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相似的教訓也可以見之於這兩位以色列經濟學家所做的另一項著名的實驗——一項涉及以色列日託中心的實驗。正如我們已然見到的那樣，對那些遲接孩子的父母科以罰款，遲接孩子的父母在數量上並沒有減少，而是增加了。事實上，遲接孩子現象的發生機率幾乎翻了一番。那些遲接孩子的父母把這種罰款視作他們願意支付的酬金。事實還不僅如此：大約12個星期以後，當以色列託兒所取消罰款做法時，遲接孩子的父母數量仍然保持著新高的勢頭。一旦金錢支付侵蝕了準時接送孩子的道德義務，那麼事實證明原有的責任感是很難得到恢復的。sup/sup
核廢料貯存點、慈善資金募集活動和遲接日託孩子這3個事例，闡明瞭把金錢引入非市場環境會改變人們的態度，並把道德承諾和公民承諾排擠出去的方式。市場關係的腐蝕效應有時候會強大到足以壓倒價格效應：提供金錢激勵措施讓人們接受有潛在危險的核廢料設施、讓學生挨家挨戶去籌集慈善捐款或者讓遲到的父母準時去接孩子，都降低而不是增加了人們這樣做的意願。
我們為什麼會為市場排擠非市場規範這種趨勢感到擔憂呢？理由有兩個：一個是金錢方面的理由，另一個是倫理方面的理由。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社會規範（比如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是大交易。社會規範會激勵人們去做有益於社會的行為，而沒有社會規範的激勵，我們就得花大價錢去購買這些行為。如果你不得不依賴金錢激勵措施去使相關社群接受核廢料設施，那麼你就必須支付遠遠多於你依賴居民的公民義務感所需要的費用。如果你不得不僱用學生去籌集慈善捐款，那麼你就必須支付比10%佣金還多得多的費用，去獲得與無償學生憑藉公共精神得到的相同的結果。
但是，僅僅把道德規範和公民規範當作激勵人們的有效經濟方式，會忽略這些規範的內在價值。（這就像我們把現金禮物的惡名視為一種會妨礙經濟效率但卻不能從道德上加以評判的社會事實一樣。）完全依賴現金支付來促使居民接受核廢料貯存點的做法，不僅在經濟上是昂貴的，而且也具有腐蝕性。這種做法其實既忽視了說服，也忽視了居民在對這種設施將會產生的風險以及整個社會對這種設施的需求進行認真商議以後表示的同意。同樣，給學生現金讓他們在捐贈日籌集捐款，不僅會增加募集捐款的成本，而且也是對他們的公共精神的不尊重和對他們的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侵損。
商業化效應
許多經濟學家現在都承認，市場會改變其所調控的物品和社會慣例的性質。近年來，最早強調市場對非市場規範的腐蝕作用的學者之一是弗雷德·赫希（fredhirsch）；他是一位英國經濟學家，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高階顧問。弗雷德·赫希在1976年出版了《增長的社會極限》（thesociallimitstogrowth）一書；就在同一年，加里·貝克出版了他那部頗有影響力的論著《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而在該書出版的3年後，撒切爾夫人當選了英國首相。弗雷德·赫希在其著作中挑戰了這樣一個假定，即不論某種物品是由市場提供的，還是以某種其他方式提供的，該物品的價值都是相同的。
弗雷德·赫希論辯說，主流經濟學忽視了他所稱之為的「商業化效應」（commercializationeffect）。所謂「商業化效應」，赫希指的是「對專門或主要以商業目的而非一些其他原因供應這種產品或活動的特徵所產生的影響，而這裡的一些其他原因則包括非正式交易、相互性義務、利他主義或出於情愛、服務感或義務感」。一個「共同的假定（幾乎總是一種隱含的假定）是，商業化過程對這種產品沒有影響」。赫希指出，這種錯誤的假定是在當時日益盛行的「經濟學帝國主義」（economicimperialism）中凸顯出來的，而在這種「經濟學帝國主義」中，也包括加里·貝克和其他經濟學家嘗試把經濟學分析擴充套件到適用於相關的社會生活領域和政治生活領域的各種努力。sup/sup
兩年後弗雷德·赫希去世了，享年47歲，因而他沒有機會詳盡闡釋他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他的《增長的社會極限》一書在那些拒絕社會生活日益商品化的趨勢，並拒絕助長這種趨勢的經濟學邏輯的學者中成了一部微觀經濟學的經典著作。我們在前文討論的3個實證案例，都支援弗雷德·赫希的這個洞見，即市場激勵措施和市場機制的引入會改變人們的態度，並會把非市場價值觀排擠出去。近來，其他從事經驗研究的經濟學家也不斷發現了有關商業化效應的進一步證據。
比如，在越來越多的行為經濟學家當中，有一位經濟學家丹·阿雷利（danariely）做了一系列實驗，證明付錢讓人做某事，相較於請他們無償做該事，可能會讓他們激發出較少的熱情——特別是當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的時候。丹·阿雷利講述了一件能夠證明其發現的現實生活逸事。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mericanassociationofretiredpersons）向一些律師諮詢，問他們是否願意以每小時30美元的優惠價格為有需要的退休人員提供法律服務。這些律師拒絕了。後來，當美國退休人員協會問這些律師是否願意免費為有需要的退休人員提供法律諮詢時，他們卻同意了。當這些律師弄清楚他們是被邀請去參加一種慈善活動而非某種市場交易的時候，他們便以慈善的方式做出了回應。sup/sup
越來越多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為這種商業化效應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這些研究強調了內在動機（比如手頭工作的道德信念或興趣）與外在動機（比如金錢獎勵或其他有形的酬勞）之間的區別。當人們從事一項他們認為具有內在價值的活動時，給他們金錢這種做法有可能會通過貶低或「排擠」他們的內在興趣或承諾而弱化他們的動機。sup/sup規範經濟學理論把所有的動機（不論這些動機的性質或淵源）都解釋成偏好，並且假定它們都具有加法性質。但是這種觀點卻忽視了金錢所具有的腐蝕效應。
這種「排擠」現象對於經濟學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使人們對市場機制和市場邏輯在許多社會生活領域中的運用表示了懷疑，其中包括運用金錢激勵措施來鼓勵人們在教育、健康保健、工作場所、志願者協會、公民生活和其他內在動機或道德承諾起重要作用的情形中的表現。布魯諾·費萊（研究瑞士核廢料貯存點問題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學家雷託·吉根（retojegen）把市場機制和市場邏輯排擠社會規範現象對經濟學的意義概括如下：「可以說，‘排擠效應’是經濟學中最重要的異常事例之一，因為它表明了與最基本的經濟學‘法則’（即加大金錢激勵措施會增加供應）相反的事例的存在。如果排擠效應是有道理的，那麼加大金錢激勵措施就會減少而非增加供應。」sup/sup
賣血
市場排擠非市場規範的最著名的例項，也許是英國社會學家理查德·蒂特馬斯（richardtitmuss）所做的一項有關獻血的經典研究。在其1970年出版的《禮物關係》（thegiftrelationship）一書中，他比較了英國和美國的血液採集系統。在英國，所有用來輸血的血液都來自於無償獻血者，而在美國，部分血液來自無償獻血者，部分血液是由商業血液銀行從一些願意把賣血作為一種掙錢途徑的人（一般是窮人）那裡買來的。理查德·蒂特馬斯贊同英國的血液採集系統，反對將人的血液當作可以在市場上進行買賣的一種商品。
蒂特馬斯所提供的大量資料表明，僅從經濟和實際的角度來看，英國血液採集系統要比美國血液採集系統執行得更好。他論辯說，儘管經濟學假定市場是高效的，但是美國的血液採集系統卻導致了血液的長期短缺、浪費、較高的成本和存在被汙染的較大風險。sup/sup此外，蒂特馬斯還提出了一個倫理觀點來反對血液的買賣。
蒂特馬斯反對血液商品化的倫理觀點為我們在前文所討論的反對市場的兩種論點（即基於公平的反對意見和反對腐敗的意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他的部分觀點認為，血液市場剝削了窮人（即基於公平的反對意見）。他指出，美國以營利為目的的血液銀行，乃是從極需「快錢」的貧民區居民那裡採集大量血液。血液的商業化使得更多的血液「來自於窮人、非技術性工人、失業人員、黑人和其他低收入人群」。他在其論著中還寫道：「正在出現一個由受剝削的血液高產人群組成的新階層。」血液「從窮人到富人」的再分配，「似乎是美國血液銀行系統所導致的最重要的後果之一」。sup/sup
不過，理查德·蒂特馬斯還提出了更進一步的反對意見：把血液變成一種市場商品的做法，會侵蝕人們獻血的義務感、消減人們的利他精神，並會破壞作為社會生活的現實特徵的「禮物關係」（即反對腐敗的意見）。在審視了美國的情況以後，他對「近年來美國人志願獻血率的下降」深感遺憾，並認為這是美國商業血液銀行興起所導致的結果。「血液的商業化和血液中的利潤已經把志願獻血者趕跑了。」理查德·蒂特馬斯指出，一旦人們開始把血液視為可以日常買賣的商品，那麼人們就不太可能感覺到有要獻血的道德責任。在這裡，他所揭示的正是市場關係對非市場規範的排擠效應，儘管他並沒有使用這個說法。大範圍的血液買賣，終結了無償獻血這一做法。sup/sup
蒂特馬斯所擔憂的不僅是人們獻血意願的減少，而且也包括人們獻血行為所具有的更寬泛的道德意義。獻血精神的式微不僅會對所收集血液的數量和質量產生有害影響，而且還會使道德生活和社會生活出現貧瘠的現象。「利他精神在人類某一活動領域的式微，也有可能會導致人們在人類其他活動領域中的態度、動機和關係等方面發生類似的變化。」sup/sup
儘管基於市場的系統並不會阻礙任何基於自願的主動獻血，但是充斥於該系統的市場價值觀卻對獻血規範施加了一種腐蝕性影響。「社會構建和組織其社會制度（尤其是健康和福利制度）所依靠的各種方式，既能夠激勵也能夠挫敗人們的利他心；這類社會制度既能夠產生凝聚力，也能夠導致疏離感；它們能夠讓‘禮物的主旨’（即對陌生人的慷慨）在社會群體間和代際間廣為傳播。」蒂特馬斯所擔憂的是，從某種程度上講，市場驅動的社會有可能會對利他主義構成極大的傷害，進而會被認為有可能侵害人們應當享有的自由。他最後得出結論認為：「血液和捐贈關係的商業化壓制了人們對利他主義的表達，而且也侵蝕了人們所具有的社會意識。」sup/sup
理查德·蒂特馬斯所著《禮物關係》一書的出版引發了很大的爭論。在眾多的批評者當中，肯尼思·阿羅（kennetharrow）也名列其中。阿羅是當今這個時代美國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之一。阿羅與倡導放任市場的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friedman）完全不同。他在其早期的論著中就已經對健康保健市場中的不完善問題進行過分析。但是，阿羅卻強烈反對蒂特馬斯對經濟學和市場觀念的批判。sup/sup在這樣做的時候，阿羅援引了市場信念的兩大關鍵原則——即經濟學家常常宣稱但卻甚少對之進行論證和辯護的有關人性和道德生活的兩個假設。
市場信念的兩大原則
市場信念的第一個原則認為，把某種行為商業化並不會改變這種行為。基於這個假設，金錢絕不會腐蝕非市場規範，而且市場關係也絕不會排擠非市場規範。如果這是真的，那麼贊同把市場擴充套件至生活所有方面的主張就很難抵制了。這是因為：如果把先前非交易的物品變成可交易的物品，那麼這種做法不會產生任何損害。那些想買賣該物品的人能夠買賣該物品，從而增加這些人的功利，而那些認為該物品為無價之物的人則有不買賣該物品的自由。根據這種邏輯，允許市場交易可以在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損的情況下使一些人受益——即使拿來買賣的物品是人的血液。正如阿羅所解釋的那樣：「經濟學家一般都想當然地認為：由於市場的建立增加了個人的選擇範圍，所以它會帶來更多的益處。於是，如果我們給自願獻血系統再增加一種賣血的可能選擇，那麼我們只是擴充套件了個人的選擇範圍而已。如果他從獻血當中得到了滿足，那麼人們可以論辯說，他可以繼續獻血，因為他的這種權利並沒有受到任何侵害。」sup/sup
阿羅的這種論證進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樣一種觀念，即血液市場的建立並沒有改變血液的價值或血液的含義。血液還是血液，而且它仍將服務於維持生命這個目的，而不論這些血液是人們捐獻的，還是買來的。當然，這裡所涉及的物品不僅是血液，而且也包括出於利他主義精神的獻血行為。蒂特馬斯賦予激發人們獻血的慷慨品格一種獨立的道德價值。但是，阿羅卻質疑說，即使這種做法會因為引入市場而遭到侵損，那麼「為什麼血液市場的建立就肯定會減損獻血行為所隱含的利他主義精神呢？」sup/sup
答案是，血液的商業化會改變獻血的含義。試想，在一個血液可以正常買賣的世界裡，你去當地的紅十字會捐獻一品脫血液是否還是一種慷慨之舉呢？或者說，獻血這種做法是否會剝奪窮人將賣血作為一種有利可圖的不正當勞動呢？如果你想為獻血做出貢獻，那麼你親自去獻血還是直接捐款50美元（這50美元可以被用於從需要這筆錢的流浪漢那裡多購買一品脫的血液）更好呢？如果一個可能的利他者搞不清楚這個問題，也是可以理解的。
阿羅對蒂特馬斯的批判中所隱含的第二個市場原則認為，倫理行為乃是一種需要節約的商品。其要點是，我們不應當過分依賴利他主義、慷慨、團結或公民職責，因為這些道德情感都是可耗竭的稀缺資源。依賴自利的市場可以使我們不必用盡有限的美德資源。因此，比如，如果我們在血液的供應上依賴公眾的慷慨，那麼他們在其他的社會目的或慈善目的上就不會再有那麼多的慷慨了。然而，如果我們運用價格體系來運作血液供應系統，那麼在我們真正需要人們的利他動機時，我們就可以運用他們未曾減少的利他動機。阿羅在其《禮物與交易》（giftsandexchanges）一文中寫道：「像許多經濟學家一樣，我也不想過分地依賴那種用道德倫理去替代自利的做法。我認為從整體上來講最好的情況是，對倫理行為的要求只能有限地適用於價格體系失效的那些情形……我們不想魯莽地把利他動機這類稀缺資源都用盡。」sup/sup
我們很容易理解這種經濟的美德觀念（如果有的話）是如何為那種把市場擴充套件到生活中的每一個領域（包括傳統上由非市場價值觀所調整的那些領域）的做法提供進一步根據的。如果利他主義、慷慨和公民美德的供應（像化石燃料的供應一樣）就好像是自然給定的，那麼我們就應當努力保護好它。因為我們用得越多，我們所擁有的也就越少。根據這個假設，更多地依賴市場、更少地依賴道德規範，乃是保護稀缺資源的一種方式。
節約愛
這個理念的經典表述乃是由丹尼斯·羅伯遜爵士（sirdennis h.robertson）於1954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兩百週年校慶的演講中提出來的。丹尼斯·羅伯遜爵士是英國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並且曾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的學生。羅伯遜演講的題目是一個問句，即「經濟學家節約什麼？」他試圖證明，儘管經濟學家迎合人們的「進取本能和佔有本能」，但是他們也服務於一種道德使命。sup/sup
羅伯遜在演講一開始就承認，經濟學所關注的並不是人類最高貴的動機，而是人類的獲益慾望。「只有專職或業餘佈道士」才極力宣揚比較高尚的美德：利他主義、仁慈、慷慨、團結和公民職責。「經濟學家的卑下角色（而且常常是令人反感的角色）就是竭盡所能地幫助人們把佈道士的使命減約到人們可以做到的程度。」sup/sup
那麼，經濟學家如何幫助人們呢？通過推進那些儘可能依賴自利而非利他或道德考量的各種政策，經濟學家使得社會不再濫用稀缺的美德資源。羅伯遜得出結論：「如果我們這些經濟學家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那麼我相信，我們就可以為節約……愛這種稀缺資源（即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做出極大的貢獻。」sup/sup
對於那些不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人來講，這種理解高尚美德的方式是怪異的，甚至是牽強的。因為它忽視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我們愛的能力和仁慈的能力並不會因為使用而耗竭，反而會在實踐的過程中得到擴充套件。讓我們考慮一下一對恩愛夫妻的情形。如果這對恩愛夫妻在其一生中都為了積攢他們的愛而不在意對方，那麼他們的日子會過成什麼樣子呢？如果這對夫妻更多地向對方表示愛情，那麼他們之間的愛難道不會強化反而會減少嗎？如果他們以一種斤斤計較的方式對待彼此，即把他們的愛一直儲存到他們真正需要愛的時候才使用愛，那麼這會使他們過得更好嗎？
我們也可以對社會團結和公民美德提出與上述類似的問題。我們是否應當通過下述方式來努力保有公民美德，即在他們的國家需要召喚他們為共同善做出犧牲之前一直讓公民去購物？或者說，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是否會因為人們不使用它們而萎靡減少？許多道德家都持第二種觀點。亞里士多德教導我們說，美德乃是某種我們要用實踐去養育的東西：「我們是經由為正義之事才變得有正義的，我們是經由採取節制之舉才變得有節制的，我們是經由做勇敢之事才變得勇敢的。」sup/sup
盧梭也持一種類似的觀點。國家向其公民要求得越多，公民對國家的奉獻也就越大。「在一個秩序良好的城市中，每個人都樂於參加集會。」而在一個醜惡政府的統治下，沒有人會參與公共生活，「因為沒有人對那裡發生的事情感興趣」，而「國家的關切之事本是極令人感興趣的」。經由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履行，公民美德可以得到建構，而非耗竭。盧梭指出，事實上，就公民美德而言，要麼使用它，要麼失去它。「一旦公共服務不再是公民關注的主要事務，而且相較於為人們工作，他們寧願為金錢工作，那麼這個國家離衰敗也就不遠了。」sup/sup
羅伯遜以一種輕鬆且思辨的方式闡述了他的觀點。但是，他那種認為愛和慷慨乃是因為使用而會耗竭的稀缺資源的觀點，卻一直對經濟學家的道德想象施加了一種強有力的鉗制，即使他們沒有公開贊同這種觀點。這個觀點並不是經濟學官方教科書中的一項原理（如供需法則那樣）。任何人都沒有從經驗層面證明過這個觀點。它更像是一則許多經濟學家都表示贊同的諺語，即一種民間智慧。
在羅伯遜演講的近半個世紀以後，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summers）（時任哈佛大學校長）受邀在哈佛紀念教堂（harvard’smemorialchurch）做晨禱演講。他選擇了「經濟學能夠為道德問題的思考貢獻什麼」（economicscancontributetothinkingaboutmoralquestions）作為他晨禱演講的主題。他指出，經濟學「對於實踐的重要性以及對於道德的重要性極少受到人們的正確評價」。sup/sup
薩默斯指出，經濟學家「特別強調對個人的尊重，即對個人自己設定的需要、品位、選擇和判斷的尊重」。接著，他為共同善提供了一種規範的功利主義解釋，也就是把它解釋為人們的主觀偏好的總和：「許多經濟學分析的基礎是，善是許多個人對他們自己幸福的評估的集合，而不是某種可以撇開這些個人偏好並只根據某種獨立的道德理論而予以評估的東西。」
一些研究者主張抵制血汗工廠所生產的物品，但是薩默斯卻對他們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並以此來證明他的分析進路：「我們都為這個世界上許多人的工作條件以及他們所得到的微薄補償深感哀嘆。然而，肯定有某種道德力量在支撐這種狀況，即只要這些工人是自願受僱的，那麼他們便是因為這是他們最好的選擇而來做這份工作的。難道減少個人的選擇才是尊重嗎，才是慈善嗎，甚或是關切嗎？」
在晨禱演講的最後，薩默斯對那些批評市場依賴自私和貪婪的人做出瞭如下回應：「我們所有的人只擁有那麼多利他心。像我這樣的經濟學家認為，利他心是一種需要保護的貴重且稀缺的物品。也許通過下述兩種做法把這種稀缺物品保護起來要好得多：第一，設計一種可以通過自私的個人來滿足人類欲求的系統；第二，把保護下來的利他心用於我們的家人、朋友，以及這個世界上市場無法解決的許多社會問題。」
薩默斯的觀點乃是對羅伯遜那番名言的重申。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羅伯遜那番名言的薩默斯版甚至要比阿羅版更為激進：對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利他心的大肆揮霍，不僅會大大耗費掉可用於其他公共目的的利他心，甚至還會減少我們為家人和朋友所預留的利他心總量。
上述經濟的美德觀更進一步激起了人們對市場的信奉，並推動市場向其本不屬於的那些領域擴充套件。但是，這種隱喻卻是誤導性的。利他心、慷慨、團結和公民精神並不像那些由於使用而會耗竭的商品。它們更像是那種由於鍛鍊而會生長並變得發達的肌肉。由市場驅動的社會的缺陷之一，就是它會使利他心、慷慨、團結和公民精神這些美德失去活力。為了使我們的公共生活煥然一新，我們需要更奮發地「鍛鍊」或使用這些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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