇」理論研究投票機制的起點。
在投票過程中出現「選票交易」，不僅正常，有時還是有益的。最近在一個講座上，經濟學家布坎南就說起一件他企圖作選票交易而未遂的往事。那是多年以前，他參加一個由多學科教授參加的會議，議題是評選出優秀的科研專案，以便把一筆獎金分給提交這些專案的學生。
參加會議的，除了像布坎南這樣的經濟學家，還有來自社會學系、歷史系和哲學系等領域的教授。各領域的獎金份額，事前已有規定。評選的辦法，就是讓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教授，對那些來自不同領域的學生專案投票，而各領域中的最高得票者將勝出。
布坎南對其中一份由經濟系學生提出的專案特別感興趣，便對坐在旁邊的一位不知道來自什麼領域的教授說：「我特別喜歡這一份，但咱們這麼投票，它未必獲勝。要不咱倆做個交易：你投我喜歡的這個專案一票，我也投你喜歡的專案一票，好嗎？」那位教授一聽，臉色大變：哪有人這麼明目張膽、光天化日地選票交易的？他斷然拒絕了布坎南的建議。
那位教授恐怕不知道，身邊這位選票交易未遂的教授，不僅是對投票行為進行經濟分析的創始人，還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事實上，布坎南和塔洛克（ullock）在1962年合著的經典《同意的計算》（thecalculusofconsent）中，就討論了選票交易帶來的好處。具體而言，若是那次評獎會議搞了選票交易，那每個學科都更可能選出符合專業標準的獲獎者。
不少人把政府看作處理社會問題的靠山，動不動就呼籲「政府要管一管」；也有不少人把一人一票看作直達公平的捷徑，對選票交易感到不可饒恕。然而，「公共選擇」理論告訴我們恰恰相反的結論：政府不可能提供絕對公平，也未必比市場更有效率，而投票因其過程充滿「貓膩」，所以其結果也絕不是正與邪、黑與白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