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兒妮可還是個嬰兒的時候,我讀到一篇文章。文章裡說以後也許不必教孩子如何讀寫,因為語音識別與合成技術將很快令讀寫能力失去存在的必要。我和妻子被這個想法嚇得夠嗆,決定不管技術多麼發達,我們女兒也要永遠把傳統的讀寫能力作為自身發展的基石。
結果我們和那篇文章的作者都沒有完全猜對:妮可已經長大成人,而且閱讀能力不在我之下。不過在某種程度上,她似乎喪失了書寫能力。與那篇文章的作者所預見的不同,她不用口述訊息並要求虛擬秘書重複剛剛所說的內容,只用在心裡默唸,視網膜投影儀就會在她的視場顯示出文字,然後她再用手勢結合眼球移動作修改。只要有需要,她都能像這樣書寫。但是如果遮蔽輔助軟體,只給她一個我堅持使用的那種鍵盤,這句話裡的許多單詞她都拼不出來。在這種情況下,英語似乎成了她的外語,她只會流利地口說,卻無法付諸筆端。
聽上去我好像對妮可的智力發展感到失望,其實絕不是這樣。她天資聰慧,儘管在別處能掙到更多錢,可她還是全身心地熱愛美術博物館的工作。自始至終我都對她的成就感到驕傲。可過去那個害怕自己女兒失去拼寫能力的我仍然存在,我也無法否認自己就是那個人的延續。
我是三十多年前讀到那篇文章的,在此期間我們的生活經歷了無數我無法預言的轉變,而最悲劇的一個就是:妮可的母親安吉拉宣稱,她理應過上一種更有趣的生活,而不是我們給予她的這種,於是她在接下來的十年裡行走於世界各地。不過,導致妮可形成當前這種讀寫方式的是一些日常的、緩慢的轉變:利用一系列軟體元件,實現其所承諾的功能和便利。而我在妮可剛開始使用它們的時候並沒有表示反對。
可以看出,我並不堅決反對新生事物,跟任何其他人一樣,我歡迎新技術。可是當磨刀石公司釋出新型搜尋工具「會憶」時,我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疑慮。
數百萬人,有些跟我年齡相仿,但大多數要更年輕,他們持續數年記錄生命日誌,佩戴個人攝像頭,不間斷地拍攝自己的全部生活。人們翻閱生命日誌的原因多種多樣——從回顧生命中的美妙時刻到追尋過敏原,應有盡有——但從來不會把內容全看一遍,沒有人想花那麼多時間組合關鍵詞並篩選搜尋結果。生命日誌是你能想到的最完整的影集,然而,跟大多數影集一樣,只有在特殊時刻才有人翻閱。如今磨刀石公司致力於改變這一切,他們宣稱「會憶」的演算法可以在你把「針」這個詞說出口的同時搜遍它掉落的乾草堆。
「會憶」監控你的對話,把提及的往事顯示在視場的左下角。如果你說「記得婚禮上那段康笳舞嗎」,「會憶」就會調出那段影片。如果與你談話的人說「上一次我們去海邊」,「會憶」也會調出當時的影片。而且,不僅與別人談話時可以使用,「會憶」還在監視你默唸的內容。如果你念出「第一次就餐的川菜館」這句話,你的聲帶同樣會像出聲閱讀那樣運動,「會憶」據此就可以調出相關內容。
軟體在解答諸如「我把鑰匙放在哪兒」這種問題上的作用不容否認。但是磨刀石公司對「會憶」的定位超越了虛擬隨身助理:他們想用它取代你的自然記憶。
***
吉金基十三歲那年的夏天,一個歐洲人住進了村子裡。裹著塵土的燥風才剛開始從北方吹來,當地家族公認的首領賽維長老就發出了通告。
一開始大家自然感到戒備。「我們做錯了什麼?」吉金基的爸爸問賽維。
多年以前,歐洲人首次來到蒂夫。幾位老人說過,總有一天他們會離開,然後這裡的生活就會變回以前那樣,在那一天到來之前,蒂夫人必須要與他們和睦相處。這意味著蒂夫人做事的方式要發生很多改變,他們以前從未與歐洲人一起生活過。歐洲人來村裡通常是為了收取築路稅,某些家族他們去得頻繁一些,因為那裡的人拒絕繳稅,不過這種事情在尚加夫氏族沒發生過。賽維和其他家族長老一致認為繳稅是最好的選擇。
賽維讓大家不要擔心:「這位歐洲人是一名傳教士,也就是說,他只做祈禱。他沒有權力懲罰我們,但是我們對他表示歡迎會讓管理者感到高興。」
他安排為傳教士建造兩間小屋,一間用於就寢,另一間用於接待。隨後的幾天裡,每個人都要從收割高粱的工作中騰出時間去砌牆,打樁,編織茅草屋頂。夯實地面是最後一個環節,傳教士恰在此時到來。他的搬運工首先出現,老遠就能看見他們搬著箱子魚貫穿過木薯田。傳教士本人最後現身,儘管不用親自搬運,他還是顯得疲憊不堪。他名叫莫斯比,對於為他建造小屋的每個人,他都表示了感謝。他想要幫忙,可是很快發現自己對於建房一無所知,所以只好坐在角豆樹的陰影裡,用一塊布擦拭額頭。
吉金基好奇地看著傳教士。那個人開啟行李箱,掏出一樣東西。初看上去它像一塊木頭,卻又能被分開,吉金基認出那是一沓緊密裝訂起來的紙張。以前他也見過紙,歐洲人收稅的時候會給他們證明稅收金額的紙張。不過傳教士正看著的顯然不是同一種類,一定另有他用。
那人見吉金基在看自己,便邀請他到跟前來。「我叫莫斯比,」傳教士說,「怎麼稱呼你?」
「我是吉金基,我父親是尚加夫氏族的奧加。」
莫斯比攤開那沓紙並朝它比畫了一下。「你聽說過亞當的故事嗎?」他問,「亞當是第一個人類,我們都是亞當的後代。」
「我們這兒的人都是尚加夫的後裔,」吉金基說,「蒂夫是我們蒂夫族所有人的祖先。」
「沒錯,但是你的祖先蒂夫也是亞當的後人,跟我的祖先們一樣。我們都是同胞,你明白嗎?」
傳教士說起話來好像大舌頭,不過吉金基還是能聽懂。「嗯,我明白。」
莫斯比笑著指向一張紙:「這裡講了亞當的故事。」
「紙張怎麼能講故事?」
「這是我們歐洲人掌握的一種技藝。一個人講話的時候,我們在紙上做記號,以後別人看那張紙的時候就會看到記號,瞭解頭一個人說了些什麼。第二個人就會以這樣的方式聽見第一個人說過的話。」
吉金基想起父親給他講過叢林謀生大師葛拜巴前輩的故事。「我們眼中只有紛亂的雜草,他卻能看見金錢豹在其中殺死一隻蔗鼠並把它拖走。」他父親說。葛拜巴盯著地面就能知道那裡發生過什麼,即便他當時不在那裡。歐洲人的這種技藝一定很相似:理解符號的人能明白記錄下來的故事,即使他們沒有親耳聽到。
「給我講講紙上的故事。」他說。
莫斯比講了亞當和妻子受到一條蛇誘惑的故事,然後他問吉金基:「你喜歡這個故事嗎?」
「你講得不好,不過這個故事很有意思。」
莫斯比笑了:「你說得沒錯,蒂夫語我還沒熟練掌握。但這是一個不錯的故事,我們聽過的最古老的故事。你們的祖先蒂夫出生之前很久,它就已經開始流傳了。」
吉金基有些半信半疑:「這張紙不可能有那麼古老。」
「當然,這張紙可沒經歷那麼久的時間。不過,這上面寫著的話是從更古老的紙上抄錄下來的,一遍又一遍地抄寫,故事才得以流傳。」
如果確實是這樣,那還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吉金基喜歡聽故事,越古老的故事他越喜歡。「你那兒有多少故事?」
「非常多。」莫斯比飛快翻動起那沓紙,吉金基能夠看見每張紙上都寫滿了符號,那裡面一定有特別特別多的故事。
「你說的那種理解紙上符號的技藝,只有歐洲人才能掌握嗎?」
「不是啊,我可以教你。你願意嗎?」吉金基小心翼翼地點點頭。
***
作為一名記者,我一直感激用生命日誌確定事實真相所帶來的便利。幾乎沒有哪個法律程式,不管是刑事的還是民事的,不需要用到某個人的生命日誌,這樣做也是正確的。一旦涉及公眾利益,發掘事情真相就會變得至關重要。公正是社會契約的精華所在,只有清楚真相你才能擁有正義。
然而,對於在純個人事務中使用生命日誌,我持懷疑態度。生命日誌剛剛流行起來的時候,有些情侶認為他們可以用其解決「誰究竟說過什麼」這類爭端,從而證明自己是正確的。可是要找到那段影片並不容易,除了那些鑽牛角尖的傢伙,沒人能堅持到底。這種不方便是一個障礙,限制了生命日誌搜尋頻率,只有必須尋求公正的時候才不得已而為之。
現在有了「會憶」,尋找某個特定時刻變得更加容易,以前無人問津的生命日誌如今像犯罪畫面那樣被仔細審視,家庭爭吵中常用的證據大都散佈在其中。
平時我給新聞板塊撰稿,但也編寫過深度報道。所以我給主編推介「‘會憶’的潛在負面影響」這個選題時,他給我亮了綠燈。我首先採訪了一對已婚夫婦,暫且稱其為喬爾和迪爾德麗,他們各自的職業是建築師和畫家,讓他們談論「會憶」並非難事。
「喬爾總是說自己早就知道事情的結果,」迪爾德麗說,「即使是在他根本就沒有猜對的時候。以前這種事兒會把我逼瘋,因為他以前不承認他的看法與事實不符。現在我有了辦法,比如最近我們討論過的麥基特里奇綁架案。」
她給我發了一段她與喬爾爭吵的影片。我的視網膜上展現出一場雞尾酒會的場景,視角來自迪爾德麗,喬爾正在對一群人講話:「從被捕那天就可以斷定,他是有罪的。」
迪爾德麗說:「你之前可不這樣認為。有好幾個月,你一直辯稱他是無辜的。」
喬爾搖搖頭:「沒有,你記錯了吧。我當時說的是,即使是罪行昭然若揭的人,也有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
「你不是這麼說的,你說對他的審判太草率了。」
「你記錯人了吧,我可沒那樣說。」
「沒錯,就是你。你看。」另一個影片視窗彈出來,是迪爾德麗生命日誌的片段。迪爾德麗找到這段並把它廣播給參加交談的所有人。在內嵌影片裡,喬爾和迪爾德麗坐在一家咖啡館,說話的正是喬爾:「他就是替罪羊,警察需要安撫公眾,所以隨手抓了名嫌犯。這下他完蛋了。」迪爾德麗反問道:「你認為他絕無可能被判無罪?」喬爾答道:「除非他能請到精明強幹的辯護團隊,但我認為他請不到。對於他這種社會階層的人,永遠沒有公正可言。」
我關閉了所有視窗後,迪爾德麗說:「沒有‘會憶’,我永遠也無法讓他相信,他自己改變了立場。現在我有證據。」
「就算你那次說對了,」喬爾說,「也沒必要在朋友面前揭穿我。」
「從來都是你在朋友面前揭我的短,你還這樣說我?」
越過了這條線,對於真相的追求便失去了美好的初衷。一旦與之相關的人之間存在私人感情,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常常會更加凸顯出來,為了在爭論中獲勝而去挖掘真相也有可能產生惡果。度假不愉快真的與誰提議去度假有關嗎?你真的需要知道夫妻間是誰受另一方委託去辦事時更不靠譜嗎?我不是婚姻問題專家,但我知道婚姻諮詢顧問會說:明確的指責並非解決之道。相反,夫妻雙方要相互告知各自的感受並一起面對他們的問題。
接下來我同磨刀石公司的發言人埃麗卡·邁耶斯進行了交談。她用冠冕堂皇的官方口吻給我講了一長串「會憶」的種種優點。「提高資訊的訪問便利度從本質上來說是有好處的。」她說,「無處不在的影片拍攝徹底革新了法治方式。採取了更好的儲存記錄方法之後,商業活動也更加高效。記憶更加精確之後,我們每個人也能得到同樣的提升:不僅工作更加得心應手,生活也更美好愜意。」
我甩出喬爾和迪爾德麗這對情侶的事例,她回應說:「如果婚姻是穩固的,‘會憶’不會產生任何傷害。可是假如你總是試圖證明自己是對的而對方是錯的,那麼不管用不用‘會憶’,你的婚姻都會有麻煩。」
我承認就這個案例而言,她說的也許有一定道理。不過我也問她,難道在她看來,「會憶」使人們更容易保留記錄,即使在穩固的婚姻中,這難道沒有為類似的爭吵推波助瀾?
「根本沒有。」她說,「‘會憶’並沒有賦予他們斤斤計較的想法,是他們自己想要那麼幹。別的夫婦可能會通過‘會憶’方便地認識到雙方都記錯了一些事情,從而在對方犯下類似錯誤時更加寬容。而且我預計,後一種情形在我們客戶群中更加普遍。」
我希望自己也能像埃麗卡·邁耶斯那樣樂觀,但是我知道,新技術並不總是引人向善。誰不希望證明自己印象中的事情是正確的呢?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出自己像迪爾德麗那樣使用「會憶」,卻一點也不確定那樣做對我有任何好處。任何一個曾在網上衝浪這件事上浪費過時間的人都會知道,科技可以助長不良習慣。
***
莫斯比每七天進行一次佈道,就在大家邊釀造邊品味啤酒的休息日。他似乎不贊同喝啤酒,可也不想在大家工作的日子佈道,所以只能選擇在釀酒那天。他談到歐洲之神,告訴人們遵循他的守則會改善他們的生活,然而他對此的解釋卻沒什麼說服力。
不過,莫斯比配藥的技術還算可以,而且他也願意學習如何在地裡勞作,所以大家越來越接受他。吉金基的父親允許他偶爾去莫斯比那裡學習書寫。莫斯比也主動教其他孩子,有一段時間,吉金基的同齡人都會過來,大多數是為了相互證明他們不懼怕靠近歐洲人。不久之後,別的孩子都因為無趣而離開,但吉金基仍對寫字感興趣,而且他父親覺得這樣做可以討好歐洲人,所以他最終獲准可以每天都去學習。
莫斯比給吉金基講解,每一個發音如何用不同的文字在紙面上表示出來。成行的文字就像地裡的莊稼,閱讀文字就像沿著壟溝行走,發出每個文字所代表的讀音,你會發現最初那個人的話正在被你說出來。莫斯比教他如何用碳芯鉛筆在一張紙上寫下不同的字元。
在課上,莫斯比通常會先講一遍,然後再寫下自己說過的話:「晚上我會睡覺。」tughmbaaileyomeyav.「有兩個人。」ioruvmbanmbauhar.吉金基在紙上認真抄下文字,寫完之後,莫斯比會檢查他的紙。
「非常好,可你寫字的時候得留出間隔。」
「我留了。」吉金基指著每行之間的空白說。
「我說的不是相鄰兩行之間的間隔。你看見每一行裡字元之間的間隔了嗎?」他指著自己那張紙說。
吉金基明白了:「你的字元一團一團的,而我的排列得很均勻。」
「這些不僅僅是一團一團的字元,它們是……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稱呼。」他從桌上撿起一本薄薄的小冊子,翻了一遍,「我不知道用你們的話怎麼說,在我們那邊,它們被稱為‘單詞’。我們寫字時會在單詞之間留出間隔。」
「可單詞是什麼?」
「我怎麼解釋呢?」他想了一下,「假如你說得慢點兒,在每個單詞之後都會非常短暫地停頓一下,所以我們在寫的時候要留出間隔。比如這句:你——多—大——了?」他邊說邊在紙上寫下這句話,每次停頓就空一格:anyomaoukumaame?
「但你說得慢是因為你是外國人,我是蒂夫人,說話時不停頓。我寫的字難道不應該也是這樣嗎?」
「你說得多快不重要。不管你說得快慢,單詞都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你每說一個單詞都要停頓一下呢?」
「用這種方式區分它們最容易。試著慢點兒說一遍。」他指著剛才寫下的那句話說道。
吉金基慢慢地說了一遍,那樣子就像一個人在努力掩飾自己的醉態。「為什麼an和yom之間沒有間隔?」
「anyom是一個單詞。你不可以打斷它。」
「可我也不用在anyom之後停頓。」
莫斯比嘆了一口氣:「我再想想怎麼給你解釋。現在,按照我的方式留出間隔。」
書寫這種技術是多麼奇怪啊。播種的時候,最好把甘薯種子均勻地隔開;要是吉金基像寫字那樣把甘薯種得七零八落,父親會說他的。可他下定決心要好好學習寫字,如果寫好的要求就是那樣的話,他也會照著做。
上了許多節課以後,吉金基才終於明白該在哪裡空格,以及莫斯比所謂的「單詞」是什麼意思。你無法憑聽力弄清單詞開始和結束的位置,說話的發音流暢而又平緩,就像羊腿上的毛皮,而單詞就像皮肉之下的骨頭,單詞之間的空格就是分割羊肉時下刀的地方。莫斯比寫字時留出間隔,是為了表現出他所言之結構。
吉金基發現,如果自己努力思考,也能分辨出人們正常對話中使用的單詞。一個人嘴裡發出的聲音沒有變化,可他有了不同的理解,能分辨出整個句子的組成。一直以來他自己說的也都是單詞,只不過他現在才認識到。
***
「會憶」帶來的搜尋便利顯而易見,但是對於磨刀石公司所預見的產品潛力而言,這只是冰山一角。迪爾德麗核查她丈夫以前的言論時向「會憶」提起的是明確的搜尋請求,可是磨刀石公司期望,人們習慣他們的產品之後,搜尋請求會取代常規的回憶行為,「會憶」將整合進他們的每一個思維過程。一旦這一目標實現,我們就會變成認知賽博格,幾乎不會記錯什麼,為了糾正錯誤而儲存在矽片中的數字影片將取代不可靠的顳葉記憶。
擁有完美無缺的記憶會怎樣?有記載說,記憶力最強的人大概是所羅門·舍雷舍夫斯基,他生活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俄羅斯。對他進行測試的心理學家們發現,單詞或數字序列他聽過一遍就能記住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舍雷舍夫斯基不懂義大利語,卻能夠引用十五年前聽過的《神曲》中的章節。
然而,擁有完美記憶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美好。一段文字會在舍雷舍夫斯基頭腦中喚出眾多畫面,導致他經常無法專注於文字本身的內容。他所認知的眾多例項令他很難理解抽象概念。有時,他嘗試著主動遺忘。他在紙條上寫下不想再記住的數字,然後將它們燒掉。他想用這種粗糙原始的手段清除記憶的叢林,卻只是白費力氣而已。
當我向磨刀石公司發言人埃麗卡·邁耶斯提出完美記憶也許會帶來不便時,她胸有成竹地回答:「這跟過去人們對視網膜投影儀的擔心一樣,」她說,「他們擔心看見不斷更新的內容會被分散注意力或難以忍受,可我們還是完全適應了。」
我並沒有提起,不是所有人都認為那是一個正面的科技產品。
「‘會憶’完全可定製。」她繼續說,「假如你發現它返回的搜尋結果比你需要的多,你可以隨時降低它的靈敏度。但是根據我們的顧客分析,使用者從來都沒有那樣做過。隨著使用者的適應性增強,他們發現‘會憶’越靈敏越高效。」
然而,即使「會憶」沒有一直用不必要的歷史影像佔滿視場,我也想弄明白,擁有完美的真實印象就不會產生問題嗎?
對於我們理想化的崇高自我而言,「冰釋前嫌」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個說法。可是在實際的自我那裡,原諒和遺忘這兩種行為卻不那麼直截了當。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必須忘記一些事情才能夠原諒。只有不再經歷最初的傷痛,我們才更容易原諒,這又反過來使得傷痛更容易被遺忘。這個過程反覆進行,正是這種心理學反饋迴路讓最初惱人的冒犯在事後回想中變得可以原諒。
我所畏懼的是「會憶」將阻止這種反饋迴路的運轉。永久記錄的影片中每一個冒犯的細節都清晰可辨,這就會阻止一個人變得心軟,而這正是開始原諒的必要條件。我回想起埃麗卡·邁耶斯曾說「會憶」無法傷害牢固的婚姻。她的主張中有一個不明確的言論,即怎樣才算得上牢固的婚姻。假如某人的婚姻建立在遺忘這一基礎之上——雖然這聽上去有些諷刺,磨刀石公司有何權力將其動搖呢?
這個問題不只侷限在婚姻上,還有建立在「冰釋前嫌」之上的各種關係。我的女兒總是固執己見,小時候就不服管教,少女時期就開始公然向我挑釁了。十多歲以後,她跟我有過許多次激烈的爭吵,但是大多數爭吵我們都已經拋在腦後,如今我們的關係相當融洽。假如擁有「會憶」,我們還會跟對方說話嗎?
我不是說遺忘是彌補感情的唯一途徑。儘管我已記不起妮可跟我之間的大多數爭吵——我很慶幸這一點——但有一次我記得特別清楚,因為那次爭吵促使我成為一名更好的父親。
當時妮可十六歲,正在讀中學三年級。她母親安吉拉已經離開兩年,那可能是我們生活中最艱難的兩年。我不記得是什麼事情引發了爭吵——顯然是某件瑣事——可是事態逐步升級,很快妮可就把安吉拉的離開歸罪於我。
「她就是因為你才離開的!是你把她趕走了!你也走吧,我一點兒都不在乎。沒有你我肯定會更好。」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她怒氣衝衝地離開了家。
我知道她原本並無惡意——我認為在她生命中的那個時期,她不會特別怨恨任何事——可她這個指責實在太傷人。安吉拉的離開令我傷心極了,我一直也不明白,為了留住她我還能做些什麼。
妮可第二天才回來,那天晚上我進行了一次真摯的自我反省。儘管我認為自己對她母親的離開沒有責任,可妮可的指責仍然令我耳邊警鐘長鳴。這時我才意識到,我一直自認為是安吉拉離家的最大受害者。我沉溺在深深的自憐中,感嘆自己遭受如此不公的境遇。我本來沒有打算要孩子,是安吉拉想成為母親,現在她把重擔留給了我。正常世界怎麼會把撫養一名青春期女孩這樣的重任給我承擔?這樣一項艱難的工作怎麼能託付給沒有任何經驗的人呢?
妮可的指責使我認識到她的處境比我還要糟。雖然時間過去很久,而且我對這份責任並不完全認同,但至少我是自願承擔的。妮可是不得已才接受自己的角色,沒有任何話語權。如果說哪個人有權表示憤怒,那就是她。儘管我認為自己作為父親還不錯,可是顯然,我需要做得更好。
我不再固執己見。我們的關係沒有在一夜之間改善,可是多年來我已能夠贏得妮可的善待。我記得她大學畢業時給我的擁抱,覺得自己這些年的努力得到了回報。
有了「會憶」,這些年對感情的彌補還有可能實現嗎?即使我們每人都能忍住不當面揭露別人的討厭行為,私下裡方便地重新觀看爭吵影片似乎也能產生頗多傷害。清晰地回憶起以前她和我相互大吼的情形也許會讓我們怒氣難消,進而阻礙我們修復彼此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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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金基想記下一些有關蒂夫人來自哪兒的故事,可是講故事的人語速飛快,他書寫的速度跟不上他們。莫斯比說他多練習就會好起來,可是吉金基沮喪地覺得自己永遠也不會寫那麼快。
後來的一個夏天,一個名為賴斯的歐洲女人來村裡拜訪。莫斯比說「她是研究別人的人」,可又沒法解釋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只是說她想研究蒂夫。她問每個人問題,不僅是老人,還有年輕人,甚至連婦女和孩子都問。她記下自己聽到的一切,卻沒有打算讓任何人適應歐洲人的習慣。莫斯比堅持認為詛咒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可賴斯卻詢問詛咒如何起作用,並聚精會神地傾聽對方解釋父方的親戚會如何詛咒你,而母方的親戚會如何保護你不受詛咒。
一天晚上,村裡最好的說故事的人——科誇——講了蒂夫人如何分化成不同譜系的故事。賴斯一字不差地按他講述的內容記錄,後來,她通過一臺用手指戳來戳去的機器在咔嗒咔嗒的響聲裡把那個故事又抄了一遍,這樣就有了一份更加清晰整齊、容易閱讀的記錄。吉金基問她可否再給自己抄一份,令他激動的是,他的請求得到了滿足。
說來也怪,記在紙上的故事令人失望。吉金基記得初學寫字的時候,還以為可以通過寫下的字,體驗真人在那裡繪聲繪色地講故事。可是,記錄沒法再現現場。科誇講故事的時候,不僅是說出單詞,還使用聲音、手勢和目光。他全身心地為你講那個故事,而你也在全身心地傾聽。除了寫下來的單詞,其他都是紙張無法承載的。閱讀紙上的詞彙只能讓你有少許線索,去想象科誇是怎麼講故事的,這就好比舔一下烹製秋葵的罐子之於真正地吃到秋葵。
不過,能有一份寫在紙上的故事,時不時地讀一讀,吉金基還是很高興。那是一個好故事,值得被記錄在紙上,但不是寫在紙上的一切都有價值。莫斯比佈道時要大聲讀他書中的故事,大部分都很精彩,不過他也會大聲朗讀幾天前寫下的文字,通常不是講故事,僅僅是為了表達對歐洲之神增進了解會改善蒂夫人的生活。
有一天,莫斯比正在演講,吉金基向他表達了讚美:「我知道你對自己的所有佈道都很滿意,可是今天的真不錯。」
「謝謝。」莫斯比笑著說。過了一會兒,他問:「你為什麼說我對自己的佈道都很滿意?」
「因為你期待人們多年以後還會想閱讀那些內容。」
「我可沒這樣想。你為什麼會這樣認為?」
「你甚至在講授之前就把它們都寫下來了。連一個人都還沒有聽過,你就為子孫後代們寫下來了。」
莫斯比笑了:「不,那不是我寫下來的原因。」
「那是什麼原因?」他知道那不是寫給別處的人閱讀的,因為有時候信使到村裡給莫斯比送信,而莫斯比從沒有讓他們把寫好的佈道詞帶走。
「我寫下那些文字,這樣就不會在佈道時忘記想說的話。」
「你怎麼能忘了想說的話?我們此時就在說話,誰都沒有用文稿幫助記憶啊。」
「佈道不同於對話。」莫斯比停下來思考了一下,「我要確保我的佈道盡善盡美。我不會忘記想說的話,可也許會忘記最佳的表達方式。要是把它寫下來,我就不用擔心了。而且寫下文字不僅幫助我記憶,還協助我思考。」
「寫作是怎麼幫你思考的?」
「問得好。」他說,「不可思議,對嗎?我不知道如何解釋,寫作的確幫助我確定自己想要說些什麼。在我的家鄉有句非常古老的諺語:verbavolant,scriptamanent.用你們的話說就是‘言語飛逝,文字長存’。你覺得有道理嗎?」
「有道理。」吉金基出於禮貌才這樣說,那句諺語根本就說不通。這位傳教士還沒有老到那種程度,可他的記憶力一定很差,而且還不願承認這一點。吉金基告訴了他的夥伴們,這個笑話在他們之間流傳了好幾天。每當他們相互八卦的時候,都會加上一句:「你記住了嗎?這會幫助你。」他們一邊說還一邊模仿莫斯比在桌上書寫的動作。
第二年的一個晚上,科誇宣佈他要講述蒂夫人是怎樣分化成不同宗族的故事。吉金基取出自己記在紙上的故事,這樣他就能邊聽科誇講故事邊看。偶爾他還跟得上,但是常常令他不解的是,科誇說的不同於寫在紙上的內容。科誇講完之後,吉金基對他說:「你講的故事跟去年不一樣。」
「胡說。」科誇說,「不管時間過了多久,我講的故事都一樣。就算再過二十年,我講的故事也會跟現在一模一樣。」
吉金基指著手裡拿的紙說:「這張紙上記錄著你去年講的故事,我發現了很多不同。」他挑了一處自己還記得的,說:「去年你說‘烏央吉抓住女人和兒童,並把他們擄走當奴隸’;今年你說‘他們奴役婦女,更有甚者,他們還奴役兒童’。」
「這沒什麼區別。」
「故事沒有變,可你講述的方式變了。」
「不可能,」科誇說,「我講的跟以前一樣。」
吉金基不想去解釋哪些措辭發生了變化,只是說:「假如你跟以前講的一樣,你每次都應該說‘烏央吉抓住女人和兒童,並把他們擄走當奴隸’。」
科誇瞪眼看了他一下,笑道:「學會了寫字,你就認為這很重要嗎?」
一直在旁邊聽他們爭論的賽維斥責科誇說:「輪不到你來評判吉金基。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每個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
「當然,賽維,當然了。」科誇嘴上雖這樣說,但還是嘲弄地瞥了吉金基一眼。
後來,吉金基想起了莫斯比說過的那句諺語。即使科誇講的是同一個故事,他每次的措辭也會不同,他講故事的技藝高超,所以措辭也就不那麼重要了。莫斯比卻不同,他佈道的時候從不表演什麼,對他來說,語言才是重要的。吉金基意識到,莫斯比寫下佈道詞並不是因為他記不住,而是因為他在尋找特定的措辭。一旦他找到自己想要的,就會在需要的時候原樣表達出來。
出於好奇,吉金基試著想象自己要進行一次佈道,並開始寫下要說的話。他坐在芒果樹根上,用莫斯比給他的筆記本編寫佈道詞,主題是tsav,即什麼特質讓某些人對別人有支配權,莫斯比不理解這個主題,還曾把它當作愚蠢的問題擯棄。吉金基把自己的初稿讀給一位夥伴聽,對方卻說它不怎麼樣,結果兩人還相互推搡了幾下。不過後來,吉金基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夥伴說得沒錯。他再三嘗試寫下自己的佈道詞,直到覺得厭煩,才又轉向別的主題。
在練習寫作的過程中,吉金基逐漸明白了莫斯比的意思,寫作不僅僅是記錄某人話語的方法,還能幫助你在講話之前確定自己要講的內容。詞語也不僅僅是言談的組成,還是思想的組成。一旦把它們寫下來,你就能掌控自己的思維,就像把拿在手中的磚砌成不同的樣子。寫作讓你審視自己的想法,僅靠談話卻無法做到這一點。看清自己的想法,你才能改進它們,令它們更具細節,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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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對語義記憶(對於普遍事實的認知)和情景記憶(對於個人經歷的回憶)有明確區分。自從人類發明書寫,我們就一直在用技術手段來增強語義記憶:起初是書籍,後來有了搜尋引擎。相較之下,我們一直在抗拒增強情景記憶的輔助手段,很少有人收藏日記或相簿多過普通書籍。一個明顯的原因在於其可行性:假如我們想要一本關於北美鳥類的書籍,我們可以翻閱鳥類學家的著作;但是如果我們需要一本日記,就得自己來寫。不過我也懷疑是否還有另一個原因,即我們下意識地認為情景記憶是個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不願在書架上或電腦中展示它們。
這樣的情況即將發生改變。多年來,父母們一直在記錄孩子的每一個瞬間,因此,即使孩子們沒有佩戴個人攝像頭,他們的生命日誌實際上已經在編輯中了。現如今,父母在孩子年齡尚小時就給他們佩戴視網膜投影儀,這樣他們就能更早從輔助軟體中獲益。想象一下孩子們使用「會憶」訪問生命日誌的結果:他們的認知模式將不同於我們,因為回憶的方式不一樣。我們的模式是想起一件過去的事情,然後在腦海中構建它,而孩子們則會在心中喚出這件事的索引,再用肉眼觀看影片記錄。情景記憶將完全由技術手段來承載。
這種對技術的依賴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缺點,即軟體一旦崩潰,人們很可能會虛擬失憶。這種情形令我擔憂,可技術成功也一樣令人頭疼:一旦個體只能通過不間斷的影片攝像來回顧自己的過去,他對自我的感知將發生怎樣的改變?緩和不堪回首的記憶時存在一個反饋迴路,與此相似的是,將童年記憶浪漫化時也存在一個反饋迴路。打斷這一過程將產生不可避免的後果。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個生日是在四歲時:我記得自己吹熄了蛋糕上的蠟燭,撕開禮物包裝紙時還流下了激動的淚水。當時沒有影片記錄,只有一些與我記憶相符的照片放在家庭相簿裡。但事實上,我懷疑自己根本不記得生日當天的情形,更像是我第一次看到照片之後,逐漸構造出那份記憶,我將想象中應該在那一天獲得的情感逐漸填充到記憶中,反覆回憶一個個瞬間,一點一滴地創造出屬於我自己的幸福回憶。
我的另一份兒時記憶是我在客廳的地毯上,推著玩具車四處走動,我奶奶在縫紉機上忙活,偶爾轉過身朝我親切地微笑。那個時刻並沒有被照片記錄下來,所以我知道這份記憶只屬於我自己,迷人而又美好。我真想觀看那個午後的影片記錄嗎?不,絕不。
關於真相在自傳中扮演的角色,評論家羅伊·帕斯卡寫道:「一方面是事實的真相,另一方面是作家感受到的真相,兩者在何處相一致不能由外界憑證提前決定。」我們的記憶都是私人自傳,跟奶奶在一起的那天下午呈現在我記憶中的顯著位置,是因為我投入了感情。假如影片記錄揭示出奶奶的微笑其實是在敷衍我,她正因為縫紉活計做得不好而感到沮喪,那我會怎樣?對我來說,記憶的重要之處在於我從中感受到幸福,我不希望這種幸福受到一絲一毫的剝奪。
在我看來,連續記錄我整個童年的影片都是事實真相但缺乏感情,因為鏡頭無法捕捉事件中蘊含的情感維度。在鏡頭中,和奶奶在一起的那個下午和其他一百個下午毫無分別。假如我成長過程中看到的都是那樣的影片,我絕不會對任何特殊日子注入更多情感,因為那裡面沒有可以聚集懷舊情緒的核心。
如果人們可以宣稱記得自己的幼年時代,將會有怎樣的結果?我已經可以想象得到,假如你問一位年輕人他最早的記憶是什麼,他肯定會一臉為難。畢竟,他連自己出生那天的影片都能看到。無法記起自己生命頭幾年這種情況——心理學家稱之為童年失憶——也許將不復存在。父母給他們的孩子講述舊事的時候,再也不會一張嘴就說「你當時還太小,所以不會記得」。童年失憶好似變成了人類童年時代的一個特徵,在永不停歇的潮流中,人類的年少時代將消失在我們的記憶中。
我有點兒想阻止這種情況發生,讓孩子們能夠繼續透過時間迷霧隱約感受童年,防止生命伊始的記憶被冰冷無情的影片所取代。然而,他們也許會在無損的數字記憶中感受到同樣的溫暖,就像不完美的大腦記憶帶給我溫暖一樣。
經歷組成人生。我們的記憶並非生命中每時每刻的客觀積累,而是根據特定時刻編排的故事。即使跟別人一起經歷某件事,我們構造的記憶也絕不會相同:因為個性差異,我們每個人選擇特定時刻的標準不同。我們各自注意到吸引我們的細節,並記住我們認為重要的事情,由此構造的記憶再反過來塑造我們的人格。
但是,我也感到疑惑。如果每個人都記住所有的一切,那麼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是否會被抹除?關於自我的感覺將會發生怎樣的改變?對我而言,既然未經剪輯的監控錄影無法被稱為故事片,那麼,全方位的影片記錄也不能算是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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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金基二十歲那年,一位行政官員到村裡來找賽維。他帶來一位年紀輕輕且在卡齊納阿拉的教會學校讀過書的蒂夫族人。管理者希望所有提交部落法庭的爭端都有文字記錄,所以他們給每位首領都指派了一位這樣的年輕人去擔當書記員。賽維讓吉金基走到跟前,然後對官員說:「我知道你無法為所有蒂夫族部落指派人手。我這裡的吉金基已經學會寫字,他可以擔任我們的書記員,你可以把你的人派到別的村子。」官員測試了吉金基的寫作能力。因為莫斯比教得很好,那位官員最後同意讓吉金基擔任賽維的書記員。
官員離開之後,吉金基問賽維為什麼不想讓卡齊納阿拉來的那個孩子當書記員。
「從教會學校出來的人我都信不過。」賽維說。
「為什麼呢?歐洲人把他們變成了騙子?」
「他們要負一部分責任,可我們也脫不了干係。幾年前,歐洲人來為教會學校召集男孩時,大多數長老都把不想要的人交給了他們,都是些吊兒郎當和心懷不滿之人。現在,那些孩子回來了,跟任何人都不太親近,把自己的寫字本領當作一杆長槍來使用。他們讓部落首領給他們找老婆,否則就偽造記錄陷害首領,讓歐洲人罷免他們。」
吉金基認識一個男孩,他總是抱怨,找各種方法逃避勞作。假如這種人有權力支配賽維,那簡直是一場災難。「你不能把實情告訴歐洲人嗎?」
「很多人都說過。」賽維回答,「科旺達部落的馬紹提醒我小心那些書記員,他那裡是最先安插書記員的地方。馬紹運氣好,歐洲人相信了他而不是撒謊的書記員,可他知道有些首領沒那麼幸運。比起口述,歐洲人通常更相信文字記錄。我不願冒這個風險。」他認真地看著吉金基,「你是我的親人,吉金基,是所有村民的親人。我相信你會如實寫下我說的話。」
「我會的,賽維。」
部落法庭每月舉行一次,從早到晚,連續三天。法庭每次都會吸引一批觀眾,有時候人太多,為了場地中央也能有點風,賽維不得不要求大家都坐下。吉金基坐在賽維旁邊,在官員留下的本子上記錄每一個爭端的細節。這工作不錯,爭論者支付的費用他會得到一些。他不僅有座位,還有一張小桌子,甚至在休庭時都可以在桌上寫字。賽維每日聽取的控訴各種各樣——有人腳踏車失竊,莊稼歉收是否該由鄰居負責——但大多數情況都與妻子有關。在一次爭端中,吉金基寫道:
尤曼的妻子格吉逃回孃家,她的親戚阿農戈試圖說服她回到丈夫身邊,但是格吉拒絕了,阿農戈也沒有別的辦法。尤曼要求歸還十一英鎊彩禮,可阿農戈說他現在沒錢,而且尤曼只付了六英鎊彩禮。
賽維要求雙方找來證人。阿農戈說他有證人,可他們都出門在外。尤曼帶來一名證人,他宣誓之後,證實自己數過尤曼付給阿農戈的十一英鎊彩禮。
賽維要求格吉回到丈夫身邊謹守婦道。可是她說自己受夠了尤曼。賽維責令阿農戈償還尤曼十一英鎊,第一筆還款要在三個月後收成可以銷售的時候支付。阿農戈表示同意。
這是當天的最後一個爭端,當時賽維顯然已經疲憊不堪。「賣掉蔬菜償還彩禮,我小時候不會發生這種事。」後來,他搖著頭說。
吉金基知道他的意思。老人們說過,在過去,人們用類似的東西進行交換:假如你想要山羊,就得用雞來交換;假如你想娶媳婦,就得把自家的女人許給女方家的男人。後來歐洲人表示,蔬菜不可以充當賦稅,堅持要收錢幣。不久之後,一切都用貨幣來交換,你能用它買到一切,不管是一個葫蘆還是一個老婆。這讓老人們覺得很荒謬。
「老方法慢慢消失了。」吉金基對賽維表示贊同。他並沒有說年輕人喜歡這種方式,因為歐洲人也曾頒佈法令說,只有在女方同意結婚的情況下才能支付彩禮。過去,一位年輕的姑娘可能被許給手患麻風、牙齒腐爛的糟老頭,她沒有選擇只能出嫁。如今,女人可以嫁給自己喜歡的人,只要對方有能力支付彩禮。吉金基自己就在攢錢結婚。
莫斯比有時會來旁觀,可他發現處理過程令人不解,所以經常在結束後詢問吉金基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