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5日
上篇文章《中國的基尼國際警戒線》的要點是：（1）基尼係數的計算角度有結構性缺陷；（2）許多隱性收入、福利或災難根本無法量化；（3）中國的統計資料不可靠；（4）即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基尼係數算出來，它本身缺乏清楚的現實含義，因為貧富差距拉大未必不好；（5）許多人硬要從不知反映何物的基尼係數中推出「必須立即劫富濟貧」的結論，這現象值得警惕。
讀者朋友，知道「資料」，並不等於知道「情況」。死亡率高的醫院，就一定表明醫院的醫療水平低？一個人洗手的次數多，就一定表明他的手比別人乾淨？一個人打電話的次數多，就一定說明他很忙？常識告訴我們：不一定，可能相反。
只告訴你基尼係數增大，你能借此推斷現實發生了什麼情況嗎？不能。我的一位朋友，四年前從月薪1萬人民幣的工作崗位辭職，到「非典」籠罩下的北京苦讀新東方；三年前，向美國銀行借款10萬美元，攻讀美國名校mba；兩個月前，他回國工作，月薪5萬人民幣。
我這位朋友，四年前辭職，收入由「正」變「零」，推高了基尼係數；三年前舉債，收入再由「零」變「負」，再推高了基尼係數；兩個月前海歸，收入躍過國內收入中位數，進一步推高了基尼係數。
朋友，要是隻告訴你「基尼係數被三次推高」，你能猜到背後發生的故事嗎？你能判斷是好是壞嗎？假如你認為「只要基尼係數增大就得劫富濟貧」，那麼在這過程中究竟應該「劫誰的富」，又應該「濟誰的貧」？
不要誤會，我無意求證這mba故事有多普遍，我只是說，光看基尼係數，誰也不知道背後發生了什麼，更談不上判斷那是「好事」還是「壞事」。很多人只看資料，卻不去分辨背後發生的錯綜複雜的情況，是科學的態度嗎？基尼係數本身就經不起推敲，而那條「基尼國際警戒線」——「國際公認」超過了就會「如此這般」的「線」——則更是胡編亂造。
三十多年前，中國赤貧，搞的是「論權排輩」。以貨幣收入算，基尼係數低。但在「多一袋米活，少一袋米死」的年代，「特權」的貨幣價值是多少？「苟活」用多大的正數表示？「餓死」又用多小的負數表示？實質的基尼係數又是多少？我不知道，其仁教授不知道，基尼係數專家們，也不要站出來獻醜，說他知道是多少，且遠沒超過「國際警戒線」。
今天，中國市場化，向「論資排輩」過渡。從貨幣收入計算，名義基尼係數變大。推高這一系數的動因，不僅有正面的（如我上述的mba故事），也有負面的（如政府壟斷和官商勾結等），更有中性的（如人口結構的變動）。我的觀點是：我們必須首先去探究造成貧富分化的成因，再有的放矢地去調整那些成因，而不是隻拿基尼係數說事，自欺欺人地以為改造社會的指南針已經捧在手上。
上篇文章出來後，大量回應印證了我的推測：無論是匿名網友，還是署名專家，其實都並不關心基尼係數本身的科學性、準確性和現實含義；他們要說的只是：不管基尼係數有多少缺陷，既然大家都感到了貧富分化，我們就必須儘快劫富濟貧。
匿名網友說什麼無所謂，但署名專家，本來應該多少具備數學修養，去理解統計學上的微妙陷阱，去理解量化「生死」和「特權」的困難；也應該多少具備科研耐心，去理清導致貧富分化的多種成因，並在政策建議中加以區別對待。有賊你去抓賊，有冤你去訴冤，不要抱著基尼係數這個不能說明情況的成人玩具，呼籲什麼劫富濟貧。
我邀請讀者思考和討論三個問題：第一，貧富分化，是否一定是壞事？蓋茨（s）確實比我富裕，但假如不讓他富裕，我們每個人都會更窮。實施一刀切的劫富濟貧政策，會否打擊了社會的進步力量？
第二，劫富濟貧政策，能否有效抑制社會的醜惡行為？假如政府的行業壟斷、不當干預和官商勾結等行為，是造成「貧富不當分化」的原因，那麼不從根源上進行治理，而只是在收入上實施一刀切的劫富濟貧政策，能讓腐敗的官商就此從良嗎？抑或會令他們變本加厲？
第三，政府是劫富濟貧的操辦者，它的「劫富」所得，有多少能真用於「濟貧」？須知「濟貧」是深奧的學問，否則蓋茨用不著脫產行善，巴菲特（w.buffett）也用不著委託蓋茨來散發捐款。到底要培養民間的慈善組織，還是要讓政府把它們擠走，獨斷操辦濟貧事務？對任何真正熱心公益的人來說，這是不容苟且的課題。
歸根結蒂，收入不平是一個綜合的結果，原因有多種，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公的。我們應該直接去反對不公，而不是籠統地反對不平。置不公於不顧，而去反對不平，只會造成更多的不公和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