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九歲那年，保拉認為我們應該劃破大拇指，讓我們的血液流進彼此的血管。
我嗤之以鼻。「費這個事兒幹什麼？我們本來就流著一樣的血。我們是血親。」
她不為所動。「我知道。這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儀式本身。」
午夜時分，藉著一根蠟燭的微光，我們在臥室裡施行儀式。她用燭火給針頭消毒，然後用紙巾蘸著唾沫擦掉菸灰。
我們把黏糊糊的微小傷口貼在一起，吟誦一本三流兒童小說裡的可笑誓詞，保拉吹滅燭火。就在眼睛還忙著適應黑暗的時候，她又自作主張地低聲加了一段：「現在我們會夢見同樣的夢境，分享同樣的愛人，在同一個小時死去。」
我想憤慨地說「以上都是假的！」，但黑暗和熄滅燭火的氣味把抗議憋在了我的喉嚨裡，而她的誓言沒有被推翻。
帕卡德醫生說話的時候，我把病理學報告一折二，二折四，執著地想要對齊頁邊。報告太厚了，我無法折得足夠整齊。報告裡有我骨髓中增生的畸形淋巴細胞的顯微照片，也有引發疾病的病毒的rna序列的部分列印件，一共有三十二頁之多。
相比之下，依然放在我面前桌上的處方卻薄得可笑，幾乎沒有實體。兩者完全不相配。上面傳統的（難以解讀的）多音節草書僅僅是個裝飾，藥物的名稱可靠地加密列在底下的條形碼裡，藥房不可能給我發錯誤的藥物。問題在於，這是能夠幫助我的那種藥物嗎？
「聽明白了嗎，里斯小姐？還有什麼不懂的嗎？」
我竭力集中注意力，使勁兒用大拇指按住一條不肯屈服的摺痕。她坦白地解釋了我的情況，沒有使用術語或委婉語，但我依然覺得我漏掉了什麼至關重要的細節。她每一句話的開頭似乎不是「這種病毒」會如何如何，就是「這種藥物」能如何如何。
「有什麼我能做的嗎？我本人？能……提高治癒率的？」
她猶豫片刻，但時間不長。「不，真的沒有。除此之外，你非常健康。請堅持下去。」她從辦公桌裡面起身，想要打發我離開，而我開始驚恐發作。
「但是，肯定還有什麼辦法吧？」我攥緊椅子的扶手，像是害怕她會用蠻力把我拉走。也許她誤解了我，也許是我沒說清楚。「我應該……停止吃某些食物嗎？多參加體育運動？多睡覺？我是說，肯定有什麼因素能造成改變。無論是什麼，我都會照著做的。求求你，告訴我吧——」我的嗓子幾乎啞了，我尷尬地轉開視線。絕對不能再這麼胡言亂語了。絕對不能。
「里斯女士，我非常抱歉。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蒙特卡洛病就是這樣的。事實上，你的運氣好得出奇，世衛組織的電腦發現全世界有八萬人感染了同一個病毒變種。儘管這個市場不足以支援專門研究，但足以說服制藥公司在資料庫裡搜尋有可能成功的藥物。事實上，很多人感染的病毒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就只能靠自己了。你想象一下醫藥業能給他們多少有益的建議吧。」我終於抬起頭，發現不耐煩破壞了她臉上的憐憫表情。
我拒絕因為我的不知感恩而覺得羞愧。我確實出了醜，但我依然有資格說話。「這些我全都明白。我只是覺得也許還有什麼是我能夠做的。你說這種藥也許能成功，也許不能。假如我能為抗擊這種疾病獻出一分力量，我會覺得……」
覺得什麼呢？覺得我更像一個活人，而不是一根試管？一個被動的容器，供神奇的藥物和怪異的病毒在裡面鬥個你死我活？
「……更好。」
她點點頭。「我知道，但請你相信我，無論你做什麼，都不可能有任何區別。你就像平時一樣照顧好你自己吧。別得肺炎，別突然增加或減少十公斤體重，別做任何不尋常的事情。曾經暴露在這種病毒之下的人肯定數以百萬計，你得病而他們不得病的原因純粹是遺傳性的。能不能治好恐怕也是這樣。無論你是開始吃維生素還是不再吃垃圾食品，決定藥物對你是否起作用的生物化學作用都不會改變，而我必須提醒你一句，去吃那些所謂的‘奇蹟療法’食譜只會讓你生病。賣那些玩意兒的江湖騙子都該進監獄。」
我使勁兒點頭表示同意，感覺憤怒使我漲紅了臉。欺詐性的治療方法一直是我最厭惡的東西，儘管現在我終於算是明白了蒙特卡洛病的其他患者為什麼會花大價錢去買這些東西：稀奇古怪的食譜、冥想課程、芳香療法、自我催眠磁帶等。兜售這些垃圾的人是那種最惡劣的什麼都不信的寄生蟲，我一直認為他們的顧客要麼是天生容易輕信，要麼是絕望得主動放棄了智力，但實際情況沒那麼簡單。當你的生命受到威脅，你當然想殊死一搏——用你的每一分力量、你能借到的每一塊錢、你清醒的每一個時刻。一天三次、每次吃一粒藥，這實在不夠努力——而最懂人性的騙子給你的計劃總是足夠艱辛（或者足夠昂貴），因此患者會覺得他們參與了生死關頭所需要的那種鬥爭。
這一刻共同的憤怒徹底掃清了所有氣氛。我們終究是在同一個戰壕裡的，而我表現得像個孩子。我感謝帕卡德醫生抽時間幫我看病，然後拿起處方離開診所。
但是，在去藥房的路上，我發現我更希望她對我撒謊——對我說假如我每天跑十公里，每頓飯生吃海帶，我的生存率就會大大增加——但隨後我憤怒地回過神來，心想：我真的希望她「為了我好」而欺騙我嗎？假如根源是我的dna，那就是我的dna好了。無論真相多麼難以接受，我都應該希望聽到實話——而且我應該感謝醫生已經放棄了以前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作風。
這個世界得知蒙特卡洛計劃的時候，我只有十二歲。
一個生物戰研究小組（離拉斯韋加斯只有一箭之遙，不過是新墨西哥的拉斯韋加斯，不是內華達的賭城）得出結論：設計病毒實在太辛苦了（尤其是星戰小子們永遠霸佔著超級計算機的時候）。既然已經被時間證明有效的盲目突變和自然選擇就是所需要的一切，為什麼要在這些事情上浪費許多博士生花了加起來幾百年的時間（事實上，為什麼要浪費任何智力）呢？
可想而知，研究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他們開發了一個三元件系統：細菌、病毒和改造過的人類淋巴細胞系。病毒基因組的穩定部分允許它在細菌中繁殖，而其餘部分的快速變異是通過破壞轉錄錯誤修復酶實現的。淋巴細胞經過改造，極大地提高了有幸感染它們的所有變異株的繁殖成功率，使其超過僅限於利用細菌繁殖的那些變異株。
理論上，他們會複製幾萬億份這個系統，就像一排又一排的微型生物發牌機，這些系統在地下實驗室默默運作，只等收穫大獎的時刻到來。
他們的理論還需要全世界最優秀的隔離設施，以及五百二十個人全都嚴格遵守正規程式，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沒有一瞬間的疏忽、怠惰和健忘。顯而易見，他們甚至沒去計算如此願景實現的可能性。
那種細菌按理說無法在人工創造的實驗室條件之外存活，但病毒的一個變異株幫了細菌一把，填補了被剪除的基因，從而使細菌不再脆弱。
管理人員浪費了太多時間使用各種無效的化學藥劑，最後才硬下心腸來移平實驗室所在的地點。然而到了那個時候，風已經讓人類的一切行動都變得無關緊要了——除非熔化五六個州，然而在選舉年，這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最初的傳聞稱全人類將在一週內滅亡。我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混亂、劫掠和自殺（通過電視螢幕上的二手資料。我們所在的居住區相對而言還算平靜——說是麻木也行）。世界各地紛紛宣佈進入緊急狀態。飛機被機場拒之門外，早在洩漏前幾個月就離開母港的船隻在碼頭被燒燬。為了保護公共秩序和大眾健康，所有國家都匆忙頒佈了嚴苛的法律。
保拉和我停課在家待了一個月。我提出教她寫程式，她不感興趣。她想去游泳，但海灘和游泳池全都關閉了。就在那年夏天，我終於成功地黑進了五角大樓的一臺電腦，儘管僅僅是辦公用品採購系統，但得到了保拉應有的崇敬（另外，我倆都沒想到回形針有可能那麼值錢）。
我們並不相信我們會死——至少不會在一週之內全都死掉——而我們猜對了。歇斯底里平息之後，人們很快發現逃逸的僅僅是病毒和細菌，如果沒有經過改造的淋巴細胞對選擇過程進行微調，病毒已經從最初致死的毒株中變異出來了。
然而，這對愉快共生的小傢伙如今在世界各地到處都是，沒完沒了地搞出新的變異株。這些變異株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夠感染人類，也只對被感染者裡的一小部分人來說是致命疾病。
每年只有百人左右。
回家的列車上，無論我朝哪個方向轉，陽光都似乎直射我的眼睛——不知道為什麼，車廂裡的每一個表面都在反射陽光。強光使我一整個下午越來越嚴重的頭痛變得不堪忍受，於是我抬起手臂遮住眼睛，低著頭面對地板。我的另一隻手緊緊攥著一個棕色紙袋，裡面是一小瓶紅黑兩色的膠囊，這種藥也許能拯救我的生命，也許不能。
癌症。病毒性白血病。我從口袋裡掏出揉皺的病理學報告，從頭到尾又翻了一遍。最後一頁沒有神奇地變成大團圓結局，腫瘤學專家系統沒有宣稱百分之百能夠治癒。最後一頁只是所有檢測的賬單，兩萬七千塊。
回到家裡，我站著那兒，盯著我的工作臺。
兩個月前，一次例行的季度體檢（我的醫保公司要求的，他們永遠想扔掉不掙錢的病人）揭示了疾病的初期跡象，我向自己發誓說我會繼續工作，繼續過我的生活，就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沉迷於借錢狂歡、環球旅行或某種自毀胡鬧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吸引力。這種臨終衝動相當於承認失敗。我要用環球旅行來慶祝病癒，而不是他媽的得病。
簽了合同的工作堆積如山，而病理學檢驗的賬單已經開始計息。儘管我需要分散注意力，也需要掙錢，但我還是呆呆地坐了三個小時，除了思考命運什麼都沒做。與散落於世界各地的八萬個陌生人同呼吸共命運，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安慰。
然後我突然想到了——保拉。既然遺傳學原因使我易感，那麼她也一樣。
作為同卵雙胞胎，我們在各過各的生活這方面做得還不賴。她十六歲離家，遊歷非洲中部，拍攝野生動物，冒著更大的風險拍攝盜獵。然後她去亞馬孫，捲入了當地的地權鬥爭。在此之後，情況就有點模糊了。她總想告訴我她的最新曆險，但她行動得太快，我遲緩的內心印象實在跟不上。
我從沒離開過這個國家，我甚至十來年沒搬過家了。
她只是偶爾回家，而且總是在來往不同大陸的途中，但我們通過電子手段，在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她在玻利維亞的監獄裡被收走了衛星電話）保持聯絡。
跨國電信公司都提供一種昂貴的服務，儘管你事先不知道要聯絡的物件位於哪個國家，你依然可以與對方通話聯絡。廣告說這個任務困難得不可思議；但事實上，每一部衛星電話的位置都記錄在一箇中央資料庫裡，這個資料庫從所有區域性的衛星彙集資訊，從而持續更新。由於我湊巧「獲得」了查詢那個資料庫的訪問程式碼，我可以直接打電話給保拉——無論她在哪兒都一樣，不需要支付可笑的附加費用。這更像是一種懷舊行為，而不僅僅是吝嗇；這點兒微不足道的駭客行徑是個象徵性的姿態，證明儘管我即將步入中年，但還沒墮落得守法、保守和無趣。
我早就把整個過程自動化了。資料庫說她在加彭，程式計算了當地時間，判斷22:23還是個文明人會打電話的時間，於是打了過去。幾秒鐘後，她出現在了螢幕上。
「凱倫！你還好嗎？你看上去糟透了。我以為你上週會打給我的——發生什麼了？」
影像非常清晰，音訊乾淨而不失真（非洲中部有可能缺少光纖線路，但地球同步衛星就在頭頂上）。我第一眼看見她，就確定她沒有感染病毒。她說得對，我看上去像個活死人，而她一如既往地活力四射。她在戶外度過了半生，所以她的皮膚比我的衰老得快，但她身上永遠籠罩著能量和果決的光環，足以彌補損失。
她離鏡頭很近，因此我看不清背景，但似乎是個玻璃纖維搭的小屋，點著兩盞防風暴燈，比普通帳篷高一個檔次。
「對不起，我剛才沒看位置。加彭？你不是在厄瓜多嗎？」
「對，但我認識了穆罕默德。他是植物學家，來自印度尼西亞。說起來，我們是在波哥大遇見的，他正要去墨西哥參加研討會——」
「但是——」
「為什麼來加彭？因為這是他的下一站。這兒有一種真菌在侵襲作物，我忍不住要跟來看看……」
我不明所以地點點頭，聽了十分鐘曲折的劇情，但沒怎麼用心。三個月後，這一切都會變成上古史。保拉以自由職業的大眾科學記者身份謀生，在全世界跑來跑去，為雜誌撰寫文章，為電視節目寫指令碼，介紹最新的生態災難。實話實說，我非常懷疑這種過度簡化的生態胡話對這顆星球能有什麼好處，但她確實過得非常快樂，為此我很羨慕她。我不可能過她那種生活——在任何意義上，她都不是我「有可能會成為」的那種女人——然而儘管如此，有時候在她眼睛裡看見我十幾年來都沒體驗過的純粹興奮，我還是會覺得心裡一痛。
她滔滔不絕的時候，我在忙著胡思亂想。她突然問我：「凱倫？你到底要不要說出了什麼事？」
我猶豫片刻。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任何人的，甚至是她。現在我打給她的理由也顯得很荒謬了——她不可能得白血病，那是無法想象的。然後，我甚至沒有意識到我做了決定，就不由自主地開始用沉悶而單調的聲音講述這一切。我以奇異的疏離感看著她的表情發生改變：震驚、同情、突如其來的恐懼，因為她意識到了（換我是她，不可能這麼快）我的困境對她來說代表著什麼。
接下來的事情比我想象中還要尷尬和痛苦。她對我的關心當然是真誠的，但假如她對自身處境的擔憂沒有立刻開始侵擾她，那她就不是凡人了，而知道這一點之後，無論她怎麼大呼小叫，看上去都是那麼做作和虛假。
「你找到好醫生了嗎，你能信任的醫生？」
我點點頭。
「有人照顧你嗎？要我回來嗎？」
我生氣地搖搖頭。「不用，我沒事。有人照顧我，我正在接受治療。但你必須儘快去做檢查。」我瞪著她，氣不打一處來。我不再認為她有可能感染病毒，但我想強調我打給她是為了警告她，而不是博取同情——不知道是怎麼做到的，但她終於醒悟了。她輕聲說：「我今天就去做檢查。我會直接去城裡。可以了吧？」
我點點頭。我覺得非常疲憊，但鬆了一口氣。我和她之間的尷尬一時間全都化解了。
「能記得把結果告訴我嗎？」
她翻個白眼。「當然能了。」
我又點點頭。「那就好。」
「凱倫，當心身體。保重。」
「我會的，你也是。」我按下退出。
半小時後，我吃了第一粒膠囊，上床躺下。幾分鐘後，一股苦味鑽進我的喉嚨。
告訴保拉是必要的，告訴馬丁則是發瘋。我認識他才六個月，但我早該猜到他會是個什麼反應了。
「搬到我這兒來。我會照顧你的。」
「我不需要被照顧。」
他猶豫了一下，但只是一瞬間。「嫁給我。」
「嫁給你？為什麼？你覺得我非要在死前結個婚嗎？」
他怒目而視。「別這麼說話。我愛你，你還不明白嗎？」
我大笑：「我不介意被人可憐，儘管大家都說這樣很丟人，但我覺得這是個非常正常的反應，可我不想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生活在憐憫裡。」我親吻他，但他還是瞪著我。至少我在做愛後才把壞訊息告訴他，否則他肯定會把我當作一個瓷娃娃。
他轉過來面對我。「你為什麼對自己這麼苛刻？你想證明什麼？證明你是超人？你不需要任何人？」
「聽我說。你從一開始就知道我需要獨立和隱私。你想要我說什麼？說我很害怕？好的，我確實很害怕，但我還是原來的我，我還是需要那些東西。」我抬起一隻手撫摩他的胸部，儘可能輕柔地說，「所以謝謝你的好意，但還是算了吧。」
「我對你來說並不重要，對吧？」
我呻吟一聲，拿過枕頭蓋在臉上。我心想：等你準備好了再來一發，再叫醒我吧。這回答了你的問題嗎？但我沒說出口。
一週後，保拉打電話給我。她也感染了病毒。她的白細胞讀數在上升，紅細胞在下降——她念出的數字正是我一個月前的數字，醫生甚至給她開了相同的藥。這並不值得吃驚，但我產生了一種難過的逼仄感覺，因為我想到了其中的含義：我們要麼一起活下來，要麼一起死去。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這個念頭開始讓我著魔，就像巫毒，像童話裡的詛咒——我們成為「血親」的那天夜裡她唸叨的那句話居然成真了。我們從沒夢到過相同的夢境，當然也沒愛過相同的男人，但現在……就好像我們受到了懲罰，因為我們不夠尊重把我們束縛在一起的奇異力量。
半個我知道這是胡說八道。把我們束縛在一起的奇異力量！這是心靈的噪聲，是壓力的產物，僅此而已。然而，真相同樣令人壓抑：儘管我們相距幾千公里，但生物化學機制正在用相同的裁決碾碎我們，因為我們無視兩人相同的基因，各自打造了不同的生活。
我想利用工作忘記一切。我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假如一天十八個小時坐在電腦終端前那種灰濛濛的恍惚狀態也能稱為成功。
我開始避開馬丁，他像小狗似的關懷實在讓我不堪忍受。也許他的意圖是好的，但我真的沒有精力反覆為我自己向他辯解。說來奇怪，與此同時，我也極其懷念我和他的爭吵；抵抗他過度的母愛至少讓我覺得自己很強大，哪怕只是與他期待我會表現出的絕望形成對比也好。
剛開始我每週打電話給保拉，但後來逐漸少了。我們本該是理想的知心朋友——實際上，這句話不可能更真實了。我們的交談是多餘的，我們早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麼，因為我們實在太熟悉彼此了。我和她之間不會有卸下負擔的解脫感，只會有單調得令人窒息的熟悉感。我們都竭力假裝比對方更加樂觀，但這是一種透明得令人沮喪的努力。最後，我心想，等我有了好訊息（假如有那麼一天的話），我會打電話給她，在此之前，再打電話有什麼意義呢？顯而易見，她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整個童年我們都被迫一起度過。我猜我們是愛著彼此的，但是……我們上學永遠在同一個班級裡，買同樣的衣服，得到相同的聖誕節和生日禮物——而且我們永遠同時生病，有著同樣的症狀，出於同樣的原因。
她離開家的時候，我很羨慕她。有段時間我孤獨得無以復加，但我突然感覺到了喜悅和自由，因為我知道我並不真的想隨她而去，從那一刻起我就明白了，我們的人生道路只會相隔越來越遠。
現在回頭再看，這一切都是我的幻覺。我們會同生共死，打破這一約束的所有努力都將是徒勞。
開始接受治療後大約四個月，我的血細胞計數開始轉好。我前所未有地害怕我的希望會突然破滅，我每時每刻都在竭力剋制自己，以免我提前樂觀起來。我不敢打電話給保拉，在我心中，最可怕的事情莫過於誤導她以為我們有可能痊癒，然後再被現實當頭澆上一盆冷水。甚至當帕卡德醫生審慎地（甚至不情願地）承認情況正在好轉時，我也告誡自己，她有可能放棄了她毫不動搖的誠實策略，決定用謊言來寬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