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里斯·斯特魯伽茨基
與出版經歷截然不同的是，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沒有任何有趣或富有教益之處。小說構思於1970年2月，當時，我兄長和我在科馬羅沃——位於芬蘭灣的一座俄羅斯小鎮——聚在一起，共同撰寫《毀滅之城》（thedoomedcity）。夜晚時分，在那個旅遊小鎮冷清的、白雪皚皚的街道上漫步時，我們會想到一些新的情節，其中就包括後來寫的《太空莫格利》（spacemowgli）和《路邊野餐》。
我們把討論內容記錄下來，第一個條目是這樣的：
……一隻小猴和一個鐵罐。在外星人造訪地球30年後，他們留下的垃圾遺蹟變成了人類探索、探險、調查和不幸事故上演的舞臺。迷信逐漸滋長，一個企圖通過擁有這些垃圾來取得權力的政府部門，一個試圖摧毀這些垃圾的組織（他們認為，從天而降的知識是無用且有害的，不論有什麼發現，只能被人類往邪惡的方面加以應用）。勘探者被尊稱為「巫師」。科學的地位已經降低。被廢棄的生態系統（宛如一塊快要沒電的電池），不同時期死去的人紛紛復活……
最終確定下來的標題《路邊野餐》就寫在筆記中，但「潛行者」的概念尚未出現，當時只有「勘探者」。差不多一年後的1971年1月，還是在科馬羅沃，我們為這部小說制訂了一個非常周密、細緻入微的計劃。但即便在這個計劃中，在我們最終停止構思情節並開始正式寫作的前夜，草稿中仍舊沒有出現「潛行者」這個詞。那會兒，潛行者依然被稱作「捕獵者」：「捕獵者雷德里克·舒哈特」「捕獵者的女友庫塔」「捕獵者的弟弟塞德維克」。很顯然，「潛行者」這個詞是在寫這本書的第一頁的時候想出來的。至於「勘探者」和「捕獵者」，我們從一開始就不喜歡這兩個詞，我記得很清楚。
我們是把英語單詞中的「stalker」（潛行者）引入俄語的人。「潛行者」——在俄語裡發音為「斯圖爾克」（stullker）——是我們「杜撰」的少數幾個常用詞之一。「潛行者」這個詞流傳甚廣，我猜這主要是因為1979年由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執導並根據我們的作品改編的同名電影。但即使是塔可夫斯基決定用「潛行者」也是有原因的：這個詞一定非常精確，讓他產生了共鳴，而且意味深長。從發音上來講，念「斯托克」比「斯圖爾克」要更為準確，但事實上，這個詞並非我們從字典上找來的，而是取自羅德亞德·吉卜林的一部小說，最初的譯本叫《一群魯莽之人》（therecklessbunch）或是類似的譯名。該書主角是一群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受管束的英國學生和他們的「頭目」——一個狡猾又淘氣的孩子，綽號「斯托基」（stalky）。阿卡迪年輕時——彼時他還是外國語軍事學院的一名學生——從我這裡拿到一本吉卜林的《斯托基與他的同伴們》（stalky&co.），這書是我碰巧在跳蚤市場買到的。他讀完後非常高興，便立即粗略地翻譯了一遍，譯名叫《斯圖爾基與他的同伴們》（stullkyandcompany）。這本書成了我從中小學到大學期間最喜歡的書之一。所以，當我們考慮「斯托克」這個詞時，毋庸置疑地想到的是街頭浪子斯圖爾基，一個無情甚至有些殘忍的年輕人，但他身上充滿了孩子氣的騎士精神和慷慨品質。那時候，我們甚至完全沒注意到他的名字根本不叫「斯圖爾基」，正確的發音其實應該讀作「斯托基」。
在短短三個季度的撰稿週期中，《路邊野餐》絲毫沒有受到耽擱，也沒碰到什麼困難。1971年1月19日，我們開始撰寫初稿，同年的11月3日就寫完了。在此期間，我們一直忙於各種事情（都是些典型的愚蠢之事）——給「裁決元老院」（即莫斯科作家協會秘書處）寫陳訴信；回信（我們倆並排坐著幹這件事，不過回得很少）；為一部名為《兩個世界的接觸》（themeetingofworlds）的科普長片起草政府申請公文，這部影片講的是與其他智慧生命接觸的事；為蘇聯非常流行的電視劇《菲蒂爾》（fitil）（大概是這個名字）撰寫了3個短片劇本；為電視電影《他們選擇了雷布金》（theychoserybkin）構思了一個情節；寫好了新小說《章魚礁裡的奇怪活動》（strangedoingsattheoctopusreef）的情節初稿，諸如此類的——這些急就章都沒有任何後文，而且與後來發生的事情毫無瓜葛。
出乎意料的是，《路邊野餐》在列寧格勒的《極光》雜誌（一本蘇聯的文學期刊）過稿相對順利，稿件只在編輯過程中遇到了大量困難和較大的損傷，此外還有些輕微損傷。最後，雜誌版於1972年夏天發表，幾乎隻字未改。
當時，《路邊野餐》在出版商「青年近衛軍」（youngguard，yg）那裡的一連串倒霉事才剛剛開始。事實上，嚴格來說，它始於1971年初，那時《路邊野餐》尚未動筆，但這部小說僅在申請選集階段就遭到了各種阻礙。那套設想中的選集被命名為《意外接觸》（unintendedmeetings），專注於討論人類與另一種智慧生命接觸的問題，由3部小說組成，其中兩部已經完稿，即《死亡登山者旅館》（deadmountaineer'shotel）和《太空莫格利》（spacemowgli），還有一部仍在創作中。
波折迅速開始了。
1971年3月16日——阿卡迪·斯特魯伽茨基：……上級閱讀了選集，但對此含糊其辭，沒有給出定論。應他們的要求，這套選集送到了某位科學史博士（？）手中審閱，理由是他真的非常喜歡科幻小說……然後，原稿連同他的評論意見將會一同寄回給阿芙拉門科［主編助理］（可能是為了給她一個重新評估現存的但屬於機密的評定意見的機會），在那之後，稿件會呈給奧斯波夫［主編］，直到那時，我們才能知曉作品的命運如何。那些狗雜種，評論家。
1971年4月16日——阿卡迪·斯特魯伽茨基：我在yg公司看到了貝拉。她說現在沒法做。阿芙拉門科讓她在這件事上儘量保持圓通一些：告訴我們目前沒有紙張了，而且紙張全被訂光了，諸如此類的託辭。但她直截了當地將實情告訴了我，她的領導建議暫時不要出版斯特魯伽茨基兄弟的作品……
其時，《路邊野餐》還沒完稿，所以從本質上來講，他們禁止的是從未引起過任何市場反響的小說，一些完全無害的小故事。只是因為有人不想讓斯特魯伽茨基兄弟的作品面世，而這種阻撓又與出版社內部的困難局勢相疊加：當時正好趕上領導層換屆，他們正在連根拔除由謝爾蓋·喬治維奇·哲梅蒂斯和貝拉·格里戈裡夫納·克魯耶娃領導的科幻編輯團隊所創造的豐碩成果——正是由於他們的勞動與付出，蘇聯的第二波科幻小說熱潮才得以繁榮。
20世紀80年代初，阿卡迪和我認真考慮過收集、組織和傳播「一部書的出版始末」（或「如何出版一部書」），系以《路邊野餐》為核心作品的《意外接觸》選集出版始末的一系列真實檔案彙編（書信、評論、陳訴、申請文書、書面形式的作者哀號與怒吼）。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甚至已經開始系統地整理和挑選已有的材料，但很快就放棄了。這是一項會陷入死衚衕的工作，一個不可能有結果的艱鉅任務，而且整個專案中還透著一種明顯的不自量力：畢竟，我們算老幾呢？有什麼資格用自己的例子來闡明20世紀70年代作家所面臨的困局？尤其是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喬治·弗拉迪莫夫、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以及許許多多其他傑出人物所遭遇的命運的背景之下。
於是，該專案便被擱置了。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們重啟了這個專案。根據那時所有的規章制度，某些作品不僅可以傳閱，而且還有出版的可能。一群孜孜不倦的盧登[斯特魯伽茨基對智力超群的人類亞種的專用稱呼]加入了我們：來自薩拉托夫的科幻專家及文學評論家瓦迪姆·卡扎科夫和他的朋友。我把所有材料都轉交給他們——彙編已經整理好一多半了——但很快就清楚地認識到，它根本就沒有出版的可能，沒人願意掏錢做這種出版物，因為這不太可能賺錢。此外，很多變故也在以極快的速度發生著：阿卡迪的去世、蘇聯的解體。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我們的專案就變得一點意義也沒有了。
此刻，坐在書桌後面，盯著面前三個厚厚的資料夾，我甚為沮喪，同時還感到猶疑不定和困惑不已。這些資料夾裡有各種陳訴信，哀訴狀，當然還有所有這些部門的回函和我們之間的信件往來——名副其實的一大摞，保守估計，這種檔案至少得有200份。我現在不知道該把它們做何處理。
一開始，我很期待用後記講述《路邊野餐》的出版故事：點出我曾經憎惡的人的名字，盡情地奚落那些懦夫、白痴和無賴，讓讀者瞠目結舌於我們所處世界之荒謬、愚蠢和卑鄙，行文既諷刺又極富啟發意義，既審慎客觀又冷酷無情，既仁慈又刻薄。然而，坐在這裡，看著這些檔案，我意識到，現在再說這些已經太遲太遲，我的諷刺、我的寬宏大量、我強烈的憎恨，再也沒人需要了。向當今的讀者解釋如下問題會顯得十分枯燥乏味：誰是誰，為什麼陳訴沒有任何意義？可現如今，誰還記得他們？誰還在意他們之中哪位仍在人世？我甚至不願在這裡提到他們，就讓他們被過去所吞噬，然後徹底消失吧……現在，他們已經變得無關緊要，所以，我為什麼還要為這種人自尋煩惱呢？
如果我最終還是決定在這裡公佈一個非常簡單的相關檔案清單，並對每份檔案進行簡要說明，那麼，該清單將會大致如下所示：
1975-04-30阿卡迪致信鮑里斯（編輯們對《路邊野餐》「很不看好」）
1975-05-06阿卡迪和鮑里斯聯名給上級領導去函，要求編輯回應
1975-06-25齊貝羅夫來函，解釋為何延誤回應
1975-07-08上級領導和齊貝羅夫給予編輯回應
1975-07-21阿卡迪和鮑里斯聯名對編輯回應予以答覆
1975-08-23鮑里斯致信阿卡迪（選集已在7月份潤色完畢，並寄給了編輯）
1975-09-01齊貝羅夫發來通知，確認收到手稿
1975-11-05上級領導發來《路邊野餐》的退稿函
1975-11-17阿卡迪和鮑里斯聯名給上級領導去函，就退稿一事據理力爭
1975-11-17上級領導給鮑里斯回信表示困惑
1976-01-08阿卡迪和鮑里斯聯名給波列修克去函，對上級領導提出投訴
1976-01-24帕爾申發來通知，確認收到來自ccaulycl的信函
1976-02-20帕爾申來函表示已對此事採取措施
1976-03-10鮑里斯致信阿卡迪（提議給帕爾申和涅爾尼科夫分別寄建議書）
1976-03-24阿卡迪和鮑里斯聯名給帕爾申去函，並附上催促處理提示
1976-03-24阿卡迪和鮑里斯聯名給涅爾尼科夫去函，並附上催促處理提示
1976-03-30帕爾申來函表示已對此事採取措施
1976-04-05阿卡迪致信鮑里斯（建議給上級機關寫信）
1976-04-12上級領導發來《路邊野餐》的退稿函
還有很多諸如此類的檔案。今天誰還用得著這個？誰會願意讀這種東西？
但如果不寫這些，那還有什麼可寫的呢？沒有這個冗長乏味的清單，以及他們那令人沮喪的、刻毒的評論，該如何講述《路邊野餐》出版的故事呢？（在某種意義上，這個故事簡直讓人難以置信）因為這部小說或許確有瑕疵，但同時其優點也是非常明顯的：情節顯然很扣人心絃，能夠給讀者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別忘了，它確實賦予了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這樣非比尋常的讀者以靈感，讓他拍攝出一部優秀的電影）。那麼，究竟是什麼不可思議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神秘的？可惡的？——原因，導致它註定要花8年的時間才能問世？
起初，出版商壓根兒就不想就這套選集跟我們簽訂合同，後來還是簽了，但出於某種原因拒絕出版其中的《死亡登山者旅館》。再後來，他們好像同意用之前過審的《神仙難為》（hardtobeagod）把《死亡登山者旅館》替換掉，但之後卻又明確拒絕出版《路邊野餐》……根本不可能把這場較量簡要地敘述出來，因為拖得太久太久了——最終長達8年。其間，出版商出人意料地撕毀了合約（突然就無緣無故地退掉了《神仙難為》），又續簽了五六次合同，然後甚至突然想徹底跟這套選集撇清關係（最後還鬧到了法庭上）。但總的來講，在這段時間裡，他們年復一年執拗地逐字逐句提出修改要求：把復活的殭屍從《路邊野餐》中剔除；改變雷德里克·舒哈特的語言風格；提及基里爾·帕諾夫時補上「蘇聯人」一詞；去掉陰鬱、絕望、粗俗、兇殘的字眼……
我儲存了一份非凡的檔案：文字編輯對《路邊野餐》連篇累牘的批評意見。那些意見竟然長達18頁，並且分為以下幾部分：「關於主人公們傷風敗俗行徑的意見」「關於暴力行為的意見」「關於汙言穢語的意見」。我必須摘出一些節選來。請記住：下面這些節選絕不是我精挑細選的，我絕非故意只選擇愚蠢的言論，而是按照先後順序，把那些意見依次展示給讀者。先從隨著檔案一併寄來的解釋函開始：
當然，我們[指編輯]只謄寫了那些在我們看來需要刪除或替換的表達方式或措辭。這些意見首先取決於這樣一個事實：您的書是寫給青少年和年輕人的，是寫給那些把蘇聯文學視作道德教科書和人生指南的共青團員的。
關於主人公們傷風敗俗行徑的意見
［總共有93條意見，現將前10條摘抄如下］
你就得撅起大屁股
——第30頁
別說用手了，用牙齒走路都行
——第30頁
四肢著地向前爬行
——第42頁
掏出酒瓶，擰開瓶蓋，像水蛭一樣嘬著瓶口
——第46頁
我還需要再喝一口
——第46頁
我今晚要喝得酩酊大醉。我一定要贏理查德，必須贏！那渾蛋的牌技確實不錯
——第49頁
我需要喝一杯，真等不及了
——第53頁
我真想為你的改邪歸正跟你喝一杯
——第53頁
……一聲不吭地給我倒了一杯伏特加。我爬上吧凳，抿了一口，辣得齜牙咧嘴，搖搖頭，接著又抿了一口
——第54頁
關於暴力行為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