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歲的邁克爾·賴斯（michaelrice）是美國新罕布什爾州蒂爾頓一家沃爾瑪超市的助理經理。一天，他在幫助一名顧客將電視機搬上她的轎車的時候，心臟病突發並倒地不起。一週之後，他去世了。根據他的人壽保險單，保險公司為他的死亡償付了約30萬美元。但是這筆錢卻沒有給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而是給了沃爾瑪超市，因為這家超市在先前就已經為賴斯購買了人壽保險，並把自己指定為受益人。sup/sup
賴斯的遺孀維基·賴斯（vickirice）在得知沃爾瑪超市得到了這筆意外之財後感到非常憤怒。為什麼這家公司可以從她丈夫的死亡中獲益？賴斯生前每天都要為這家公司工作很長時間，有時候每週要工作長達80個小時。她說：「他們先是拼命使用邁克爾，然後毫不費力地得到了30萬美元。這太不道德了。」sup/sup
按照賴斯夫人的說法，無論是她還是她的丈夫，都對沃爾瑪公司曾為她丈夫辦理人壽保險一事毫不知情。當她得知這份人壽保險單後，她便把沃爾瑪告上了聯邦法庭，要求把這筆錢判給她的家庭，而不是給沃爾瑪。她的律師論辯說，公司不應當從其員工的死亡中獲益：「像沃爾瑪這樣的大公司拿其僱員的生命進行賭博的行為，絕對是應當受到譴責的。」sup/sup
沃爾瑪的一位發言人承認，公司持有其數千名僱員的人壽保險單——這些人並不只是助理經理，甚至也包括維修工這樣的員工。但是他也否認了這種做法就是要從員工的死亡中獲益的說法。他指出：「我們認為，我們並沒有從同事的死亡中獲益。我們在這些員工身上進行了相當大的投資」，而且「如果他們一直活著的話」，那麼公司只能繼續支付他們的保險費。這位發言人論辯說，在邁克爾·賴斯的案例中，保險賠付的這筆錢並不是一份令人高興的意外所得，而是對培訓賴斯以及現在重新僱人替換他的成本的一種補償。「他曾經接受過相當多的培訓，並且獲得了不付出代價便無法複製的經驗。」sup/sup
普通員工保險
公司為其執行長和高層行政主管辦理人壽保險、用以抵消他們一旦去世而需僱人替換他們所產生的高昂成本的做法，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慣例。按照保險業的說法，公司對它們的執行長享有一種「可保權益」（insurableinterest），而且這也是法律認可的。但是公司為普通員工購買人壽保險的做法，相對而言則是新近才出現的。這樣的保險在保險業中被稱為「普通員工保險」（janitorsinsurance）或者「死亡佃農保險」（deadpeasantsinsurance）。直到最近，這種保險在美國大多數州還是不合法的；這些州認為，公司對它們的普通員工生命不享有可保權益。但在20世紀80年代，保險業成功地遊說了大多數州的立法機構，讓它們放寬了對保險法的限制，允許公司為它們的所有僱員（從執行長到收發室職員）購買人壽保險。sup/sup
到20世紀90年代，一些大公司已耗資數百萬美元來投保公司員工的人壽保險（corporate-ownedlifeinsurance，簡稱coli），並創造了一個總額達數萬億美元的死亡期貨產業（deathfuturesindustry）。為員工購買保險的公司包括：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陶氏化學公司（dowchemical）、美國雀巢公司（nestléusa）、必能寶公司（pitneybowes）、寶潔公司（procter&gamble）、沃爾瑪、迪士尼（waltdisney）和溫迪克西連鎖超市（winn-dixiesupermarketchain）。這些公司在當時之所以願意進行這種病態的投資，乃是因為這樣的投資可以享受優惠的稅收待遇。正如死亡保險金在傳統的終身人壽保險業務中是免稅的，普通員工人壽保險業務所產生的年度投資收入也是免稅的。sup/sup
幾乎沒有員工意識到他們的公司已經給他們的人頭標價了。大多數州都沒有要求公司在為其僱員購買人壽保險的時候需通知僱員本人，也沒有要求公司在這樣做的時候必須徵得員工的允許。而且大多數公司為員工購買的人壽保險甚至在員工辭職、退休或者被辭退後也依然有效。因此，公司仍能獲得離開公司多年以後去世的員工的死亡保險金。公司通過社會保障總署（socialsecurityadministration）來跟蹤瞭解它們之前員工的死亡狀況。在一些州，公司甚至還可以辦理其員工的孩子與配偶的人壽保險並獲取死亡保險金。sup/sup
普通員工保險在大銀行中曾是非常流行的，這些銀行包括美國銀行（bankofamerica）和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chase）。20世紀90年代末，一些銀行還曾想過除了它們的員工之外，給它們的存款人和信用卡持有人辦理人壽保險事項。sup/sup
普通員工保險這項繁榮的生意因《華爾街日報》在2002年發表的一系列文章而引起公眾的關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說，一名29歲的男子在1992年死於艾滋病，他的死亡使一家公司得到了33.9萬美元的死亡保險金，而他的家庭卻分文未得。這家公司就是他曾經短暫工作過的一家音樂製品商店的所有者。另一篇文章講述了得克薩斯州一名20歲便利店職員的遭遇，他在該店遭搶劫的過程中被槍擊身亡。擁有這家便利店的公司為這名年輕男子的遺孀和孩子支付了6萬美元，以便讓他們不再提起任何訴訟，但卻沒有向他們透露公司已經因該男子的死亡而得到了25萬美元的保險賠償金。這一系列文章還報道了這樣一個無情但卻很少被人們注意到的事實，即「在‘9·11’恐怖襲擊之後的第一批人壽保險賠償金中，有一些並沒有給遇難者的家庭，而是給了他們的僱主」。sup/sup
截至21世紀的頭幾年，公司員工人壽保險業務承保了數百萬名員工的生命，其總額達到了全部人壽保險銷售額的25%~30%。2006年，美國國會曾試圖制定一項法律來限制普通員工保險業務，該項法律要求這種業務需徵得僱員的同意，並將公司擁有的保險限制在公司1/3薪酬最高的勞動力的範圍內。到2008年，僅美國各家銀行就持有其員工的1220億美元的人壽保險。普通員工保險向美國各家公司的擴充套件，已然改變了人壽保險的意義和目的。《華爾街日報》的一系列文章得出結論：「普通員工保險所展現的無異於這樣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即人壽保險如何從一種喪失親人的安全網路演變成了一種公司財政策略。」sup/sup
公司是否應當可以從其僱員的死亡中獲益？甚至保險業中的一些人士也都發現這種做法令人反感。「美國全美教師保險及年金協會」（tiaa-cref）是一家從事退休與財務服務的大公司，它的前任主席兼執行長約翰·比格斯（johnh.biggs）將這種做法稱為「一種似乎總會令我感到厭惡的保險形式」。sup/sup但是它究竟錯在哪裡呢？
最直白的反對意見是一種實踐性的意見：允許公司因其員工死亡而獲得經濟利益的做法，對於工作場所的安全幾無裨益可言。相反，一家缺乏資金的公司如果可以因其員工的死亡而得到數百萬美元，那麼它就會滋生一種反向的動機，即在健康與安全措施方面偷工減料。當然，任何一家負責任的公司都是不會公然依照這種動機行事的。公司故意加速其僱員的死亡，乃是一種犯罪。允許公司為其員工購買人壽保險的做法，並沒有為它們發放殺害員工的許可證。
然而據我猜測，那些對普通員工保險極其反感的人所主張的乃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反對意見，已經超出了那種實踐性的風險觀，即肆無忌憚的公司有可能在工作場所亂扔致命危險品或者對各種危險熟視無睹。這種道德性的反對意見所要表達的是什麼呢？人們是否必須接受它呢？
這種反對意見很可能與同意的缺失有關。如果你得知你的僱主在你不知情或者未同意的情況下為你辦理了人壽保險，你會作何感想呢？你有可能覺得自己被利用了。但是你有理由抱怨嗎？如果這項保險的存在對你並無傷害的話，那麼你的僱主為什麼有通知你這件事或者徵得你同意的道德義務呢？
普通員工保險畢竟是雙方當事人——購買此項保險（併成為受益人）的公司與出售此項保險的保險公司——之間自願達成的一種交易。員工並不是這項交易的當事人。一家金融服務公司科凱集團（keycorp）的發言人直截了當地指出：「僱員並沒有支付保險費，因此也就沒有理由向他們透露這項保險的細節。」sup/sup
一些州並不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它們要求公司在為其僱員辦理保險之前一定要徵得員工本人的同意。當公司向員工徵得許可的時候，它們一般都會向員工提供一份適度的人壽保險收益作為誘餌。沃爾瑪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辦理了大約35萬名員工的保險，它向那些同意由它辦理保險的員工提供一筆免費的價值5000美元的人壽保險收益。大多數員工都接受了這個報價，但是他們卻沒有意識到，在他們的家庭將會得到的5000美元保險收益與該公司將從他們的死亡中獲取的數十萬美元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sup/sup
然而，同意的缺失並不是可以用來反對普通員工保險的唯一的道德性反對意見。即便在員工同意此類方案的情形中，仍然存在著某種在道德上令人感到厭惡的東西。從一定程度上來講，它是指公司對待那些被參保員工的態度。公司在製造使員工的死亡比活著更有價值的情形中，實際上是把他們客體化了。公司把員工看成一種商品期貨，而不是僱員——他們對公司的價值在於他們所做的工作的那種人。一種更進一步的反對意見指出，公司員工人壽保險業務扭曲了人壽保險的目的；人壽保險曾經是一種家庭安全的淵源，而現在卻變成了公司減免稅收的一項舉措。sup/sup我們很難理解，稅收制度為什麼應當鼓勵公司為其員工的死亡投資數十億美元，而不是為提供服務和生產商品進行投資。
保單貼現：拿生命做賭注
為了檢視上述各種反對意見，我們可以考慮另一種在道德上頗為複雜的人壽保險做法。這種做法始於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是由艾滋病的流行而引發的。它在當時被稱作保單貼現行業（viaticalindustry），是一個由艾滋病人群和其他被診斷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擁有的人壽保險單所構成的市場。它的運作方式如下：假設某個擁有10萬美元人壽保險單的人被醫生告知自己只有一年的壽命。再假設他現在需要錢來進行治療，或許只是為了在他所剩無幾的短暫時光中好好地生活。於是，一位投資者提出以折扣價——比如5萬美元——從這位病人手中買下這份保單，並且替他繳納年度保險費。在這位保單原始持有人去世的時候，該投資者便可以得到10萬美元。sup/sup
無論怎麼看，這似乎都是一筆不錯的交易。這位垂死的保單持有人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現金，而這位投資者也獲得了一筆可觀的利潤——假設保單持有人按預定時間死亡。但是這種交易有一種風險：雖然這種保單貼現投資可以確保投資人得到一筆確定的死亡賠付金（在上述事例中是10萬美元），但是回報率卻要取決於保單持有人活多長時間。如果他按照預期那樣在一年之內去世了，那麼這位花5萬美元買下10萬美元保單的投資者就會大賺一筆，也就是說100%的年利潤（這裡要減去他所支付的保險金和付給安排此項交易的保險經紀人的費用）。如果這個人又活了兩年，那麼這位投資者就必須要為同等數量的保險費賠償金等待兩倍的時間，因此他的年度回報率也要減半（這裡還不算額外的保險費支出，而這項支出還會使回報變得更少）。如果這位病人奇蹟般地獲得康復並存活了很多年的話，那麼這位投資者就可能一無所獲了。
當然，所有的投資都是有風險的。但是就保單貼現而言，這種金融風險產生了一種在其他大多數投資中都沒有的道德複雜性：投資者肯定希望賣給他人壽保險的那個人死得早一些而不是晚一些。這個人活得越久，自己獲得的回報率也就越低。
毋庸贅言，保單貼現行業會竭力弱化其生意中殘忍的一面。保單貼現經紀人把他們的任務描述成：為身患絕症的人提供財力，使他們能夠以相對舒適和有尊嚴的方式度過剩餘的時光。[「保單貼現」（viatical）這個詞就源於拉丁語的「航海」（voyage）一詞，該詞特指為古羅馬官員出海航行而提供的資金和補給品。]然而無法否認的是，如果被保險人立即死亡，那麼投資者是有利可圖的。勞德代爾堡保單貼現公司的主席威廉·斯科特·佩奇（williamscottpage）就說過：「我們已經有了一些蔚為可觀的回報，但是在人們活得較長的情況下，我們也遇到了一些恐怖的事情。這就是保單貼現協議令人刺激的地方。在預測某人死亡時間的問題上，並不存在精確的科學方法。」sup/sup
在這些「恐怖的事情」中，有一些導致了訴訟：不滿的投資者狀告經紀人賣給他們的人壽保險單並沒能按預期那樣迅速「到期」。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抗艾滋病病毒藥物的發現延長了成千上萬名艾滋病患者的生命，但是這項發現卻打亂了保單貼現行業的如意算盤。一家保單貼現公司的行政主管對延長患者生命藥物的負面作用做了如下解釋：「12個月的預期變成了24個月，這會嚴重破壞你的回報。」1996年，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技術的突破，導致了尊嚴合作有限公司（dignitypartners，inc.）——舊金山的一家保單貼現公司——的股票價格從14.5美元暴跌至1.38美元。很快，這家公司便停業了。sup/sup
1998年，《紐約時報》發表了一則關於一位憤怒的密歇根投資者的故事，他在5年前購買了肯德爾·莫里森（kendallmorrison）的人壽保險。莫里森是一名患有艾滋病的紐約人，當時他已病入膏肓。多虧了前述這種新藥的發明，莫里森恢復到平穩的健康狀況，而這讓那位投資者大失所望。莫里森說：「以前，我從未覺得有人希望我死掉。他們不停地給我寄這些聯邦快件並給我打電話，好像在說‘你還活著嗎’？」sup/sup
由於艾滋病的確診不再是一種死亡判決，所以保單貼現公司便開始努力使它們的生意變得更加多樣化，也就是把它們的業務擴充套件至癌症和其他絕症方面。美國保單貼現協會（theviaticalassociationofamerica）乃是這個行業的貿易協會，它的執行董事威廉·凱利（williamkelley）就沒有因艾滋病市場的低迷而屈服，反而對死亡期貨生意給出了一個樂觀的估計：「與艾滋病患者的人數相比較，患有癌症、嚴重心血管疾病和其他不治之症的人數更巨大。」sup/sup
與普通員工保險不同，保單貼現行業服務於一種明確的社會善，即為絕症患者的最後歲月提供財力支援。此外，被保險人的同意從一開始就是確定的（儘管下面的情況也是有可能發生的，即在某些情形中，絕望的患者有可能缺乏討價還價的能力，無法為他們的人壽保險談到一個公道的價格）。保單貼現的道德問題並不是它們缺少同意，而在於它們是在對死亡下賭注。這種賭博使得投資者與被其購買了人壽保險的病人的早日死亡之間有一種緊密的利益掛鉤。
可能有人會回應說，保單貼現並不是唯一無異於死亡賭博的投資。人壽保險業也同樣把我們的死亡變成了一種商品。但是這二者卻是有區別的：就人壽保險而言，賣給我保險的公司是在賭我活，而不是在賭我死。我活得越長，它就賺得越多。就保單貼現而言，經濟利益正好是反向的。從公司的角度來看，我死得越快，情況就越好。
為什麼我應當擔心投資者有點盼著我早死呢？只要投資者沒有按其期望行事或者沒有太頻繁地打電話詢問我的狀況，也許我就不應當擔心。這可能只是有點嚇人，而無法從道德上加以反對。或者說，這裡的道德問題也許並不在於它對我的任何實際傷害，而在於它對投資者品質的腐蝕性影響。你會願意靠著打賭某些人早點死而非晚點死來營生嗎？
我猜想，即便是自由市場的狂熱者在面對如下觀點的含義時也會猶豫再三，即拿他人的死亡進行打賭的行為只不過是另一種生意罷了。我們不妨考慮一下：如果保單貼現生意在道德上與人壽保險具有可比性，難道它不應當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擁有同樣的遊說權利嗎？如果保險業擁有為其在延長生命（通過強制佩戴安全帶的法律或禁菸政策）方面的利益進行遊說的權利，那麼保單貼現行業就不應當擁有為其在加速死亡（通過減少對艾滋病或癌症進行研究的聯邦資助）方面的利益進行遊說的權利嗎？據我所知，保單貼現行業並沒有進行這種遊說。但是，如果道德上允許人們對艾滋病或癌症患者會早點死而非晚點死的可能性進行投資的話，那麼為什麼推進有利於該目標的公共政策的做法在道德上卻是不正當的呢？
保單貼現投資者沃倫·齊茲厄姆（warrenchisum）是得克薩斯州一位保守黨的立法議員和「著名的反同性戀戰士」。他成功地領導了一場在得克薩斯州舉行的恢復對雞姦進行刑事處罰的運動，反對性教育，並投票反對援助艾滋病患者的專案。1994年，齊茲厄姆驕傲地宣稱，他投資20萬美元購買了6名艾滋病患者的人壽保險。他告訴《休斯敦郵報》（thehoustonpost）說：「我打賭這會使我賺到不少於17%的利潤，而且有時候還會更多。如果他們在一個月內就死掉的話，你知道，那這些投資就真的會大有回報了。」sup/sup
有些人指責這位得克薩斯州的立法者投票支援那些他可以從中獲得個人私利的政策。然而這項指控卻被誤導了；他的錢所追隨的乃是他的信念，而非其他事情。這並不存在典型的利益衝突。它實際上是某種更糟糕的東西：一種在道德上扭曲的社會意識投資。
齊茲厄姆對保單貼現殘忍面所持有的那種厚顏無恥的歡欣純屬例外。保單貼現的投資者幾乎很少是由惡意驅動的。大多數投資者還是希望艾滋病患者能夠身體健康和長壽的——除了那些已被投資的患者外。
在依靠人的死亡謀生方面，並非只有保單貼現投資者。驗屍官、殯儀業者和挖墓者都是如此，但是卻沒有人在道德上譴責他們。幾年前，《紐約時報》描繪了邁克·托馬斯（mikethomas）的工作，這名34歲的男子是底特律某個縣停屍房的「屍體收集者」（bodyretrievalist）。他的工作就是收集那些死亡者的屍體，並把他們運到太平間。他是按人頭收費的，也就是說，他收集一具屍體收14美元。由於底特律的謀殺率很高，所以他從這項可怕的工作中每年大約能掙1.4萬美元。但是當暴力事件減少時，托馬斯的處境就很艱難了。他說：「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奇怪，我的意思是說一個人無所事事地等著某人死亡。希望某人死亡。但是這個行當就是這樣運作的。這也是我養活我的孩子的方式。」sup/sup
向屍體收集者支付佣金的做法也許是合算的，但是這也要承擔一種道德成本。使屍體收集者的經濟利益與其同胞的死亡相掛鉤，有可能會使他的以及我們的道德情感變得麻木。就此而言，屍體收集者的工作有點像保單貼現生意，但在道德上卻與之不同：雖然屍體收集者依靠他人的死亡維持生計，但是他不必希望任何一個特定的人早些死掉。任何人的死亡對他來說都是可以的。
死亡賭局
一種與保單貼現更為類似的行當被稱為「死亡賭局」（deathpool），這是一種駭人的賭博遊戲。它於20世紀90年代在網際網路上流行開來，幾乎是在保單貼現行業盛行的同時。過去，有一種打賭誰會贏得美國橄欖球超級盃大賽的辦公室賭局，而死亡賭局就是這種辦公室賭局在網路上的翻版，只不過玩家們並不是打賭誰將在橄欖球比賽中獲勝，而是競相預測哪些名人會在某一特定年份死去。sup/sup
許多網站都提供了這種病態遊戲的各種版本，其名稱有「食屍鬼賭局」（ghoulpool）、「死亡賭局」以及「名人死亡賭局」（celebritydeathpool）等。其中最受歡迎的一個網站叫作「殭屍網」（），它於1993年舉辦了第一場遊戲，並於1996年進入網際網路。在繳納15美元的參賽費後，參賽者要提交一份他們認為很可能在年底之前去世的名人的名單。猜得最準的那個人可以贏得3000美元的頭獎，第二名可獲得500美元。「殭屍網」每年都可以吸引1000多名競猜者。sup/sup
認真的玩家並不會輕易地作出選擇，他們會先四處搜尋各種載有患病明星訊息的娛樂雜誌和小報。目前玩家偏愛下注的是莎莎·嘉寶（94歲）、葛培理（93歲）和菲德爾·卡斯特羅（85歲）。其他受歡迎的死亡賭局選項則包括柯克·道葛拉斯、瑪格麗特·撒切爾、南希·里根、穆罕默德·阿里、魯思·貝德·金斯伯格、斯蒂芬·霍金、艾瑞莎·富蘭克林和阿里埃勒·沙龍。由於年邁的和生病的人物充斥著這些名單，因此一些遊戲對那些成功預測很難猜到的死亡的名人還給予額外的積分獎勵，例如戴安娜王妃、約翰·丹佛或者其他英年早逝的名人。sup/sup
死亡賭局的出現，在時間上要早於網際網路。據報道，這種遊戲早在華爾街的商人中間流行幾十年了。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eastwood）所主演的警探哈利系列電影的最後一部《虎探追魂》（thedeadpool），就是關於依照名單神秘謀殺名人的死亡賭局故事。然而，網際網路連同20世紀90年代人們對市場的狂熱，使得這種殘忍的遊戲又有了新的前景。sup/sup
把賭注押在名人何時會死亡乃是一種娛樂活動，因為沒有人靠它謀生。但是，死亡賭局也提出了一些類似於保單貼現和普通員工保險所提出的道德問題。在警探哈利那個版本的遊戲中，競猜者欺騙並企圖殺死死亡賭局所選擇的名人，但是我們對此先撇開不論。拿某人的生命打賭並從他/她的死亡中獲利的行為，有什麼錯嗎？人們對此感到擔憂。但是，假如賭徒並沒有加速任何人的死亡，那麼誰對此還有進行抱怨的權利呢？當一些與莎莎·嘉寶和穆罕默德·阿里從未謀面的人就他們兩人何時會死亡這個問題進行打賭的時候，會使他們的身體狀況變得更糟嗎？把某人升至死亡名單的榜首，或許帶有某種侮辱的意味。但是我認為，這種遊戲的道德庸俗性主要在於它所表達和弘揚的對死亡的態度。
這種態度是一種輕薄和妄想的有害結合——玩弄死亡甚至對此迷戀不已。死亡賭局的參與者不只是在投注，而且還參與了一種文化。他們費時費力地去研究被他們押寶的人的預期壽命。他們對名人死亡有一種不體面的專注。死亡賭局網站充斥著著名人物生病的新聞和訊息，進而鼓勵這種殘忍的痴迷。你甚至可以訂購一種叫作「名人死亡呼叫」（celebritydeathbeeper）的服務：每當一位名人死亡時，它都會給你發電子郵件或簡訊提醒你。「殭屍網」的經理凱利·巴克斯特（kellybakst）說，參與死亡賭局的活動「真的會改變你看電視和關注新聞的方式」。sup/sup
同保單貼現一樣，死亡賭局在道德上也是令人擔憂的，因為它們做的是一種病態的買賣。但是與保單貼現不同的是，它們並非服務於對社會有益的目的。嚴格來說，它們就是一種賭博，一種獲利和娛樂的來源。儘管死亡賭局令人生厭，但是它們還很難說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為嚴重的道德問題。在各種惡的排序中，它們還只是小惡而已。但是，人們之所以對它們感興趣，乃是因為它們作為一種極限狀況，揭示了保險業在一個市場驅動的時代裡的道德命運。
人壽保險一直都是一體兩面的：既是一種為了共同安全的風險分擔，也是一種無情的賭注（即一種針對死亡的套購保值措施）。這兩個方面共存於一種不穩定的聯合之中。由於缺失道德規範和法律約束，人壽保險所具有的那個賭博面，有可能吞沒最初證明人壽保險正當性的那個社會目的。如果這個社會目的被遮蔽或者丟失的話，那麼那些將保險、投資與賭博區分開來的脆弱界線也就蕩然無存了。人壽保險從一種為亡者的親屬提供安全保障的制度，先是轉變成了另一種金融產品，最終則退化成了一種針對死亡的賭博。這種賭博除了為那些玩家提供樂趣和利益之外一無是處。儘管死亡賭局看起來是輕浮的和無足輕重的，但它實際上卻是人壽保險那個邪惡的孿生兄弟——即那種對社會之善毫無助益的賭注。
普通員工保險、保單貼現和死亡賭局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出現，可以被看作是20世紀末期生命與死亡商品化過程中的一個片段。在21世紀的頭10年裡，這種趨勢變得愈發嚴重了。然而，在我們考察這個問題在當下的狀況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回顧一下人壽保險從一開始就一直使人們感覺到的那種道德憂慮。
人壽保險的簡明道德史
我們通常都認為保險和賭博是對風險的不同回應方式。保險是一種降低風險的方式，而賭博則是一種投機風險的方式。保險與審慎有關，而賭博則與投機有關。然而，這兩種活動之間的界線一直都是易變的。sup/sup
在歷史上，為生命保險與拿生命打賭之間的緊密聯絡，使得很多人都認為人壽保險在道德上是令人厭惡的。人壽保險不僅產生了一種謀殺的動機，而且還錯誤地給人的生命明碼標價。幾個世紀以來，人壽保險在大多數歐洲國家都是被禁止的。一位法國的法學家在18世紀寫道：「人的生命不能成為商業交易的物件，而且那種認為死亡應當變成一種商業投機來源的觀點也是可恥的。」許多歐洲國家在19世紀中期以前還都沒有人壽保險公司。直到1881年，日本才出現了第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由於缺乏道德正當性，「大多數國家在19世紀中期或晚期之前都沒有發展人壽保險」。sup/sup
英國是一個例外。從17世紀晚期開始，船主、經紀人和保險商就聚集在倫敦的勞埃德咖啡館裡——即當時的一個海事保險中心。一些人來這裡為他們的船隻安全返航和貨物投保。另一些人來這裡則是為了與他們毫不相干的一些生命和事件下注。很多人都辦理了並不屬於他們的船隻的「保險」，期望這些船隻在海上沉沒以便獲利。隨著保險商充當起了博彩業者，保險業也就與賭博混雜在一起了。sup/sup
英國的法律並沒有對保險或賭博進行限制性規定，這兩者在當時幾乎是無法區分的。18世紀，保險「保單持有人」把賭注押在選舉結果、議會的解散、兩名英國貴族被殺的可能性、拿破崙的死亡或被擒以及女王在60週年慶典前幾個月裡的壽命等事件上。sup/sup另一些受歡迎的投機賭博物件，即所謂保險的賭博部分，包括圍攻和軍事戰役的結果、羅伯特·沃波爾（robertwalpole）「被大量投保的生命」，以及國王喬治二世是否會從戰鬥中生還等事件。當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在1715年8月患病時，英國駐法國大使就打賭這位太陽王活不過當年9月。（結果這位大使賭贏了。）「那些家喻戶曉的人物通常都成了這些賭博業的押注物件」，而這就相當於當今網路死亡賭局的一個早期版本。sup/sup
一次特別無情的人壽保險賭博與800名德國難民有關，他們在1765年被帶到英國，然後被遺棄在倫敦的郊區，沒有東西吃，沒有地方住。於是，勞埃德咖啡館的投機者和保險商就打賭這些難民中有多少人會在一週之內死去。sup/sup
大多數人都會認為這樣一種賭博在道德上是駭人聽聞的。但是從市場邏輯的角度來看，我們並不清楚它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假如這些打賭者並不對這些難民的困境負責的話，那麼他們拿這些難民多久會死亡來打賭又有什麼錯呢？打賭雙方通過這場賭博都獲益良多；而如果他們不玩這場賭博，那麼經濟邏輯會確定地告訴我們，他們就不會獲益。那些對這場賭局毫不知情的難民，也不會因為它的存在而受到傷害。最起碼，這就是毫無約束的人壽保險市場的經濟邏輯。
如果我們可以反對死亡賭博的話，那麼我們所依據的理由就肯定是超越市場邏輯的，即這些賭博所表達的那些毫無人性的態度。就賭博者自己而言，對他人的死亡和苦難毫不在意的漠視乃是其惡劣品質的標誌。對整個社會而言，此類態度以及鼓勵這些態度的制度，都是粗俗與墮落的。正如我們在其他商品化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樣，對道德規範的腐蝕或排擠，就其本身而言，可能並不是人們拒絕市場的充分理據。但是，既然拿陌生人的生命打賭的行為，除了提供利益和卑鄙的娛樂之外對任何社會之善毫無助益，那麼這種活動的墮落品質就為人們嚴格控制它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理由。
英國猖獗的死亡賭博，促使公眾愈發強烈地反對這種令人討厭的做法。此外，還有另一個限制它的理由。儘管人壽保險越來越被視作是養家餬口之人保護他們家庭免遭貧困的一種審慎方式，但是它卻因為與賭博連在一起而在道德上被敗壞了。為了使人壽保險變成一種在道德上正當的生意，它就必須與金融投機劃清界限。
最終，《1774年保險法案》（又被稱作《賭博法案》）的頒佈，使得人壽保險與金融投機劃清了界限。該項法案禁止拿陌生人的生命進行賭博，並把人壽保險限定於這樣一些人，他們對於被投保人的生命擁有一種「可保權益」。由於一種沒有約束的人壽保險市場在此前已經導致產生了「一種有害的賭博」，所以議會後來禁止了所有關於生命的保險，「除了這樣一些情況，即投保人對被投保人的生死擁有相關利益」。歷史學家傑弗裡·克拉克（geoffreyclark）寫道：「簡而言之，這項《賭博法案》對人的生命可以被轉變為一種商品的情形做出了限制。」sup/sup
在美國，人壽保險的道德正當性發展得很緩慢。直到19世紀晚期，它才被牢固地確立起來。雖然一些保險公司在18世紀就成立了，但是它們出售的大部分險種是火險和海事險。人壽保險遭遇到了「強大的文化抵制」。正如薇薇安娜·澤利澤（vivianazelizer）所指出的，「將死亡變成一種商品的做法，侵害了一種捍衛生命神聖性及其不可通約性的價值體系」。sup/sup
到了19世紀50年代，人壽保險業開始發展，但當時所強調的只是它的保護性目的，而其商業性的一面則被輕描淡寫：「在19世紀晚期以前，人壽保險一直把自己包裹在宗教象徵之中，避免使用經濟學術語，而且它宣傳的更多的是它的道德價值，而非它的金錢好處。人壽保險乃是被當作一種利他的、忘我的饋贈來買賣的，而不是被當作一種有利可圖的投資來運作的。」sup/sup
後來，人壽保險的承辦商在將其作為一種投資手段進行兜售的時候漸漸變得大膽起來。隨著這個行業的發展，人壽保險的意義和目的也發生了變化。當人壽保險在交易時被當作一種保護寡婦和兒童的慈善制度來對待時，它就變成了一種存款與投資的工具併成為商業的一部分。對「可保權益」的界定也從家庭成員和親屬擴充套件到了商業夥伴和重要僱員。公司可以為它們的行政主管投保（儘管它們並不給它們的普通員工投保）。到了19世紀晚期，人壽保險的商業方式「鼓勵生命保險嚴格地遵從商業目的」，從而把可保權益擴充套件到了「有經濟利益關聯的陌生人」。sup/sup
人們對於把死亡商品化的做法在道德上仍感到猶豫。澤利澤指出，這種猶豫的一個明顯標誌就是人們對人壽保險代理人的需求。保險公司早就發現，人們並不願意主動購買人壽保險。儘管人壽保險得到了人們的接受，但是「死亡也不能被轉變成一種日常商品」。因此，這就需要有人去尋找客戶，消除他們本能的猶豫，並說服他們相信這種產品的優點。sup/sup
涉及死亡的商業交易的這種窘境，也解釋了為什麼保險推銷員一直以來受到人們蔑視的原因。這絕不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與死亡關聯太近。醫生和牧師的工作也與死亡有關聯，但他們卻沒有因為這種關聯而名譽受損。人壽保險代理人之所以蒙受汙名，其原因就在於他是「一個死亡‘推銷員’，也就是靠著人們最糟糕的悲劇來營利謀生的人」。保險推銷員的這種汙名一直到20世紀還存在。儘管人壽保險代理人努力使他們的工作專業化，但是他們還是無法消除人們因其把「死亡當作生意」而產生的反感。sup/sup
可保權益這項要件把人壽保險限定在那些對於他們所投保的生命具有優先利害關係的人，無論是家庭關係還是金錢關係。這有助於人們把人壽保險與賭博區分開來——人們再也不會只為了賺錢而拿陌生人的生命去打賭了。然而，這種區別並沒有表面看上去那麼明確。因為法院的裁定認為，一旦你獲得了一份人壽保險單（由可保權益所支援），你就可以任意處置它，包括將其賣給其他人。這項「轉讓」原則，正如它被稱為的那樣，意味著人壽保險就是一種與其他財產沒什麼兩樣的財產。sup/sup
1911年，美國最高法院支援了這種出售或者「轉讓」某人的人壽保險單的權利。為法庭撰寫判詞的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jr.）大法官承認了這個問題：賦予人們將其人壽保險單賣給第三方的權利，破壞了可保權益這項要件。這意味著投機者可以重新進入市場：「一份與被投保人沒有任何利益關係的人壽保險合約，是一種純粹的賭注，它使被投保人在終結生命方面得到了一種險惡的反向利益。」sup/sup
這恰恰是幾十年後保單貼現所提出的問題。讓我們回想一下那份被肯德爾·莫里森（那名患有艾滋病的紐約人）賣給第三方的人壽保險單。對於購買這份保單的投資者而言，這份保單純粹是一份關於莫里森會活多長時間的賭注。當莫里森沒有很快死掉的時候，這位投資者發現自己倒是「在終結生命方面得到了一種險惡的反向利益」。這就是那些詢問莫里森身體狀況的電話和聯邦快件所具有的全部含義。
霍姆斯承認，對可保權益進行規定的全部要義就在於防止人壽保險演變成一種死亡賭博，即「一種有害的賭博」。但是他認為，這個理由還不足以阻止人壽保險的二手市場（它會把投機者從後門帶回來）。霍姆斯得出結論：「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壽保險已經成為人們最認可的投資和自我強制儲蓄的形式之一。在合理的安全範圍內，使人壽保險也具有財產的一般特性乃是可行的。」sup/sup
一個世紀以後，霍姆斯在當年所面臨的困境變得更為嚴峻了。區分保險、投資和賭博的界線也都不復存在了。20世紀90年代的普通員工保險、保單貼現和死亡賭局，只不過是個開端。今天，生命與死亡的市場已然掙脫了那些曾經限制它們的社會目的和道德規範對它們的約束。
恐怖活動期貨市場
假設有一種除了提供娛樂外還有其他作用的死亡賭局。設想有這麼一個網站，它允許你可以不對電影明星的死亡進行押注，而對哪些外國領導人會遭暗殺或被推翻進行押注，或者對下一次恐怖襲擊會發生在什麼地方進行押注。讓我們再假設這種賭局的結果將產生有價值的資訊，而政府可以利用這些資訊來保衛國家安全。2003年，美國國防部的一個機構就曾提議建立這樣一個網站。五角大樓把它稱為「政策分析市場」（policyanalysismarket）；媒體則把它稱為「恐怖活動期貨市場」（terrorismfuturesmarket）。sup/sup
這個網站是美國國防高等研究專案局（defenseadvancedresearchprojectsagency）的發明，該局是一個負責為進行戰爭和蒐集情報而開發創新技術的機構。這個網站的理念是，讓投資者買賣有關各種情形（最初與中東有關）的期貨合同。作為樣本的情形包括：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是否會被暗殺？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是否會被推翻？以色列是否會成為生物恐怖主義者襲擊的目標？另一個樣本問題是與中東無關的：朝鮮是否會發動核攻擊？sup/sup
由於交易者必須用他們自己的錢來為他們的預測投注，因此那些願意下大賭注的人很可能就是擁有最佳資訊的人。如果期貨市場可以很好地預測石油、股票和黃豆的價格，那麼為什麼不把它們的預測能力用於預測下一次恐怖襲擊呢？
關於這個賭博網站的新聞，引起了美國國會的憤怒。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譴責這種期貨市場，而國防部也迅速取消了這個計劃。社會之所以產生這麼大的反對浪潮，部分是因為人們懷疑這個計劃是否能起作用，但大部分是因為人們在道德上反感政府開設災難事件賭局的前景。美國政府怎麼可以慫恿人們利用恐怖活動和死亡來賭博和營利呢？sup/sup
參議員拜倫·多根（北達科他州民主黨人）質問道：「你是否能夠想象：另一個國家設立了一個賭場，人們可以去那裡……打賭一名美國政治人物是否會被暗殺？」參議員羅恩·懷登（俄勒岡州民主黨人）與多根一起要求撤銷這項計劃，說它是「令人厭惡的」。懷登指出：「開設有關暴行和恐怖活動的聯邦賭局的想法是荒謬的，也是怪誕的。」多數黨領袖參議員湯姆·達斯科爾（南達科他州民主黨人）將這個專案稱為「不負責任的和粗暴的」。他還補充說：「我不能相信有人會一本正經地提出我們應當用死亡來做交易。」參議員芭芭拉·博克瑟（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人）說道：「它有點讓人噁心。」sup/sup
五角大樓沒有回應這些道德爭論，反而發表了一項陳述該專案原則的宣告，並論辯說期貨交易不僅在預測商品價格方面一直是有效的，而且在預測選舉和預測好萊塢電影的票房成功方面也一直是有效的：「研究表明，市場乃是收集那些分散甚至隱蔽資訊的極為高效的、有效的和及時的聚合器。期貨市場已經證明了它很善於預測選舉結果之類的事件，它們的預測往往比專家的觀點還要準確。」sup/sup
一些學者（主要是經濟學家）贊同這種觀點。一位學者寫道：「看到惡劣的公共關係毀掉了一種具有潛在重要意義的情報分析工具，頗令人感到沮喪。」抗議的浪潮阻礙了人們對該專案的優點做出恰當的評價。斯坦福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文章寫道：「金融市場是一種非常強大的資訊聚合器，而且也常常是比傳統方法更好的預測者。」他們引證艾奧瓦電子市場（iowaelectronicmarket）來說明問題，因為這家線上期貨市場比民意測驗更準確地預測了一些總統選舉的結果。另一個案例則是橙汁期貨市場。「相比於國家氣象局，濃縮橙汁期貨市場是佛羅里達州天氣的更好的預報員。」sup/sup
市場預測優於傳統情報蒐集的一個地方在於：市場並不受制於官僚和政治壓力所導致的資訊失真。瞭解某些事情的中層專家可以直接進入市場，並把他們的錢投到他們確信的地方。這可以使某些原本被高層人士壓制且永遠不會大白於天下的資訊曝光於大眾。讓我們回想一下伊拉克戰爭前中央情報局（cia）所受到的各種壓力——它必須得出結論稱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家獨立的賭博網站對這個問題的懷疑，要大於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尼特（georgetenet）的懷疑，後者曾宣稱這種武器的存在就像是「灌籃得分」（slamdunk）那樣確定無疑。sup/sup
然而，支援恐怖活動期貨網站的理據所依憑的則是一種信奉市場力量的更宏大且更寬泛的主張。隨著市場必勝論進入高潮，該計劃的捍衛者明確表達了一種伴隨金融時代而形成的對市場信念的新認知：市場不僅是生產和分配商品的最有效的機制，而且也是聚合資訊與預測未來的最好方式。美國國防高等研究專案局期貨市場的優點在於，它會「撥動、刺激和喚醒一個固執的情報界去認清自由市場的預測能力」。它會讓我們開啟眼界，使我們明白「決策理論家幾十年來早已知曉的東西：事件的機率可以根據人們願意下的賭注來測量」。sup/sup
那種宣稱自由市場不僅有效而且還有洞見力的主張，乃是不同尋常的。並非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贊同這個主張。一些經濟學家論辯說，期貨市場善於預測小麥的價格，但卻在預測罕見事件（諸如恐怖襲擊）方面力不從心。另一些經濟學家則堅持認為，就情報蒐集而言，專家市場要比那些對一般公眾開放的市場更有效。人們還根據一些特別的理由來質疑美國國防高等研究專案局的這項計劃：它是否會被恐怖分子所操縱？因為恐怖分子可能會為了從一場襲擊中獲利而參與「內幕交易」，或者有可能通過賣空恐怖活動期貨來隱匿他們的計劃。此外，如果人們知道美國政府會利用這種市場資訊來阻止，比如，對約旦國王的暗殺並因此挫敗他們的賭局的話，那麼他們是否還真的會把賭注押在這個事件上呢？sup/sup
撇開這些實際問題不論，讓我們來看看下面這種具有道德意義的反對意見，即政府開設的有關死亡和災難的賭局是令人厭惡的。假設上述實際困難可以得到克服，而且恐怖活動期貨市場也可以經由設計，而在預測暗殺和恐怖襲擊方面比傳統情報機構做得更好。那麼對於用死亡和災難進行賭博並營利的行為的道德厭惡感，是否還是抵制這種做法的充分理由呢？
如果政府提議開設一種「名人死亡賭局」的話，那麼答案將一目瞭然：由於它不實現任何社會善，所以對於強化人們對他人的死亡與不幸的無情漠視或者（更糟糕的）極度痴迷的做法而言，也就無須多費口舌了。當諸如此類的賭博活動由私人經營時，它就更是壞到底了。肆無忌憚的死亡賭博腐蝕了人們的同情心和正派，政府應當加以阻止，而不是推進。
使恐怖活動期貨市場在道德上呈現出更為複雜狀況的原因在於，與死亡賭局不同，它旨在做好事。假定它是有效的，那麼它就會提供有價值的情報。這就使它與保單貼現業務有些類似。在這兩種情形中，道德困境的結構是一樣的：我們是否應當以道德為代價——使投資者的利益與他人的死亡與不幸緊密掛鉤——來推進一種值得追求的目標——為垂死之人的醫療需求提供財力支援或者阻止一場恐怖襲擊？
一些人說：「是的，當然。」這是一位幫助美國國防高等研究專案局構想出這個計劃的經濟學家的回答：「藉著情報的名義，人們在撒謊、欺騙、偷盜和殺戮。相比於這些行為，我們的提議是非常溫和的。我們只是從一些人那裡拿了錢，然後根據誰的資訊準確再把錢給另一些人罷了。」sup/sup
但是這個回答太隨意了。它忽視了市場排擠道德規範的那些方面。當參議員們和社論作者們將恐怖活動期貨市場斥責為「粗暴的」、「令人厭惡的」和「怪誕的」時候，他們所指的是為某人死亡下注並希望那個人死掉以便從中獲利這種行為在道德上醜陋的一面。儘管這種事情在我們社會中的某些地方已然發生了，但是讓政府去開設一個使其常規化的機構的做法在道德上卻是墮落的。
在某些極端的情形中，這或許是一種值得付出的道德代價。認為那些做法是墮落的觀點並不總是決定性的。但是這些觀點卻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了一種常常被市場熱衷者所忽視的道德考量。如果我們確信恐怖活動期貨市場是保護國家免遭恐怖襲擊的唯一方式或最佳方式的話，那麼我們就有可能決定忍受這種期貨市場所會助長的那種低劣的道德感了。但是，那將會是一種吃大虧的交易，而且對它保持厭惡感也仍是至關重要的。
當死亡市場為人熟知並變成一種慣例的時候，對它的那種道德輕蔑也就不易再保有了。在一個人壽保險正在變成（正如18世紀的英國）一種投機工具的時代，牢記上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今天，拿陌生人的生命打賭的行為，已不再是一種孤立的賭局遊戲，而是一項支柱產業了。
陌生人的生命
延長生命的艾滋病藥物是健康的福音，但卻是保單貼現行業的詛咒。投資者們發現自己被套住了，因為他們要為那些無法按預期那樣快速「到期」的人壽保險支付保險費。如果這門生意要想存續下去的話，那麼保單貼現經紀人就需要找到更為可靠的死亡去投資。在研究了癌症患者和其他絕症患者之後，他們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為什麼要把這項生意侷限在患者身上呢？為什麼不從那些願意需要現金的健康老年人那裡購買人壽保險單呢？
艾倫·伯格（alanbuerger）是這一新興產業的開拓者。20世紀90年代早期，他向公司出售普通員工保險。當國會削減了普通員工保險的稅收好處時，伯格曾考慮轉入保單貼現行業。但是，他當時冒出了一個想法，即健康富裕的老年人提供了一個更大且更有前景的市場。伯格告訴《華爾街日報》說：「我當時覺得豁然開朗。」sup/sup
2000年，他開始從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那裡購買人壽保險單，並把它們倒賣給投資者。這種生意的運作與保單貼現生意一樣，只是在這種生意中人的壽命預期更長，而且保單的價值一般也更高，常常可以達到100萬美元以上。投資者從那些不再需要這些保單的人那裡將其買下並支付保險費，然後在這些人去世以後收取死亡保險金。為了避免染上與保單貼現相關聯的那種汙名，這門新生意把自己稱作「壽險保單貼現」（lifesettlement）產業。伯格的公司，即考文垂第一公司（coventryfirst），乃是這個行業中最成功的公司之一。sup/sup
壽險保單貼現產業以「人壽保險自由市場」的面目出現在人們面前。在此之前，那些不再想要或不再需要其人壽保險單的人別無選擇，只能讓這些保單失效，或者在某些情形中只能向保險公司折兌現金以求拿到很少一點退保金。而現在，他們則可以通過把他們不需要的保單拋售給投資者而從中獲得更多好處。sup/sup
無論從哪方面聽上去這都像是樁好買賣。老年人可以把他們不需要的人壽保險單賣個公道的價錢，而投資者則在這些保單到期時獲得保險金。但是，這種人壽保險的二手市場也引發了一些爭議和大量訴訟。
一種爭議是由保險業的經濟核算而引起的。保險公司不喜歡壽險保單貼現。在確定保險費的時候，保險公司長期以來一直假定，有一定數量的人會在他們去世之前放棄他們的保單。一旦孩子們長大成人而且配偶也得到了供養，那些保單持有人便常常會停止支付保險費並使保單自動失效。事實上，幾乎有40%的人壽保險單最終保險公司都沒有償付死亡保險金。但是，隨著更多的保單持有人將他們的保單賣給投資者，失效的保單更少了，而且保險公司將不得不償付更多的死亡保險金（也就是說，償付給那些一直支付保險費並最終獲賠的投資者們）。sup/sup
另一種爭議涉及拿生命作賭注的道德窘境。對於壽險保單貼現來說，與保單貼現一樣，投資的收益率取決於被投保人何時死亡。2010年，《華爾街日報》報道了生命伴侶控股公司（lifepartnersholdings）的情況。這是得克薩斯州一家壽險保單貼現公司，它曾經低估了那些將保單賣給投資者的老年人的預期壽命。例如，這家公司將愛達荷州一名79歲牧場主的一份價值200萬美元的人壽保單賣給了投資者，斷言他只有2~4年的壽命。但是5年多過去了，這位在當時已經84歲的牧場主依然身體強健，能在跑步機上跑步、舉重和伐木。他說：「我壯得像頭牛，很多投資者都要大失所望了。」sup/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