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區別在於，科幻容許從根本上改變的可能性，並探討它。幻想則專注於那些可以追溯至《伊利亞特》《奧德賽》《吠陀經》的更古老的傳統：半人半神的英雄總是比公民和社會秩序重要，王位更迭可能會很激烈，但終將有國王。
jw：你的作品都是直面那些東西的。我又想到了你那些寫非人類的小說。
db：我不是第一個談到將動物提升至人類智慧水平的作家。不過那些作家寫的可能也是我會寫的，假如我處於他們的場景中。他們講述了那類故事最簡單的版本，也就是寫它自己，也就是一個弗蘭肯斯坦場景。人類創造這些新的生物就是為了讓它們成為奴隸。我們對它們很殘忍。我們因為傲慢和狂妄地行使上帝的權力而遭到了報應。
好吧，這些故事都寫過了。我也沒有完全相信行使上帝的權力就會被自動懲罰。在《聖經》裡有一些段落，說那是我們生來應該做的事情。所以在我的《提升之戰》宇宙中，我決定試試其他路子。假如我們帶著最好的意願，將智慧的天賦給予其他生物，並且公開地進行，使其暴露在輿論的評判下，儘量避免錯誤，並糾正已經發生的錯誤呢？那難道不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故事嗎？難道就不會有充滿戲劇性和悲劇性的錯誤嗎？難道中間幾代人就不會進步並痛苦著嗎？那會成為一件不錯的藝術作品。實際上，我認為在一個善意的環境之中，這些生物可能給人帶來的混合感受，會比那些刻意描繪的怪誕殘忍行為要更加有趣。
jw：在你作品裡出現的那些生物，比如大猩猩、海豚，我們是否需要從它們身上吸取什麼教訓呢？
db：我們需要變得不害怕複雜性。我相信幻想小說吸引人的一點，就是那簡單過時的社會秩序。你知道你是誰，知道你的角色是什麼。相較於地球上的其他動物，我們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麼。如果動物開始跟我們說話，如果機器人開始要求權利，如果外星人來臨——不管是來征服或避難，還是隻是出於好奇——生活就變得更加複雜了。我們已經應對過的複雜性，無論是其複雜程度，還是我們所獲得的成功，都遠超我們祖先的預言。我們生存下去的唯一機會就是繼續這樣。這就是科幻真正的貢獻。
jw：你如何看待科幻的變化？
db：我對寫作黑暗小說並不陌生。我的漫畫小說《食生者》，其背景就是納粹和北歐諸神贏得二戰的未來，是反烏托邦的。話說回來，我還是喜歡劍走偏鋒。
《末日郵差》不是講一個人或一幫人獲得勝利的故事，相反，它是講一位複雜而焦躁的半英雄，不情願地意識到自己有撒謊的能力，而且他的謊言可以激發倖存者們記住一件簡單的事情——很久以前他們曾是公民。
反烏托邦很有用，也很有趣，因為它可以指出錯誤或者可能性。最偉大的反烏托邦小說包括喬治·奧威爾的《1984》、哈利·哈里森的《超世紀諜殺案》以及《寂靜的春天》《海灘之上》《奇愛博士》等。它們都有什麼共同點呢？它們都是自我阻止的預言。它們每一部都指出了一種潛在的失敗模式，描繪得如此生動，以至於千百萬人都決意阻止它變成現實。然而，在今天那些如海嘯般席捲而來的想法單一、陳腔濫調的反烏托邦和後世界末日故事中，這一特徵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想要你的英雄們展開一場血脈僨張的行動，以一場大屠殺作為故事的前提，也沒問題。那很懶，但儘管去寫。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失敗模式令人乏味、或者脫離現實、或者毫無可能性，那麼你將讀者帶入此處的唯一理由就是作者的惰性。
我在《軌跡》雜誌上有一篇文章得到了很多關注，大家可以在我的網站上看到這篇叫《白痴情節》的文章，它闡述了好萊塢以及很多作者，用末日之後的反烏托邦轟炸我們的根本原因。
他們並非真的相信自己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任何一位導演或者作家遇到麻煩了，都會打911，並且如果專業人士無法及時趕來支援，他們會很生氣。但是他們筆下的角色永遠不會這樣：就算這些角色打了911，也打不通；就算打通了，接線員也無法應付；就算警察得以趕到現場，也來得太遲；就算及時趕到，也無能為力；而警察的不作為正是其與壞人狼狽為奸的有力佐證。只有一個例外。能力的大小取決於壞人的邪惡程度。當你的壞人不像《蝙蝠俠》裡的小丑時，警察就會顯得很無能，剛好給蝙蝠俠添堵的那種。如果壞人像《獨立日》裡的外星人那麼超級無敵，那麼美國政府和軍方就會顯得既偉大又有能力。
我不會因為這些作者和導演把上述選擇搞得如此刻意而不爽。要讓他們的英雄，在九十分鐘或三百頁裡都處於令人血脈僨張的危險之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假設一切機構都不管用了，並且你也無法指望你的鄰居，因為他們都是一幫窩囊廢。不過對他們而言，做出這樣毫無新意的東西純粹是出於習慣和懶惰，那是可恥的，因為每一部這樣的反烏托邦作品都在說：「觀眾們或讀者們，我不是在提供一個你能夠做出改變的失敗模式，我是將你沉浸在一片陰暗中，教會你終極一課，那就是切勿相信任何機構，無論有多少公民致力於把它變得更好更有用。而且最重要的是，永遠不要信任你的鄰居。」
這些例外實際上很是暖心。在每一部《蜘蛛俠》電影裡——它們不是什麼偉大的藝術作品——英雄在百分之九十的時間裡都在拯救紐約人民。但是，總會有一個很美好的場景，紐約人民拯救了蜘蛛俠。這是在向一種文明致敬，一種實際上善待我們所有人的文明，而我的觀點是，文明可以是你作品中的一個角色，它可以有缺陷，可以失敗，也可以是英雄需要的正能量的那一面。
這就是《星球大戰》和《星際迷航》的根本區別。在《星球大戰》裡，飛船就像一戰時期的戰鬥機。那些圍著絲巾的英勇飛行員宛若半神，可以回溯到漫畫書，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溯到阿喀琉斯。戰鬥機上甚至還有空位給勇敢的炮手或機器人。飛船就是騎士的軍馬，而文明則無處安放。
在喬治·盧卡斯的史詩鉅作中，你永遠看不到文明在做什麼。共和國什麼都沒做。它甚至連可以被稱之為錯誤的行動都沒有。它什麼都沒做。另一個機構，絕地委員會簡直比一群草包還沒用。
這是一個古老的敘事主題。它是自身寫就的，你從那三部前傳的編劇質量就可見一斑。
在《星際迷航》裡，飛船是一艘海軍艦艇。船長的水平遠在普通人之上，他不僅有主要角色的知識和技能，而且每一集都有來自下層甲板的人自告奮勇，為團隊貢獻力量。這艘船應對的就是複雜性。「企業號」和「航海家號」上承載的那些貨物和乘員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文明，也就是聯邦。它會犯錯嗎？肯定會。這些就是劇集的主題：糾正錯誤，揭露錯誤，以及人類後代可能遠超我們的思想實驗。
當文明成為主題時，這些就都有了可能，你不會落入半人半神的窠臼。「企業號」遇到一個半人半神會有什麼反應呢？肯定會雙臂抱在胸前，帶著一副懷疑的神情，看著眼前這個自命不凡的傢伙，然後說：「行吧，你是什麼來歷？」個人主義是我們文化中的核心觀點，那些使用半人半神主題的人實際上在說服自己：他們為讚揚個人主義而寫作，因為他們有一位英雄，英雄會戰勝一切險阻和壞人。事實上，他們錯了。他們在欺騙自己。他們並不是在宣揚個人主義，因為人類個體可以是脾氣暴躁的、傲慢自大的、自我中心的，但諷刺的是，他們只有在文明的大環境中才會實現真正有意義的目標。它的確很諷刺，那些發生在正常運轉的文明裡的故事，恰恰是那些最有價值地、最現實地與個人主義對話的故事，並且給出了超越怨恨、復仇和憤怒的真知灼見。
jw：你的作品會朝什麼方向發展？
db：我寫小說《陶偶》其實是發出一聲呼救。我要參加大量的公開演講，我要為很多跟未來相關的事宜充當顧問。除開這些，我還有三個孩子，還要教書，總之，我一直都疏忽了我那核心的寫作事業。因此，我夢想著能發明一臺機器，可以每天創造自己的分身。在《陶偶》裡，每個人都有這樣一個分身。很多科幻小說裡都有類似的概念，就是新的科技成果誕生，然後將其一直保密，再接著你就得到了一個邁克爾·克萊頓式的情節。
而我想要知道如果每個人都得到這種新事物會怎麼樣。於是在這個世界裡，你每天都把自己的臉套在家中那個複製品上，然後，一隻屬於你自己的廉價偶人就走了出來。它能維持一天，二十四個小時後就會化掉。它知道一切你知道的事情，擁有你的人格。它唯一能繼續存活的方法就是做完一天的工作後，回到家，下載這一天的記憶。這麼一來，你昨天是五個人。你過了五個昨天。今天你可能要做六個複製品，因為事情太多了。在這個世界裡，你可以做成一切你想做的事情。你現在能明白為什麼它是一個幻想的願望嗎？你可以造兩個便宜的綠人偶來處理所有的雜事，修好房子裡裡外外，做好全部的清潔工作。你還可以造一個昂貴的黑偶人，派它去圖書館學習。你可以造一個戰鬥版偶人，派它去競技場並戰死，但是得記得把它的頭冷凍起來，這樣你才能記得這一切。
《存在》這部小說的題材跟《地球》一樣。這是我從《克洛諾斯》中得出的兩大近未來推斷。小說主題基於約翰·布拉諾的《立於桑給巴爾》，內容包括媒體上的摘錄和圍繞著人物發生的故事，描繪了一個在我們有生之年可能見到的複雜社會。順便提一句，大家可以在上看到《存在》的三分鐘預告，裡面有精美的藝術作品和主角畫像，由著名的網路藝術家帕特里克·法雷創作。我敢保證那會是你在不脫衣服的情況下最享受的三分鐘。我的妻子給我之前的兩部小說做了預告片，分別是《榮耀賽季》和《彗星之心》。
阿西莫夫遺產基金會請我、「b字殺手組」和格雷格·貝爾寫第二部「基地三部曲」。這些是獨立小說但又聯絡緊密。阿西莫夫的遺孀很客氣地稱它為最好的「非阿西莫夫」作品。
自誇的話就不說了，我認識了很多真的很棒的新人。他們聰明絕頂、知識豐富，會成為比我更好的作家。但我仍然認為我是僅剩的真正偉大的科幻作家之一，只因為一個原因，牙醫學。（假裝一本正經）這些傲慢的傢伙都是天才，也是才華橫溢的作家，但是他們嘴裡都沒有種過牙，所以他們無法接收到來自三體星系的電波輻射，因此，我的創作源泉是無窮無盡的。
作者「《銀河邊緣》編輯部」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