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恩斯先生度過了難熬的兩個星期。他待在賓館的房間裡，每天中午給商會打電話，詢問那位老先生來了沒有。答案永遠是一成不變的「沒來」。田芥先生的聲音一天天變得冷漠和敷衍。貝恩斯先生準備打第十六次電話。他想，他們遲早會告訴我田芥先生出去了。那就意味著他不想再接我的電話。事情很可能會那樣發展。

發生了什麼事情？矢田部先生到哪兒去了？

他想到了一個很好的理由。因為馬丁·鮑曼的死訊立刻在東京引起了驚慌，所以毫無疑問，矢田部先生本來已經在前往舊金山的路上，過一兩天就到，但這時卻正好接到新的指示，讓他馬上返回本土作進一步磋商。

時運不好，貝恩斯想。甚至可能是災難性的。

但他只能待在原地，待在舊金山，依然想方設法地安排他專程來舊金山參加的會面。從柏林到這兒，乘漢莎航空公司的火箭助推飛機只要四十五分鐘，但現在卻……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時代。我們想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甚至可以去其他星球。但去幹什麼呢？我就這樣日復一日地坐在這兒，士氣日漸消沉，希望日漸喪失，陷入一種無休無止的空虛無聊之中。而其他人都在忙碌著。他們沒有坐在那兒絕望地等待。

貝恩斯先生開啟午間版日本《時報》，再次看了看上面的大標題。

戈培爾博士被任命為帝國總理

納粹黨委員會解決領導人問題的方案出人意料。戈培爾博士的廣播講話一錘定音。柏林民眾歡呼雀躍。正式宣告即將發表。戈林可能會代替海德里希，上任國家安全部長。

他把整篇文章又讀了一遍，然後把報紙放在一邊，撥通商會的電話。

「我是貝恩斯先生。田芥先生在嗎？」

「等一會，先生。」

等了很長時間。

「我是田芥先生。」

貝恩斯先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說道：「我們都對目前的情況感到沮喪，請原諒，先生——」

「啊。是貝恩斯先生。」

「先生，你對我的熱情款待，我無比感激。將來有一天，你會理解我為什麼要把我們的會談拖到那位老先生到來之後進行——」

「遺憾得很，他還沒有到。」

貝恩斯閉上眼睛。「或許是因為昨天——」

「恐怕不是，先生。」完全是客套話，「請原諒，貝恩斯先生。我有事情要忙。」

「再見，先生。」

咔嗒一聲。今天，田芥先生甚至連再見都沒說就結束通話了電話。貝恩斯也無奈地掛上電話。

我得采取行動，不能再等了。

他的上司一再告誡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和這裡的反間諜機關人員聯絡。他只能等待，直到想辦法和日本軍方代表取得聯絡。和日本軍方代表會談，然後返回柏林。但是沒有人事先預料到鮑曼會在這個節骨眼上死。因此——

原先的命令要為更加實際的判斷所取代。在目前情況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判斷，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商量。

在太平洋沿岸國，至少有十個反間諜機關人員在活動，其中幾個——也可能是全部——是當地的德國國家安全域性和他們的頭目福姆·米爾知道的。幾年前，他和福姆·米爾在納粹黨的一次會議上見過一面。這個人在警察系統的名聲不太好，因為在一九四三年，正是他阻止了英國人和捷克人謀殺海德里希的計劃。因此可以這樣說，是他救了屠夫海德里希，幫他撿了一條命。不管怎麼說，從那以後，福姆·米爾在國家安全域性內平步青雲。他不單純是一名警察官僚。

事實上，他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

即便柏林的反間諜機關和東京的特工組織採取了預防措施，德國國家安全域性仍有可能獲悉這次在舊金山第一商會的碰面。雖然這裡是日本的管轄範圍，國家安全域性無法干涉，但只要德國主犯一踏上德國領土，國家安全警察就可以將他逮捕——在目前情況下，主犯就是他自己。但是目前，他們對日本主犯或者這次會面仍然無計可施。

至少貝恩斯希望如此。

有沒有可能國家安全域性已經成功在中途扣留了那位日本老先生？從東京到舊金山的路途遙遠，對一位年事已高、身體虛弱且乘不了飛機的老先生來說更是如此。

我要做的，貝恩斯知道，就是從我的上級那兒瞭解矢田部先生還來不來。他們肯定知道。如果國家安全域性扣留了他，或者東京政府把他召回去了——他們也會知道。

如果國家安全域性有辦法找到那位老先生，貝恩斯心裡明白，他們就一定能找到我。

但即便情況如此糟糕，也不是毫無希望。在妙喜賓館的房間裡一天天等待的時候，貝恩斯先生想到了一個主意。

把我知道的資訊告訴田芥先生總比我空手回柏林來得好。這樣至少還有一線希望，最終這個資訊肯定會傳到某個相關人士耳中。但是田芥先生只能耳聽，這個辦法的問題就在這裡。最好的情況是田芥先生聽進去了，把它記在腦子裡，然後立刻假稱公務回日本本土一趟。到了本土，矢田部先生就可以參與決策。他既能耳聽——又能口說。

不管怎樣，這也比束手無策好。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如果從頭再來，花數月時間費盡心機、小心翼翼地安排德國某個派系和日本某個派系聯絡，那麼……

貝恩斯先生心裡清楚，當田芥先生髮現如此重要的任務突然落到他肩上的時候，無疑會大吃一驚。遠非他想象的什麼噴射鑄模……

他很可能會神經崩潰。要麼把訊息洩露給他周圍的人，要麼打算退縮，謊稱他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回事。甚至對他自己，他也不願承認聽說過這回事。也許他根本就不信任我。我一開口，他就站起身，鞠個躬，然後告退。

魯莽。他也可能這樣認為。他會覺得自己不該聽到這樣的事情。

太容易了，貝恩斯先生想。對田芥先生來說，推掉這件事真是易如反掌。他想，我要是也能推掉就好了。

但是，田芥先生最終也會無法脫身。我們倆並沒有什麼不同。這個資訊從我嘴裡說出，以語言的形式呈現，他可以選擇閉耳不聽。但是一旦語言變成了現實，情況就不是這樣了。如果我能把這個道理給他講清楚就好了，或者給任何我最後告訴他這個資訊的人講清楚——

貝恩斯離開賓館的房間，乘電梯來到樓下大廳。他來到人行道上，讓門衛給他叫了輛三輪車。然後他就上路去市場街，中國車伕用力地蹬著車。

「那邊。」當他認出他要找的標誌時，對三輪車伕說，「把車停在路邊。」

三輪車在路邊的消防龍頭旁停下。貝恩斯先生付了車錢，把車伕打發走。似乎沒有人跟蹤。貝恩斯先生沿著人行道往前走，過了一會兒，和其他幾個顧客一起進了富家百貨大樓。

到處都是購物的人群。櫃檯一個接著一個。女售貨員大多是白人，偶爾會看到幾個日本人——他們是商廈經理。商廈里人聲鼎沸。

亂摸了一陣之後，貝恩斯先生找到了男裝部。他在褲架旁停下，仔細打量那些褲子。不一會兒，一個年輕的白人售貨員過來招呼他。

貝恩斯說：「我來找一條我昨天看過的深棕色羊毛褲。」他直視著售貨員的眼睛，「上次跟我說話的不是你。他身材略高一點，留著紅色八字鬍，偏瘦。他的上衣上掛著名字：拉里。」

這位售貨員說：「他剛出去吃午飯，很快就會回來。」

「我去試試這條褲子。」貝恩斯說著從衣架上拿了一條褲子。

「當然可以，先生。」那個售貨員指了指一間空著的試衣間，然後去招呼別的顧客了。

貝恩斯先生進了試衣間，關上門。裡面有兩張椅子，他在其中一張上坐下，等著。

幾分鐘過後，有人敲門。試衣間的門開了，一箇中年日本男子走進來。「您是外國人，先生？」他對貝恩斯先生說，「我可不可以核實一下您的身份？讓我看一看您的證件。」他關上門。

貝恩斯先生拿出錢包。那個日本人接過錢包，坐下來檢查裡面的證件。看到一張女孩的照片，他停住了。「太漂亮了。」

「是我的女兒。瑪莎。」

「我也有一個女兒，也叫瑪莎，」那個日本人說，「現在在芝加哥學鋼琴。」

「我女兒，」貝恩斯先生說，「快要出嫁了。」

日本人把錢包還給貝恩斯先生，期待他說些什麼。

貝恩斯說：「我到這兒已經兩個星期了，矢田部先生還沒有出現。我想知道他還來不來。如果不來，我該怎麼辦？」

「你明天中午再來。」日本人說著站了起來，貝恩斯先生也站了起來。「再見。」

「再見。」貝恩斯說。他走出試衣間，把那條褲子放回衣架，離開了富家百貨大樓。

沒花多長時間，在市中心繁忙的人行道上和其他行人走在一起的時候，他這樣想。到時候那個日本人真能得到訊息嗎？聯絡柏林，轉達我的問題，還要編碼和解碼——每一個環節都能做到？

顯然他是能夠做到的。

要是早一點聯絡這個特工就好了。這樣我就用不著那麼擔心和焦慮了。似乎沒什麼重大風險，看上去一切都很順利。而且只用了五六分鐘。

貝恩斯一邊往前走，一邊看著商店櫥窗裡的東西。現在他感覺好多了。不一會兒，他看到了夜總會卡巴萊歌舞表演的宣傳照，照片上滿是蒼蠅的糞斑。上面的人赤身裸體，乳房像充了一半氣的排球垂掛下來。他覺得啼笑皆非，信步往前走。市場街上人來人往，為各種各樣的事情忙碌著。

至少他最終作了努力。

如釋重負！

朱莉安娜舒服地靠在車門上讀著書。喬在她旁邊開著車。他嘴裡叼著一支菸，一隻手輕輕地搭在方向盤上。駕駛技術很老練。他們從峽谷市出發，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距離。

汽車廣播裡播放著傷感多情的民謠，一般在露天啤酒棚裡放的那種音樂。一個手風琴樂隊演奏著無數波爾卡舞曲或肖蒂什輪舞曲中的一首。朱莉安娜從來就分不清這兩種舞曲。

「矯揉造作。」舞曲結束的時候喬說道，「聽著，我是個音樂行家。我可以告訴你誰才是偉大的指揮家。或許你已經不記得他了。阿圖羅·托斯卡尼尼。」

「不記得了。」朱莉安娜回答說，還在埋頭看書。

「他是義大利人。但是因為政治立場不同，戰後納粹不允許他繼續指揮。他現在已經死了。我不喜歡那個馮·卡拉揚，紐約愛樂樂隊的常任指揮。但我和我的工友只能去聽他的音樂會。作為義大利人，我喜歡什麼——你一猜就知道了。」他看了朱莉安娜一眼。「你喜歡這本書嗎？」他問道。

「精彩極了。」

「我喜歡威爾第和普契尼。但在紐約，我們只能聽到喧鬧的虛張聲勢的華格納和奧福。每星期還要去麥迪遜廣場公園，看美國納粹黨組織的粗俗的戲劇表演，彩旗飄揚，鑼鼓喧天，火焰閃爍。哥特部落的歷史或者其他文化垃圾，通過吟唱而不是敘述表現出來，就是為了讓人相信這是‘藝術’。你有沒有見過戰前的紐約？」

「見過。」朱莉安娜回答說，還沉浸在那本書中。

「那時紐約不就有第一流的劇院嗎？我聽說是有的。現在，戲劇和電影產業一樣，都屬於柏林的一個企業聯盟。在我來到紐約之後的十三年裡，那兒從未推出過任何新創作的好音樂或者戲劇，只有——」

「讓我把這本書讀完吧。」朱莉安娜說。

「書刊出版業也一樣，」喬仍然沒有住口，「全都由慕尼黑的企業聯盟操縱。紐約所做的只是印刷，就是一個大印刷廠——但在戰前，紐約是世界出版中心，這是我聽說的。」

朱莉安娜用手指堵住耳朵，隔絕他的聲音，聚精會神地看著攤在腿上的書。她已經看到《蝗蟲成災》裡描寫神奇的電視那一章，書裡的描寫深深吸引了她，特別是把便宜的小電視送給非洲和亞洲民族的那一部分。

……只有美國人的技術和批次生產體系——在底特律、芝加哥和克利夫蘭這些神奇的地方——才能創造這樣的奇蹟，把無數操作簡單、質量優良、廉價到只有一元錢（中國貨幣單位）的電視元器件送到東方的每一個村莊和落後地區。村裡的年輕人——他們通常都很瘦削——興高采烈地把這些元器件組裝起來。他們都渴望擁有慷慨的美國人送給他們的微型電視機。電視機裡有一個內建電源，比一塊磚頭大不了多少。微型電視機組裝好以後，就可以接收訊號了。能夠接收到什麼訊號呢？蹲在電視機前，村裡的年輕人——經常還有老年人——看到了文字和說明。首先要學會識字，然後才能談其他東西。比如怎樣挖一口深井，怎樣深耕，怎樣淨化水，怎樣治病。美國人造衛星在頭頂上旋轉著，把訊號傳送到世界各地……傳送給東方所有焦急期盼著的人們。

「你是一頁一頁讀的嗎？」喬問，「還是跳著讀的？」

她說：「這本書太精彩了。作者讓我們美國人把糧食和教育送到所有亞洲人，千千萬萬的亞洲人那裡。」

「是全球範圍的福利工作。」喬說。

「是的。這要歸功於特格韋爾領導的新經濟政策。他們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聽著。」朱莉安娜大聲地讀給喬聽：

……中國怎麼樣？中國嚮往並仰望著西方。中國人民度過了戰爭歲月，進入到和平年代，進入到重建年代。但對中國來說，還談不上重建，因為那片廣闊無垠的平原好像還沉睡在古老的美夢中。醒過來。是的，中國這個巨人最終得完全清醒，面對這個現代世界，面對噴氣式飛機和原子能，面對高速公路和工廠，面對現代醫藥。喚醒這個巨人的一聲霹雷會從哪裡來呢？這聲霹雷只能來自美國。到一九五○年，美國的技術人員、工程師、醫生和農學家如同新的生命形式一樣，進入中國的每一個省份，每一個——

喬打斷朱莉安娜說：「你知道這個作者是怎麼寫的，對嗎？他吸收了納粹的精華，比如托特組織和在斯佩爾領導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他把這一切都歸功於誰呢？歸功於新經濟政策。與此同時，他把納粹的糟粕丟在一邊，比如黨衛隊、種族滅絕和種族隔離。這簡直就是一個烏托邦社會。如果盟國取得勝利，你覺得新經濟政策能夠振興經濟，取得這些社會福利方面的進步嗎？當然不能。作者說的是某種形式的國家工聯主義，是某種公司國家制度，就像我們在墨索里尼的領導下發展起來的那種政府形式。作者說你將會吸取其中的精華，而糟粕則——」

「讓我讀下去。」朱莉安娜厲聲說道。

喬聳了聳肩。但他的確不再嘮叨了。朱莉安娜繼續往下讀，但是沒有讀出聲音。

……這些市場，中國難以估量的市場，讓底特律和芝加哥的工廠不停地運轉。那張大嘴永遠也填不滿。即使再過一百年，也不可能讓那些人擁有足夠的卡車、磚頭、鋼錠、衣服、打字機、豌豆罐頭、收音機和滴鼻劑。到一九六○年，美國工人的生活水平位居世界第一。這要歸功於他們在對東方的商業貿易中所採用的美其名曰「最惠國待遇」的條例。美國不再佔領日本，而且從未佔領中國；但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廣東、東京和上海這些地方都不從英國進口，而是從美國進口。每做成一筆交易，巴爾的摩、舊金山和亞特蘭大的工人們就會更富裕一點。

在白宮的政策設計者，那些有遠見的人看來，他們差不多完全實現了自己的目標。世界人民終於結束了千年的苦難：飢餓、瘟疫、戰爭和無知。人們即將發射探測火箭飛船，小心翼翼地駛向茫茫太空。在大英帝國，相應的措施也讓社會經濟得到了發展，讓印度、緬甸、非洲和中東地區的民眾獲得了同樣的解放。魯爾、曼徹斯特和薩爾的工廠，以及巴庫的石油，巧妙而高效地協調運轉。歐洲人民沐浴在……

「我覺得統治世界的應該是他們。」朱莉安娜停下來說，「他們總是最棒的。那些英國人。」

喬沒有接她的話，雖然她在等他的回應。然後她又繼續往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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