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妮·威利斯/著
敬雁飛/譯
康妮·威利斯，美國作家，曾十一次獲得雨果獎，八次獲得星雲獎，獲獎之多科幻史上無人可與之比肩。2009年進入科幻名人堂，2011年被美國科幻作家協會評為第二十八屆「科幻大師」。本故事最初於1982年發表在《阿西莫夫科幻雜誌》，後來摘取了雨果獎與星雲獎。
歷史戰勝了時間。此外勝者唯有永恆。
——沃爾特·雷利爵士《世界史》
9月20日我第一件去找的東西，自然是那塊大火碑。當然了，它還不在那兒。要等到1951年，人們才會把它建起來，非常可敬的沃爾特·馬修斯主教還會發表一段致辭。而現在還是1940年。我知道。我昨天才去看過大火碑，因為我心裡有種錯覺，彷彿看一看那犯罪現場能有點用處。可它並沒有。
本來，唯一對我有用處的，就是惡補一堂關於倫敦大轟炸的課，還有再多給我點時間。然而這兩樣都辦不到。
「時間旅行可不是搭地鐵，巴塞洛繆先生。」可敬的鄧沃爾西如是說，同時透過古董般的眼鏡對我眨著眼睛，「你要麼22日去報道，要麼就乾脆別去了。」
「可我沒準備好。」我這麼說，「您瞧，我花了四年的時間，準備去和聖保羅一起遊歷四方。是聖保羅，不是聖保羅大教堂。您不能指望我在兩天時間內，就準備好去大轟炸期間的倫敦。」
「不，」鄧沃爾西說，「我們能。」話題結束。
「兩天！」我對著室友基芙琳大喊道，「就因為一臺白痴電腦自動給聖保羅後面加了個s！當我把這一點告訴可敬的鄧沃爾西的時候，他連眼睛都沒眨一下。他說，‘時間旅行可不是搭地鐵，年輕人。我建議你好好準備。後天你就要出發了。’這人是個徹頭徹尾的廢物。」
「不，」她說，「他不是廢物。他是那個領域最厲害的人了。關於聖保羅教堂的那本書就是他寫的。也許你應該多聽聽他的話。」
我原本還指望基芙琳至少能對我的遭遇有點同情。她之前的實習專案被從15世紀的英格蘭換成了14世紀的英格蘭，那時候她可是氣得歇斯底里。而且不管14世紀還是15世紀，哪兒夠資格充當實習專案？哪怕算上當時的傳染病，它們的危險係數也不會超過五。倫敦大轟炸的係數是八，而聖保羅大教堂的係數——我真走運——是十。
「你認為，我應該再去找鄧沃爾西一次？」我問。
「是的。」
「可那又能怎樣？我只有兩天時間。我不瞭解那個時代的貨幣、語言，還有歷史。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是個好人。」基芙琳說，「我認為你最好聽聽他的建議，趁你還能聽。」好人基芙琳，她總是那麼善於傾聽。
而此刻，我站在敞開的教堂西門內側，傻乎乎地尋找著一塊尚未出現的石碑，活像個鄉下男孩——我的角色正是個鄉下男孩——這都要歸咎於那個「好人」。多虧了他，對於這回的實習專案我能有多措手不及，就有多措手不及。
教堂門以內，我只能看清幾英尺遠的地方。我瞧見一段長長的距離之外，有燭光在微弱地閃爍，同時一團白色的東西在朝我靠近。是一名教堂司事，抑或就是非常可敬的主教本人。我掏出了遠在威爾士的牧師叔叔寫給主教的介紹信，又拍了拍背後的口袋，確保我從牛津大學圖書館偷出來的《牛津英語詞典修訂版（增補歷史卷）》的微縮膠片還在。我不能在對話中途把它拿出來瞧，但如果運氣還行，第一次跟人對話時，我應該能根據語境矇混過關，事後再去查那些沒聽懂的詞。
「你是誒亞皮的人嗎？」他問。他年紀不比我大，比我矮一頭，還更瘦些，看起來幾乎像個苦行僧。他讓我想起了基芙琳。他身上那團白色的東西並不是衣服，而是緊緊攥在胸前的一個物件，換作其他場合，我可能會覺得那是一隻枕頭。換作其他場合，我也聽不懂他剛剛說的是什麼。不過，我沒機會把以前用來學習南地中海拉丁語和猶太法典的時間，拿去學習倫敦腔以及空襲時該怎麼做了。我只有兩天時間，而比起告訴我誒亞皮是什麼東西，可敬的鄧沃爾西更願意跟我談談歷史學者肩負的神聖責任云云。
「你是不是？」他又問了我一遍。
我考慮了下要不要乾脆還是把《牛津英語詞典修訂版（增補歷史卷）》掏出來，反正當時的威爾士是外國。可我不認為1940年就有微縮膠片了。誒亞皮，它可能是任何東西，包括消防隊的綽號。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否認是很不安全的。「不是。」我說。
他突然向前一衝，經過我身邊，探頭朝門外看去。「該死。」他回到我這邊，「那他們人在哪兒？一群懶惰的布林喬亞塔特！」看來，根據語境矇混過關是行不通了。
他仔細打量著我，目光中透出懷疑，彷彿他覺得，我只不過是在假裝自己不是誒亞皮的人。「教堂關門了。」他最後說道。
我舉起信封，說：「我叫巴塞洛繆。馬修斯主教在嗎？」
他又朝門外望了一會兒，彷彿仍然覺得那群懶惰的布林喬亞塔特隨時會出現，並且做好了用白枕頭攻擊他們的準備。他轉過身，像個導遊似的對我說：「這邊請。」
他領著我朝右走，經過中殿以南的過道。謝天謝地，我之前把教堂的佈局圖給背了下來，否則像此時此刻這樣，跟著一個罵罵咧咧的教堂司事走進徹底的黑暗，這種局面的古怪意味恐怕足以嚇得我衝出西門，回到聖約翰伍德。知道自己在什麼位置，還是有一點幫助的。我們應該正在經過第二十六號地點：霍爾曼·亨特的名畫《世界之光》前，畫上是手提燈盞的耶穌——不過這裡太黑，什麼也看不見。那盞燈真該給我們用用。
他在我前面猛地一停，口中仍在怒罵。「我們又沒要求住薩沃伊酒店，不過是要幾張簡易床而已。納爾遜的情況都比我們強，至少他還有枕頭可以用。」黑暗之中，他像揮舞火炬一樣，氣勢洶洶地揮了揮手裡那團白色玩意兒。原來那真是枕頭。「我們兩星期前就向他們申請了，可現在還是這樣子，睡在特拉法加戰役陣亡將軍的墳頭，因為那些賤貨想和維多利亞的湯米們玩茶和鬆餅，讓我們自己去玩兒命！」
他似乎也沒指望我對這番怒罵做出什麼回應。很好，因為他的話我只能聽懂大概三分之一的關鍵詞。他踏著重重的步子繼續向前，離開了那隻聖壇蠟燭可憐的照明範圍，再次進入黑洞中。現在是二十五號地點：通往回廊、穹頂和圖書館（不對公眾開放）的樓梯。我們上了樓梯，走向一間大廳，再次停留在一堵中世紀的大門前，他敲了敲。「我還得過去候著他們。」他說，「如果我不在那兒，他們很可能會把床搬到教堂裡頭去。讓主教再給他們打個電話，知道了嗎？」他轉身朝石梯走去，仍然抱著他的枕頭，就像抱著個盾牌似的。
他已經敲過門，可這扇門是用至少一英尺厚的櫟木做的，非常可敬的主教顯然沒有聽見，所以我得再敲一次。是的，這麼說吧，手持炸彈準備自爆的人總得下手，可即便知道一切很快就會結束，自己甚至來不及產生任何感覺，但要喊出「就是現在！」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此刻我站在門前，詛咒著歷史系與可敬的鄧沃爾西，詛咒著那臺弄錯了我的實習專案的電腦——都怪它把我送到了這堵黑暗的門前，手裡只有一封來自捏造出來的叔叔的介紹信，而我不信任那個假叔叔，正如我不信任其他那些人。
就連向來可靠的牛津大學圖書館這回也讓我失望了。我通過貝利奧爾學院和主終端跨館訂閱的那批研究資料，很可能現在才抵達我的房間，和我相隔了一個世紀之遙。還有基芙琳，她明明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實習專案，本該有很多建議可以給我，然而直到我開口求助，她都像個聖徒似的只是一言不發地旁觀。
「你去見過鄧沃爾西了嗎？」她說。
「見過了。你想知道他給了我一些什麼樣的寶貴資訊嗎？沉默與謙遜是歷史學者的神聖負擔。他還告訴我，我會愛上聖保羅大教堂的。不愧是大師的教導，字字珠璣啊。不幸的是，我需要知道的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會有炸彈落下來，這樣我才不至於被砸中。」我重重地摔在床上，「你有任何的建議嗎？」
「你擅長檢索記憶嗎？」她問。
我坐起來：「挺擅長的。你認為我應該吸收些資料？」
「現在沒時間了。」她說，「我覺得你應該把所有東西直接放進長期記憶。」
「你是說，用內啡肽？」我問。
使用記憶輔助藥物幫你把資訊放進長期記憶，這麼做的最大問題在於，那些資訊不會在你的短期記憶中停留哪怕一微秒，因此檢索起來格外困難，更別提它會令人精神不安了。你會突然發現自己瞭解某件事物，儘管這件事物你過去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這會給你一種最讓人心慌的記憶錯亂感。
然而，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檢索本身，而非它帶給你的古怪感覺。沒有人確切地知道大腦到底是怎麼提取其儲存物的，但短期記憶肯定參與其中。資訊在短期記憶中停留的短暫的，有時甚至是極微不足道的時間，除了讓你話到嘴邊能說出口，顯然還發揮著其他作用。檢索是一個包括了分類、整理在內的複雜過程，而短期記憶顯然在此過程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如果沒有短期記憶，又不使用之前幫你把資訊放進長期記憶的藥物或人工輔助品，就不可能做到檢索資訊。我曾為應付考試用過內啡肽，檢索資訊時並沒有遇到任何麻煩。而且看樣子，我的時間所剩無幾，想將所需的資訊全部存進腦子，這是唯一的方法。但這也意味著，資訊儲存完畢後，我也不會知道自己需要知道的任何資訊，就連先知道然後瞬間忘記的機會都沒有。如果我要檢索什麼，那麼只有在檢索成功的那一刻，我才會知道它是什麼。在此之前，我會對它一無所知，好比它根本沒有存放在我的記憶迷宮的某個角落裡。
「沒有人工輔助品你也能檢索，對吧？」基芙琳一臉懷疑地問。
「我想，不行也得行了。」
「在壓力環境下呢？睡眠不足的情況下？體內的內啡肽水平很低的情況下也行？」
她到底是經歷了什麼樣的實習專案啊？對此她從未提過隻言片語，而本科生按規矩也不該提問。中世紀的壓力因素？我還以為中世紀的人都睡得可好了呢。
「但願能。」我說，「不管怎樣，如果你覺得這個法子能幫上忙的話，我願意試一試。」
她看著我，臉上還是那副殉道者般的表情，說：「沒什麼法子能幫上忙。」謝謝你啊，貝爾奧爾的聖基芙琳。
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嘗試了。這總比坐在鄧沃爾西的辦公室裡，看著他透過老古董眼鏡衝我眨眼，告訴我我會愛上聖保羅大教堂要強。因為向牛津大學圖書館申請的資料沒有到，我刷爆了信用卡，在布萊克威爾書店大買一通：「二戰」時期的磁帶、凱爾特文學、公共交通工具的歷史、旅遊指南，總之包括我能想到的每一樣東西。我租了一臺高速錄音機，又注射了藥物。結束之後，我並不覺得自己的知識比之前更豐富了，因此非常恐慌，以至於趕緊搭地鐵去了趟倫敦，跑去路德門山瞧那塊大火紀念碑，想看看它能否喚起任何記憶。它沒有。
「你的內啡肽水平還沒有恢復正常。」我這麼告訴自己，儘量放鬆心情，但一想到實習專案迫在眉睫，放鬆心情是不可能的。孩子，那可是真槍實彈啊。就算你只是個去實習的歷史專業的學生，也不代表你不會死在那裡。搭地鐵打道回府的路上，我在讀歷史書，一直讀到今天早上，鄧沃爾西的跟班來帶我前去聖約翰伍德。
我把《牛津英語詞典修訂版（增補歷史卷）》的微縮膠片塞進了後面的口袋，之後就出發了，覺得自己這回似乎只能憑藉聰穎的天資生存了，也希望能在20世紀40年代搞到人工輔助品。當然了，在那裡的第一天，我肯定能平安無事地混過去——我是這麼以為的。而現在，來這兒以後，別人幾乎才對我開口，我就手足無措了。
不過呢，倒也不是完全手足無措。儘管基芙琳建議不要放任何東西進短期記憶，但我還是把英國的貨幣、地鐵系統的地圖，還有自己就讀的牛津的地圖給背了下來。我當然能成功應付主教了。
我剛剛鼓起勇氣要再敲時，主教開了門。果然就和自爆一樣，來得快去得快，毫無痛苦。我把介紹信遞給他，他握了握我的手，說了些我能聽懂的話，大意是很高興我們又多了一名同伴，巴塞洛繆。他看上去緊張而疲憊，彷彿假如我告知他倫敦大轟炸剛剛爆發了，他就會暈倒似的。我知道，我知道：要閉上你的嘴。所謂的「神聖的沉默」，云云。
他說：「咱們應該讓朗比帶你四處參觀一下。」我猜，朗比就是自己之前遇見的抱枕頭的教士。不出我所料。他在樓梯底端和我們碰了頭，略微有點氣喘吁吁，但興高采烈。
「床到啦。」他對馬修斯主教說，「她們簡直像是在賞賜咱們似的，一個個穿著高跟鞋，裝腔作勢的。其中一個對我說：‘親愛的，為了你們，都耽擱我們喝下午茶啦。’我回她：‘這樣啊，也挺好。你看起來瘦個一二石比較合適。’」
看樣子，就連馬修斯也沒完全聽懂他在說什麼。馬修斯問：「你把床安到地下墓室裡了嗎？」然後，他給我們彼此做了介紹。「巴塞洛繆先生才從威爾士過來。」他說，「他要加入我們的志願者。」志願者，不是消防隊。
朗比帶我四處轉了轉，在一大片黑暗中，他指著各種各樣的昏暗地點給我介紹著，然後把我拉到了地下墓室，參觀鋪設在這些墳墓之間的十張摺疊式帆布床。順便我還看了納爾遜將軍那口黑色大理石製成的棺柩。他告訴我，頭一晚不用守夜，建議我上床睡覺，因為在空襲期間，睡眠是最寶貴的東西。對此我深以為然。否則，他也不會一直把那隻可笑的枕頭緊緊扣在胸前，彷彿那是他的摯愛了。
「在這底下還聽得見警報嗎？」我問，好奇他會不會把腦袋都埋在枕頭裡。
他環視著低矮的石頭天花板。「有時候聽得見，有時候聽不見。布瑞頓得喝杯好利克才睡著得，本斯-瓊斯就算屋頂垮了也吵不醒，我必須有枕頭。最重要的是，無論如何也要睡夠八小時，否則，你就會變得跟行屍走肉一樣，然後丟掉小命。」
做完這番令人愉快的交代之後，他就去部署今晚的值夜了，並把枕頭放在一張簡易帆布床上，囑咐我別讓任何人碰它。於是我就坐在這裡，等待到這裡之後的第一聲空襲警報響起，同時試著把今天經歷的一切都記下來，趁自己還沒有變成行屍走肉，或者根本走不動的死肉。
我用偷來的《牛津英語詞典修訂版（增補歷史卷）》稍稍破解了下朗比說的話，成果尚可吧。「塔特」要麼是指甜點，要麼是指妓女（我猜他是指後者，儘管我沒能猜出那個枕頭是什麼）。「布林喬亞」是個用來概括中產階級的一切缺陷的籠統詞彙。「湯米」是士兵的意思。「誒亞皮」我試遍了所有的拼法都沒有查到，正要放棄時，長期記憶裡蹦出了戰時節略語與縮寫的用法（上帝保佑你，聖基芙琳），於是我意識到，這個詞一定是某種縮寫。誒亞皮。空襲防禦組織。不然，你還能管誰要那些該死的簡易床呢？
9月21日現在，我已經度過剛剛抵達這裡之後的恐慌期了。我意識到，歷史系忘了告訴我，在這三個多月的實習期間我該做些什麼。他們只給了我這本日誌、一封舅舅寫的介紹信、十英鎊的戰前貨幣，就把我送回了過去。光是搭火車和地鐵，那十英鎊就已經花得差不多了，而它原本是該支撐到12月底的，屆時我會收到第二封信，內容是威爾士的叔叔生病了叫我回去，於是我要靠那錢返回聖約翰伍德。到那時為止，我都得在地下墓室裡和納爾遜住在一起，朗比還告訴我，棺柩中的納爾遜是被泡在酒精裡的。我很好奇，如果我們哪天被炮彈砸中，他是會像根火把似的燒起來，還是僅僅化成一攤腐水，緩緩淌到地下墓室的地板上。這兒的伙食全靠一臺小煤氣爐，可供應極糟糕的茶和難以描述的醃鯡魚。而我為如此豪華大餐付出的代價，就是得站在聖保羅教堂的屋頂上滅火。
我還必須完成此次實習的目標，不論它是什麼。目前，我唯一關心的，就是在收到叔叔的第二封信、召我回家之前，保住這條小命。
在朗比有空「給我看看繩索」之前，我只是幹著讓新人打發時間的閒活兒。我把他們用來煎那些噁心小魚的長柄平底煎鍋給刷乾淨了，把木質摺疊椅堆放在了地下墓室裡聖壇所在的那一頭（得平著放，而不是豎著，因為這玩意兒在半夜容易像炸彈一樣轟然倒塌），然後儘量睡覺。
我顯然不是那種在空襲期間也能一覺睡到天亮的幸運兒。大半個夜裡，我都在思考聖保羅大教堂的危險係數是幾。實習專案的最低要求是六。昨天我已經堅信這兒的係數是十，因為地下墓室簡直是轟炸的靶心。早知如此，我還不如申請去美國丹佛呢。
迄今為止我遇到過最有趣的事，就是看到了一隻貓。我很驚喜，但儘可能沒表現出來，因為這兒的人對它們似乎見怪不怪了。
9月22日還是在地下墓室裡。朗比時不時地匆匆來一趟，嘴裡咒罵著各種政府部門（全都是簡稱），並且許諾會帶我上屋頂瞧瞧。與此同時，我把閒活兒都幹完了，開始自學使用手搖式滅火泵。基芙琳之前擔心我的記憶檢索能力是操心過頭了。迄今為止，我都沒遇上這方面的麻煩。事實正好相反。我提取出關於消防的資訊，想起了一整本帶圖片的手冊，其中就包括手搖式滅火泵的使用教程。如果醃鯡魚不慎把納爾遜將軍點著了，我應該能成為英雄。
昨天夜裡真夠刺激的。警報響得早，一些負責打掃城裡的辦公設施的打雜女工就和我們一起歇在了地下墓室裡。其中一人把我從沉睡中吵醒了，因為她發出了空襲警報般的尖叫。她似乎是看到了一隻老鼠。我們不得不拿著橡膠靴對著墳墓和床底下一陣亂拍，才說服她老鼠已經跑了。歷史系的用意顯然就是這個了：讓我殺老鼠。
9月24日朗比帶我四處參觀。進隊之後，我又得從頭學一遍手搖式消防泵的用法，他們還給我發了橡膠靴子和金屬頭盔。朗比說，艾倫指揮官正在給我們準備防火布制的消防外套，但還沒有搞到手。所以現在，我站在屋頂上，身上只裹著自己的羊毛外衣和圍巾，儘管才9月，這上面卻冷得不行。感覺就像已經到了11月，看起來也像，因為沒出太陽，天色荒涼陰鬱。我們攀上教堂穹頂，上了房頂，這裡本該是一片平坦，實際上卻佈滿了塔樓、尖頂、簷槽和雕像，簡直像是為了捕捉到原本碰不到的燃燒物而特意打造的。他們給我示範瞭如何在燃燒物把屋頂燒穿、繼而把教堂點著之前，用沙子把火撲滅。還給我看了繩索（真是字面上的意思），它們就堆放在穹頂底下，以供有人需要爬上西側的塔樓或者穹頂之上的時候使用。然後我們下了屋頂，回到耳語迴廊。
朗比一路都在不停地解說，部分是給我一些實用的指示，部分是講解教堂的歷史。進入迴廊之前，他把我拉到南面的門前，告訴我克里斯托弗·雷恩是如何站在原先的聖保羅教堂煙熏火燎的廢墟中，吩咐一名工人去墓地裡撿一塊石頭，好拿來當奠基石的。工人撿來的墓石上用拉丁文寫著「我將死而復生」，像個冷幽默，令雷恩印象深刻，於是他把這話刻在了新教堂大門的上方。朗比介紹的時候一臉沾沾自喜，彷彿他說的這些不是隨便哪個歷史系的大一學生都知道的東西。但我想，要不是大火碑的強烈衝擊，這其實還算是段佳話。
朗比加快腳步，帶我走上臺階，來到環繞著耳語迴廊的狹長陽臺之上。他已經朝陽臺的另一頭繞去，同時對我大喊著一些尺寸和聲學之類的東西。他在對面的牆壁前停了下來，面壁低聲說：「你現在之所以能聽見我的悄悄話，是因為這座穹頂的形狀。聲波在穹頂的邊緣得到了加強。發生空襲的時候，這地方聽起來真跟世界末日一個樣。穹頂有一百七十英尺寬，比正廳高八十英尺。」
我朝下看去。欄杆在我的下方消失了，黑白相間的大理石地板以令人眩暈的速度朝我撲來。我緊緊抓住了跟前的某個東西，腳下不穩，心中作嘔，一下子跪倒在地。太陽已經出來了，整個聖保羅大教堂彷彿沐浴在金光之中。就連木雕的唱詩席、白色的石柱子、鉛灰的管風琴管子，全都鍍上了一層金色。
朗比來到我身邊，試圖把我拉開，讓我鬆手。「巴塞洛繆，」他吼道，「你哪裡不對勁？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啊，老兄。」
我知道自己必須告訴他，如果我鬆手，聖保羅大教堂和全部的過往就會統統砸到我頭上來，而我不能讓那種事發生，因為我是一名歷史學者。我說了些什麼，但肯定不是我原本想說的話，因為朗比的手只是抓得更緊了。他拼命把我從欄杆上拖開，拽回到樓梯上，任我四肢無力地癱倒在地，他從我身邊退開一步，沒有說話。
「我不知道剛才是怎麼了。」我說，「我以前從來沒有恐過高。」
「你在發抖。」他尖聲說，「你最好上床躺下。」他領著我回了地下墓室。
9月25日記憶檢索：空襲預警組織手冊。轟炸受害者的症狀。第一階段：休克，意識麻木，感知不到自己受了傷，說出旁人聽不懂的話。第二階段：發抖，噩夢，噁心反胃，感到受傷，出現喪失感，回到現實。第三階段：控制不住地話多，渴望向救援人員解釋自己的休克表現。
朗比必然認出了這些反應，但他怎麼解釋，我們這裡並沒有遭到轟炸這一事實呢？我幾乎無法向他解釋自己為什麼會出現休克，而且阻止我開口的，並不僅僅是歷史學者的神聖的沉默。
他至今什麼都沒說，事實上還安排了我明天晚上第一次去值夜，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而他看起來也不比其他人更心事重重。迄今為止，我在這裡遇到的每一個人都緊張不安（但之前我放進短期記憶的資訊是：空襲期間所有人都非常冷靜），而自我到來後，這周圍還沒有遭受過轟炸。炸彈主要是落在了倫敦東區和碼頭區。
今晚，我腦子裡冒出了「uxb」這個條目，而我一直在回想主教的舉止，以及教堂現在關著門的事實——我明明基本可以肯定，自己在書上讀到的是教堂在整個大轟炸期間都不曾關閉。一有機會，我就會嘗試檢索整個9月發生的事件。至於其他，在我弄清楚自己究竟該完成什麼目標（如果有目標的話）之前，實在不知道如何回想起正確的資訊。
歷史學者並沒有什麼行動指南，也不受規則限制。我可以告訴所有人自己來自未來，只要我覺得他們會相信。我可以殺掉希特勒，只要我能去德國。不過，真的可以嗎？歷史系內部有諸多關於時間悖論的說法，那些實習歸來的畢業生也從不透露一個字。過去是牢固而不可更改的嗎，還是說，每一天都有新的過去產生，而始作俑者就是我們這些歷史學者？如果我們的行為會產生後果，那是什麼樣的後果呢？連會產生什麼後果都不知道，我們又怎麼敢輕舉妄動？我們是必須大膽地干預歷史，同時希望這麼做不會導致災難，還是必須袖手旁觀，不採取任何行動，眼看著聖保羅教堂被燒成平地，如果這麼做才不會改變未來的話？
以上這些，都是適合深夜研究的好課題。不過放在這裡，它們就無關緊要了。我不能讓聖保羅教堂被燒成平地，就像我不能殺掉希特勒一樣。不，也不盡然。昨天在耳語迴廊裡，我發現了這一點。如果希特勒在聖保羅教堂放火時被我逮到，我的確可以殺了他。
9月26日今天我見到了一個年輕女孩。馬修斯主教讓教堂開了門，於是消防隊幹起了打掃清潔的雜活兒，人們也開始再次擁入。那個年輕女孩令我想起基芙琳，儘管基芙琳比她個頭兒高得多，也絕對不會把頭髮捲成那樣。她看起來彷彿哭過。基芙琳自打實習歸來以後，就是這副模樣了。中世紀對她來說太難以承受了。我不禁好奇，她如果在這裡又會怎麼做。毫無疑問，她會向這兒的神職人員傾訴她的滿腔恐懼，而我衷心希望眼前這個神似她的人不會這麼做。
「需要幫助嗎？」我問道，心裡其實一丁點兒忙也不想幫，「我是這兒的志願者。」
她看上去一臉疲憊。「你沒有工錢？」她問，用手絹擦了擦發紅的鼻子，「我看到了一些關於聖保羅教堂還有消防隊的訊息，想著也許能在這兒找份工作。比如，在食堂幹活兒，或者別的什麼。一份能付錢的工作。」她眼眶泛紅，眼裡含著淚水。
「抱歉我們沒有食堂。」我已經是儘可能和善地說出這句話了，考慮到在基芙琳面前我總是表現得多不耐煩，「而且這地方也算不上真正的避難所。消防隊的一些人睡在地下墓室裡。但是，恐怕我們的人都是志願者。」
「那沒辦法了。」說著，她用手絹輕輕擦拭雙眼，「我很喜歡聖保羅大教堂，但沒法兒做志願者，因為我弟弟湯姆從鄉下回來了。」我搞不太懂眼前的狀況。儘管表面看起來挺悲傷，她的聲音聽著還算歡快，進門後也沒有越哭越厲害的跡象。「我得給我們倆找個合適的住處。湯姆回來了，我們就不能繼續睡在地鐵裡了。」
我突然感到一陣恐懼。當你不由自主地檢索到記憶，有時就會產生這種感覺。「地鐵？」我問道，想抓住那點記憶。
「一般是在大理石拱門地鐵站。」她接著說，「我弟弟湯姆早前在那兒給我們佔了位置，我……」她頓住了，把手絹捂向鼻子，擤了一通。「很抱歉。」她說，「這感冒太糟心了！」
紅色的鼻頭，淚汪汪的眼睛，流鼻涕，呼吸道感染。我剛才居然沒開口勸她別哭，也是很難得了。我至今為止沒犯什麼不可原諒的錯誤，真是全憑運氣。這並不是因為我無法檢索長期記憶，而是因為有一半必需的知識，我甚至都沒存進長期記憶裡去：比如貓、感冒，還有強烈陽光照射下的聖保羅大教堂的模樣。或早或晚，我一定會被某件自己一無所知的事情打個措手不及。不管怎麼說，今晚值完夜以後，我要嘗試檢索記憶。至少，我要弄清楚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東西砸到我的頭上來，以及什麼時候會砸來。
我見過那隻貓一兩次了。它渾身炭黑，喉嚨前面有一塊白斑，簡直像是為了燈火管制的時候方便辨認才畫上去的。
9月27日我剛剛從房頂上下來，仍然在發抖。空襲剛開始的時候，轟炸主要集中在倫敦東區。那場面叫人難以置信：到處都是探照燈，天空被火光映成一片粉紅，倒映在泰晤士河裡，爆炸開來的彈殼像煙花一樣火光四濺。空氣中持續迴盪著一股震耳欲聾的轟隆聲，間或被飛機從頭頂掠過的嗡鳴聲打斷，接著便是高射炮突突射擊的聲音重複響起。
午夜時分，炸彈開始落在離教堂很近的地方，發出了恐怖的聲響，宛如火車從頭頂上碾過。我用上了全部的意志力，才沒有猛地趴倒在房頂上，畢竟朗比還在一邊看著呢。我不想再給他機會看我出洋相了，就像之前在穹頂時那樣。我昂著頭，手裡牢牢攥著防火沙桶，不禁感到自豪。
凌晨三點過後，轟炸的咆哮聲停止了，接下來是將近半小時的間歇，燃燒彈如冰雹一般嘩啦啦砸在各處的房頂上。除了朗比，所有人都立即撲向了鏟子和消防泵，朗比在盯著我。而我在盯著燃燒彈。
它落在了鐘樓的後頭，離我只有幾米遠。它比我想象中的小得多，只有三十多釐米，正急劇地噴發著，朝我的方向噴射出青白色火焰。不消一分鐘，它就會熔成一團，燒穿屋頂。火焰，消防員的呼喊，然後是綿延數里的白色碎石，之後便什麼都沒了，什麼也不剩，哪怕是那塊大火紀念碑。
耳語迴廊的那種感覺又回來了。我覺得自己好像說了些什麼，朗比臉上浮起一絲不自然的微笑。
「聖保羅大教堂會被燒燬的，」我說，「燒得片瓦不留。」
「是的。」朗比說，「他們就是這麼想的，不是嗎？把聖保羅大教堂燒成平地，不就是他們的計劃？」
「誰的計劃？」我傻乎乎地問。
「當然是希特勒了。」朗比說，「不然你以為我在說誰？」他看似隨意地撿起他的手搖式消防泵。
空襲預警手冊裡的頁面突然在我眼前一閃而過。我把一桶沙子倒在了仍在噴火的燃燒彈上，飛快地又抓起一桶，繼續倒上去。黑煙滾滾翻騰，令我險些找不到自己的鏟子在哪兒。我用鐵鏟的尖端輕輕刨到了被撲滅的燃燒彈，挖起來放進空桶裡，又挖了幾鏟沙子撒在上頭。刺鼻的煙燻得我眼淚直流。我抬手用袖子擦了擦淚，看見了朗比。
他壓根兒沒有過來搭把手的意思。他微微一笑：「那個計劃其實不壞。不過，當然了，咱們不會讓他們得逞的。消防隊就是幹這個的，阻止他們。對吧，巴塞洛繆？」
現在，我明白自己實習的目標是什麼了。我必須阻止朗比燒掉聖保羅大教堂。
9月28日我試著告訴自己，昨晚是我搞錯了朗比的意思，是我誤解了他的話。他幹嗎要燒掉聖保羅大教堂呢？他又不是納粹間諜。納粹間諜怎麼可能混進消防隊來？想到自己那封偽造的介紹信，我不禁打了個寒戰。
我要怎樣才能確認他的身份？如果我設個套來試探他，問他一些只有生活在1940年的忠誠的英格蘭人才會知道的東西，恐怕我自己才是會暴露的那一個。我必須好好地檢索一番記憶才行。
在那之前，我應該盯著朗比。至少目前來說，這很容易辦到。朗比剛才安排好了接下來兩週的值班表，每趟班我倆都是一起的。
9月30日我知道9月裡發生過什麼了，朗比告訴我的。
昨晚，我們在唱詩席裡穿外套和靴子的時候，他說：「你知道嗎，他們已經試過一次了。」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感到茫然無措，就跟我初到這裡的那天，他問我是不是誒亞皮的人時一個樣。
「我是說摧毀聖保羅大教堂，他們已經試過一次了。9月10日的時候，用了一枚高爆彈。你當然不知道了，你人在威爾士嘛。」
我甚至都沒聽進去他的話。他提到「高爆彈」的那一刻，我瞬間記起了全部。有人把炸彈埋到路面下方，安在了路基上。拆彈小隊試過拆除它，但那地方還有一條輸氣管漏了氣。他們決定疏散整個教堂，但馬修斯主教拒絕離開。他們終究成功拆除了炸彈，在巴金沼澤將其引爆。我一下子檢索出了所有的來龍去脈。
「上次是拆彈小隊救了它一命。」朗比這麼說，「這附近好像總是有人。」
「是的，」我說，「總是有的。」我從他身邊走開了。
10月1日我本以為，昨晚自己突然從記憶中檢索出了9月10日的事件，這意味著我取得了某種突破。可是，接下來的大半夜裡我只是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拼命想檢索出關於「聖保羅大教堂納粹間諜」的資訊，卻一無所獲。我是不是必須知道自己想查詢什麼，才能記起它來？若真如此，檢索記憶對我又有什麼用處呢？
也許朗比不是納粹間諜。那他是什麼人？縱火犯？瘋子？地下墓室真不是適合思考的地方，這裡壓根兒就不安靜，沒有點墓地的樣子。打雜女工聊了大半個夜晚，而地下墓室裡的聲音是被困在牆內的，反而更響亮。我發現她們的說話聲令我難以忍受。到今天早晨，我總算睡著了一會兒，就夢見了被炮火擊中的地鐵避難所、破損的水管、快要溺死的人們。
10月4日我今天嘗試了抓貓。我有了個主意：可以讓這貓來趕走嚇到了女工們的那隻老鼠。另外，我也很想近距離地看看貓。我帶了水桶——前一晚我還用這桶和手搖式消防泵撲滅了一些燃燒的高射炮流彈，裡頭還剩一些水，但不足以溺死一隻貓。我的計劃是，把桶扣在它的上方，從底下伸手，逮住它，帶到地下墓室去，把老鼠指給它看。我甚至都沒能靠近它。
我晃悠著水桶這麼做的時候，甩出了大概一英寸深的水。我記得貓是一種家養動物，但看來一定是我記錯了。它那張趾高氣揚的大臉向後一拉，就變成一副十分嚇人的骷髏般的面具，我原本以為溫柔無害的貓爪也伸出了殺氣騰騰的尖鉤，它還發出了一聲音量遠超打雜女工的叫聲。
我驚得把水桶扔到了地上，它滾到了一根柱子前。貓消失了。在我的身後，朗比的聲音響起：「貓可不是這麼抓的。」
「顯然是的。」說著，我彎腰去撿水桶。
「貓討厭水。」他說，聲音還是那麼毫無情緒起伏。
「噢。」說著，我走到了他的前面，準備把桶放回唱詩席，「我真不知道呢。」
「誰都知道這個，就連愚蠢的威爾士人都知道。」
10月8日我們這個星期值雙倍的班，因為最近都是滿月，適合轟炸。朗比沒有來房頂，所以我便去教堂找他。我發現他正站在西門那裡，和一個老人說話。那人胳膊底下夾著一張報紙，抽出來遞給朗比，可朗比又還給了他。那人一瞧見我，便退了出去。「是遊客，」他說，「想問風車劇院怎麼走。他看到報紙上說那兒的姑娘都裸體表演。」
我知道自己露出了一臉不大相信的樣子，因為他說：「老兄，你看上去糟透了。沒怎麼睡覺，對吧？今晚的第一輪班，我找個人替你值吧。」
「不，」我冷冷地說，「我自己值。我喜歡待在屋頂上。」我又默默在心底補充了一句：在這兒我才能逮到你啊。
他聳聳肩，說：「我覺得總比待在地下墓室強。至少炸彈飛過來的時候，你能聽見。」
10月10日我覺得，值雙倍的班也許對我有好處，能讓我暫時不去想檢索記憶失敗這件事。就好比如果你一直盯著一壺水，它就彷彿永遠燒不開一樣。有時候，放一放真的有用。你只要花幾小時的心思在別的事情上，或者睡幾晚的好覺，不必費勁，也不用服人工輔助品，需要的資訊就會自己冒出來。
睡好覺是不可能了。不僅女工們老是不停地講話，連那隻貓也搬進了地下墓室，悄無聲息地走到每個人跟前，發出勾人的叫聲討要醃魚。出去值班之前，我要把自己的小床搬出耳堂，挪到納爾遜的旁邊。他是被酒精醃著沒錯，可起碼他不吵啊。
10月11日我夢見了特拉法加，夢見了船炮、煙霧和墜下的灰泥，以及朗比大喊我的名字。我醒來的頭一個念頭就是，那些疊成一堆的椅子垮了。眼前全是煙，我什麼也看不清。
「我來了。」說著，我一邊跛著腳朝朗比的方向走去，一邊努力套上靴子。耳堂裡有一大堆灰泥，摺疊椅亂糟糟的。朗比正在那堆東西里挖著什麼。「巴塞洛繆！」他大聲吼著，把一大塊石膏扔向一旁，「巴塞洛繆！」
我仍然以為眼前霧濛濛的東西是煙。我往回跑，取來手搖泵，在他旁邊跪下，把一隻破裂的椅子朝後拉。拉不動，我突然反應過來：這底下有具屍體。也許我伸手去撿一塊從天花板上掉下來的灰泥，結果卻發現它其實是一隻手。我往後一倒，坐在了腳踝上，下定決心不要嘔吐，繼續對著那堆東西挖起來。
朗比動作太快了，他正拿著一條椅子腿對著那堆廢墟猛戳。我抓住他的手，想要制止他，卻被他用力掙開了，彷彿我也是一塊應該丟到一旁的廢料。他撿起一大塊灰泥板，卻發現底下就是地面了。我回頭望向身後。兩名女工都蜷縮在聖壇旁邊的凹陷處。「你在找誰？」我問，同時抓住了朗比的胳膊。
「巴塞洛繆。」說著，他將那些殘骸掃開。他的雙手沾了厚厚一層灰，上面正滲出血來。
「我在這兒，」我說，「我還好好的。」白色的煙塵嗆住了我，「我把我的床從耳堂搬出去了。」
他猛然轉身朝向那兩名女工，語氣頗為冷靜地問：「這底下有什麼？」
「只有煤氣爐。」縮在陰影籠罩的凹處的女工怯生生地答道，「還有加爾佈雷斯太太的錢包。」他繼續在那堆東西里挖著，直到把這兩樣東西都找了出來。煤氣爐正在迅速地漏氣，儘管上面的火已經熄滅了。
「不管怎麼說，你還是救了聖保羅大教堂和我。」我站在那裡，只穿著內衣和靴子，手裡拿著沒派上用場的手搖泵，「不然我們可能都窒息而死了。」
他站起來。「我不該救你的。」他說。
第一階段：休克，意識麻木，意識不到自己受了傷，說的話除了自己旁人都聽不懂。他還不知道自己的手在流血。過後他也想不起自己說了什麼話。他說的是，他不該救我的。
「我不該救你的，」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有職責在身。」
「你在流血，」我語氣尖刻地說，「你最好躺下來。」我的語氣就跟當時耳語迴廊裡的朗比一個樣。
10月13日擊中我們的是一枚高爆彈。它在唱詩席上炸出了一個大洞，把大理石雕塑炸壞了一些，但地下墓室的天花板並沒有坍塌，我一開始也是這麼猜想的。只是震落了一些灰泥。
我想，朗比並不知道自己說過些什麼。這能讓我佔得些先機，因為現在我知道危險潛伏在何處，確定它不會從其他方向迎面撲來了。可僅僅知道這些，卻不知道他究竟會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又有何用？
可以肯定的是，昨天教堂被炸彈擊中的史實一定早就儲存在我的長期記憶裡了，可就連瞧見灰泥被震落都沒能讓我想起它來。現在，我甚至都懶得去嘗試檢索記憶了。我只是躺在黑暗裡，等待房頂在我的頭頂垮塌。我還回想著朗比是如何救了我的命。
10月15日那個女孩今天又來了。她感冒仍然沒好，但找到了能付薪水的工作。見到她我很開心。她穿著一身漂亮的制服和露趾的鞋子，頭髮精心燙過。我們仍然在清理地下墓室的爛攤子，朗比和艾倫一起出門了，去找木板來蓋住唱詩席。於是，我一邊掃地，一邊任由女孩對著我說話。灰塵令她打起噴嚏來，但至少這回我知道她是怎麼回事了。
她告訴我，她叫埃諾拉，目前在婦女志願服務隊工作，負責一個派往一線的移動食堂。她這回過來，主要是為了感謝我讓她有了這份工作。她說，她告訴婦女志願服務隊，聖保羅大教堂沒有像樣的帶食堂的避難所，於是她們就派她來負責城裡這一塊了。「所以，以後我如果在附近，就過來看你，講講我們的近況，怎麼樣？」
她和弟弟湯姆仍然睡在地鐵站裡。我問那地方安不安全，她說大概不安全，但至少炸彈飛過來的時候你聽不見，那也是一種福氣。
10月18日我太累了，幾乎連寫字的力氣都沒了。今晚我們遭遇了九枚燃燒彈，還有一枚空投雷——它眼看著就要落在圓頂上，結果一陣風吹來，它飄離了教堂。我撲滅了其中兩枚。到這兒以後，這種事我已經做過至少二十回了，還幫忙應付了其他幾十枚炸彈，但這仍然不夠。只要一枚燃燒彈燒起來，只要我有一瞬沒看住朗比，就會前功盡棄。
我知道，這只是我為什麼這麼累的一部分原因。每天夜裡我都精疲力竭，一來是要完成自己的分內事，二來是要盯住朗比，確保自己沒有漏掉一枚燃燒彈而讓它落地。然後我要回到地下墓室，竭盡全力地嘗試檢索資訊，任何一點關於1940年秋天的間諜、火災、聖保羅大教堂的資訊，任何東西都行。我坐立難安，始終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卻又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如果無法檢索記憶，我就和出生在這個時代的可憐人毫無區別，對明天將要發生的事一無所知。
如果有必要，我將繼續這麼做下去，直到被召回的那天。只要我一天在這裡負責撲滅燃燒彈，他就一天不能燒垮聖保羅大教堂。「我有職責在身。」在地下墓室裡，朗比是這麼說的。
我也有我的職責。
10月21日上一次被轟炸是兩週前的事了，而我這才意識到，自那以來就沒人見過那隻貓了。它不在地下墓室的那堆廢墟里。我和朗比已經很確定那堆東西里沒有任何人，卻還是又篩查了兩遍。不過，它也可能是在唱詩席裡。
老本斯·瓊斯說不必擔心。「它會沒事的。」他說，「就算德國佬把倫敦炸成了平地，這些貓也會大搖大擺地出來迎接他們的。你知道為啥嗎？貓誰也不愛。咱們當中有一半的人就是因為這個死掉的。前幾天，斯特普尼區有個老太太為了救她的貓喪了命。那該死的貓躲在家庭防空洞裡呢。」
「那咱們的貓現在在哪兒呢？」
「某個安全的地方，這點可以保證。如果它不在聖保羅大教堂混了，就說明我們快完了。老話說耗子會拋棄沉船。其實說錯了，會拋棄沉船的不是耗子，是貓。」
10月25日跟朗比問過路的那名遊客又出現了。他總不可能還在找風車劇院吧。今天他仍然在胳膊底下夾了張報紙，並且想找朗比，然而朗比和艾倫一起去了城的另一頭，想給我們搞到防火布制的外套呢。我瞧見了那報紙的名字：《工人報》。那是一份納粹報紙？
11月2日我已經連續在房頂上待了一個星期了，要幫幾個不靠譜兒的工人修補炸彈炸出的破洞。他們活兒幹得極糟糕。房頂上仍然有一道大大的裂口，足以讓一個成年人掉進去。可他們堅持說這沒關係，畢竟你最多隻會落到天花板的上方，這麼點距離摔不死人。他們似乎理解不了，這地方對燃燒彈來說簡直是完美的藏身之所。
只需掉進去一枚燃燒彈，朗比的目的就達到了。他甚至都不必親自向聖保羅大教堂放火。他所需要的，只是放任一枚炸彈燃燒，直到為時已晚。
跟工人們交涉無果，我爬下房頂進入教堂，去找馬修斯反映問題，卻看見朗比和那名遊客正一起待在柱子後面靠近視窗的位置。朗比拿著報紙，正和那人說著什麼。一小時後，我從圖書館下來的時候，他們仍然在原處。房頂上的裂口也一樣。馬修斯說，咱們只能放些木板在上頭，祈禱好運了。
11月5日我已經放棄檢索記憶了。我的睡眠嚴重不足，就連針對已經知道名字的報紙，也檢索不出上面的資訊。如今，值雙倍的班成了常態。那些打雜女工已經棄我們而去（和那隻貓一樣），所以地下墓室裡是靜悄悄的，可我仍然睡不著。
當我成功打起瞌睡時，便會做夢。昨天我夢到了基芙琳，她站在房頂上，穿得像名聖人。「你實習期間到底有什麼秘密經歷？」我問，「你的任務是要發現些什麼？」
她用一塊手絹擤了鼻子。「兩件事。第一，沉默與謙遜是歷史學者肩負的神聖責任。第二，」她停頓一下，再次用手絹擤鼻涕，「別睡在地鐵裡。」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搞到人工輔助品，讓自己進入入定的狀態。這就遇上了一個問題。我很肯定的是，這個時代離化學合成的內啡呔問世還早得很，致幻劑多半也是。酒精倒是必定能弄到手，可我需要比麥芽酒濃度更高的東西——這是我唯一叫得出名字的酒了。我不敢去問消防隊的人。朗比已經夠懷疑我的了。還是得去翻《牛津英語詞典》，查詢一個我不知道的酒名。
11月11日那隻貓回來了。朗比又和艾倫一起出門去找防火布質的外套了，所以，我認為這時離開聖保羅大教堂是安全的。我去雜貨店購買食材，希望也能買到人工合成物。天色已晚，我還沒走到齊普賽街，警報聲便響了。不過，空襲一般不會在天黑之前來臨。我花了一番功夫才找齊要買的日用品，最後鼓足勇氣，問店員有沒有酒賣。他叫我去酒吧，於是我走出雜貨店，就在這時，我感覺自己彷彿突然一頭栽進了黑洞裡。
我一下子不知道聖保羅大教堂在哪個方向或者街道，還有我剛才走出來的商店在哪裡了，腳下也不再是人行道，我只能緊緊攥著棕色紙袋包裹的醃鯡魚和麵包。此時，即使我把手伸到臉前，也看不見它。我將圍巾收緊了些，祈禱自己的雙眼能逐漸適應，眼前卻沒一絲微弱的光線來讓我適應。要是此時有月亮，我會很開心，儘管聖保羅大教堂消防隊的隊員都咒罵它，管它叫內奸。或者有公共汽車也好，被遮擋的車頭燈露出一點點光，就足以讓我找到方向。或者探照燈也好，哪怕高射炮發射時反衝的火焰也行。任何東西都行。
然後，我就真的看到了一輛公共汽車：遠處兩盞黃色的細縫似的燈。我開始朝它走去，險些從路緣上滑倒。這意味著，那輛公共汽車其實是在人行道上，這又意味著，它其實不是公共汽車。離我很近的地方，一隻貓喵喵叫著，上來蹭我的腿。我低頭看向那兩團被自己誤以為是車燈的黃色光芒。那是它的眼睛，對映著不知來自哪裡的光——儘管我敢肯定，這方圓幾英里內都沒有一點光源——直直地朝我照來。
「你眼睛這樣放光，是會被民防隊員抓到的，老湯姆。」我說，聽見一架飛機轟鳴著掠過頭頂，「或者被哪個德國佬抓到。」
突然，世界爆發出光線，探照燈以及泰晤士沿岸的光源似乎在同一時間都亮了起來，照亮了我回家的路。
「你是來接我的，對吧，老湯姆？」我歡快地說，「你之前去哪兒啦？知道我們的醃鯡魚吃完了，是不是？你還真是講義氣啊。」我一路跟它說著話，回到家給了它半罐醃鯡魚，以報答它救了我的命。本斯·瓊斯說，它是聞到雜貨店的牛奶味了。
11月13日我夢見自己在燈火管制中迷了路。四周很黑，伸手不見五指，而鄧沃爾西走過來，用一支手電筒照著我，我只知道自己是從哪兒來的，卻不知要往哪兒去。
「這麼做又有什麼好處？」我說，「人們總歸是需要光，才知道該往哪兒走的。」
「泰晤士河反射的光也行？火光和高射炮的光也行？」鄧沃爾西問。
「對，什麼都比烏黑一片要強。」他湊近，把手電筒遞給了我。不過，它其實不是手電筒，而是中殿以南亨特那幅畫裡的耶穌手提的燈。我用它照著前方的路，想找到回家的方向，它照亮的卻是那塊大火碑。我連忙將燈撲滅。
11月20日今天我試著找朗比談了談。「我瞧見你和一個老人家說話。」我說，語氣聽起來如同質問。我是故意的。我就想讓他覺得我在質問他，從而中止他的計劃，不管他在盤算些什麼。
「是在讀報，」朗比說，「不是說話。」他正在整理唱詩席上的東西，把沙袋堆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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