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4日
上文「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埋下一個伏筆，我說「大膽地假定幸福是可以比較的」。這樣假定，目的是要對邊沁的「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分兩刀來斬。先假定前提成立，說明其結論沒有意義；然後再對付其前提，說明它也不成立。沒想到讀者眼明手快，來信一下子就把問題點明瞭。就讓我再由此及彼，說得更遠一點吧。
幸福程度確實不能作人與人之間的比較。剛開始讀經濟的學生，通常得練習用圖線來表達常見的經濟觀念，諸如「我想到海灘曬太陽，而有太陽油就更想」「我吃龍蝦還是牛扒都一樣」「我說什麼也得抽根菸」等。這些練習的背後，都有一個基本的約定，就是幸福程度只能從個人的角度衡量，絕不作人與人之間的比較，因為那做不到。
然而，經濟學把個人的「幸福程度」與其擁有的「財富量」分別對待，則是一項思維進步。用俗語來說，就是「有錢未必幸福，幸福未必要錢」。這樣一分為二地看問題，解釋了許多本來顯得撲朔迷離的人類行為，例如「賭性」。
有些人喜歡冒險，哪怕贏的機會再弱，但只要贏一次，就能欣喜若狂，經濟學家把他們稱為「風險愛好者」；另一種人厭惡風險，哪怕輸的機會再小，但只要輸一次，就痛不欲生，他們是「風險厭惡者」；還有一種人對輸贏的態度一樣，只要兩者機會相等，就不再計較，他們被稱為「風險漠視者」。
我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見過一位大漢，他坐在三臺老虎機中間，兩手左右開攻，機械式地給三臺老虎機喂代幣。雖然喂進去的總比吐出來多，但他仍然若無其事，忙個不停，十足《摩登時代》中的查理·卓別林。如無意外，他是典型的「風險愛好者」了——付出極高代價，以求重溫贏錢的感覺，那是他的幸福所在。
大家熟悉巴爾扎克（h.debalzac）筆下的「守財奴」（見《歐也妮·葛朗臺》）。那是個「風險厭惡者」了。錢少一分，就跟要他的命似的。問題是，我自己從來都能理解葛朗臺，學了經濟學就更理解他，絲毫沒有看不起或嘲諷的意思。為什麼？因為那也是他的幸福所在。
大多數人，則是在上述兩個極端之間游離，有時冒險，有時謹慎。更常見的是，若處於一貧如洗的境地，他們就更樂意冒險；到了家境殷實的程度，他們就往往變得瞻前顧後，不願輕舉妄動。這是說，即使是同一個人，究竟是「風險愛好者」、「風險厭惡者」還是「風險漠視者」，也與其所處的財富水平有關。
美國哲學家羅爾斯（j.rawls），因「公平」而盛名遠播。他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證明「公平」是先於一切「公約」的。羅爾斯說，有人生於豪門，有人生於陋室，一切皆出偶然，只能聽天由命；但是，在投胎之前，若人們能聚首一堂，他們會達成怎樣的協議呢？羅爾斯推斷，由於每個人都對自己將來的命運懵然不知，為了規避風險，即使每個人都出於自私，他們也必定會達成一個「公平公約」，即在出生後趨向於「均分」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一切，因為這樣能使每個人的平均幸福程度達到最大。
羅爾斯這個關於「無知之幕」（veilofignorance）的比喻遠近聞名。我的質疑是：即使有過那樣的聚會，會上人們真會一致贊成「公平公約」嗎？答案是未必！因為只要他們當中有些是「風險喜愛者」，那麼後者就一定寧願鋌而走險，不會接受「結果公平」的方案。畢竟，即使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沒見過自願買完彩票後，又要求全部參與者平分獎金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