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清晨我醒來時，一方面還沒有完全相信我已經痊癒，另一方面也受夠了用擔心會失望的陰霾淹沒自己。假如我想要百分之百的確定答案，我這輩子都會過得悽悽慘慘；復發永遠有可能發生，或者又冒出來一種全新的病毒。

那是個暗沉沉的冰冷早晨，外面大雨如注，但就在我顫抖著從床上爬起來的時候，我覺得自從得病以來，我從沒這麼高興過。

工作電腦的信箱裡有一封郵件，上面標著「保密」。我花了三十秒才想起我需要的密碼，與此同時，我顫抖得越來越厲害了。

發信人是利伯維爾人民醫院的行政主任，為我姐妹的去世向我表示他或她的哀悼，同時就屍體的處置事宜詢問我的意見。

我不知道我剛開始是什麼感覺。不敢相信、負罪感、困惑、恐懼，我離康復只有一步之遙了，她怎麼可能死去？她怎麼可能連個招呼都不打就死了呢？我怎麼可能讓她獨自死去？我從電腦終端前走開，靠著冰冷的磚牆跌坐下去。

最可怕的是，我突然明白了她為什麼不和我聯絡。她肯定以為我也快要死了，而我們兩人最恐懼的事就是一起死去。無論我們過著多麼不同的生活，我們都會同時死去，就好像我們是一個人。

藥物怎麼可能對我有效而對她無效呢？藥物對我真的有效嗎？偏執妄想一時間控制了我，我懷疑醫院是不是偽造了我的檢驗結果，而我其實已經瀕臨死亡。但這麼想當然很荒唐。

那麼，保拉為什麼會死呢？可能正確的答案只有一個。她應該回家的——我應該逼著她回家的。我怎麼能讓她留在那兒，一個第三世界的熱帶國家，讓病毒削弱她的免疫系統？她住在玻璃纖維的小屋裡，衛生條件不夠理想，很可能還營養不良。我該匯錢給她，該買機票給她，該直接飛過去拖著她回家。

但我沒有，我拒她於千里之外。我害怕我們會一起死去，害怕相同性帶給我們的詛咒，是我讓她獨自死去的。

我想哭，但不知為何哭不出來。我坐在廚房裡抽噎，但流不出眼淚。我是垃圾，是我的迷信和怯懦害死了她。我不配活下去。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我忙著和死在異國他鄉所造成的法律和行政難題搏鬥。保拉在遺囑裡要求火化，但沒說在哪兒火化，於是我安排把她的遺體和財物空運回國。沒什麼人來參加她的葬禮，我們的父母十幾年前在車禍中去世了，儘管保拉的朋友遍及五湖四海，但願意飛來送她一程的人寥寥無幾。

但馬丁來了。他摟住我，我扭頭對他氣呼呼地說：「你都不認識她，你來這兒幹什麼？」他瞪著我看了兩秒鐘，既受傷又困惑，然後一言不發地走了。

帕卡德醫生宣佈我完全康復時，我實在做不到假裝喜出望外，我沒有歡呼雀躍顯然讓她大惑不解。我可以把保拉的事情告訴她，但我不想被灌一耳朵的陳詞濫調，例如我因為活下來而感到愧疚是不合邏輯的反應。

她死了，我卻一天比一天健康。負罪感和抑鬱時常讓我難過，但更多的時候僅僅感到麻木。故事按理說到這兒就應該結束了。

按照她在遺囑裡的指示，我把她的大多數物品（筆記本、光碟、錄音帶和錄影帶）交給了她的經紀人，由其轉交給相應的編輯和製作人，其中有些材料或許還能派上用場。剩下的只有衣物、少量首飾、少量化妝品和其他屈指可數的零碎東西，其中有一小瓶紅黑兩色的膠囊。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倒出一粒膠囊吃了下去。我自己的藥還剩下五六粒，我問帕卡德我該不該乾脆吃完，她聳聳肩說反正不會有壞處。

沒有餘味。每次我吞下我的膠囊時，幾分鐘後總會嚐到一股苦澀的餘味。

我擰開一粒膠囊，倒了點兒白色的粉末在我的舌頭上。完全沒有任何味道。我跑過去拿起我的那瓶藥，以相同方式嚐了一粒：苦得可怕，我的眼淚都流了出來。

我非常努力地剋制住自己，沒有立刻得出任何結論。我很清楚藥物常常和惰性成分混合在一起，而且未必每次都是相同的惰性成分——但為什麼要為此使用特別苦的某種物質呢？不，苦味必然來自藥物本身。兩個藥瓶上印著相同的製造商名稱和徽標；同樣的品牌名，同樣的通用名，有效成分的正式化學名稱也一樣；同樣的產品編碼，連最後一位數都一樣。只有批次號不一樣。

首先想到的第一個解釋是腐敗。儘管我不記得細節了，但我肯定讀到過幾十個案例，說的都是發展中國家醫保體系中的職員挪用藥物在黑市上倒賣。想要掩蓋這樣的盜竊行徑，最好的辦法無疑是用其他東西替代被偷走的藥物，如某種廉價、無害又徹底無用的東西。明膠膠囊上只印著製造商的徽標，由於一家公司有可能在生產上千種不同的藥物，找一種大小和顏色都相同但便宜得多的藥物來偷樑換柱，應該不會太困難。

我不知道該怎麼證明我的推論。一個遙遠國度的無名官僚有可能害死了我的姐妹，但別說把他們繩之以法了，光是想搞清楚他們是誰都不太可能。另外，就算我掌握了真正的致命證據，我又能指望什麼結果呢？一個外交官發給另一個外交官的措辭溫和的抗議？

我找實驗室分析了保拉的一粒膠囊，花了相當大的一筆錢，但我反正已經負債累累，所以完全不在乎。

膠囊裡裝滿了可溶性無機化合物的混合物。沒有藥瓶標籤上所述物質的痕跡，甚至沒有任何具備最微弱的生物活性的東西。這不是隨手拿來替換真正藥物的廉價藥物。

這是一種安慰劑。

我拿著列印結果，呆呆地站了幾分鐘，試圖消化其中的含義。我能理解純粹的貪婪，但這裡有一種缺乏人性的徹底冷漠，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強迫自己吞下去。肯定有人犯了個誠實的錯誤，沒人能做到這麼冷酷無情。

但帕卡德的話再次浮現在了我的腦海裡：「就像你平時那樣過你的日子，別做任何不尋常的事情。」

天哪，不，醫生。我當然不會了，醫生。我怎麼可能去用任何不相干、不受控的混亂因素干擾試驗呢？

我聯絡了一名全國最優秀的調查記者，約她在城區邊緣的一家小咖啡館見面。

我開車去那兒，驚恐、憤怒、得意在內心翻湧。我以為自己挖出了十年來最大的醜聞，以為我懷抱一個爆炸性的大新聞，以為我是梅麗爾·斯特里普在扮演凱倫·絲克伍。報復的甘美念頭使我頭暈目眩。我要殺得人頭滾滾。

路上沒人試圖把我撞出路面。咖啡館裡沒幾個人，侍者甚至懶得聽我們點單，更別說偷聽我們交談了。

這位記者非常和善，她冷靜地向我解釋人世間的真相。

在蒙特卡洛災難的餘波中，政府通過了大量法案來幫助應對緊急情況，同時廢除了大量法案。人們必須開發和評估治療新疾病的新藥，這是一項緊急事務，而要想確保它能順利進行，就必須移除一些障礙——導致臨床試驗無比困難和昂貴的法規。

在古老的「雙盲」實驗中，患者和研究者都不知道誰分到了藥物，誰分到了安慰劑，這部分資訊由第三方（或電腦）保管。在給予安慰劑的患者身上觀察到的好轉必須被考慮在內，這樣才能判斷藥物的真正有效性。

這套傳統的研究方法有兩個小瑕疵。首先，告訴患者他們只有五成機會能得到或許可以救命的藥物，這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壓力。當然了，治療組和對照組在這方面受到的影響是一樣的，但就預測藥物最終投放市場後會發生什麼而言，它在資料中引入了大量干擾：哪些副作用真實存在，哪些源於患者的忐忑心情？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你會越來越難以找到患者自願參加有安慰劑的藥物試驗。在你逐漸走向死亡的時候，你會對科學方法不屑一顧。你想要最大的生存可能性。假如沒有確定能治療疾病的已知手段，那麼尚未通過試驗的藥物也可以，但憑什麼要為了滿足某些技術官僚對細節的痴迷，去接受進一步減半的機率呢？

當然了，在美好的往昔，醫藥界可以用法律來管制無知大眾：要麼參加雙盲實驗，要麼爬遠點兒去死。艾滋病改變了這一切，黑市上充滿了尚未通過試驗的最新藥物，它們從實驗室直接流向街頭，同時整個議題受到了嚴重的政治化影響。

想要解決這兩個瑕疵，辦法顯而易見。

撒謊欺騙患者。

政府從未通過法案，明確宣告「三盲」試驗符合法律規定。要是他們這麼做了，大眾也許會注意到，然後鬧得沸沸揚揚。因此他們的做法剛好相反，作為在災難尾聲中發生的「改革」和「合理化」行為的一部分，政府廢除或淡化了將這類試驗定為非法的所有法令。至少看起來是這樣的，因為還沒有任何法院得到機會在這方面做出判決呢。

「醫生怎麼能這麼做？這麼欺騙患者？他們怎麼能說服自己？更別說其他人了！」

她聳聳肩。「他們難道為雙盲實驗辯解過嗎？優秀的醫學研究者必須更在乎資料的質量，而不是任何一個人的生命。假如說雙盲實驗已經很好了，那麼‘三盲’試驗就是好上加好。資料的質量必定會更好，你已經看到了，對吧？對一種藥的評估越準確，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就有可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放屁！安慰劑效應根本沒那麼強大。它也根本沒那麼重要！誰在乎它能不能被精確地納入計算呢？說到底，你依然可以對比兩種潛在的藥物，用一種對比另一種。那可以告訴你哪一種藥物能拯救更多的生命，而不需要安慰劑——」

「有時候確實會這麼做，但聲名顯赫的期刊看不起這樣的研究。它們獲得發表的機會比較少——」

我瞪著她。「既然你知道這一切，怎麼能袖手旁觀呢？媒體可以揭露真相！一旦讓大眾知道正在發生什麼……」

她勉強微笑。「我可以發表文章說這樣的做法如今在理論上是合法的。其他人已經這麼做過了，但沒有登上過頭版頭條。然而，假如我就任何具體的‘三盲’試驗寫出任何特定的事實，我面臨的將會是五十萬美元罰款和二十五年監禁，因為我危害了公眾健康。更不用說他們能對我的出版商做什麼了。為了應對蒙特卡洛病毒洩漏而頒佈的所謂‘緊急’法令依然有效。」

「但那是二十年前了。」

她喝完咖啡，站起來。「你不記得那些專家當時怎麼說了嗎？」

「不記得了。」

「後果會影響我們未來幾代人。」

我花了四個月才攻入藥物製造商的網路。

我監控了幾個選擇在家工作的藥廠高管的資料流。沒過多久，我就找到了最不懂電腦的那個傢伙。一個真正的笨蛋，他用價值一萬美元的電子表格軟體做普通智力的五歲小孩不用手指腳趾也能做出來的算術題。我看到了電子表格軟體給他錯誤提示時他的笨拙反應。他是老天賜我的禮物，只是他自己還不知道而已。

另外，最美妙的一點，他永遠在玩一個乏味而毫無想象力的色情遊戲。

要是電腦說：「給我跳樓！」他會說：「你保證不說出去？」

我花了兩週簡化必須讓他完成的任務。剛開始是七十次按鍵，但最後我減少到了二十三次。

我一直等到螢幕上顯示出最具破壞性的畫面，然後掛起他的網路連線，由我本人提刀上陣。

致命系統錯誤！請輸入以下恢復指令：

第一次他搞砸了。我拉響警笛，再次下令。第二次他按對了。

我要他按的第一個組合鍵讓電腦脫離了作業系統，進入處理器的微指令除錯子程式。接下來的八進位制程式碼對他來說是天書，其實是個微程式，能把電腦記憶體裡的所有內容通過網路複製傳給我的筆記型電腦。

要是他去告訴任何一個懂行的人，對方立刻就會起疑心，但他會冒這個風險去解釋「故障」發生時他正在幹什麼嗎？我猜他不會。

我已經有他的密碼了。電腦記憶體裡有個演算法，能告訴我該如何應對網路安全方面的挑戰。我進去了。

就我想要達到的目標而言，他們其他的防護手段都不值一提。對競爭者來說有用的資料都保護得很好，但我感興趣的不是竊取痔瘡新藥的商業秘密。

我可以大肆破壞。用垃圾填充他們的災備資料，讓他們的銀行賬戶逐漸偏離現實，直到現實突然以破產或偷稅指控的形式踹門而入。我考慮了一千種可能性，從最原始的抹除資料到最緩慢和邪惡的悄然侵蝕。

但最後我控制住了自己。我知道這場戰鬥很快就會變成政治角力，我個人的小小報復肯定會被挖出來詆譭我，破壞我的正當性。

因此，我只做了絕對必須要做的事情。

我找到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參加了公司產品「三盲」試驗的人員姓名和地址，想辦法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告訴了他們。這樣的人超過二十萬，散佈於世界各地，但我發現了一筆非常可觀的賄賂基金，很容易就能支付所需的通訊費用。

全世界很快就會知道我們的憤怒，就會分享我們的痛苦和悲傷。但是，我們有一半人在被疾病折磨或走向死亡，因此在全世界聽見我們的第一聲吶喊之前，我首先要盡我所能拯救每一個人。

我找到了分配藥物和安慰劑的程式。正是這個程式殺死了保拉和數以千計的其他人，為的僅僅是獲得可靠的試驗資料。

我修改了程式。一個非常微小的改變，我增加了一條謊言。

它生成的所有報告都將繼續聲稱參與臨床試驗的一半患者被分配到了安慰劑。程式將繼續建立令人信服的詳細檔案，其中的資料會完全符合這個謊言。但一個人類永遠不會讀到的小檔案會變得完全不同。這個檔案負責控制裝配生產線的機器人，它會指示機器人把藥物放進每個批次的每個藥瓶。

從「三盲」到「四盲」。一條新的謊言，用來抵消其他的謊言，直到欺騙的時代最終結束。

馬丁來找我。

「我聽說了你在幹什麼tim。藥物真相。」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剪報。

「‘一個活躍的新組織，致力於根除替代醫學和傳統醫學中的庸醫、欺詐和欺騙行為。’聽上去是個好主意。」

「謝謝。」

他猶豫了一下。「聽說你們在招募新的志願者，幫忙在辦公室打雜。」

「沒錯。」

「我每個星期可以來四個小時。」

我大笑：「咦，真的嗎？非常感謝，但我覺得沒有你我們也能活下去。」

有一瞬間，我以為他會轉身就走，但他再次開口的時候，語氣與其說是受傷，不如說是困惑：「你們到底要不要志願者？」

「要，但是——」但是什麼呢？既然他能放下尊嚴，來奉獻一分力量，我也可以放下尊嚴，接受他的好意。

我同意他每週三下午來幫忙。

我時不時會在噩夢中見到保拉。我會聞著記憶中的燭火氣味醒來，確定她貼著我的枕頭站在黑暗中，又變成了那個眼神嚴肅的九歲孩童，迷戀於我們奇異的境況。

但那不可能是那個孩子的幽靈。她從未死去。她長大了，與我踏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她比我更努力地爭取彼此之間的分離。假如我們真的「在同一個小時死去」，會怎麼樣呢？那不會有任何意義，也不會改變什麼。沒有什麼能夠回溯過往，奪走我們各自不同的生活、我們各自不同的成就和失敗。

現在我意識到了，對我來說如此不祥的血誓，對保拉來說只是個玩笑，她在藉此嘲笑我們的命運有可能彼此糾纏的想法。我為什麼過了這麼久才想明白？

但我不該吃驚的。事實是我從來沒有真正地瞭解過她，這也說明了她的勝利是多麼徹底。

會分走算力。

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絲克伍事件》（silkwood），講述了女工絲克伍有感於核電廠不合理的工作制度和環境，開始蒐集危害公眾安全的證據。她決定將資料交給記者的時候，卻離奇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