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莉絲汀·凱瑟琳·露什/著
胡紹晏/譯
克莉絲汀·凱瑟琳·露什是一位美國作家，她的神秘小說、愛情小說、科幻小說、奇幻小說都獲過獎。她用不同的筆名創作了很多部小說，這些小說登上了世界各地的暢銷書榜，並已在十四個國家用十三種不同語言出版。她所獲的獎項包括埃勒裡·奎因讀者選擇獎和約翰·w·坎貝爾獎。她是科幻小說領域歷史上唯一因編輯工作和小說創作而獲得雨果獎的人。《紅信日》最初發表於2010年的《模擬科幻小說與事實雜誌》。
畢業彩排正在進行中——這是學生在校的最後一個星期一下午。歐巴馬·巴拉克高中的畢業生齊聚體育館內，領取摺疊在包裝袋裡的長袍（很久以前便已預訂）、四方帽，以及藍白相間的流蘇。那流蘇最吸引人——大家都在琢磨應該安到帽子的哪一邊，戴在哪一側。
不出一星期，他們即將迎來新的未來，一切充滿希望。
然而希望並非毫無限制，因為今天也是紅信日。
我站在講臺上靠近階梯處，距離出口不遠。我今天穿上了最好的職業休閒裙和一件失寵的上衣。多年前我就已經發現，應該穿不喜歡的衣服。一天下來，許多孩子都將趴在我身上哭泣，外衣會沾滿了口水、化妝水和鬚後水。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體形纖瘦，但他們說我是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女人。教練就應該令人望而生畏。儘管我仍在籃球隊執教，卻不再教體育課，因為管理層認為我更適合當輔導員。二十多年前，我在歐巴馬高中度過了第一個紅信日後，他們便做出瞭如此判斷。
我是這所學校中唯一真正瞭解紅信日有多可怕的成年人。我認為紅信日的存在本身就很殘酷，但由於是在學校裡，其程度有所緩和。
紅信日本該是個假日，讓孩子們在家裡與父母一起等待信的到達。
當然也有可能等不到。
問題是，我們無法事先做準備。不可以提前讀信，這是隱私法的限制。
而關於時間旅行也有嚴格的規定。一名使節在彩排開始前一刻到達，將信封塞入活頁夾內，之後他就消失了——僅此一次。使節攜帶的是來自未來的實體信件。全都是傳統的紙信，一百五十年前人們寫的那種，現在已經很少見了。只有使用特殊紙張的手寫實體信才能被送過來。如此這般，簽名才可以核對，紙張才有保證，信封也經過驗證。
顯然，即使在未來，也沒人願意犯錯。
活頁夾上寫著名字，以免信件送錯物件。信中的內容必須故意寫得含混不清。
拿到信的孩子我不用管。那是其他人的事，有些專職廢話瞎扯的傢伙——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也在場。他們收取一點點費用，核查信件與簽名，試圖解讀那些刻意含糊其詞的語句，猜測書寫者的社會經濟地位、健康狀況，以及情緒。
就這方面來說，我認為紅信日是個騙局。但學校予以支援，因為有輔導員（也就是我）去應付沒收到信的孩子。
我們無法預測誰收不到信，直到某個孩子停下腳步，開啟活頁夾，震驚萬分地抬起頭。
裡面要麼是一個紅信封，要麼什麼都沒有。
我們甚至沒時間檢視每個活頁夾。
我曾就讀於俄亥俄州謝克嶺的仁愛會瑪麗修女高中，三十二年前，在那所學校的禮拜堂裡，我經歷了自己的紅信日。瑪麗修女高中是一所小型的男女混合天主教學校，如今雖已關閉，但曾經名噪一時。根據民意調查，它是俄亥俄州最好的私校——唯因其保守的政治立場，以及不惜以強行灌輸的方式對學生予以訓導，才略有爭議。
我從未留意到這種灌輸。我的籃球技藝非常出色，已經獲得拉斯維加斯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俄亥俄州立大學（七葉樹隊的主場！）三所學校的全額獎學金機會。一名職業球探保證說，只要我高中畢業直接參加職業聯賽，一定能進入第五輪選秀賽，但我想要念書。
「書可以以後再念，」他對我說，「賺了錢，出了名，隨便哪個好學校都會讓你進。」
但我很聰明。我研究過那些一離開高中就去大十聯盟的球員。他們往往會受傷，丟掉合同與金錢，再也無法打球。通常，他們只能打一些亂七八糟的雜工，以支付大學教育的費用——假如真要去唸大學的話。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甚至連大學都上不了。
而那些倖存者的收入大部分都給了經理人、代理商，以及其他隨從人員。我心裡很清楚，自己閱歷尚淺。我知道自己是個無知的孩子，只不過具備出色的球藝而已。我知道自己很幼稚，很容易輕信他人，教育程度也不夠。我也知道，三十五歲之後的生命還很長，到那時，哪怕是最有天賦的女運動員也會走下坡路。
關於未來，我想得很多，常常思考三十五歲之後的生活。我知道，三十五歲過後的第十五年，未來的我會寫來一封信。我相信，未來的自己會告訴我如何選擇，如何決斷。
在我看來，歸根到底，就是選大學還是選職業聯賽。
我覺得不會——不可能——有其他選擇。
你瞧，只要你樂意——只要你有這個意願——就能給過去的自己寫一封信。它將在你高中畢業的前夕被送達。十幾歲的學生（理論上）已經算是成年人，但仍處於學校的保護之下。
關於撰寫信件的建議是，它應該起到激勵作用，或者警告從前的自己，避開某個特定的人、特定的事件、特定的選擇。
只能寫一項。
統計結果顯示，大多數人都不會發警告。他們喜歡生活中的既成事實。通常，那些動手寫信的人都不會有太多改變。
只有犯下悲劇性錯誤的人——一夜酗酒引發不幸的意外，一個錯誤的決定讓好友丟掉性命，一次令人心悸的偷歡導致一生心痛——才會在信中明確指出。
這種信會導致平行宇宙的出現。生命將沿著完全不同的分岔前進。寫信的成年人希望從前的自己接受建議。若是從前的自己果真採納了建議，就不會變成寫信的人。假如這孩子夠聰明的話，便會避免那酗酒的一晚，成長為另一個人。這個新的成年人會寫一封不同的信給從前的自己，或警告另一種可能性，或以平淡而模糊的行文描述光明的未來。
對此，人們展開各式各樣的科學研究，討論各種可能的後果，從而產生了諸多法律與規定。
所有這一切都指向許多年前，在瑪麗修女高中的禮拜堂裡，我所經歷的震撼一刻。
那時候，我們的畢業典禮跟歐巴馬·巴拉克高中不同。雖然我不記得我們是何時舉行典禮的，但肯定是在那一週的晚些時候。
在瑪麗修女高中，我們的紅信日於祈禱中度過。學生在校的每一天都由彌撒開始。然而紅信日那天，畢業生們必須留下舉行特殊儀式，以祈求上帝的原諒，並接受訓導，因為法律要求瑪麗修女高中所做的事有違天道。
瑪麗修女高中對紅信日充滿厭惡。事實上，作為天主教會的附屬機構，瑪麗修女高中根本就對時間旅行持反對態度。在黑暗時代（即我出生之前數十年），天主教會宣稱時間旅行是一種異端，違背了神的意志。
你知道爭論的焦點：虔誠的信徒說，上帝若是希望我們穿越時間，便會賦予我們此種能力。科學家們則說，上帝若是希望我們穿越時間，便會賦予我們理解時間旅行的能力——哦！你瞧！他正是這麼做的。
即使到如今，爭論仍可由此展開。
然而對那些有錢有勢、出身名門的人來說，時間旅行已成為生活中的現實。我猜他們不像我們那樣害怕搞出平行宇宙。也許富人並不在乎——正如20世紀美國著名作家（儘管讀的人不多）弗·司各特·菲茨傑拉德的名言：他們與你我不同。
而其餘人——與你我無異者——在不到一個世紀之前就意識到，時間旅行是一件充滿危險的事，不過既然我們身在美國，便無法剝奪其他人投入時間旅行的機會。
最後，讓所有人參與時間旅行的呼聲愈來愈強烈。自由派希望政府予以資助，而保守派則認為只有那些有能力支付費用的人才能獲得准許。
接著出現了事故——它並沒有從歷史書中被抹去，但學校裡也不會講（至少我讀過的學校是如此），於是聯邦政府推出了妥協方案。
每個人都將獲得一次免費時間旅行的機會——並不是說你能回去看耶穌受難或者蓋茨堡戰役——但人們可以回到自己的過去。
然而這極有可能引起大規模的變更，因此時間旅行必須嚴加控制。無論何種法規都無法阻止有人在1776年7月的自由大廳裡告訴開國元勳們，他們的舉動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因此，妥協方案變得愈來愈嚴格（潛臺詞是，像時間旅行這種強大的能力不能隨便授予普通大眾），最後演變成了規矩繁多的紅信日。你可以在不離開現有生活的前提下，與從前的自己接觸。你可以影響過去，給自己樹立信心，或者修正某個錯誤。
這對天主教會來說，仍然有悖天理，持此種意見的包括南方浸信會、自由教會、困守現世聯合會（我最喜歡這一家了，因為他們似乎完全不明白自己的名字有多反諷），等等。法律通過後的許多年中，諸如瑪麗修女高中之類的機構試圖不予遵從。他們發起抗議與投訴，同時也成為投訴物件。
最後，塵埃落定，他們仍需遵守法律。
只不過他們不必表示歡迎。
於是，當我們這群可憐的畢業生眼巴巴地等待著自己的信件，等待著自己的命運與未來時，他們便來折磨我們。
記得在祈禱過程中，我感覺像是跪了好幾小時。暮春的天氣溫熱潮溼，溫度不斷升高，因為禮拜堂（這是一座歷史性建築）裡不允許安裝有違天道的空調。
瑪莎·蘇·格羅寧暈了過去，接著是明星四分衛沃倫·艾弗森。整個上午，我幾乎都將額頭擱在前面的椅背上，胃裡陣陣抽搐。
我一生都在等待這一刻。
如今，它終於來了。我們按照字母順序排列，像往常一樣，我又落在中間。我討厭被安排在中間。我長得很高，性情古怪，除了在籃球場上，動作也不太協調，而且沒怎麼發育——這在高中很重要。我也還沒有變得令人望而生畏。
那是後來的事。
不。我只不過是個高大笨拙的女孩，走在那些比我矮的男生後面，儘量試圖避免惹人注目。
我站在過道里，看著朋友們走到講臺前。平常聖餐儀式時，我們就跪在前面的那排階梯上。
分發活頁夾的是布洛薩德神父。他身材很高，但還比不上我。他趨於發福，脂肪主要集中在腰間。他捏住活頁夾的一角，彷彿它們受過詛咒，隨著我們伸手接過自己的未來，他給予每個人一句祝福。
我們不該開口說話，但有幾個男生喃喃低語「太好了！」，有些女生則把活頁夾捂在胸口，彷彿收到的是情書。
我領到了活頁夾，緊緊握著——指間是冷冷的塑膠。我沒在階梯旁將它開啟，因為我知道，那些尚未領取活頁夾的學生正注視著自己。
因此，我徑直走出大門，來到走廊上，背倚著牆。
然後，我開啟活頁夾。
裡面空空如也。
我屏住了呼吸。
我回頭望向禮拜堂。其餘的學生仍在排隊領取活頁夾。沒有紅信封落在地毯上，也沒有活頁夾被扔到一邊。
什麼都沒有。我攔住三名學生，詢問他們是否見我掉落東西，或者撿到我的信。
這時，瑪麗·凱瑟琳修女抓住我的胳膊，拽著我遠離階梯。她的手指捏到了我胳膊肘的神經，我感覺一陣疼痛一直延伸到手上。
「你不該妨礙別人。」她說。
「但我一定是丟了信。」
她凝視著我，鬆開我的胳膊。她肥胖的臉上露出滿意的神色，用手拍了拍我的臉頰。
動作很輕柔。
「那是你得到了上帝的賜福。」她說。
我並沒感受到上帝的賜福。我正打算這麼告訴她，但她示意布洛薩德神父過來。
「她沒有收到信。」瑪麗·凱瑟琳修女說。
「上帝保佑你，孩子。」他熱情地說。他之前從未留意過我，但這一回，他把手搭在我肩上。「你得跟我來，討論一下你的將來。」
我跟到了他的辦公室。當時不用授課的其他修女也圍聚到他身邊。她們告訴我說，上帝要我選擇自己的道路，他把未來還給了我，這是一種恩賜，他認為我沒有罪孽。
我渾身顫抖。我一直期待著這一天——至少從有記憶的那天起——卻得到這樣的結果。
一片空白。
我想要哭泣，但不是在布洛薩德神父面前。他已經開始談論這種賜福的含義。我可以加入教會。任何沒有收到信的人都能直接進入天主教會的各種學院與大學，其中有些是名校。我若想成為修女，他肯定教會可以接納。
「我想打籃球，神父。」我說。
他點點頭：「你可以在這些學校裡打。」
「職業籃球。」我說。
他看著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撒旦的子裔。
「但是，孩子，」他說道，語氣中少了幾分通融，「你已經得到上帝的指示。他賜予你祝福，希望你為他效力。」
「我覺得不是這麼回事，」我忍著眼淚，語聲哽咽，「我想你是搞錯了。」
我飛奔出他的辦公室，離開學校。
母親讓我回去上最後的四天課。她要我畢業。她說不然我會後悔的。
這些我還記得。
然而那個夏天其餘的一切都一片模糊。面對再也無法預知的未來，我感到很悲哀，擔心自己做出錯誤的選擇，甚至還真考慮過天主教大學。母親不斷給我打氣，讓我在選秀賽前做出選擇，而我也有照她的話做。
我去了拉斯維加斯的內華達大學，儘量遠離天主教會。
我拿到全獎，卻在第一場比賽中徹底傷了膝蓋。我回家過感恩節時，布洛薩德神父說，這是上帝的懲罰。
上帝寬恕我，其實我相信他的話。
我既沒有轉校，也沒有成為職業選手。我不與上帝抗爭，也不詛咒上帝。我拋棄了他，因為在我看來，他已經拋棄了我。
三十二年後，我望著這一張張臉。有的泛著紅暈，有的驚慌失措，有的淚如雨下。
但有的只是一片茫然，彷彿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這樣的學生由我負責。
在詢問他們活頁夾裡有什麼之前，我讓他們先站到自己身邊。我從不犯錯，即使是像去年那樣，沒有一個人需要我。
去年，每個人都收到了信。這種情況大約每隔五年會出現一次。所有學生都拿到了紅信，我什麼都不必管。
今年，我要面對三個學生，並非歷屆之最。最多的一次有三十個，而五年後，原因就清楚了。在一個從來沒人聽說過的愚蠢的小國，發生了一場愚蠢的小規模戰爭。我的二十九個學生在十年內相繼死去。二十九個。
剩下那個跟我一樣，完全不明白未來的自己為何沒有寫信。
每逢紅信日，我便會作此番思考。
我是那種願意寫信的人，一貫都是如此。我相信溝通，哪怕是含混不清的溝通。我知道開啟活頁夾，看到那鮮豔的紅信封有多重要。
我絕不會遺棄過去的自己。
我已經打好信的草稿。兩星期後——我五十歲生日那天——某個政府職員便會找上門來，約時間監督我寫信。
除非同意接受監督，不然我連碰都別想碰信紙、信封和那特殊的筆。等我寫完之後，政府職員會把信摺好，塞入紅信封中，並加上標註：俄亥俄州仁愛會瑪麗修女高中，三十二年前。
我早已計劃好了。我知道要說什麼。
但我仍不明白為何最終沒有實現。出了什麼問題？是什麼阻礙了我？我是否已身處平行宇宙而不自知？
當然，我永遠無法找出答案。
但我將這些思緒拋到一邊。我沒收到信，然而這說明不了什麼。也許我受到上帝的賜福，也許我活不到五十歲。
這是個詭計，是法律的花招兒，使得我這樣的人不能回到閃光的歷史時刻，甚至無法重歷自身生命中的亮點。
我繼續觀察著那一張張臉，直至苦澀的最後關頭。但我只需幫助這三個人：兩個男生，一個女生。
卡拉·尼爾森身材高挑纖瘦，頭髮呈淡金色，喜歡越野跑，無論我怎樣懇求她加入球隊，她都不願接近籃球。我們需要身高，也需要強健的體格。
卡拉兩者兼備，但她告訴我說，自己不適合團隊配合。她只想獨自跑步，她討厭依賴別人。
我沒法兒責怪她。
但她稜角分明的臉上滿是挫敗，我可以看出她對未來的自己很依賴。她曾相信，她不會讓自己失望。
永遠不會。
多年來，我見識過其他輔導員的陳詞濫調。我敢肯定，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也許未來的你認為你現在的方向很正確。我肯定你沒事的。
第一次看到高中的孩子經歷此種儀式時，我心中充滿苦澀。我一言不發，這或許是個明智的決定，因為我腦中已暗地裡把同事的話扭曲成可怕的負面含義。
有問題。我們都知道有問題。未來的你厭惡你，要不就是你死了。
在生命的不同階段，這些情況我都考慮過。波折的大學生涯，教育學學位，一次婚姻，兩個孩子，然後是離婚，如今又有了剛出生的孫兒。在此期間，我什麼都想過。
年輕而滿懷希望的我曾設想在三十五歲時從職業賽場退役，而實際上，到了三十五歲，我不再當體育老師，而成了一名全職輔導員。雖說是全職輔導員，但偶爾也當教練。
我告訴自己，我不介意。
我甚至琢磨：若是有機會在大十聯盟打球，我會怎樣寫？堅持到底？這似乎是紅信封中最常見的話。或許還要長一點，但歸根到底就是這幾個字。
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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