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某些東西是不可以用金錢來買賣的？如果有的話，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夠確定哪些物品和活動是可以正當買賣的，而哪些物品和活動是不可以正當買賣的？我建議，我們可以通過提出一個略微不同的問題來著手探討上述問題，而這個略微不同的問題便是：是否有某些東西是金錢不能買的？
金錢能夠買什麼和不能買什麼
就上述「是否有某些東西是金錢不能買的」這個問題而言，大多數人會做出肯定的回答。我們可以以「友誼」為例。假設你想有更多的朋友，那麼你會設法去買一些朋友嗎？這是不可能的。稍稍一想，你就會意識到，就「友誼」而言，「購買」這種方式是無效的。一個僱來的朋友與一個真正的朋友是不一樣的。你可以僱人來做你的朋友一般都會做的一些事情，比如，當你出門時幫你收信件，必要時幫你照看小孩，或者扮演情緒治療專家的角色聆聽你的苦惱並給你同情性的建議等。眼下，你甚至可以通過為你的facebook網頁僱用一些俊男美女「朋友」來增加你的網路知名度，而價錢是每位「朋友」每月99美分。當被使用的照片（大多數是模特的照片）未得到授權時，虛擬朋友網站則會被停止運營。sup/sup儘管所有這些服務都可以拿來買賣，但實際上你是不可能買到一個真正的朋友的。總之，用來買友誼的金錢要麼把友誼消解掉，要麼使友誼完全變味。
或者，我們也可以考慮一下諾貝爾獎的情形。假設你拼命想得到諾貝爾獎，但是你按正常的方式卻未能獲得諾貝爾獎。這時，你可能會突然產生去買一項諾貝爾獎的念頭。但是，你很快會意識到這種方式是無效的，因為諾貝爾獎不是金錢能夠買的那種東西。美國棒球大聯盟（theamericanleague）最有價值球員獎也不是金錢能夠買的那種東西。如果某位前「諾貝爾獎」得主或前「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最有價值球員獎」得主願意賣掉他的獎品，那麼你就可以買到這個獎品，而且你還可以把這個獎品陳列在你的客廳裡。但是，你卻無法買到那個獎項本身。
這不只是因為「諾貝爾委員會」和「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不出售這些獎項。即使「諾貝爾委員會」和「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拍賣他們的獎項，比如，一年出售一個諾貝爾獎，那麼所購得的那個獎也定會與真正的獎不一樣。市場交易會消解掉賦予該獎項以價值的那種善（good）。這是因為諾貝爾獎是一種表達尊敬的物品。購買諾貝爾獎就是在消解你追求的那種物品。一旦人們得知有人購買了諾貝爾獎，那麼諾貝爾獎也就不再會傳遞出或表達出人們被授予該獎時所得到的那種尊敬和承認。
美國棒球最有價值球員獎的情況亦是如此。棒球最有價值球員獎也是表達尊敬的物品；如果棒球最有價值球員獎是買來的，而不是靠賽季的本壘打比賽獲勝或其他精彩表現獲得的，那麼這個最有價值球員獎的價值就會被消解掉。當然，表徵一個獎項的獎品與這個獎項本身之間是有區別的。事實的確如此，美國好萊塢奧斯卡金像獎的一些得主賣掉了他們的奧斯卡金像，或把這些奧斯卡金像留給了他們的繼承人，而他們的繼承人則把金像賣掉了。蘇富比拍賣行（sotheby’shouse）和其他拍賣行拍賣了其中的一些奧斯卡金像。1999年，邁克爾·傑克遜用154萬美元購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亂世佳人》（gonewiththewind）的奧斯卡金像。頒發奧斯卡金像獎的「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反對買賣奧斯卡金像，因此它現在要求奧斯卡金像獎得主簽署一項承諾不出售奧斯卡金像的協議。頒發奧斯卡獎的官方機構不想將符號性的雕像變成商業性的收藏品。不論收藏家是否有能力購買奧斯卡金像，購買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與贏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顯然是不一樣的。sup/sup
上述這些較為顯見的事例為我們所關注的那個更具挑戰性的問題提供了某種啟示，而那個問題就是：是否有一些東西是金錢能夠買到但卻不應當買的？讓我們來考察一種能夠買但它的買賣卻會在道德上引起爭議的物品，比如，人的腎臟。一些人為器官移植市場辯護，而另一些人則發現這種市場存在道德爭議。如果購買腎臟是錯誤的，那麼其問題並不會像諾貝爾獎那樣：金錢會消解該物品的價值。假設腎臟移植很匹配，那麼腎臟就會發揮功用，而與支付金錢無關。因此，為了確定腎臟是否應當拿來買賣，我們必須做一番道德探究。我們必須檢視贊同或反對器官買賣行為的各方觀點，並確定哪方的觀點更具有說服力。
或者，讓我們來考慮一下嬰兒買賣的事例。幾年前，「法律和經濟」運動（thelawandeconomicsmovement）的領軍人物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posner）法官，曾建議用市場手段來分配那些供收養的嬰兒。波斯納承認，一些更討人喜歡的嬰兒相較於不太討人喜歡的嬰兒會要求收養人出更高的價格。但是他論辯說，在分配供收養的嬰兒這件事情上，自由市場會比現行的收養制度做得更好，因為現行的收養制度雖說允許收養機構收取一定的費用，但卻不允許拍賣嬰兒或索要市場價格。sup/sup
許多人都不贊同波斯納的這項建議。他們主張，不論市場多麼有效，孩子都不應當拿來買賣。在認真審視這場爭論以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它所具有的一個明顯特徵，即像腎臟市場一樣，嬰兒市場也不會消解掉嬰兒購買者試圖獲得的那種物品。在這個方面，買來的嬰兒不同於僱來的朋友或買來的諾貝爾獎。如果存在一個收養嬰兒的市場，那麼人們以現價購買之後就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孩子。這樣一個市場是否存在道德爭議，乃是一個需要我們更進一步予以思考的問題。
因此，乍看起來，下述兩類物品之間有一種明顯的區別：一類東西（如朋友和諾貝爾獎）是金錢不能買的，而另一類東西（如人的腎臟和孩子）是金錢能夠買的，但在是否應當買賣上存有爭議。然而，我建議，這二者的區別並沒有乍看上去時那麼清晰明確。如果我們審視得更仔細些，那麼我們便可以洞見上述顯見的情形（即購買朋友和諾貝爾獎）與上述存有爭議的情形（即購買人的腎臟和孩子）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絡；在上述顯見的情形中，金錢交易損毀了人們所購買的物品，而在上述存有爭議的情形中，物品會在買賣後得以存續，但結果卻有可能遭到貶損、腐蝕或減少。
僱人道歉與購買婚禮祝詞
我們可以通過考察一些介於購買友誼與購買腎臟之間的事例來探究上述兩種情形中的那種聯絡。如果金錢不能購買友誼，那麼友誼的表徵或親密的、愛慕的或懊悔的表示又如何呢，也不能買嗎？
2001年，《紐約時報》刊發了一篇關於一家中國公司的報道。該公司提供一項獨特的服務：如果你需要向某人（如已經分手的戀人或已經鬧翻的商業合作伙伴）道歉，而你又不想親自去向他道歉，那麼你便可以僱用天津道歉公司代表你去道歉。天津道歉公司的口號是「我們替你道歉！」這篇文章還說，專業道歉工作人員是「一些擁有大學學歷、身穿深色制服的中年男性和女性。他們是擁有‘出色口頭表達能力’和重要生活經驗的律師、社會工作者和教師；當然，他們在諮詢方面還接受過額外的培訓」。sup/sup
我不知道天津道歉公司是否取得了成功，甚或也不知道該公司是否依然存在。但是，我在讀到這篇有關天津道歉公司的報道時產生了一種疑惑：買來的道歉可行嗎？如果某人冤枉了你或冒犯了你，然後再派一個僱來的道歉者向你賠罪，你會感到滿意嗎？它也許取決於各種情境，甚或也可能取決於成本。你會認為一個昂貴的道歉比一個廉價的道歉更有意義嗎？或者說，需要道歉之人的道歉行為應該包含懊悔之意，以至於它是不能被外包的？如果僱人道歉無論花費如何巨大都無法達到本人道歉的效果，那麼道歉就像朋友一樣也是金錢不能買的那類東西。
讓我們考慮一下另一種與友誼密切相關的社會慣例，即對新人致婚禮祝詞。按照傳統習俗，婚禮祝詞是由男儐相（通常是新郎最親密的朋友）向新婚夫婦表達溫暖、詼諧和衷心的美好祝願。但是，構思一篇優雅的婚禮祝詞並不簡單，而且許多男儐相都無法勝任這項任務。於是，一些男儐相會去網上購買婚禮祝詞。sup/sup
「完美祝詞網站」（）就是專門為人代寫婚禮祝詞的一家主要的網站。「完美祝詞網站」自1997年開始運營。你只要在網上回答一份調查問卷（內容包括新娘和新郎是如何相遇的、你會如何描述新娘和新郎，以及你是想要一篇幽默風趣的祝詞還是一篇感情真摯的祝詞等），你便可以在3個工作日內收到一篇量身定製的3~5分鐘的祝詞。代寫一篇婚禮祝詞的價格是149美元，可以用信用卡支付。對於那些支付不起代寫婚禮祝詞價格的男儐相來說，其他一些網站——如「即時婚禮祝詞網站」（）——為他們出售規範的、事先寫好的婚禮祝詞，每篇價格為19.95美元，而如果客戶對服務不滿意，則可以保證退款。sup/sup
假設在你的婚禮上，你的伴郎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並讓你熱淚盈眶的婚禮祝詞。事後，你瞭解到你的伴郎給你們的婚禮祝詞並不是出自他本人之手，而是從網上買來的。對此，你會在意嗎？這篇婚禮祝詞在當下的意義會不及你的伴郎當初念它的時候（即在你不知道這篇婚禮祝詞是由槍手代寫的時候）的意義嗎？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很可能會回答說，「不及」，也就是說，買來的婚禮祝詞不如由伴郎親自撰寫的婚禮祝詞更有價值。
有人可能會論辯說，各國的總統和首相通常也會僱用演說稿撰寫者，卻沒有人會為此指責他們。但是，婚禮祝詞並不是國情諮文，而是對友誼的一種表達。儘管買來的婚禮祝詞在達到預期效果的意義上可能是「有效的」，但是這種效果的達到卻可能要取決於一種欺騙因素。這裡有一個測試：如果你為了在最好朋友的婚禮上發表婚禮祝詞這件事感到頭疼，而去網上買了一篇感人且真摯的婚禮祝詞傑作，那麼你是會曝光購買婚禮祝詞這個事實，還是會竭力掩蓋這個事實？如果買來的婚禮祝詞需要藉助掩蓋它的出處來達到效果，那麼我們就有理由相信，買來的婚禮祝詞乃是對祝福人親自撰寫的婚禮祝詞的一種腐蝕。
從某種意義上講，道歉和婚禮祝詞是金錢能夠買的物品。但是，買賣道歉和婚禮祝詞卻改變了它們的品質，並且貶低了它們的價值。
抵制禮物的理據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友誼的另一種表達方式——送禮。與婚禮祝詞不同，禮物難免有物質的一面。但是，就一些禮物而言，其在金錢方面不那麼顯眼；而就另一些禮物而言，其在金錢方面則相對明顯。在最近幾十年裡，禮品貨幣化已經成了一種趨勢，而這也是社會生活日趨商品化的另一個例子。
經濟學家不喜歡送禮。或者更確切地說，經濟學家很難把送禮視作一種理性的社會慣例。從市場邏輯的角度來看，相比送禮直接給現金來得更好。如果你設想人們一般都瞭解自己的偏好，而且送禮的目的是為了讓你的朋友或心愛的人高興，那麼給錢就是最好的方式。即使你品味高雅，你的朋友也可能不喜歡你挑選的領帶或項鍊。因此，如果你真的想要最大化你的禮物給人的好處，那麼你就不要買禮物，只要把你本來買禮物所要花費的錢給他就可以了。你的朋友或心愛的人或者可以拿你給的錢去買你原本打算買的物品，或者（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可以拿你給的錢去買某種會給他帶去更大愉悅的物品。
這就是經濟學家反對送禮的邏輯。這種邏輯受制於一些限定條件。如果你碰巧看到你朋友會喜歡但卻不甚熟悉的物品（比如，一種最新的高科技小物件），那麼這個禮物就會比你資訊閉塞的朋友用同樣的錢所購買的東西給他帶去更大的快樂。但是，這是一個與經濟學家的基本假設相符合的特殊情形，而經濟學家的這個基本假設認為，送禮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受贈人的福利或功利最大化。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經濟學家喬爾·沃德佛格（joelwaldfogel），一直把送禮的經濟低效這個問題作為他長期研究的課題。所謂「低效」，沃德佛格意指兩種價值間的落差：一個是你嬸嬸送給你的生日禮物（價值120美元的帶有菱形圖案的毛衣）對你的價值（可能非常小），另一個是（如果你嬸嬸把購買該毛衣的120美元現金給你）你會買的那個東西（比如，ipod）對你的價值。1993年，沃德佛格在其論文《聖誕節無謂損失》（thedeadweightlossofchristmas）中，已然注意到了與節假日送禮相關的揮霍行為的盛行。沃德佛格在其近著《吝嗇經濟學：節假日不該送禮的理由》（scroogenomics:whyyoushouldn’tbuypresentsfortheholidays）中修訂並詳盡闡述了前述論題：「總而言之，當其他人為我們買東西（如衣服、音樂製品或其他任何東西）時，他們所挑選的東西很可能不是我們會為自己所挑選的東西。不論他們如何用心良苦，我們都能料到他們的選擇是無法令我們滿意的。相較於他們的支出本應帶給我們的滿意度而言，他們的選擇可以說侵損了他們所付金錢的價值。」sup/sup
按照規範的市場邏輯，沃德佛格得出結論，在大多數情形中，還是直接給錢來得更好：「經濟學理論和常識都使我們做出這樣一種預期：就每一歐元、每一美元或每一謝克爾的花費而言，我們為自己買東西要比我們為他人買禮物會使我們更滿意……買禮物一般都會侵損物品的價值，而且只有在極少數的最好特例中，買禮物才能令人覺得與給現金一樣好。」sup/sup
在闡明瞭反對送禮的經濟學邏輯之後，沃德佛格又對這種低效的做法侵損了多少價值進行了調查研究。他讓禮物受贈人對他們所收到的禮物進行估價，並詢問他們願意為他們所收到的禮物付多少錢。他的研究得出結論：「就每一美元的花費而言，我們認為，我們所收到的禮品相較於我們為自己所買的物品在價值上要少20%。」就是這個20%使得沃德佛格能夠估算出美國全國範圍內在節假日送禮所將產生的總「價值損失」：「假定每年美國節假日人們送禮要花費650億美元，這意味著，與我們以通常的方式（即精打細算的方式）為我們自己花費650億美元所獲得的滿意度相比較，我們會因為送禮而將少獲得130億美元的滿意度。美國人是在以一種‘大肆侵損物品價值’的方式慶祝節假日。」sup/sup
如果送禮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和低效活動，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堅持這麼做呢？這個問題在規範的經濟學假設範圍內很難得到回答。然而，格雷戈裡·曼昆在他所撰寫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卻勇敢地嘗試對此做出回答。曼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一開始就指出，「送禮是一個奇怪的習俗」，但他同時也承認，如果在你男朋友或女朋友過生日時給他/她現金，而不是一件生日禮物，那一般來說是一個餿主意。這是為什麼呢？
曼昆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是，送禮是一種「傳送訊號」的模式——這是一個意指用市場來克服「資訊不對稱」的經濟學術語。比如，一家擁有高質量產品的公司花費鉅額費用來做廣告，其目的不僅是為了直接遊說顧客購買其產品，而且也是在向他們「傳送訊號」：負擔代價高昂的廣告意味著該公司對其產品質量有足夠的自信。而曼昆的言下之意是，送禮也是在以同樣的方式傳送訊號。一個為送給女朋友禮物而精心琢磨的男人「心裡有一則私密資訊，即他的女朋友想知道：他是否真的愛她？為她挑選一件好的禮物是他愛女朋友的一個訊號」。既然挑選禮物要花費時間和精力，那麼挑選一件合適的禮物乃是他「傳遞他愛女朋友這一私密資訊」的一種方式。sup/sup
曼昆對上述問題的解釋，是一種思考戀人與禮物問題的極其呆板的方式。「發出」愛的「訊號」，與表示愛是不一樣的。說傳送訊號，實際上是在錯誤地假定，愛是一則由一方傳遞給另一方的私密資訊。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給現金也會行之有效——錢給得越多，訊號就越強，進而愛意（想必）也就越濃。但是，愛不只是（或主要不是）一個私密資訊的問題。愛是一個人與另一人相處並回應另一人的行為或感情的一種方式。禮物（尤其是花心思的禮物）可以是愛的一種表示。從表示的角度來看，好的禮物不僅要讓人高興（即滿足受贈人消費偏好意義上的那種高興），而且還反映了贈送者與受贈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特定的親密關係。這就是為什麼送禮要花費心思的原因所在。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禮物都可能有上面那種「表示」的意味。如果你出席一個遠房兄弟的婚禮或某個商業夥伴的小孩的成人禮，那麼較好的做法很可能是從婚姻登記處買一件禮物或者直接給現金。但是，給朋友、戀人或配偶現金而不是某件精心挑選的禮物，所傳遞的就是不把他/她放在心上的某種冷漠。這就好像用金錢代替了對朋友、戀人或配偶的關愛似的。
經濟學家知道禮物有表示的一面，儘管他們的經濟學原理無法解釋這一點。亞歷克斯·塔巴羅克（alextabarrok）是一位經濟學家和一名博主；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作為經濟學家，我認為最好的禮物是現金，但是不作為經濟學家的我則反對這種觀點。」功利主義觀點認為，理想的禮物是我們會為自己購買的那種物品：假設某人給了你100美元，而你用這100美元為你自己的車買了一副輪胎。這就是使你的功利最大化的東西。針對這種觀點，塔巴羅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反例：如果你的戀人送給你的生日禮物是一副你的汽車的輪胎，那麼你可能不會感到特別高興。塔巴羅克指出，在大多數情形中，我們寧願送禮的人送給我們某種奇特的東西，也就是某種我們不會為自己購買的東西。至少，我們願意從我們的知己那裡收到可以表達「狂野的自我、激情的自我或浪漫的自我」的禮物。sup/sup
我認為，塔巴羅克確實發現了一些東西。送禮物之所以並不總是對有效功利最大化（efficientutilitymaximizing）的非理性背離，乃是因為禮物並不只是事關功利的問題。一些禮物是對某些確定、質疑或重釋我們的身份關係的一種表達。這是因為友誼除了對友誼雙方彼此有用以外，還有更多的意義。它的意義還包括在與他人相處的時候有助於人的性格的成長和人對自我的認知。正如亞里士多德教導我們的那樣，友誼在最佳狀態的時候還具有塑造和教育的意義。然而，將朋友之間所有形式的送禮都貨幣化，會在用功利性規範支配一切的過程中把友誼腐蝕掉。
甚至用功利主義觀點來審視送禮這一行為的經濟學家也不能不注意到，送錢乃是一種例外而非常態，尤其在地位同等者之間、配偶之間以及其他重要的人之間更是如此。在沃德佛格看來，這便是他所譴責的那種低效的淵源。那麼，依照他的觀點，又是什麼在激勵人們堅持這樣一種大規模侵損價值的習慣呢？他認為，激勵人們送禮而不給錢的乃是這樣一個事實，即現金被認為是一種承載某種惡名的「庸俗之禮」。不過，他並沒有追問人們把送錢視為庸俗的觀點是對還是錯。相反，他撇開這種惡名所具有的減損功利的不良傾向，反而把這種惡名視為一種沒有任何規範意義的非理性的社會事實。sup/sup
沃德佛格認為：「如此多的聖誕禮物是實物而非現金，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人們認為送錢太俗。如果送錢沒有這種惡名，那麼送禮的人就會給現金，受贈人也會用這筆錢去買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而這也會使受贈人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sup/sup斯蒂芬·都伯納和史蒂文·列維特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觀點，即人們在送禮時之所以不願意送現金，多半是一種「社會禁忌」（asocialtaboo）所致，而這種禁忌「粉碎了經濟學家關於完美、有效交易的夢想」。sup/sup
對送禮的經濟學分析在一個狹小的領域內說明了市場邏輯所具有的兩個顯著的特徵。第一，這種分析表明了市場邏輯是如何偷偷地預設了某些道德判斷的，儘管它聲稱自己是價值中立的。沃德佛格並沒有評論過人們討厭送錢的正當性，而且也從來沒有追問過它是否有可能得到正當性證明。他只是假定，它是實現功利的一種非理性障礙，即一種在理想狀態下應當加以克服的「功能失調的慣例」。sup/sup他並沒有考慮到這樣一種可能性，即送錢的惡名會反映一些值得珍視的規範，比如那些與友誼密切相關的關愛規範。
堅持認為所有禮物的目的都是為了使功利最大化，也就是未經論證地假定：首先，功利最大化的友誼觀是一種最合乎道德的觀念；其次，對待朋友的正確方式就是滿足朋友的偏好，而非質疑、扭曲或減損他們的偏好。
因此，反對送錢的經濟學理據並不是道德中立的。它預設了一種特定的友誼觀，亦即一種被許多人都認為不值一提的友誼觀。然而，不論對送禮的經濟學分析進路在道德上存在何種不足，這種分析進路卻正日益佔據支配地位。而這使得我們必須去直面送禮這個例子所具有的第二個顯著特徵。儘管它的道德假定存有爭議，但是思考送禮的經濟學方法卻正在逐漸成為一種事實。在過去20年裡，送禮的金錢面相已漸漸浮出水面。
禮物的貨幣化
下面讓我們來考慮一下禮品卡（giftcard）興起的情形。節假日的購物者正越來越趨向于贈送具有一定貨幣價值的禮品券或禮品卡（這些禮品券或禮品卡可以在零售店中兌換商品），而不是自己去尋找併購買恰當的禮物。禮品卡代表了一種折中的送禮形式，居於挑選具體禮物與給現金這兩種送禮形式之間的形式。禮品卡不僅使得送禮人的送禮活動變得更簡單，而且也給受贈人提供了更大的選擇範圍。一張塔吉特、沃爾瑪或薩克斯第五大道的50美元禮品卡，通過讓受贈人選擇他/她真正想要的某種東西的方式而避免了一件毛衣因為小兩碼而導致的那種「價值損失」。然而，禮品卡無論如何都是有別於給現金的。的確，受贈人確切地知道你花了多少錢；因為，禮品卡的貨幣價值是明確的。儘管這是事實，但是特定商場的一張禮品卡相對於給現金而言要少很多惡名。或許，選擇一家合適的商場所傳遞出的那種貼心的因素，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會減輕那種惡名。
節假日禮物的貨幣化趨勢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盛行；當時，越來越多的送禮人開始給親友送禮品券。20世紀90年代後期，從禮品券向「禮品卡」的轉變，加速了節假日禮物貨幣化的趨勢。從1998年到2010年，禮品卡年銷售額幾乎增加了8倍，超過了900億美元。根據消費者問卷調查，禮品卡是人們現在所需求的最流行的節假日禮物，居於服裝、影片遊戲產品、消費類電子產品、珠寶和其他物品之前。sup/sup
傳統主義者對這種趨勢深表哀嘆。朱迪絲·馬丁（judithmartin）是以「禮儀小姐」（missmanners）著稱的禮儀專欄的作家；她抱怨說，禮品卡業已「掏空了節假日的心臟和靈魂。你的基本做法就是給人送錢，就是送錢讓他們離開」。個人理財專欄作家莉茲·普利亞姆·韋斯頓（lizpulliamweston）所擔憂的是，「送禮這門藝術正在迅速蛻變成一種完全商業化的交易」。她問道：「從放棄現在的‘送禮’方式，到我們開始相互直接扔擲一疊一疊的美鈔，難道還需要很長時間嗎？」sup/sup
從經濟學的邏輯來看，向禮品卡的轉變乃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大步。直接給美鈔會更好。理由是什麼呢？儘管禮品卡減少了禮物的「淨損失」，但是它們卻無法把這種「損失」完全消除掉。假設你的叔叔給了你一張100美元的、可以在「家得寶」超市購買物品的禮品卡。這要比給你一個你不想要的價值100美元的工具包好得多。但是，如果你不喜歡家裝飾品，那麼你還是寧願要現金的。畢竟，金錢就像是一種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兌換物品的禮品卡一樣。
毫不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市場已經有了一種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一些網店現在（以低於禮品卡面值的價格）用現金購買禮品卡，然後再倒手轉變這些禮品卡。例如，一家名叫「卡片超市」（plasticjungle）的網店會用80美元的價格收購你的一張面值100美元的家得寶禮品卡，然後再以93美元的價格轉售該禮品卡。禮品卡的折扣率會根據禮品卡所能使用的商場的受歡迎度而變化。一張面值100美元的沃爾瑪或塔吉特禮品卡，「卡片超市」網店會用91美元的價格收購。然而，一張面值100美元的巴諾書店禮品卡，如果出售給「卡片超市」網店，很遺憾只能賣到77美元，略少於一張面值100美元的漢堡王禮品卡所能賣到的79美元。sup/sup
對於那些關注禮物淨損失的經濟學家來說，上述二手市場可以量化出你通過送禮品卡而非給現金這種方式強加給受贈人的經濟損失：禮品卡的折扣率越高，禮品卡的價值與現金價值之間的落差也就越大。當然，不論是送禮品卡，還是給現金，都無法體現傳統送禮方式所表達的那種貼心和關愛。貼心和關愛這些美德在禮物轉變為禮品卡（並最終轉變為現金）的過程中被削弱了。
一位研究禮品卡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種調和「現金的經濟效率」與「貼心的傳統美德」二者的方法：「一個打算送禮品卡的人需要記住給現金的可能好處，並附上一張給受贈人的便條，告訴他這筆錢可以在＿＿（此處填寫商場的名稱）消費；也就是在送禮品卡時再加上一點有益的體貼。」sup/sup
送錢並附帶一張令人高興的便條（建議受贈人在哪裡花掉這些錢），乃是一種被徹底解構的禮物。這就好比將功利元素和表示規範分別打包在兩個盒子裡，再用一根帶子把它們系在一起。
我最喜歡的一個送禮商品化的例子是一種提供電子化的禮物轉送（electronicregifting）系統，該系統最近獲得了專利。《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對這個系統進行了描述：假設你嬸嬸送給你一個水果蛋糕作為聖誕禮物。水果蛋糕公司在發給你的電子郵件中通知你將得到這樣一份貼心的禮物，同時給你提供下述3項選擇：接受交付、用它交換某種其他東西或將這個水果蛋糕送給你禮物名單上某位不會拒絕的人。由於交易是在網路上發生的，所以你不必麻煩地將水果蛋糕重新打包，再把它送去郵局。如果你選擇轉送禮物，那麼新的受贈人也會得到上述3項同樣的選擇。因此可能的情況是，這個沒有人需要的水果蛋糕可以經由網路空間而無限制地轉贈下去。sup/sup
一種可能令人感到糟糕的情況是：由於零售商執行一種透明的政策，所以水果蛋糕上述「旅程」中的每一位受贈人都能夠知曉這個水果蛋糕的行程表。這會令人感到尷尬。如果你知道這個水果蛋糕已遭到了前面好幾位受贈人的拒絕，而且直到現在才勉強地硬塞給你，那麼這很可能會削減你因得到這份禮物本應產生的感激之情，進而消解掉該禮物的情感價值。這有點像這種情況：你發現你最好的朋友事先在網上購買了一份感情真摯的婚禮祝詞。
買來的榮譽
儘管金錢買不來友誼，但在某種程度上，金錢卻能買到友誼的表徵和表達方式。正如我們業已看到的，把道歉、婚禮祝詞和禮物轉換成商品並不會把它們完全毀掉。但是，它確實侵損了它們。它們之所以遭到侵損乃與下述原因有關，即金錢不能用來買朋友：友誼以及維繫友誼的社會慣例乃是由某些規範、態度和美德構成的。把這些慣例商品化的做法，實際上就是要置換這些規範（如同情、寬容、貼心和關愛），並用市場價值觀來替換這些規範。
僱來的朋友與真正的朋友是不一樣的，幾乎所有的人都能說出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我能夠想到的唯一的一個例外乃是金·凱瑞（jimcarrey）在電影《楚門的世界》（thetrumanshow）中所扮演的角色。金·凱瑞所扮演的這個角色一生都生活在一個看似平安幸福的城鎮裡，而該角色不知道的是，這個城鎮實際上是一檔現實電視秀節目的攝影棚。金·凱瑞花了一些時間才弄清楚，他的妻子和他最好的朋友也都是僱來的演員。但是，這當然不是金·凱瑞僱來的，而是電視製片人僱來的。
友誼的關鍵在於：我們（通常）無法買到朋友的原因（即買賣朋友會損害這種關係），闡明瞭市場是如何腐蝕這種友誼表達方式的。儘管買來的道歉或婚禮祝詞讓人看起來像真的一樣，但是它們卻已然受到了玷汙和貶低。儘管金錢能夠購買道歉和婚禮祝詞，但是它們只是真正的道歉和婚禮祝詞的低階形式。
榮譽物品也很容易遭到相似的腐蝕。金錢不能用來買諾貝爾獎，但是其他形式的榮譽和認可又如何呢？下面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名譽學位的情況。大學和學院會把名譽學位授予傑出的學者、科學家、藝術家和公職人員。但是，有一些名譽學位的得主卻是事先把大筆錢捐給授予其名譽學位的機構的慈善家。就此而言，這類學位究竟是買來的，還是真正的榮譽？
名譽學位可以是含糊的。如果大學或學院直言不諱地陳述授予名譽學位的理由，那麼這種直言不諱就會消解掉它的美好。假設學位授予儀式上所頒發的榮譽證書這樣寫道：「我們基於傑出科學家和藝術家的成就而授予他們名譽學位。但是，我們授予你這個學位，是為了感謝你捐贈給我們1000萬美元修建了一座新的圖書館。」這樣的獎勵很難被視作一種名譽學位。當然，名譽學位上的讚美之詞永遠不會那樣寫。它們會論及公共服務、捐贈善舉，以及對大學使命的奉獻，亦即一些會模糊名譽學位與買來的學位這二者之間區別的讚美之詞。
我們也可以就入讀著名大學的名額是否可以買賣的問題提出類似的問題。大學不會拍賣它們的入學名額，至少不會明目張膽地拍賣它們的入學名額。如果許多有嚴格遴選程式的大學和學院都將一些新生名額賣給最高出價者，那麼它們就可以增加學校的財政收入。但是，即使它們想使自己的財政收入最大化，它們也不會把所有新生名額都拿來拍賣。這種做法不僅會降低教學質量，而且也會削弱考生考進大學的榮譽，進而還會減少需求。如果人們毫不費力就可以買到斯坦福大學或普林斯頓大學的入學名額，而且這種情況廣為人知，那麼你被斯坦福大學或普林斯頓大學錄取（或者你的孩子被斯坦福大學或普林斯頓大學錄取）也就沒有什麼可引以為傲的了。它頂多是那種類似於「我買得起一艘遊艇」般的驕傲。
然而，假設絕大多數的入學名額都是按照成績來分配的，只有少數入學名額是悄悄拿來出售的。同時，讓我們再假設，大學和學院在決定是否錄取你的時候要考慮很多因素（比如，高中成績；美國大學標準入學考試成績；課外活動；種族、民族及地域等因素；運動技能；校友子女優先因素等），以至於在任何情況下都很難說哪些因素是決定性因素。在上述兩種條件下，大學和學院可以把一些入學名額賣給富有的捐贈人，而同時又不減損學生在被頂級大學錄取時所能感受到的那份榮譽。
高等教育的評論家認為，上述情況大抵就是今天許多大學和學院的實際運作狀況。他們把「校友子女優先」（即優先考慮錄取校友的孩子）說成是一種呵護富人的做法。而且他們還指出了這樣一些情形：一些大學和學院為一些不怎麼優秀的申請者放寬了錄取標準，因為這些申請者的父母非常富有並有可能給學校捐贈鉅款，儘管他們並不是校友。sup/sup然而，捍衛這種做法的人則論辯說，私立大學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校友和富有捐贈者的捐贈，而且這些捐贈也可以使大學為那些不怎麼富裕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和財政援助。sup/sup
因此，與諾貝爾獎不同，大學和學院的入學名額是一種可以拿來買賣的物品，只要學校不公開兜售它們。大學和學院是否應當這樣做，則是一個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問題。買賣大學和學院入學名額的想法會面臨兩種反對意見。一種是關於公平的，另一種是關於腐敗的。基於公平的反對意見認為，為了讓富有捐贈者為學校基金進行鉅額捐贈而錄取他們孩子的做法，對於那些出生在經濟條件一般的家庭的申請者來說是不公平的。這種反對意見把大學教育視作贏得機會和改變社會地位的一種淵源，並擔心為富家子弟提供這種優惠條件的做法會固化社會經濟方面的不平等狀況。
那種反對腐敗的意見所關注的是制度誠信的問題。這種反對意見指出，高等教育不僅能夠使學生勝任有償工作，而且還體現了一些理想：追求真理、弘揚學術和科學的卓越性、增進人文教育、培育公民美德。儘管所有的大學都需要用錢來追求其目標，但是讓籌集資金的需求佔據主導地位，不僅會產生扭曲大學各種理想的風險，也會產生腐蝕賦予大學以存在理由的各種規範的風險。總之，這種反對意見所關注的是誠信，亦即一種制度對其基於理想的忠誠；而這一點正是眾所周知的對「出賣」的指責所揭示的。
反對市場的兩種觀點
上述兩種觀點貫穿於「金錢應當和不應當買什麼」的爭論之中。基於公平的反對意見所關注的是市場選擇有可能導致的不平等現象，而反對腐敗的意見所關注的則是市場關係有可能侵損或消解的規範和態度。sup/sup
讓我們來考慮一下買賣腎臟的情況。的確，金錢能夠購買他人的一個腎臟而同時不會損毀其價值。但是，人的腎臟應當拿來買賣嗎？那些認為人的腎臟不應當拿來買賣的人，一般都會基於下述兩種理由中的其中一種來反對這種做法。第一，他們論辯說，這樣的市場會對貧困者構成掠奪，因為他們選擇出售他們的腎臟有可能並非真正自願的（公平理由）。第二，他們論辯說，這樣的市場會促使人們把人貶低為、客體化為移植器官的一種集合體（腐蝕理由）。
或者，讓我們來考慮一下買賣孩子的情況。我們有可能建立一個收養嬰兒的市場。但是，我們應當這樣做嗎？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給出了兩種反對理由。一種反對理由認為，把孩子拿來出售的做法會把不那麼富裕的父母趕出這個市場，或者說，這樣做會給不那麼富裕的父母剩下一些最便宜的、人們最不想要的孩子（公平理由）。另一種反對理由認為，給孩子標價會腐蝕「無條件的父母之愛」這一規範；不同孩子之間不可避免的價格差異還會強化這樣一種觀念，即一個孩子的價值取決於他/她的種族、性別、智力前景、身體素質或身體殘疾，以及其他特徵（腐蝕理由）。
我們值得花一點時間來闡明上述兩種認為市場具有道德侷限的理由。基於公平的反對意見所指向的乃是當人們在不平等或極需金錢的條件下買賣東西時會產生的那種不公正。根據這種反對意見，市場交換並不總是如市場倡導者所認為的那樣是自願的。一個農民為了供養他正在捱餓的家人有可能會同意出售他的一個腎臟或一隻眼角膜，但是他的同意有可能並非真正自願的。實際上，這個農民有可能是迫於其惡劣的經濟狀況。
反對腐蝕的意見與基於公平的反對意見不同。它所指向的是市場估價或市場交換有可能會對某些物品和做法產生的貶損效應。根據這種反對意見，如果某些具有道德性質的物品和公共物品被拿來買賣，那麼它們就會受到銷蝕或腐蝕。反對腐蝕的意見不可能通過建立公平的交易條件而被消解，因為無論條件是否平等，它都可以適用。
人們就賣淫問題所展開的長時間的爭論，就表明了上述兩種理由之間的區別。一些人反對賣淫，因為賣淫者很少有人是真正自願的（如果有真正自願的話）。他們論辯說，那些賣淫的人一般都是被迫的，不論是迫於貧窮、毒癮，還是迫於暴力威脅。這種反對意見就是前述的「基於公平的反對意見」。但是，另一些人反對賣淫，則是因為不論婦女是否被迫賣淫，賣淫都會貶損婦女的人格。根據這種理由，賣淫是一種腐敗/腐蝕，它會貶低婦女的人格，並致使人們用不健康的態度看待性問題。反對貶損婦女人格的意見，並不取決於賣淫者是否真正同意這樣做；甚至在一個沒有貧窮的社會中，甚至在高階妓女（她們喜歡這份工作並自由選擇了這個職業）的情形中，這種反對意見也會譴責賣淫行為。
上述兩種反對意見利用了不同的道德理想。基於公平的反對意見所追求的是同意理想，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公平的背景條件下得以實現的那種同意理想。贊同用市場來分配物品的主要理據之一就是市場尊重選擇自由。市場允許人們自己選擇是否按照某種給定的價格出售某種物品。
然而，基於公平的反對意見指出，一些這樣的選擇並不是出於真正的自願。如果一些人極度貧窮或者沒有能力進行公平的討價還價，那麼市場選擇就不是自由選擇。因此，為了弄清楚某項市場選擇是否是一種自由選擇，我們就必須追問社會背景條件下的哪些不平等現象會破壞有意義的同意。討價還價能力的不平等在什麼意義上會對不利一方構成強制，並會破壞他們所達成交易的公平性？
反對腐敗的意見所利用的是一套不同的道德理想。它所訴諸的不是同意，而是相關物品（即那些被認為因市場估價和市場交易會受到貶損的物品）的道德重要性。因此，為了決定大學入學名額是否應當拿來買賣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對大學應追求的道德物品和公共物品展開討論，並對出售大學入學名額是否會損毀那些道德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問題進行追問。為了決定是否應當建立一個用於解決嬰兒收養問題的市場，我們就必須追問什麼規範應當用來調整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並對買賣孩子是否會破壞那些規範的問題做進一步的追問。
基於公平的反對意見和反對腐敗的意見在對市場的理解上存在不同：前者並不會因為某些物品是珍貴的、神聖的或無價的而反對把它們市場化；它反對在那種嚴重到足以產生不公平議價條件的不平等情形中買賣物品。它並不為人們反對在一個具有公平背景條件的社會中將一些物品（不論是性、人的腎臟，還是大學入學名額）商品化的做法提供任何理據。
與之不同的是，反對腐敗的意見所關注的是物品本身的性質以及應當用來調整這些物品的規範。因此，僅僅通過確立公平的討價還價條件，並不能消除這種反對意見。甚至在一個不存在能力和財富不公正差異的社會中，仍會有一些東西是金錢不應當購買的。這是因為市場不只是一種機制，而且還體現了某些價值觀。因而，有時候，市場價值觀會把一些值得我們關切的非市場規範排擠出去。
排擠非市場規範
對非市場規範的排擠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市場價值觀又是如何腐蝕、消解或取代非市場規範的呢？規範的經濟學邏輯假定，將某一物品商品化（即將該物品標價出售）並不會改變該物品的性質，而且市場交易還可以在不改變物品本身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效率。這就是為什麼經濟學家一般都支援用金錢激勵措施來激發所期望的行為；贊同倒賣珍貴的音樂會、體育賽事甚至教皇彌撒的門票；贊同用可交易的配額來分配有關排放、難民和生育的問題；贊同送現金而非其他禮物；贊同用市場來縮小各種物品（甚至是人的腎臟）供需之間的落差。如果你假定市場關係及其所形成的態度不會減損交易物品的價值，那麼市場交易就可以在使任何其他人都不受損的情況下使交易雙方獲益。
然而，上述假定卻容易受到人們的質疑。我們在上文業已考察了大量質疑該假定的事例。當市場侵入傳統上受非市場規範調整的各個生活領域時，那種認為市場不會侵損或貶損其交易物品的觀念也就變得越來越令人難以置信了。越來越多的研究都確認了常識所表明的這樣一個道理，即金錢激勵措施和其他市場機制會通過排擠非市場規範的方式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有時候，為某種特定行為支付酬勞，並不會使人們更多地這樣行事，反而會使他們較少地這樣行事。
核廢料貯存點
多年來，瑞士一直都在設法尋找一個貯存放射性核廢料的地方。儘管瑞士嚴重依賴核能，但是很少有社群想讓核廢料存放在它們那裡。當時，被指定可能堆放核廢料的一個地方是位於瑞士中部叫作沃爾芬西斯（wolfenschiessen）的小山村。1993年，也就是在人們對這個問題進行公投前不久，一些經濟學家對這個小山村的居民進行了調查，詢問這些居民是否會投票贊同在他們的社群裡建立一個核廢料貯存點——如果瑞士國會決定在他們村建立核廢料貯存點的話。儘管在該山村貯存核廢料對居住在該地的街坊鄰里來說被廣泛認為是不受歡迎的，但是該山村居民的微弱多數（即51%的村民）卻表示，他們會接受這一決定。顯而易見，這些居民的公民義務感壓倒了他們對風險的關切。後來，這些經濟學家在他們的研究中增加了一個補償觀點，即假設瑞士國會提議在你所在的社群建立一個核廢料貯存點，並每年對該社群的每位居民進行現金補償。那麼，你會支援這種做法嗎？sup/sup
調查結果表明：小山村居民的支援率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經濟激勵的增加，減少了一半的支援率，即從原來的51%降到了25%。給錢的想法，實際上降低了人們贊同把核廢料貯存在自己社群的意願。此外，增加一項補償額度的做法也不起什麼作用。當經濟學家後來增加了補償額度的時候，結果也於事無補。甚至當所提供的年度金額高達每人8700美元（遠遠超過瑞士一般人的月收入）時，該山村居民的支援率還是很低。人們對金錢補償的類似反應（雖不那麼明顯），也可以見之於其他抵制放射性廢料貯存點的社群。sup/sup
於是我們要問，瑞士這個小山村的居民怎麼啦？為什麼更多的居民願意無償接受核廢料的堆放，而不願有償接受核廢料的堆放呢？
規範的經濟學分析指出，給人們金錢讓他們接受一項負擔的做法會提高而非降低他們接受該項負擔的意願。主持這項研究的瑞士經濟學家布魯諾·s·弗賴（brunos.frey）和美國經濟學家菲力克斯·奧伯霍爾澤吉（felixoberholzer-gee）指出，價格效應有時候會受到道德考量（其中包括對共同善的承諾）的壓制。對於許多居民來說，接受核廢料貯存點的意願體現的是一種公共精神，亦即這樣一種認識：整個國家都仰賴核能，因此核廢料總得有個地方來存放。如果他們的社群被認為是最安全的核廢料存放點，那麼他們願意承擔這項負擔。在這種公民承諾的背景下，給這個小山村居民以現金的做法給人的感覺就像是賄賂，即設法賄買他們的選票似的。事實上，在那些拒絕金錢補償方案的人當中，有83%的人通過宣稱他們不可被賄賂這樣一種方式解釋了他們的反對行為。sup/sup
你可能會認為，增加一項金錢激勵措施只會強化原已存在的那種公共精神，進而增加人們對「設立核廢料貯存點」這一舉措的支援。兩項激勵措施（一種是金錢激勵措施，另一種是公民精神激勵措施）難道不比一種激勵措施更強有力嗎？然而，答案卻未必。假定激勵措施是一種加法因子的觀點是錯誤的。相反，對於瑞士的良好公民來說，個人金錢補償這種做法乃是把一個公民問題變成了一個金錢問題。市場規範的侵入把他們的公民義務感排擠了出去。
主持這項研究的學者們得出結論：「在公共精神佔支配地位的領域，如果用價格激勵措施來讓人們支援建設一個對社會有益處但在地方上卻不受歡迎的核廢料設施，那麼它付出的代價要比規範經濟學理論所認為的代價高得多，因為這類激勵措施會把公民的義務感排擠出去。」sup/sup
這並不意味著，政府部門應當直接把設立核廢料貯存點的決定強加給地方社群。高壓政策要比金錢激勵措施對公共精神更具有腐蝕性。讓當地居民評估在其社群設立核廢料貯存點對他們將會產生的各種風險；允許公民參與決定把核廢料貯存點設於何處可以最好地服務於公共利益這個問題；賦予核廢料貯存點所在社群權利，使它們能夠在必要的情況下關閉危險的核廢料貯存設施；以上這些方式肯定是一些要比簡單地購買更能夠得到公眾支援的方式。sup/sup
儘管現金補償一般會令人反感，但是實物補償卻常常會受到歡迎。社群常常會接受政府因把一些不受歡迎的公共工程（如飛機場、垃圾填埋場和廢品回收站）建在他們社群旁邊而給予它們的補償。然而，各項研究發現，如果這種補償採取公共物品的形式，而不是現金的形式，那麼人們更有可能接受這種補償。相較於金錢補償，人們更樂意接受這樣一些補償形式，比如，為他們的社群修建公園、圖書館、學校、社群中心、慢跑小道和腳踏車車道等。sup/sup
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講，這種情況有點令人費解，甚至是非理性的。按照一般推論，現金總是要優於實物性的公共物品，其原因正如我們在討論送禮時所揭示的。金錢是能夠用來交換物品的通貨，是普遍適用的禮品卡，因為只要居民所得到的是現金補償，那麼這些居民就可以由自己來決定，是把他們的補償款集中起來去修建公園、圖書館和遊樂場（如果這樣做可以使他們的功利最大化的話），還是選擇把這筆錢用於私人消費。
然而，這種邏輯缺失了公民奉獻這層含義。相較於給私人現金這種補償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可以說是對公共工程所引起的危險和不便的更合適的補償方式，因為公共物品承認了有關公共工程地點的決策所設定的公民負擔和公共奉獻精神。政府部門因居民同意在他們的城鎮修建新的飛機場跑道或垃圾填埋場而給他們金錢，可被視作是在賄賂他們預設對其社群的貶損。但是，新的圖書館、遊樂場或學校可以說是通過加強社群和尊重其公共精神的方式，來補償作為同一個硬幣的另一面的公民奉獻精神。
捐贈日的活動與遲接孩子的現象
人們業已發現，在不如核廢料那麼意義重大的其他情境中，金錢激勵措施也會排擠公共精神。每年，在某個指定的「捐贈日」裡，以色列的高中生會為慈善事業（如癌症研究、援助殘疾兒童等事項）挨家挨戶去募捐。尤里·格尼茨（urigneezy）和阿爾多·拉切奇尼（aldorustichini）這兩位經濟學家在當時做了一項實驗，以發現金錢激勵措施對這些高中生的動機所產生的影響。
兩位經濟學家把學生分成3個小組。他們給第一組的學生做了一則關於慈善事業重要性的簡短的激勵性演講，接著便讓這些學生募捐去了。他們給第二組和第三組的學生不僅做了同樣的演講，而且還根據這些學生所籌集的捐款數額給他們以金錢獎勵：第二組學生獎勵1%，第三組學生獎勵10%。當然，給學生的獎勵不會從慈善捐款裡出，而來自其他地方。sup/sup
你認為哪組學生募集到的錢會最多呢？如果你猜的是沒有酬勞的那組學生，那麼你猜對了。無酬勞的學生所籌集的捐贈額要比那些獲得1%佣金的學生所籌集到的捐贈額多55%。那些獲得10%佣金的學生要比獲得1%佣金的那組學生做得好，但還是沒有那組完全沒有酬勞的學生做得好。（無酬勞的志願者們所籌集的捐款額要比那些可拿到高佣金的學生所籌集的捐款額高出9%。）sup/sup
這個故事有什麼寓意呢？主持該項研究的學者們得出結論，如果你打算用金錢激勵措施去鼓勵人們，那麼你就應當要麼「給予足夠多的錢，要麼一分錢都不給」。sup/sup儘管支付足夠多的錢確實有可能會使你得到想要的結果，但這並不是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的全部，因為這裡還有一個關於金錢是如何把規範排擠出去的教訓。
這項實驗在一定程度上也確認了人們所熟知的這樣一個假定，即金錢會激勵人們工作。因為那組獲得10%佣金的學生當時籌集的捐款額畢竟要多於那組獲得1%佣金的學生。但是這裡有意思的問題是：為什麼兩組可獲得酬勞的學生落後於那組無酬勞的學生呢？這極可能是因為付錢讓學生去做好事改變了籌集捐款這種活動的性質。在發放佣金的情況下，挨家挨戶籌集慈善捐款在當時已經不完全是在履行一種公民職責，而更多地為了賺取佣金。金錢激勵措施把一種充滿公共精神的活動變成了一份掙錢的工作。對以色列的高中生而言，就像對瑞士小山村的村民一樣，市場規範的引入把他們的道德承諾和公民承諾排擠了出去，至少是挫傷了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