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們招待竹村健一或是植村直己之類的名人演講，場地都要選超五星酒店的‘某某廳’。這種場地一般都附帶全套晚餐，費用算下來平均每個人要一萬五千日元，超豪華的。我們招待的，都是些醫生、稅務顧問這種高收入群體，隨便一單保單簽下來都是上億日元的那種。我們就以這些人為突破口去銷售。我們公司會給每個支部攤派招待名額。除了這種，還有公司舉辦的高爾夫球大賽。」
在當時的保險公司，銷售員給客戶打電話，都不可以用公司電話，而是需要自掏腰包用安裝在公司內的公共電話來推銷。類似上面說的這種活動，費用也全部由各個支部來分攤。
所以，如果不邀請些有購買意願的人來參加，也就沒有任何意義。而有錢人都知道，免費晚餐之後，等著他的是無窮無盡的保險推銷，所以都不願意來。為了讓他們來參加活動，週日手裡提著點心盒去拜訪客戶，就是祐二郎這種銷售員的工作。
「稅務顧問這種職業，可以沿著他的人脈順藤摸瓜，搭上其他有錢人或是企業老總之類的，是我們最想要拿下的客戶。‘老師，咱們不談保險的事兒，要不要去打場高爾夫球啊？’我們點頭哈腰地去求他們。」
一旦把他們拉來參加了活動，第二天馬上就去找他們推銷，可以說是翻臉比翻書還快。
「哎呀老師，昨天真是辛苦您了。我就想找您談談……然後面不改色地切到正題。最後，就是派女銷售每天去訪問，一舉拿下。」
分公司攤派下來的任務，除了類似銷售活動，還有贈品。
「當時說是贈品，其實是公司為了拿下照相機公司、音響器材公司之類的集團客戶，而大量採購他們的產品。公司買來的這些東西，就會被攤派到我們分公司。除了照相機、音響，連保險櫃什麼的都來過。和以前逼供應商從自家買東西的三越百貨如出一轍。」
公司攤派下來的這些東西，通常都由女銷售去消化。但是，畢竟有時候還是會有賣不掉的東西，也只能由祐二郎他們中層領導自掏腰包來買。
從光鮮體面的支部長到銷售部長，銷售員們越是在自己的晉升通道中往前闖，越是著急晉升，錢就越是從自己口袋裡往外跑。祐二郎在這個奇妙世界裡，又深深地陷入了負債的地獄。
刀刃架在脖子上
「東京的競爭太激烈了，想當上支部長太不容易了。你再忍忍，只要當上支部長，外債也能還上……」
祐二郎不斷地對妻子登志子說。但是，就算他起早貪黑、夜以繼日地工作，一開始只有五十萬日元的債務，非但一分錢都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登志子在朋友的飯店打工，每月能掙來四萬五千日元補貼家用，但他們的生活卻愈發窘迫。
「逢年過節，一家四口出門吃個飯都難上加難。我們住的房子連淋浴都沒有，平時也是能省則省……」
想升上支部長，還有很多道難關。平時的銷售業績自是不用說了。除此之外，還有關於保險業務知識、一般常識的筆試和領導的面試。要想參加升職考試，首先銷售業績要達標，成為支部長候補。每年五百多個候補人選中，最終能爬上支部長寶座的，只有不到八十人。
祐二郎過關斬將，突破重重難關榮升支部長一職，是在進入公司的第十五個年頭——也就是去年的事情。但是，直到祐二郎自己去一筆筆查明債務之前，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債務究竟有多少。那時，他欠小微貸、信用卡公司、銀行等的債務已經高達一千四百萬日元，而且每天都在以加速度持續膨脹。每個月為了還利息而奔走借錢，家裡的資金如同高空走鋼絲。最為諷刺的是，他就是在這種狀態下登上了夢寐以求的支部長寶座。
在榮升支部長一職的同時，他被調到了總公司辦公。他的新職位，是在面向大企業和中央政府機關職員銷售保險的部門。祐二郎是開拓客戶的衝鋒隊長，要率先和企業、機關的總務部長、董事等重要人物接洽，為將來派銷售員去實際進行推銷做好鋪墊工作。此外，在銀座、赤坂等地的高檔西餐廳款待客戶、陪客戶去卡拉ok唱歌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像我這種人，和客戶公司高層聊天，就算根本沒什麼話題可聊，也得裝作自信滿滿的樣子，假設對方問：‘話說，你是哪所學校畢業的？’我肯定是拔了舌頭都不能說我是一個窮山溝裡的夜校畢業學機械的。這種話題我最討厭了，但也只能應和著說：‘哎呀，我的學校根本不值一提。’心裡只想著趕緊把客戶敷衍好，我好趕緊去貸款公司。像是屁股底下的沙發長了刺一樣，根本坐不住……」
漸漸地，貸款公司的催款電話越發厲害起來。祐二郎的新辦公室跟以前幹銷售的時候不一樣，不光有寬大的辦公桌，還有接待客人的沙發茶几，十分安靜。不停打給祐二郎的催款電話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電話裡催款的人不停地罵著。我又不能在公司露餡，只好裝作在接客戶電話，說些‘您好’‘託您照顧’等驢唇不對馬嘴的話，對方聽了自然更生氣了啊……而且接電話時間長了容易引起懷疑，沒說兩句就說：‘好，我知道了……再見’然後就把電話掛掉。緊接著對方又打回來說：‘連利息都付不上，你這是什麼態度！’我在這邊繼續裝傻說：‘好的，謝謝您，再見。再見。’每天週而復始的都是這些，公司裡的人肯定會起疑心。」
哪怕在他上廁所的時候，心裡都會掛念著電話。他經常找機會從公司裡出來，跑到公司底下的公共電話打給貸款公司，用新借來的錢去還已經迫在眉睫的舊債。
「我跟公司說，出去一趟，就半個小時。但是你想想，從公司出來，去上兩三家貸款公司，被罵得狗血淋頭，然後再回公司就已經快到傍晚了。沒過多久，就有部下跟上面告狀，說我工作時間經常開小差……這個工作我幹了十五年，讓我愛人都跟著我受了這麼多委屈，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職位，我哪捨得放棄？但我的經濟狀況已經接近崩潰，彷彿每天都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一樣……」
祐二郎把弟弟們和妻子的姐妹們召集起來想辦法。東湊一百萬日元，西湊七十萬日元……但這點錢和他的債務比起來無異於杯水車薪。
自己的事情要是被公司知道，萬一被開除，那可是連離職補貼都拿不到。一天，心中充滿不安的祐二郎終於決定向公司領導坦白。
揹負貧困家庭的期待
「原來是這麼回事……」
其實領導或多或少已經發現了祐二郎的異常。
「這樣的話，必須儘早想辦法。你好不容易幹到這個位置，要是為了外債辭掉工作，你自己也不甘心。而且你走了，對於公司來說也是損失。總之，你先歇上一個星期，集中精力把你的情況整理清楚。」
然而，對於無依無靠的祐二郎來說，他的情況遠非請幾天假就能解決乾淨。不過領導還是幫他編了個父母生病回家照看的藉口，替他請了一週的假。放假前一天，祐二郎挨個給所有的貸款公司打了一圈電話，說自己身體不好請假了，求他們不要再給公司打電話。
這整整一週時間，祐二郎把自己關在家裡，一步都沒有出門。他就像進了颱風的中心，四周一片死寂。他甚至都忘記上次和妻子面對面交談是什麼時候。
回頭看看自己的人生。結婚之後，自己腦子裡除了保險的銷售目標，就是公司業績……甚至從沒有和妻子享受過獨處的時間。但結果又如何呢？要自己拋棄拼死拼活、一個人忍辱負重得來的支部長的地位，又談何容易？
這些年，自己究竟幹了些什麼？兢兢業業地工作，又是為了什麼？每當祐二郎這麼想，他都會有種墜入阿鼻地獄的恐懼。
又是做假合同、又是替客戶交保險金，在旁人看來簡直是愚蠢透頂……但究竟是什麼，矇蔽了他的雙眼，驅使他不擇手段也要提高業績，也要在公司裡出人頭地呢？
「我們所有的親戚，兄弟姐妹、叔叔嫂子、表兄表妹，手頭寬裕的人一個都沒有。哪怕是初中畢業都算讀書多的了。年紀稍微大一些的，都只有小學文化。在這樣一家人裡，只有我一個人，雖然是夜校畢業，但也算是國家承認的高中文化水平，又是在能上電視的大企業上班。所以在他們心裡都覺得自己必須幫我一把。
「不是我自賣自誇，我其實是個認真又耿直的男人，腦子也挺好使。他們都只是一心想著讓我上學唸書、出人頭地。我也想念書、出人頭地。只要在公司努力升職，當上支部長，將來老家的弟妹來東京找工作的時候，還能給他們當個保證人，那樣的話就能在公司找上一份不錯的工作了。像我們這樣一群鄉下的貧民裡，能出來一個大企業的科長、部長之類的領導，大家的生活都可能或多或少改善一些，活著也能夠輕鬆一些了。
「所以，我不停地跟妻子說，再忍三年吧，再忍兩年吧……害她吃了這麼多苦，唉！如果因為區區外債，這麼多年的努力都化為泡影的話，那簡直是欲哭無淚了。」
但是，一週的假期裡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貸款公司又開始輪番去公司轟炸。最後，留給祐二郎的路只剩下最後一條。那就是在被公司開除之前先提出辭職，這樣多少還能拿到一點點離職補貼，然後用自己的離職補貼加上最後從親戚那東拼西湊借來的一些錢，還上了一些對自己有恩的人和一部分貸款公司的錢之後，向法院提出個人破產申請。只要法院判決他破產，他剩餘的全部債務將一筆勾銷，可以再也不用日夜承受被逼債的痛苦。
「我一定要走出這裡，去見識更寬廣的世界，才能找到出路。」——窮山溝裡，一個少年曾懷揣著這樣一個夢想。他年邁的父母、愛他的兄弟和他一道，像呵護一個脆弱的肥皂泡一樣呵護著這個夢想。然而，現在他的夢想竟然真的像肥皂泡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夢想的灰燼化作沉重的債務和信用卡的殘骸，淹沒在東京林立的高樓之間。
保險帝國的頂樑柱
祐二郎從一個普通保險銷售員開始打拼，坐上了眾人羨慕的支部長的位置，卻在一千四百萬日元債務的重重圍困下身敗名裂，最終跌落人生谷底。他曾經的女下屬，又是如何看待這樣一個夢想化作泡影的悲慘男人呢？
椎野桂子，四十一歲。她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離婚之後，就開始在祐二郎手下賣保險了。
「鄰居家的太太是賣保險的，天天勸我一起幹，說只去一天、湊個人頭就行，不願意乾的話第二天就可以辭職。後來想想才知道，那是因為銷售員辭職率很高，所以去外面拉新的銷售員進來，也是我們的業績指標之一。剛開始我還覺得工作時間相對自由，這工作好乾。但後來才發覺當時想得太簡單了。」
日本戰敗之後經濟困難，所有人都在為第二天的口糧奔波。保險公司開始大量僱傭陣亡士兵的遺孀，於是就有了大量女性保險銷售人員。現在全國上下，女性保險銷售員一共有三十四萬七千人。粗算一下，在大概平均一百戶就有一個人的銷售大軍中，有八成都是女性。
和只要擺在櫃檯裡就有顧客來購買的商品不同，保險銷售業績多少和銷售人員的推銷活動密切相關，因此她們的存在意義極其重大。
人壽保險的普及程度，主要看保險合同總量這個指標。所謂保險合同總量，是指全國所有保險合同中，被保人正常生病死亡時保險公司須賠付的保險金總額。昭和五十七年（1982），日本的這一數字為七百零六萬億日元。人均保額已經超過西方發達國家，成為世界第一人壽保險普及國。為超過國民收入三倍以上的這一數字做出主要貢獻的，就是她們。
業內人士說：「生活變得相對富裕的高速增長期，正是保險業飛速發展的時期。因為這個時期，正是人們維持穩定生活需求高漲的一個時期。以前的保險，都是儲蓄型保險，比如期滿之後返利一百萬日元這種。但後來，交通事故等生活環境整體的風險越來越大，萬一家庭裡的勞動力出個三長兩短，將無法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這時，保障型保險就越來越受歡迎。」
昭和三十六年（1961）的保險合同總量約為七萬億日元，這一數字到五年後的昭和四十一年（1966）時已經上升到三十萬億日元，而昭和四十七年（1972）時已激增至一百萬億日元。
生活中事故、自然災害、疾病、退休等，風險無處不在，而國家和地方的保險制度根本不足以涵蓋這麼多專案。從某些角度看，保險合同總量的激增正反映了人們心中的不安。
在近十年內，保險的普及率已經觸頂，所以保險公司間的競爭愈發呈現白熱化趨勢。同時，保險公司的業務模式也在朝多元化發展。比如滿期後返利的一百萬日元可以直接進行理財投資，而非直接返還現金。這樣一來，企業間的競爭就更加激烈了。
祐二郎和他手下的女銷售員們，正是在這樣一個激烈競爭的環境中，每天被企業的銷售目標追趕著不停地東奔西走。
桂子在當銷售員的時候，祐二郎已經在做銷售管理的工作了。他在賣保險的同時，還需要給剛進公司的新人們講解如何銷售、如何通過促銷活動擴大自己手裡的客戶群。
公司里正對著門的那堵牆上，貼了一張巨大的成績表。只要看一眼名字下面的柱狀圖，誰當天完成了多少銷售業績都一目瞭然。據桂子說，這張圖示上祐二郎的成績每天都遠超其他銷售。
「當時我們都說他工作起來像個忍者一樣，幹活乾淨利落，從不拖泥帶水。而且他對我們都特別好……公司舉辦的活動，本來應該是我們銷售自己買車票發給客戶，讓他們過來。但他每次都替我們負擔三成左右的經費……」
我們告訴桂子，說祐二郎因為債務出了事。
桂子只是無奈地嘆了口氣，久久說不出話來。
「當時公司曾經有過傳言，說他每個月自己花二十多萬日元來維持業績。但是，他工作那麼拼命，為了公司不惜一切，結果卻落得這樣的下場，多可憐啊。哎……原來是這樣。」
女銷售員的世界同樣殘酷
桂子在祐二郎手下賣保險。帶著兩個孩子離婚之後，她成天為家計奔波。本來以為賣保險的工作不用坐辦公室，時間也比較自由，不耽誤帶孩子，但實際開始工作之後她才明白，現實跟她預想的完全不同。
公司牆上掛著一幅標語，上面寫著「向著目標時刻前進！」。旁邊就是所有銷售人員的業績表。上午九點半開早會，一群稍微上了年紀、看起來孩子已經上初中高中的女銷售在支部長身邊唱公司的社歌。進公司之後第一次見到這陣勢時，還真是一件考驗勇氣的事情。
「支部長扯著嗓子，說著些數字，說離業績達標的截止日期還有多少天，大家要全力完成目標。一個老員工偷偷跟我說，你要是拿目標當真的話，非得胃潰瘍不可。左耳朵聽右耳朵出就可以了……」
保險業飛速發展的昭和四十年代（1965—1974），每年都有三四十萬像桂子這樣的銷售員進入保險行業，同時也意味著有三四十萬人被迫離開。那是一個大量招聘、大量解僱銷售的時代。
據專家介紹，這一現象，是保險公司有意為之的結果。
「有一個詞叫‘初始客戶’。所謂初始，就是說只要公司招進來一個銷售，哪怕是能力再差的人，一開始也能從親戚朋友那裡靠人情拉來四五個客戶。但他們手頭的人脈用光之後，業績就會越來越差。所以那時很多保險公司甚至都靠著‘不拉訂單拉銷售’的策略來增加客戶。」
當時很多銷售人員沒有什麼有效的銷售手段，只能靠拉關係來推銷。如果客戶不買賬，他們馬上又開始拉客戶當銷售。
但是，對於這種大量招聘、大量解僱的用人方式，社會上批評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後來已經很少有公司繼續用這種策略，轉而靠提高銷售人員專業素養和銷售策略來提升銷售成績。
但是，時至昭和五十七年（1982），每年仍然有十六萬四千人加入保險行業，而十三個月之後卻只剩下六萬兩千人。也就是說，每三個新人裡有兩個人不到一年就會辭職。這一行業依然沒有擺脫「用過即丟」的用人方式。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在一個保險市場幾乎飽和的年代，僅靠拉關係來推銷，已經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去。
通過計算機化來提高效率、處理資訊的浪潮也席捲了這個行業。據說日本國內行業排名第一的保險公司，已經通過電腦將一千萬戶的家庭成員、年齡、職業等資訊歸檔管理。
「我們在拜訪客戶推銷產品的時候，也會在對話中打聽客戶的家庭資訊。有時遇到管理人事的客戶，還會給對方一個特價，讓對方偷偷幫忙印一份公司員工列表什麼的。比如說，某個客戶的大女兒結婚的同時，他本人也到了退休的年齡，而他的二兒子剛上大學，我們就會按照這些個人資訊選擇最適合他的險種，然後結合他的生活狀態為他量身定製保險金額和報價。我們將精心設計後的產品擺到客戶面前，客戶就更容易接受我們的推銷。」
將推銷用的小禮品裝到挎包和手袋裡。手絹、毛巾、紙巾、檯曆、火柴。準備好後，就可以出發了。拜訪客戶的時候，將這些小禮品和名片一起遞上。當然，這一切都需要她們自己花錢。禮品的錢會從她們的工資里扣除。
「剛進客戶的公司，我們還給客戶打掃菸灰缸、給他們泡茶、出門給客戶買便當。為了能和客戶搭上話，我們什麼都幹。如果客戶也是銷售的話，一般他們回公司都得晚上八點以後。我就先回一趟家，給孩子們做好飯之後再返回客戶那……嗯？男女關係嗎？其實男女關係，也不是什麼秘密了。以前就有同事找我訴苦，說客戶逼她上床，不知該如何是好。」
後來我見到了櫟村富美江。今年五十九歲的她已經從保險行業抽身，但在保險公司的那幾年間結識的姐妹們如今仍經常出入她的家，是個爽快敞亮、對人十分親切的中年婦女。富美江講起了住在附近公寓的兼田喜代野的故事。
「她本來和她丈夫處得就不是很順。生活又十分窘迫，所以才開始賣保險的。結果乾著幹著，就和別的男人有了不清不楚的關係……」
跟蹤、埋伏妻子
在絕大多數人都幹不過一年的保險行業，櫟村富美江可以說是老資歷了。兼田喜代野是和富美江同屬一個門市部的二十八個銷售員之一。她是個三十三歲的母親，家裡有兩個年幼的孩子，老大上小學四年級，老二上二年級。雖然富美江足足大了喜代野兩輪，但兩人住得近，上下班又在同一個車站，關係自然而然會比較親密一些。
富美江發現喜代野近來的怪異，是一天傍晚她給喜代野家掛了一通電話之後的事情。
「那天晚上已經很晚了，我打電話去她家，她丈夫說她不在。對方反問：‘您已經回去了嗎？我家那口子說她和您一起去的啊？’我急忙幫她圓話：‘啊，我剛剛一直和她一起，不過我先一步回家了。’很明顯，是喜代野在用我當擋箭牌。」
後來一問才知道，那天晚上喜代野凌晨兩點多才回家。第二天，喜代野給富美江打來了電話。
「她說：‘不好意思，今晚我出去一趟，就說和你在一起好嗎？’我下意識地就答應了。結果那天晚上喜代野的丈夫不出意料地給我家打電話。我讓我的丈夫接的電話，就說我也還沒回家，總算是沒出紕漏。看這樣子，她應該是經常拿我當擋箭牌，晚上夜不歸宿了。」
喜代野對富美江的利用遠非僅停留在欺騙自己丈夫這一點上。實際上，在上面提到的那通電話之前，喜代野就曾經對富美江說最近手頭實在太緊，讓她幫忙去貸款公司借錢。
「哎，我自己都覺得我這個人傻得很。別人說什麼我都信。每當我看到別人犯難，都會覺得如果換成我自己肯定也會特別發愁，情不自禁地就想去幫忙。我都這個年紀了，還經常被老家的哥哥奚落，說我連落在自己腦袋上的蒼蠅都不忍心趕走。」
富美江見不得喜代野為難，還特意陪她一起去了有名的t貸款公司，用自己的名字幫她借了四十萬日元。沒多久，喜代野就拿不出還款的錢，富美江沒有辦法，把自己的錢給她去還錢，結果她反倒被貸款公司連哄帶騙地又借了十萬日元。
富美江後來才知道，那時候喜代野已經在公司裡四處求同事去借了六十多萬日元。然後每個月都去借新債來還舊債，手頭十分拮据。當時對這一切全然不知的富美江在喜代野的央求下，又去信用金庫幫她借了三十萬日元。而且，這個喜代野，連客戶交上來的保險費都沒有放過……
「有一天我要趕著出去旅遊，趕不上下午四點前把保費存進公司，正在犯愁，她過來跟我說‘我來幫你交吧’，我就把錢放在她那了。結果，那天我準備交給公司的保費，一分不剩地全讓她拿走了……」
這些錢，都讓喜代野拿去幹什麼了呢？
一切都得從喜代野讓富美江替她欺騙丈夫的時候說起。那段時間，喜代野的丈夫每次接起打到家裡的電話，對方都會一言不發直接結束通話。次數多了，她丈夫自然心生懷疑。有一天，丈夫看她接起電話後，忽然出其不意地搶過了聽筒，然後聽到電話那頭一個男人在說：「幾點等你？」在丈夫的質問下，喜代野說是在跟公司領導約工作上碰面的時間。
她丈夫並沒有馬上追究，而是偷偷地跟在她的身後，看她去了哪裡。
「她去的地方離家不遠，是一家鋼材加工廠的二樓，應該是廠裡員工的宿舍。她丈夫可真能忍啊，一直在門口埋伏著，直到半夜兩點多……」
喜代野和一個年輕男人從樓裡走了出來。她丈夫不由分說，直接撲向了那個男的……
「幹保險銷售這行，有時候難免會遇到各種誘惑。女人到了我這個年齡，稍微開個玩笑、假裝嗔怒一句也就過去了。但年輕人啊，畢竟生活拮据得很，當然是想多拿保單了，發生這種事情也是在所難免的。那晚，她丈夫和那個男的在路邊扭打在一起，打得臉都青了，眼睛腫得老高……」
那之後沒多久，喜代野就失蹤了。
機器「人」的悲哀
明明和情夫一起被丈夫打得遍體鱗傷，喜代野卻依舊沒有斷絕和那個男人的關係。
那時，喜代野家住在一棟木頭建的二層公寓小樓裡。半夜兩點多，喜代野躡手躡腳地從外面回來。那天晚上，她丈夫睡覺前用繩子將門把手緊緊地綁在了家裡的電冰箱上，所以就算用鑰匙開啟門鎖，也是打不開家門的。
喜代野無奈之下，只好坐在樓梯上等著天亮。落魄消瘦的喜代野在鄰居看來是怎樣一副模樣呢……
不僅如此，不分晝夜來要錢的貸款公司更攪得他們不得安寧。
「欠債還錢！」
「蠢娘們！」
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寫滿汙言穢語的紙條貼滿了小樓的入口、房門和外牆。今天撕掉，第二天早晨睜眼一看又貼得滿滿的。
那時，貸款公司催債的矛頭也對準了幫喜代野借錢的富美江。
「我幫她借的錢，她也還不上。所以催債的電話不停地打到公司裡來……然後公司一查才發現，那時幫她借錢的遠不止我一個人……」
公司這邊正鬧得沸沸揚揚，喜代野卻不見了。
喜代野從同事和貸款公司借的錢究竟都去哪了，誰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就在離家不遠的一個小作坊工作。據富美江推測，雖然她家的生活並不富裕，但這些錢絕大部分應該都流進了情人的口袋。
「她丈夫人特別好，又很實在，所以她八成是覺得自己的丈夫有些無趣了。說到底，還是她太年輕，想要找些刺激吧。剛開始只是單純地想用自己的身體去換保單，結果時間一長就生出了感情……有一次我偶然撞上她和那個男的兩個人去喝酒，結果最後賬還是她去結的。」
失蹤後的喜代野躲在神奈川縣川崎市附近的京濱工業帶的一個小作坊集中地。
「她躲起來之後，她丈夫滿天下地找她。大概找了四個多月，竟然真讓他給找到了。而且她住的地方，竟然還是貸款公司的人介紹給她的。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從火車站下車之後換乘公共汽車，朝海邊的方向大概行駛二十幾分鍾後，就到了一個周邊密密麻麻全是小作坊的地方。喜代野就住在一幢擁擠不堪的公寓樓的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間裡。在櫻花已經臨近開放，春寒卻依然逼人的時節，丈夫推開了她的房門。
「她丈夫後來一臉悲傷地對我說，她一個人在冰冷的房間裡，一動不動地待在那兒……」
一對飽嘗艱辛的工人夫婦冰冷的再會場景浮現在了我的眼前。
那之後，富美江揹著丈夫不停地借新債還舊債，生活費捉襟見肘，舉步維艱地維持著生計。然後，生性善良的她又被一個銷售家用桑拿裝置的女人騙走了很多錢，債臺愈發高築。
「這一來二去的，借的錢一轉眼就成了天文數字。後來我一算，連自己都難以置信。我竟然借了兩千六百萬日元！」
不知道是富美江對這個驚人的金額沒有什麼概念，還是說她已經超脫了絕望的境地，在說出自己債務金額的時候，她竟然意外地坦然。
世界第一的保險帝國——日本，就是一個正在將數不清的錢不斷斂到一起的機器「人」。無論是祐二郎還是富美江、喜代野，都不過是機器「人」身上的一顆顆辛勤勞作的螺釘而已。正當他們被高額的債務壓得動彈不得的時候，一個新的事實被披露出來。那就是他們所在的保險行業從貸款公司或直接或間接的融資，已經高達三千兩百零一億日元。在這個人們被自己斂來的金錢束縛得喘不過氣的世界裡，他們的夢想被無情地吸進了都市的黑洞，再也不見天日——
竹村健一（1930—）：日本記者、政治評論家。出生於日本大阪，畢業於京都大學英語專業，後前往美國雪城大學留學。20世紀七八十年代擔任多個電視和廣播節目的主持人、特約評論員，出版著作300餘冊，在日本國內擁有較高的知名度。
植村直己（1941—1984）：日本登山家、探險家。出生於日本兵庫縣，畢業於明治大學農學專業。酷愛登山，於1970年成為全世界首位登頂五大洲最高峰的登山者，1984年2月12日實現人類首次冬季登頂美國最高峰麥金利峰後，翌日下落不明（後宣告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