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我看到你們在讀報了。」我咄咄逼人地說。他放下手中的沙袋,站直了。

「那又怎麼樣?」他說,「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度,我想給一個老人家讀報,就給一個老人家讀報。就像你可以跟那個婦女志願服務隊的小婊子聊天兒一樣。」

「你們讀些什麼?」我問。

「他想聽什麼就讀什麼。他年紀大了,本來是一下班就回家,喝點白蘭地,聽他老婆給他讀報的。一次空襲他老婆死了。所以,現在我給他讀。這好像不關你的事。」聽起來不像撒謊,沒有隨口胡編的感覺,我幾乎都要相信他了,可惜我之前已經聽到了他的真心話。在地下墓室裡,那次轟炸之後。

「我記得他是在找風車劇院的遊客來著。」我說。

朗比露出了一瞬的茫然,開了口:「噢,對,那個啊。他當時拿著報紙進來,問我風車劇院怎麼走。我在報紙上找到了地址。還真是機靈啊,我都沒想到他自己不能讀。」不過多說無益。我知道他在撒謊。

他幾乎把一個沙袋扔到了我的腳上:「當然,你是不會理解這種事的,對吧?一樁表達人性善意的舉手之勞而已。」

「不理解,」我冷冷回答,「我不會理解的。」

這些話什麼都不能證明。他什麼資訊也沒透露,除了一種人造輔助品的名字。我又不能因為他大聲讀報,就跑到馬修斯主教跟前告狀。

我等著,直到他收拾完唱詩席,去了地下墓室。然後我拖著一隻沙袋上了屋頂,去到那道裂口前。蓋在上頭的木板至今為止還算管用,但每個人路過時都會小心翼翼地繞開它,彷彿它是個墳墓。我切開沙袋,把沙子撒進了裂口。如果朗比已經想到這地方很容易掉進燃燒彈,那填些沙子也許能防患於未然。

11月21日今天我拿出「叔叔」給的一些錢,給了埃諾拉,請她幫我買些白蘭地。結果她比我想象中的要不情願,所以這裡面肯定牽涉了什麼我不知道的社會觀念問題。但她好歹答應了。

我不知道她過來究竟是幹嗎的。她開始給我講她弟弟的事,他如何在地鐵站搞了些惡作劇,惹怒了守衛。不過,我請她幫忙買白蘭地之後,她沒講完就離開了。

11月25日埃諾拉今天來了,但沒帶白蘭地。過節期間她要去趟巴斯,看望她的阿姨。至少,那樣一來她可以躲避一陣空襲了。我沒必要擔心她。她講完了弟弟的事情,告訴我她希望能說服阿姨在倫敦空襲期間收留湯姆,但完全不確定她是否樂意。

小湯姆顯然不是什麼迷人的搗蛋鬼,他差不多是個犯罪分子。他在銀行站避難所扒竊被抓住過兩次,他們不得不返回大理石拱門站。我儘量安慰她,告訴她所有男孩在某個階段都是這樣壞的。我真正想說的其實是,她根本不需要擔心,小湯姆這樣的人才是求生能力強大的型別,就像那隻貓,就像朗比,除了自己根本不關心任何人,這才是在倫敦空襲中存活下來、在未來出人頭地必備的本事。我問她,有沒有給我帶白蘭地。

她低頭盯著自己的露趾鞋,不悅地喃喃道:「我以為你已經把這事忘了呢。」

我編了個理由,說消防隊的人會輪流給大家買酒。她看起來沒那麼不高興了,可我依然不確定她會不會藉口回巴斯就不幫我買東西了。那樣一來我就得自己去買酒,可我不敢把朗比獨自留在教堂。在她離開前,我讓她保證今天之內會把酒給我帶來。可她沒有回來,而空襲警報已經拉響了。

11月26日還是不見埃諾拉,而她說過,他們的火車中午就出發。我想,至少她能安全地離開倫敦,對此我應該感到高興。也許到巴斯後,她的感冒能好起來。

今晚有個婦女志願服務隊的姑娘來教堂借走了我們一半的簡易床,說是倫敦東區有個避難所被炸了,目前情況一團糟。死了四個,傷了十二個。「至少被炸的不是哪個地鐵避難所!」她說,「不然那情況才真的慘不忍睹呢,不是嗎?」

11月30日我夢見自己把那隻貓帶去了聖約翰伍德。

「這是一次救援行動?」鄧沃爾西問。

「不是,先生。」我自豪地說,「我知道這回的實習專案的目標是什麼了。我該找到一個完美的倖存者:頑強、機智、自私。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選擇了。我不得不殺了朗比,你知道,為了不讓他燒掉聖保羅大教堂。埃諾拉的弟弟已經去了巴斯,可其他人沒機會活下去了。埃諾拉大冬天的還穿著露腳趾的鞋子,睡在地鐵站卻還要用別針來做鬈髮。她是不可能在倫敦大轟炸裡活下來的。」

鄧沃爾西說:「也許你本該救她的。她叫什麼名字來著?」

「基芙琳。」說完,我在寒意中醒來,瑟瑟發抖。

12月5日我夢見朗比拿到了一枚微型炸彈。他把它夾在胳膊下,彷彿它只是一個棕色的包裝紙袋。他從聖保羅大教堂車站走出來,繞過路德門山,去往西門。

「這不公平。」說著,我張開雙臂攔住他,「現在沒有消防隊執勤。」

他把炸彈扣在胸前,就和枕頭一樣。「那是你的錯。」他說。不等我夠到手搖泵,他便將炸彈扔進了大門。

微型炸彈這時甚至都不存在,要到20世紀末才會被髮明出來。且要再過十年,走投無路的某些人才會拿到這種炸彈,將它改造成適合夾在胳膊底下的樣式。它看起來就是一個包裹,卻可以將方圓四分之一英里內的城市建築夷為平地。感謝上帝,這個夢不可能成真。

在夢裡,那是一個灑滿陽光的早晨,而這個早晨,還是幾周以來第一次我在值完班時看見燦爛的陽光。我走到地下墓室,然後又上了樓,在屋頂多轉了兩圈,接著去了臺階、一樓,還有所有那些危險可疑的走廊,一切可能容得下一枚燃燒彈的地方。這麼做過之後,我心裡踏實了些,可一回去睡覺,又立即做起夢來。這一回,我夢見了大火,以及注視著大火微笑的朗比。

12月15日今天早晨我發現了那隻貓。昨夜的轟炸來得兇猛,可主要目標是坎寧鎮那邊,教堂的屋頂沒有什麼損傷。然而,這隻貓還是死了。早晨我進行自己私下的巡邏時,發現它躺在臺階上,受到了爆炸的衝擊。它身上沒有傷痕,唯有脖子上那塊在大停電中格外顯眼的白斑。可當我撿起它時,它毛皮底下的身子軟綿綿的。

我想不出該拿它怎麼辦。有那麼瘋狂的一瞬,我想問馬修斯能否把它埋在地下墓室裡,它也算是在戰場上光榮捐軀了。特拉法加、滑鐵盧、倫敦,都死於戰爭。最後,我只是用圍巾把它包裹起來,沿著路德門街朝一棟被炸燬的大樓走去,把它埋在了瓦礫堆裡。這麼做毫無益處。瓦礫堆不能保護它免受狗和老鼠啃食,而我再也搞不到另一條圍巾了。我幾乎把「叔叔」給的錢花光了。

我不該坐在這兒。我還沒檢查走廊和剩下的臺階呢,那些地方可能藏著啞彈,或者延時的燃燒彈,又或者別的什麼我漏掉的東西。

我剛來這裡的時候,自視為高尚的拯救者、過去的救世主。這份活兒我沒有做好。但至少埃諾拉離開了。我真希望自己能把聖保羅大教堂也送去巴斯,保它周全。昨夜這裡基本沒有轟炸。本斯·瓊斯說過,貓可以在幾乎任何情況下保命。萬一它是來接我,帶我回家的呢?所有的炸彈都落在坎寧鎮。

12月16日埃諾拉已經回來有一週了。她站在西側的臺階上,我發現死貓的地方,得知她就睡在大理石拱門地鐵站毫無安全可言時,我簡直無法理解。「我以為你在巴斯。」我傻乎乎地說。

「我阿姨說,她可以收留湯姆,但那樣就不能收留我了。她家已經收了一屋子逃難的小孩,可真是吵得很啊。你的圍巾呢?」她問,「這山上冷得要命。」

「我……」我沒法兒把答案說出口,「我弄丟了。」

「你沒法兒再買到一條了。」她說,「衣物要開始定量供給了,羊毛也是。你再也弄不到和原來那條一樣的了。」

「我知道。」說著,我朝她眨了眨眼睛。

「好端端的東西就這麼丟了,」她說,「這絕對是犯罪,就是犯罪。」

我記得自己沒做回應,只是扭身低著頭走開了,一路搜尋著炸彈和死掉的動物。

12月22日又是值雙班。我一直沒怎麼睡覺,現在連走路都不穩當了。今天早上,我險些一頭栽進那道裂縫裡,幸虧膝蓋一軟跪下了,才逃過一劫。我的內啡呔水平在瘋狂地波動。我知道自己必須趕緊睡一覺,否則就要變成朗比所謂的「行屍走肉」了,可我不敢把他一個人留在屋頂上,或是任他在教堂裡和他的上級待在一塊兒,或是任他獨自待在任何地方。就連他睡覺的時候,我也盯著他。

我覺得,雖然自己目前狀態很差,但只要能搞到人工輔助品,應該就能進入入定狀態。可我甚至不能去酒吧。朗比一直都在屋頂上,伺機而動。埃諾拉再來的時候,我一定要說服她替我買白蘭地。我只剩幾天時間了。

12月28日今天早上,我正在西側門廊那邊扶起聖誕樹的時候,埃諾拉來了。樹已經連續三夜被震倒了。我把樹身扶正,俯身去撿散落一地的金屬箔時,埃諾拉突然從霧氣裡冒了出來,宛如某個充滿歡欣的聖人。她飛快地往前一傾,吻了我的臉頰。接著她重新站直。因為感冒經久不愈,她的鼻子仍是紅紅的。她遞給我一個裹著彩色包裝紙的盒子。

「聖誕快樂!」她說,「快,開啟呀,給你的禮物。」

我的思維已經混亂了。我明知這個盒子太淺,不可能裝得下一瓶白蘭地。然而,我還是相信她仍記得我的請求,給我把救星帶來了。「你真好。」說著,我拆開了包裝。

是條圍巾,灰色羊毛。我盯著看了整整半分鐘,才反應過來它是什麼。「白蘭地在哪兒?」我問。

埃諾拉看似吃了一驚。她的鼻子更紅了,眼睛裡開始湧起霧氣:「你更需要這個。你沒有布票,又整天都得待在外頭。現在天冷得要命。」

「我需要白蘭地。」我憤怒地說。

「我只想對你好一點……」她剛開口,就被我打斷了。

「對我好?我要你幫我買的是白蘭地。我不記得什麼時候說過自己需要圍巾。」我把圍巾塞回給她,去解聖誕樹上的一串彩燈。樹倒下的時候,這些燈砸壞了。

埃諾拉露出基芙琳常常露出的殉難聖人般的表情。「你一直待在房頂上,我很擔心。」她一口氣說了出來,「他們想炸掉聖保羅大教堂,你知道的。而且這裡離河邊很近,我覺得你不應該喝酒。我——你明知道那些人費盡心思要殺掉我們,卻不好好照顧自己,這簡直是犯罪。你就像是他們的共犯。我擔心哪天我到聖保羅大教堂來的時候,你已經不在了。」

「好吧,那我拿著一條圍巾又能怎麼樣呢?他們投炸彈的時候,舉在頭頂擋著?」

她轉身跑開了,還沒跑下兩級臺階,就消失在了灰色的濃霧裡。我想追上去,可手裡還抓著那串壞掉的彩燈,結果絆了一跤,順著臺階差點兒一路滾到底。

朗比把我扶了起來。「你不用執勤了。」他嚴厲地說。

「你不能這麼做。」

「我當然能。我可不想要一個行屍走肉跟自己一起上屋頂。」

我任由他把我領回了地下墓室,他給我倒了杯茶,讓我上床躺下,表現得很關切。沒有跡象表明,他一直在盼望這種時機。我準備在這兒躺到警報響起為止。等我上了屋頂,他就沒法兒不惹人懷疑地把我趕回這裡了。你知道他——這個穿著消防服和橡膠靴子、樂於奉獻的消防員——離開之前對我說了什麼嗎?「我希望你能睡一會兒。」好像他在屋頂上,我還能睡著似的。我會被活活燒死的。

12月30日警報聲驚醒了我。老本斯·瓊斯說:「這下你應該好些了,你已經睡了整整一天。」

「今天是幾號?」我一邊說,一邊穿靴子。

「29號。」他說,與此同時我朝門口衝去,「沒必要這麼著急。他們今晚遲遲沒來,也許壓根兒就不會來了。那倒是萬幸了。潮水已經退了。」

在通往樓梯的門口,我停下腳步,抓住了冰涼的石牆:「聖保羅大教堂還好嗎?」

「還屹立不倒呢。」他說,「你做噩夢了?」

「是的。」我回想起了過去幾周以來的所有噩夢:我在聖約翰伍德懷抱著那隻死貓,朗比在胳膊底下夾著炸彈和《工人報》,還有耶穌手中的燈盞明晃晃地照亮了那塊大火紀念碑。我記起了自己根本不是在做夢,而是進入了睡眠狀態,那種我之前求之不得的有助於記憶的睡眠狀態。

我想起來了,那則新聞霸佔了各種日報的頭條。遇襲的是大理石拱門車站,並不是聖保羅大教堂。我記不清具體日期,只知道它發生的年份。1940年。1940年只剩下兩天了。我一把抓起外套和圍巾,沿著樓梯朝上跑去,穿過大理石地板。「你要去哪兒?」朗比的吼聲傳來。我沒看見他在哪兒。

「我必須救埃諾拉。」我說,聲音在黑暗的教堂裡迴盪,「他們要炸掉大理石拱門車站。」

「你現在不能離開。」他在我身後吼道,他所站的位置,正是日後大火碑會出現的地方,「潮水退了。你個骯髒的……」

我沒聽見他之後的話。我已經衝下樓梯,鑽進一輛計程車。打車幾乎花掉了我全部的錢,那本來是我小心翼翼存起來,準備用作返回聖約翰伍德的路費。轟炸開始時,我們還在牛津街,但司機不肯再往前走了。他讓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裡下了車,而我意識到,自己絕對無法及時趕到了。

爆炸。埃諾拉倒在通往地鐵的臺階上,腳上還穿著那雙露趾的鞋子,身上沒有傷痕。等我試著抱起她,就會發現她全身綿軟如泥。到時我只好用她送我的圍巾把她裹起來。因為我去遲了。我回溯了一百年,居然還是太遲,救不了她。

我認出了海德公園裡的炮臺——絕對錯不了——憑著這點線索我跑過最後幾個街區,飛快地跳下通往大理石拱門站的臺階。售票亭的女人收下我僅剩的一點錢,給了我一張前往聖保羅大教堂的票。我把票塞進口袋,就朝著樓梯衝去。

「禁止奔跑。」她漠然地說,「請朝左走。」通往右側的門前擋著木柵欄,金屬門扉還上了鎖鏈。寫著站名的牌子被膠帶遮住了,另有一個寫著「所有列車」的新標誌被釘在柵欄上,指向左邊。

埃諾拉沒有在停運的電梯裡,也沒有靠坐在走廊牆邊。我來到第一處樓梯前,卻沒法兒通過:我需要下腳的地方,有一家子正在操辦公共茶會,他們在一張四角繡了花的桌布上擺滿了東西:麵包和黃油,一小罐用蠟紙密封的果醬,一隻放在煤氣爐上的水壺,煤氣爐就跟我和朗比從瓦礫堆中搶救出來的那臺一樣。我站在那裡朝下看,發現分層擺放的茶會用品像瀑布一樣向下延伸。

「我……大理石拱門……」另有二十人死於被炸飛的磚瓦。「你們不該待在這兒。」

「別人有權待在這兒,我們也有。」這家的男人沒好氣地說,「你又是誰,有什麼資格叫我們走開?」

一個女人正從紙箱子裡掏出碟子擺放,聞聲抬頭看向我,似乎受到了驚嚇。水壺開始尖嘯。

「該走開的人是你。」那個男人說,「走啊。」他往旁邊一站,讓我有地方通過。我滿懷歉意地沿著繡花桌布的邊緣走了過去。

「對不起,」我說,「我在找人。她在站臺上。」

「在那裡頭你絕對找不到她的,老兄。」說著,男人拇指衝著那個方向比畫了一下。我迅速從他身邊走過,險些踩到桌布,然後拐過牆角,朝地獄奔去。

這裡並不是地獄。商店的售貨員姑娘疊起了外套,倚靠在上頭,看起來有的挺愉快,有的挺沮喪,有的挺難相處,但至少都毫髮無傷。兩個男孩正為一先令扭打著,結果錢掉到了鐵軌上。他們趴在站臺邊緣探頭望,爭論要不要下去撿,車站的保安過來,吼叫著讓他們退回去。一輛列車咆哮而過,上頭載滿了人。一隻蚊子停在了保安的手上,他一下拍上去,它卻飛走了,惹得兩個男孩大笑。他們的前前後後、四面八方,在鋪滿了可以奪人性命的磚瓦、彷彿顯示著傷亡人數的彎曲地道、各個入口、樓梯之上,都是人,成千上萬的人。

我跌跌撞撞地走回樓梯,踢翻了一隻茶杯。茶水像洪水般潑了一桌布。

「我告訴過你了,老兄。」那個男人樂呵呵地說,「裡頭簡直是地獄,對吧?往下走更糟糕。」

「地獄。」我說,「沒錯。」我永遠救不了她了。我看著那女人擦拭著潑出來的茶,突然意識到,自己也救不了她。救不了埃諾拉、那隻貓或者任何人。他們都已失落在了這些看不到盡頭的樓梯裡,在歷史的死衚衕裡。他們早在百年前就已死去,覆水難收。過去之事誰也無法挽回。歷史系大費周章地把我送來這裡,要學的可不就是這個道理嘛。好吧,我學到了。現在我可以回家了嗎?

當然不行了,可愛的孩子。你已經傻乎乎地花掉了所有的錢,花在了打車和買白蘭地上頭,而今夜,正是德國人燒掉這座城市的夜晚。(現在我想起了一切,然而太遲了。會有二十八枚燃燒彈落到教堂的房頂上。)朗比必定會等到機會,而你也必須學到一個畢生難忘的道理,一個你從一開始就該知曉的道理——你救不了聖保羅大教堂。

我回到站臺上,站在黃線後頭等候,直到一輛列車駛進站來。我掏出車票,一路緊攥在手裡,直到抵達聖保羅大教堂站。到站後,濃煙像滾滾洪水般朝我湧來。我看不見聖保羅大教堂了。

「潮水退了。」一個女人說,聲音無比絕望。我摔倒了,倒在了一團綿軟無力的膠布水管裡。我的雙手沾滿了惡臭的爛泥。我終於理解了潮水的重大意義,我們沒水滅火了。

一個警察擋住了我的路,我無奈地站在他面前,不知該說什麼。「普通市民不準入內。」他說,「聖保羅大教堂現在很危險。」濃煙像雷雨雲一般翻滾,迸出火花,教堂的金色穹頂從它上方露出頭來。

「我是消防隊的。」我說。他放下了胳膊,我就到了屋頂上。

我的內腓肽水平一定是像空襲警報一樣上下波動著。從那時起,我就不再有任何的短期記憶,腦中只有一個個連綴不起來的瞬間:我們把朗比帶下來時,聚在教堂角落裡打撲克的那些人;一邊燃燒、一邊打著旋兒下墜的穹頂的木頭碎片;像埃諾拉一樣穿著露趾鞋的救護車司機,她還給我受傷的雙手塗了軟膏。位於這一切的中心的,是瞬間的清晰記憶:我順著一條繩子爬下去找朗比,救了他一命。

我站在穹頂旁邊,被濃煙嗆得直眨眼睛。倫敦陷入了火海,彷彿光是熱氣就能將聖保羅大教堂點燃,光是噪聲就能將它轟塌。本斯·瓊斯在西北的塔上,正用鏟子拍打一枚燃燒彈。朗比所在的位置太靠近我之前用木板打補丁的地方了,有枚炸彈剛剛落了進去,他正看向我。一枚燃燒彈落在了他的身後。我轉身去拿鏟子,回過頭時,他已經不見了。

「朗比!」我大叫,卻聽不見自己的聲音。他掉進那道裂縫了,沒人看見他,也沒人看見那枚燃燒彈。除了我。我不記得自己是怎麼穿過屋頂的了。我想自己應該是四處叫人找繩子了,然後我拿到了繩子。我把繩子拴在腰上,把另一頭交給消防隊的其他人,接著來到裂縫的邊緣。火光照亮了下頭的幾面牆壁,幾乎能見底。我看見下方有一堆發白的瓦礫。他就在那底下,我想著,縱身跳了下去。下面太狹窄了,瓦礫幾乎沒有地方可扔。我生怕自己不小心砸到他,只好儘量將木板和灰泥板拋在身後,可這地方連轉個身都困難。有那麼可怕的一瞬,我懷疑他也許根本不在這裡。這堆碎木片的底下可能只有空蕩蕩的地面,就和地下墓室裡那回一樣。

一想到自己正在他的上方爬,我就感到莫大的恥辱。假如他已經死了,而我正踩在他無助的屍體之上,這樣的事情我可承受不了,太可恥了。接著,他像鬼魂般伸出一隻手,抓住了我的腳踝。幾秒之內,我就轉過身去,把他的腦袋從瓦礫中刨了出來。

他的臉色蒼白可怖,但再也嚇不到我了。「我把炸彈撲滅了。」他說。我盯著他,因為狠狠鬆了口氣,一時反而說不出話。有那麼歇斯底里的一瞬,我覺得自己幾乎要笑出來,因為看見他實在太高興了。我終於意識到自己應該說什麼。

「你沒事吧?」我問。

「沒事。」說著,他試圖靠一隻手肘撐起身子,「這樣對你更糟糕。」

他沒能爬起來。他試著把重心向右轉、躺平身子,結果身下不平坦的瓦礫堆發出崩裂聲,他吃痛得一哼。我試著輕輕扶起他,好看看他哪裡受了傷。他之前一定是摔在什麼東西上頭了。

「沒用的。」朗比氣喘吁吁地說,「我把它撲滅了。」

我驚訝地瞥了他一眼,擔心他是精神錯亂了,接著重新給他翻了個身。

「我知道你還指望這一回能成呢。」他繼續說,絲毫沒有反抗的意思,「這屋頂遲早都會這樣被燒掉的,只不過這回被我解決了。你要怎麼跟你的朋友說?」

他的消防外套背後有一條長長的裂口,露出了脊背,上面全是燒傷和煙燻的痕跡。他掉在了那枚燃燒彈的上頭。「我的天。」說著,我手忙腳亂地想要檢查他的燒傷有多嚴重,卻又不敢觸碰他。我不知道這些傷口有多深,但似乎只有外套裂了口的那一小塊地方有傷。我試圖將他身下的那枚炸彈拔出來,可彈殼就跟火爐一樣燙。好在它沒有融化。我之前鋪的沙子和朗比的身體一起撲滅了它。但我不知道,一旦接觸空氣,它會不會再次燃燒起來。我慌亂地環顧四周,搜尋桶和手搖泵。朗比下來的時候,一定把它們也帶下來了。

「你在找武器嗎?」朗比吐字如此清晰,讓人很難相信他此刻受了傷,「幹嗎不乾脆把我扔在這兒呢?讓我晾在外面,不到明早我就死透了。還是說,你更想偷偷幹你的骯髒勾當?」

我站起來,抬頭衝著屋頂上的人大喊。其中一人將手電筒朝下晃了晃,但光柱沒夠著我們。

「他死了嗎?」有人向下面喊道。

「叫救護車,」我說,「他燒傷了。」

我扶著朗比站起來,儘量避開傷口撐起他的背。他踉蹌幾下,靠在了牆壁上,看著我把一塊木板當鏟子掩埋那枚燃燒彈。一根繩子被放了下來,我將繩端綁在朗比身上。自從我扶起他後,他就再沒開口說話。他任憑我在他的腰間綁上繩子,只是眼都不眨地盯著我看。「我真該讓你憋死在地下墓室裡。」他說。

他倚牆站著,身體幾乎完全壓在木板上,只有雙手還撐著。我知道他沒有力氣握住繩子,便把他的雙手放到了鬆垮垮的繩子上,又纏了一圈。「在耳語迴廊的那天,我就盯上你了。我知道你不恐高。你一覺得我會破壞你的寶貴計劃,就跳了下來,能這麼做可不恐高。你幹嗎要這麼做,良心發現了?跪在這裡跟個小孩似的,哼哼嘰嘰地說‘瞧我們都幹了些什麼,幹了些什麼啊’?你真叫我噁心。但你知不知道自己一開始是怎麼暴露的?是那隻貓。誰都知道貓討厭水,除了該死的納粹間諜。」

有人拉了拉繩子。「繼續拉。」我叫道,於是繩子被拉緊了。

「那個婦女志願服務隊的婊子呢,她也是間諜?本來要在大理石拱門站跟你碰頭?還告訴我那地方要被炸了。你這間諜真糟透了,巴塞洛繆。你的同夥早在9月就炸過那地方了,只不過現在又開放了。」

繩子猛地往上一拉,開始帶著朗比上升。他扭動雙手,好抓得更緊。他右邊的肩膀蹭到了牆壁,於是我伸手輕輕將他轉了轉,好讓他換成左肩挨牆。「你現在犯了大錯,你知道吧。」他說,「你該殺了我的,我要揭發你。」

我站在黑暗中,等待繩子再次放下來。朗比抵達屋頂的時候,已經失去了意識。我穿過消防隊的人群,走向穹頂,之後去了地下墓室。

這天清晨,我「叔叔」的那封信到了,隨信附有一張五英鎊的紙幣。

12月31日鄧沃爾西的兩名跟班在聖約翰伍德接我,告訴我,我測驗遲到了。我甚至懶得抗議。我拖著步子順從地跟在他們後頭,都沒有去想他們這樣讓一具行屍走肉去測驗有多不公道。我有多久沒睡覺了?從昨天去找埃諾拉開始,我已經有一百年沒睡過覺了。

鄧沃爾西在測驗大樓裡,衝我眨著眼。兩名跟班中的一人遞給我一張試卷,另一人負責計時。我把試卷翻了翻,紙面蹭上了傷口塗抹的燒傷膏的油痕。我茫然又困惑地瞪著傷口。之前給朗比翻身的時候,我徒手抓住了那枚燃燒彈。可現在,我的傷口都在手背上。突然間,朗比不依不饒的聲音告訴了我答案:「這是繩子擦傷的,你個白痴。納粹間諜都沒學過該怎麼好好順著繩子往上爬嗎?」

我低頭看向試卷。上面寫著:落在聖保羅大教堂上的燃燒彈的數量___空投雷的數量___高爆彈的數量___最常用的撲滅燃燒彈的方法___消滅空投彈的方法___消滅高爆彈的方法___消防隊一隊志願者數量___二隊的人數___傷亡人數___死者人數___這些問題都沒道理啊。每個問題後面都只留了一小格空欄,只夠填個數字。撲滅燃燒彈的最常用方法,我所知道的一切,怎麼塞得進這麼一個小小的空格里?怎麼沒有關於埃諾拉、朗比,還有那隻貓的問題呢?

我走到了鄧沃爾西的桌前。「聖保羅大教堂昨夜險些就燒沒了。」我說,「你這問的都是些什麼問題?」

「你是來答題的,巴塞洛繆先生,不是提問。」

「試卷上沒有任何關於人的問題。」我說,感覺包裹住自己怒火的彈殼正在熔化。

「當然有了。」說著,鄧沃爾西翻到了試卷的第二頁,「傷亡人數,一千九百四十。傷於轟炸、彈片,還有其他原因。」

「其他?」我問。我頭上的屋頂隨時都會垮下來,化作一團狂暴的灰泥之雨。「其他?朗比用自己的身體撲滅了一枚燃燒彈。埃諾拉得了感冒,日益嚴重。那隻貓……」我從他面前一把搶回了試卷,在「轟炸」二字後頭的小格空欄裡張牙舞爪地寫下「一隻貓」。「你一點也不在意他們?」

「從統計學角度來講,他們都很重要。」鄧沃爾西說,「但作為個體,他們對歷史的程式沒有什麼意義。」

我條件反射式地爆發了。令我驚訝的是,鄧沃爾西也幾乎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我擦過他的半邊臉,打掉了他的眼鏡。「他們當然有意義了!」我吼道,「他們就是歷史,不是這些該死的數字!」

他那兩名跟班的反應倒是很快,沒等我再次動手,他們就按住我的兩隻胳膊,把我拖出了房間。

「他們被扔在過去,沒人去救他們。他們伸手都看不見自己的手指,還有炸彈砸在身邊,而你說他們不重要?這就是你所謂的歷史學者的態度?」兩名跟班將我拽出門,拖過走廊。「朗比拯救了聖保羅大教堂。什麼人還能比這更重要?你不是歷史學者!你只不過是個……」我想用最惡毒的話罵他,一時之間卻只能想起朗比常用的詞。「你只不過是個納粹間諜!」我咆哮道,「你只不過是個懶惰的布林喬亞婊子!」

他們將我四腳朝天地扔了出去,重重地關上了門。「就算給我錢,我也不當什麼歷史學者了!」我吼道,動身去看那塊大火紀念碑。

12月31日我只能一點一點地寫下這些。我手上的傷很重,鄧沃爾西的跟班又讓情況更嚴重了。基芙琳每隔一陣就會過來,仍是一臉聖女貞德式的表情。她給我的雙手塗了藥膏,塗得太多,我連筆都握不穩了。

聖保羅大教堂站當然已經不在了,於是我在霍爾本下了車,步行前往目的地,一路回想著倫敦大火的第二天早上,我最後一次和馬修斯主教見面時的場景。

「我瞭解到,今天早上你救了朗比一命。」他說,「我還了解到,昨晚是你們聯手拯救了聖保羅大教堂。」

我把那封「叔叔」寄來的信給他看,他盯著它,彷彿不明白它是什麼。「沒有什麼東西是拯救一次就能直到永遠的。」他說。有那麼可怕的一瞬,我以為他要告訴我朗比死了。「我們應該繼續拯救聖保羅,直到希特勒把轟炸目標轉移到別處。」

倫敦空襲很快就會結束了,我想告訴他。後面會接連幾周繼續轟炸周邊的鄉村。坎特伯裡、巴斯,轟炸目標主要是教堂。你和聖保羅大教堂都會倖存到戰後,見證大火紀念碑的落成式。

「不過我挺有信心,」他說,「相信最糟糕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是的,先生。」我想起了大火碑,歷時雖長久,上面的字跡仍然清晰可辨。不,先生,最糟糕的時候還沒有過去。

快登上路德門山的頂部之前,我還有方向感。之後,我卻完全迷了路,像個在墓地裡瞎走的人一樣四處遊蕩。我沒想起來,那團廢墟竟和朗比想要挖我出來的那堆灰泥如此相像。我到處都找不到那塊石頭。最後,我險些跌倒在了它上頭,於是猛地往後一跳,彷彿踩到了屍體。

它是唯一剩下來的。廣島核爆遺址上應該有幾棵倖存下來的樹。丹佛則有議會大廈的臺階。但它們都沒刻著:「銘記聖保羅大教堂消防隊的男男女女,是他們在上帝恩典的照耀之下,拯救了大教堂。」上帝的恩典。

石碑的一部分被削掉了。有歷史學者稱,上面原本還有一行字:「直到永遠。」可我不相信,只要馬修斯主教也參與了,我就不信。而且,石碑要紀念的那些消防員也不會相信這句話,哪怕一分鐘。我們每撲滅一枚燃燒彈,就是救了聖保羅大教堂一次,但也只能救到下一枚燃燒彈落下來為止。我們一直盯著那些高風險的地方,用沙子和手搖泵撲滅小火,用自己的身體撲滅大火,只是為了讓這座錯綜複雜的巨大建築不被燒燬。這在我聽來,簡直就像「歷史學實習專案401」的課程簡介。現在發現做一名歷史學者到底有何意義可真是個好時機,畢竟我剛剛主動拋棄了成為歷史學者的機會,就和那些人拋擲燃燒彈一樣輕而易舉!不,先生,最糟糕的時候還沒有過去。

石碑上還有些燒灼的痕跡,傳說中那是一枚炸彈爆炸時聖保羅大教堂的主教曾跪過的位置。當然,這一聽就很假,畢竟誰會在大門前祈禱呢。那痕跡更可能是某個路人的身影,他正在那裡打聽風車劇院怎麼走。或是某個女孩,她正給一個消防隊志願者送去圍巾。又或者是一隻貓。

沒有什麼是拯救一次就能直到永遠的,馬修斯主教,我從頭一天走進教堂的西門,在一片黑暗中眨眼睛的時候起,就已經明白這個道理。可我還是感覺糟糕透了。站在這齊膝深的瓦礫中,知道自己無法從這堆東西里挖出一張椅子或是一位朋友,知道朗比到死都以為我是納粹間諜,知道埃諾拉有一天來找我,我卻不在了,這感覺真是糟糕透了。

但這還不算最糟糕的。朗比和埃諾拉如今都去世了,馬修斯主教亦然,他們至死也不知道我一直以來都知道的那件事。正是那件事,令我在耳語迴廊裡雙膝跪地,因悲痛與內疚幾欲嘔吐:到頭來,我們誰也拯救不了聖保羅大教堂。

我回到房間,任由基芙琳給我的雙手上藥。她想讓我睡上一覺。我知道自己應該收拾行李走人了。如果等他們來趕我走,就太丟臉了。可我沒有力氣違抗她。她看上去太像埃諾拉了。

1月1日我顯然不僅睡了整整一夜,連早晨郵差送件的時間也錯過了。剛一醒來,我便瞧見基芙琳正坐在床尾,手裡拿著一個信封。「你的成績到了。」她說。

我抬起胳膊遮住眼睛:「他們想要效率的時候,還是非常有效率的,不是嗎?」

「是的。」基芙琳說。

「那,咱們看看吧。」說著,我坐起來,「他們趕我走之前,我還有多長時間可以收拾東西?」

她將薄薄的電腦列印的信封遞給了我。我沿著打孔線將它撕開。「等等。」她說,「在你開啟之前,我有話對你說。」她輕輕將手放在了我的傷口上,「你誤解了歷史系的人,他們其實是好人。」

我沒料到她會這麼說。「我可不會形容鄧沃爾西是好人。」說著,我一把扯出了信封中的紙片。

基芙琳的表情毫無變化,即便她肯定看到了我放在膝頭的那張成績單。

「好吧。」我說。

成績單由可敬的鄧沃爾西親自簽發。我得了一等,成績優異。

1月2日今天早上,郵箱裡收到了兩樣東西,其中一個是基芙琳的任務指令。歷史系早就算好了一切,包括讓她在這裡停留足夠長的時間來照料我,甚至包括為歷史專業的學生刻意炮製一場烈火的考驗。

我想,我寧肯相信這是真的,一切都是他們的安排,埃諾拉和朗比只是僱來的演員,那隻貓只是智慧機器人,內部都是機械裝置。不是因為我不願相信鄧沃爾西是好人,而是因為這樣一來,我才能免受那噬骨的痛苦——無法得知他們後來的遭遇的痛苦。

「你說過,你是在1400年的英格蘭實習的?」我問,用懷疑的目光打量著她,就像當初打量朗比時那樣。

「是1349年,」她說,表情因為陷入回憶而放鬆下來,「瘟疫爆發的那年。」

「天啊。」我說,「他們怎麼能那樣做?瘟疫的係數是十。」「我自帶免疫力。」說著,她看向自己的雙手。

由於不知該說什麼才好,我拆開了另一封郵件。這是一份關於埃諾拉的報告。電腦列印,全是事件、日期和統計資料——歷史系最心愛的數字。但它告訴了我一件事,一件我本以為再也無緣得知的事:埃諾拉後來感冒好了,並在倫敦大轟炸中倖存了下來。年輕的湯姆死於德國人針對巴斯的空襲——但埃諾拉一直活到了2006年——即聖保羅大教堂被炸燬的前一年。

我不知該不該相信這份報告,但那已經不重要了。它的到來,就跟朗比替老人念報紙的行為一樣,只是一樁充滿人性的善舉。他們算好了一切。

也不是一切。他們並沒有告訴我朗比後來如何了。可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已經知道結果:我救了他的命。或許第二天,他就死在了醫院裡,但那也無妨。我還發現,儘管歷史系煞費苦心想讓我學會一個道理——沒有什麼東西是拯救一次就能直到永遠的——可我並不太認同。也許朗比就能。

1月3日今天我去見鄧沃爾西了。我不知自己該說些什麼——一堆浮誇的胡言亂語,表示自己很樂意做歷史的守望者,以沉默而神聖的姿態保衛人類的心靈,不讓燃燒彈破壞它。

可他只是隔著桌子,衝我眨了眨那雙近視的眼睛。我覺得,他眨眼的物件,可能其實是聖保羅大教堂永遠消失前留在陽光下的最後一抹明亮身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過去是無法拯救的。於是,我只是說:「打壞了您的眼鏡,我很抱歉。」

「你喜歡聖保羅大教堂嗎?」他問。我懷疑自己誤讀了他的表情,就像第一次遇到埃諾拉時那樣。他可能並不是在哀悼傷感,事實跟這毫不相干。

「我愛它,先生。」我說。

「是啊。」他說,「我也愛它。」

馬修斯主教錯了。整個實習期間,我都在與記憶作鬥爭,到頭來卻發現它並不是我的敵人,身為一名歷史學者也根本不是什麼神聖的負擔。因為鄧沃爾西並非在對著最後那個早晨的致命陽光眨眼,而是透過第一個下午的明亮天光,望向聖保羅大教堂宏偉的西門,就像朗比,就像它的一切,每一個瞬間,都留存在了我們心裡,直到永遠。

【註釋】

基督教聖徒,一生中至少進行了三次宣教之旅,足跡遍佈小亞細亞、希臘、義大利各地。

在英文中,聖保羅大教堂為stpaul'scathedral。

倫敦西北部的地名,歷史上為聖約翰騎士團的領地。

霍雷肖·納爾遜,英國著名海軍將領,於1805年在對抗法國和西班牙聯軍的特拉法加戰役中殉職,遺體長眠在聖保羅大教堂地下的一座石棺裡。

英國以學術類書籍聞名的百年書店,就位於牛津大學圓形大廳的對面。

原文stone為「英石」的意思,重量單位,一英石相當於十四磅。

一種當時流行在睡前喝的飲料。

原文為airraidprecautions,「誒亞皮」為其首字母的讀音。

俚語,意思是「教我一手」。

英國著名設計大師、建築師,原先的聖保羅大教堂於1666年毀於大火,在他的主持下設計並重建。

即啞彈的英文縮寫。

倫敦東部舊區,現為陶爾哈姆萊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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