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1日
國內有媒體要舉辦關於「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討論，我接到邀請後婉拒了。我想，這個話題容易令人激動，而我所學的，卻是關於「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什麼是句空話；觀點差距太大，還是選在較冷靜的地盤解釋較好。
英國哲學家邊沁（j.bentham，1748—1832）認為，「幸福」（happiness）或「功利」（utility）是可以衡量的。他進而推斷，改進社會的原則應該是謀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此後，邊沁的功利原則被廣泛傳播，不僅成為政治家掛在嘴邊的口號，還成為老百姓預設的道德標準。
那麼，「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究竟是指什麼？我們不妨先大膽地假定邊沁是對的，即幸福可以衡量、累加和比較，然後舉幾個特例來分析。
假設社會共有三個人，他們分別是｛甲，乙，丙｝，其幸福程度分別是｛2，3，4｝。第一種情況，假設三個人的幸福將要變成｛1，2，8｝，其中甲和乙的幸福減少了，但丙的幸福卻大幅提高，使得全社會的幸福總值增加。這與「獨裁者掠奪天下」的社會變革類似。「幸福人數」減少，但「幸福總量」增加，這符合邊沁原則嗎？答案是不確定。
第二種情況，假設社會從｛2，3，4｝變為｛3，4，1｝，即甲和乙的幸福都得到提高，而丙的幸福卻大幅下降，使得全社會的幸福總值也下降了。這與「劫富濟貧」的社會變革類似。「幸福總量」減少，但「幸福人數」增加，這符合邊沁原則嗎？答案也是不確定。
第三種情況，假設社會從｛2，3，4｝變為｛4，6，＿｝，即甲和乙都得到了顯著改善，以致全社會的幸福總值增加，但丙被趕出了社會。這與「清理三無人員」的做法類似。「幸福總量」和「幸福人數」都同時增加了，但一部分人被完全忽略不計，這符合邊沁原則嗎？不確定。
有人說：你提的例子都太極端，邊沁指的是從｛2，3，4｝變為｛4，6，8｝，即每一個人的幸福都有所增加的情況，這才符合邊沁所說的「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
是的，這似乎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但即使是這樣，也還會有人不滿。為什麼？因為不公平！在這種貌似皆大歡喜的社會變革過程中，丙增加了4，而甲和乙卻只增加了2和3。經濟學家早就發現，人們的幸福不僅建立在自己是否幸福上，還往往建立在與別人的攀比上。換言之，即使每個人的處境都得到了改善，也還是未必滿足邊沁原則。
更根本地，人們永遠只能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追求一個而不是多個指標的最大化。要多、快、好、省地搞建設，這四個目標之間就必須有所取捨，而要追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邏輯上是不可能的。
與此相關，我們常常聽到一種似乎睿智的說法，叫「只要機會平等，不要結局平等」。聽起來不錯。可那又是什麼意思呢？什麼才算「結局」，什麼才算「機會」？
以教育為例。富人的孩子從小就享有更好的教育機會。到了大學招生，若按成績錄取，就忽視了孩子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機會的不等；反過來，大學若優待貧困學生，便違背了以成績為標準的機會平等。進一步說，若不能讓每個人都拿到大學文憑，那麼在職場上的「機會平等」又從何談起？
畢竟，昨天的「結果」影響今天的「機會」，今天的「機會」又影響明天的「結果」，這樣環環相扣，誰能分辨「結果平等」和「機會平等」？同樣，「幸福程度」和「幸福人數」是不同的目標，而不同目標不能同時追求最大化，因此「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註定是句空洞口號。若以空洞口號作為社會改革的準繩，就是哈耶克（hayek）所說的「致命的自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