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一，又是西堪薩斯地區麥地平原上一個打野雞的好天氣——陽光明媚，天空像雲母一樣閃閃發光。在過去的幾年裡，每當這樣的日子，安迪·艾哈德先生常常會到他的好友赫伯·克拉特家的河谷農場裡打野雞，而且一去就是一下午。通常，在這項打獵運動中，還有赫伯的三個最好的朋友：j.e.戴爾，一位獸醫；卡爾·麥爾斯，一位飼養奶牛的農場主；艾弗利特·奧格本，一位商人。像艾哈德（堪薩斯州立大學農業實驗所所長）一樣，他們都是加登城有聲望的公民。
今天，這四個常在一起打獵的老夥伴再次聚在一起，踏上了熟悉的旅程，但心情卻大不相同了。隨身所帶的裝備既古怪又與打獵無關：拖把、提桶、刷子以及裝滿抹布和強力清潔劑的大籃子。他們都穿上了自己最舊的衣服，自願來打掃河谷農場十四間房屋中的某幾間。正是在這裡，克拉特一家四口慘遭殺害。至於兇手，目前所知僅限於死亡鑑定書上所說的，「一個或幾個不明人士」。作為基督徒，他們感到自己有責任這樣做。
艾哈德和他的夥伴們默默地開車前行。他們中的一位後來說：「那時的情形使你無法說話。真的很奇怪。以前去那裡，老遠就有人來迎接。」這次迎接他們的是一個公路巡警，他負責把守警方在河谷農場入口設定的路障。他揮了揮手，放他們進去。他們又沿著榆樹成蔭的小徑開了半英里，來到克拉特家的住宅。唯一住在農場裡的僱員阿爾弗雷德·斯托克萊因正在門前等候。
他們首先來到地下室裡的暖氣爐間，克拉特先生就是在這兒被人發現穿著睡衣俯臥在一隻裝床墊的紙箱上的。清理完這裡，他們又來到凱尼恩被殺的遊戲室。沙發是凱尼恩維修過的遺物，罩著南希做的沙發套，上面還有繡著字的靠枕，也都濺滿了血跡。和紙箱子一樣，這些東西都得燒掉。清洗小組逐步從地下室清理到二樓的臥室，南希和她母親就是在臥室被謀害的。他們需要更多的燃料來焚燒這些沾滿血跡的床單、床墊、床邊小地毯以及一隻泰迪熊玩偶。
阿爾弗雷德·斯托克萊因通常話不多，但今天運送熱水和協助清掃時，卻有很多話要說。他希望「人們別再說廢話，而應該試著動動腦子」，為什麼他和妻子住在離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碼的地方，但在暴行發生的時候，卻連一聲槍響也沒聽見。「警長和他的那些手下到這兒又是取指紋又是搜查的，他們很有識別能力，明白是怎麼回事兒。為什麼我們沒聽見，原因之一在於風，西風。西風會把聲音吹到另一個方向。第二個原因是，這裡和我們家的房子之間有一座大糧倉，這個老傢伙就連震天響的火箭炮聲都能擋得住。你考慮過這點嗎？兇手一定知道我們肯定聽不到。否則，他會冒險在半夜裡連開四槍嗎！如果那樣，他肯定瘋了。當然，你也可以說不管怎麼樣他就是個瘋子，下起手來，毫無顧忌。但依我看，他之所以這麼幹，都是事先策劃好的，他了如指掌。有件事我已經想好了，這是我和我老婆在這兒睡的最後一夜。我們打算搬到一所緊鄰著公路的房子裡去。」
人們從中午幹到黃昏。他們把收集到的東西裝在一輛貨車上，斯托克萊因負責把它開進農場北邊麥田的深處。十一月的麥田只有麥茬的單一褐色，但那天在夕陽的映照下，卻閃耀著繽紛的色澤。他們在這裡卸車，把南希的枕頭、床單、紙箱、遊戲室裡的沙發堆在一起；斯托克萊因澆上汽油，划著了一根火柴。
在場的人裡，沒有比安迪·艾哈德和克拉特家的關係更親密的了。艾哈德溫文爾雅，和藹可親，雖然是個學者，但他的手因為勞動而起了繭子，脖子也被曬傷了。他是赫伯在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同班同學。後來他曾說：「我們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艾哈德親眼看到他的朋友從一個薪水微薄的農業經紀人逐漸成為本地區最有名望、最受尊敬的農場主之一。他說：「赫伯得到了一切，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幫助之下，自己努力賺來的。他既謙虛又驕傲，他有權利驕傲。他的家庭令人羨慕，他這輩子確實幹成了一番事業。」艾哈德注視著熊熊燃燒的篝火，不禁感到奇怪，這樣的人怎麼會出這種事？那些付出、那些美德怎麼可能一夜之間就化為烏有，變成一縷青煙，裊裊上升又漸漸變淡，最終被巨大的蒼穹所吞沒？
堪薩斯調查局是一個遍及全州的組織，總部設在託皮卡，十九名經驗豐富的警探分駐全州各處。當案子令地方當局束手無策時，他們隨時都可以提供幫助。調查局在加登城的代表是一位消瘦而英俊的堪薩斯人，名叫艾爾文·亞當斯·杜威。他世居於此，現年四十七歲，其職權範圍包括西堪薩斯地區很大一塊地方。芬尼縣的警長厄爾·魯濱遜請杜威負責克拉特一案，雖情非得已，但也合情合理。因為杜威曾擔任芬尼縣的警長（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五年），而在此之前，他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他先後在新奧爾良、聖安東尼奧、丹佛、邁阿密和舊金山等地工作。）其專業能力足以應對像克拉特謀殺案這樣沒有明顯動機和線索的複雜案子。而且，他對犯罪的態度也決定了他必然是合適人選，正如他後來所說：「這裡也有個人的情感因素。」他說，他和妻子「真的非常喜歡赫伯和邦妮」，而且「每週日都會在教堂看見他們，彼此拜訪過很多次」。他補充說：「不過，就算我不認識他們，不那麼喜歡他們，我也不會改變主意。我見識過邪惡的行為，我不懷疑邪惡的存在。但是像這次這樣慘絕人寰，我還真沒見過。不管花多長時間，哪怕耗盡餘生，我也要知道那間屋子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要把原因和兇手查個水落石出。」
最後，選定十八個人專職負責此案，其中三位是堪薩斯州調查局最能幹的偵查員——哈羅德·奈、羅伊·丘奇和克拉倫斯·鄧茨。杜威對這三人組成的「勁旅」來到加登城調查此案感到很滿意。他說：「有人得小心了。」
芬尼縣法院是一座普通的石頭水泥建築，坐落於一個綠樹成蔭、頗有吸引力的廣場中心。警長的辦公室就位於法院大樓的三層。加登城曾經是一座喧囂熱鬧的拓荒小鎮，如今已變得相當安靜。總的來說，警長的工作不是太多，他的三間陳設簡單的辦公室，是縣法院裡那些無所事事者經常光臨的僻靜之處；他那好客的秘書艾德娜·理查森女士通常煮著一壺咖啡，有充裕的時間「閒聊」。然而現在，正如她所抱怨的，「這個克拉特事件」引來了「各地的人」，使「所有的報紙都在大肆宣揚」。這個案件以頭條新聞出現在西起丹佛東至芝加哥的報紙上，把大批記者吸引到加登城。
週一正午，杜威在警長辦公室裡舉辦了一場新聞釋出會。「我要談的是事實而不是理論。」他對記者們說，「現在，這裡有一個重要的事實，一個需要記住的事實：我們所要處理的不是一起謀殺案，而是四起。我們不知道四個人中誰是主要目標，或者說是首要受害者。可能是南希或凱尼恩，也可能是父親或母親。有人認為一定是克拉特先生，因為他的喉嚨被切斷了，他遭受的折磨最厲害。但那只是猜測而並非事實。如果我們能知道四個人死亡的先後順序，那將對我們大有幫助，但是驗屍官無法提供此類線索，他只知道死亡時間是在星期六晚間十一點到星期天凌晨兩點之間。」接著，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杜威說兩位女性都沒有受到「性侵犯」，而且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屋中物品被盜；他認為克拉特先生在死前八個小時簽署了一份四萬美元的人壽保險合同是「一個奇怪的巧合」。但是，杜威確信這份合同和此兇案沒有任何聯絡，在經濟上獲益的是克拉特先生僅存的兩個女兒，大女兒唐納德·賈喬太太和二女兒貝弗裡·克拉特小姐，在這種情況下，二者之間怎麼可能有聯絡呢？不過，他對記者們說，他的確在想兇手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但目前不便透露。
實際上，此時對這個問題，杜威並無結論。他依然抱有兩種看法，或者用他的話來說，在推理重演犯罪的過程時，形成了兩個設想：「單人作案」和「雙人作案」。在前一種設想裡，兇犯被設定成這家的朋友，或至少對這所住宅和居住者的情況相當瞭解。這個人知道克拉特家的門很少上鎖，知道克拉特先生單獨睡在一樓的主臥室裡，知道克拉特太太和孩子們分別睡在二樓的臥室裡。因此，杜威設想這個人很可能是在半夜前後步行接近了屋子。窗戶是黑的，克拉特一家都睡了。至於農場的看門狗特迪，嗯，誰都知道它怕槍怕得要死，它一定是見到入侵者手裡的武器，就瑟瑟發抖，嗚咽著偷偷溜走了。在進入屋子後，這個殺手首先破壞了電話，一部在克拉特先生的辦公室，一部在廚房。之後，他摸進克拉特先生的臥室，把他弄醒。克拉特先生在持槍者的威逼下，被迫服從命令，陪著他走上二樓，叫醒了其餘的人。然後，克拉特先生用兇手提供的繩子和膠帶綁住妻子並封住她的嘴，又綁住女兒（無法解釋為什麼他女兒的嘴沒有被封住），然後把她們拴到床上。接著，父親和兒子被押到了地下室，在那裡克拉特先生被迫封住凱尼恩的嘴，並把他捆在遊戲室的沙發上。然後，克拉特先生被帶到了暖氣爐間，頭部受到猛擊，嘴被封住了，手腳也被捆住了。現在，兇手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一個接一個地殺死了他們，每次都會把散落的子彈殼仔細地撿起來。當他完成這一切，就關掉所有的燈，離開了。
事情可能就是按這樣的步驟發生的，這種可能性很大。但是杜威有一些疑點，「如果赫伯認為他的家人處於危險之中，面臨致命的威脅，他一定會像老虎一樣奮起搏鬥。而且赫伯不是膿包，而是身體狀態處於最佳的壯年男人。凱尼恩也是，像他父親一樣強壯，個子還更高些，肩膀寬厚。很難想象一個人，不管有沒有武器，能同時對付他們兩個。」另外，還有一個理由認為這四個被害者是由一個人捆起來的：四人身上的繩結都是同一種半結。
杜威以及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傾向於第二種假設。第二種假設在很多要點上與第一種一樣，但重要的區別在於兇手不是一個人，他還有一個同夥，這個同夥幫助他制服克拉特一家，用膠帶封嘴，用繩子捆綁。但是，第二種假設仍然有漏洞。比如，杜威就發現很難理解「兩個人怎麼會同樣的憤怒，怎麼會在同樣瘋狂的暴怒狀態下實施犯罪」。他繼續解釋：「假設兇手為克拉特家所認識，是社群的一員；假設他是個普通人，一個有著怪癖但對克拉特一家或某位家人抱有邪惡忌妒之心的普通人，他從哪兒找到一個足夠瘋狂、願意幫他的同夥呢？這講不通，也不合理。這樣一接觸這個問題，就講不出個所以然了。」
新聞釋出會後，杜威返回自己的辦公室。這間屋子是警長臨時借給他的，裡面擺著一張桌子和兩把筆直的靠背椅。桌子上散亂地放著杜威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法庭上展示的物證：膠帶，從受害者身上解下的繩套（這些東西現在都封裝在塑膠袋裡，作為線索都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因為二者都是大路貨，在美國隨處可得），警方攝影師拍攝的犯罪現場的照片，總共二十張放大的照片——克拉特先生破碎的頭蓋骨，凱尼恩遭毀容的面孔，南希被綁著的手以及邦妮死後卻仍然睜得大大的眼睛，等等。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杜威將花大量時間研究這些照片，希望能「突然從中發現什麼」，也許某個有意義的細節會不言而喻。「猶如那些拼圖。叫你猜猜‘在這張畫裡能找到多少野獸？’從某方面來說，這正是我要做的，找出隱藏的野獸。我覺得他們肯定在那兒，如果我能看見他們的話。」實際上，一張克拉特先生躺在床墊紙箱上的照片已經令人驚奇地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沾滿泥土、有菱形花紋的腳印。雖然肉眼難以辨認，但是在閃光燈的照射下卻逼真地顯露出來。這些腳印，再加上在同一個紙箱上發現的另一個腳印，前腳掌留下的貓爪圖案的醒目血腳印，是偵查員們目前所能宣稱的唯一「重要線索」。但是他們不打算公之於眾；杜威和他的小組決定保守秘密，不透露這些證據的存在。
杜威桌子上的另一件材料是南希·克拉特的日記本。他已經瀏覽了一遍，此時他打算仔細閱讀每天的記錄。這本日記南希從十三歲生日開始記起，離她十七歲生日不到兩個月時結束。這是一個聰慧的女孩子感情的真實吐露，她極喜歡小動物，並且愛看書、烹飪、縫紉、跳舞和騎馬，是個討人喜愛的漂亮而純潔的少女，她認為「談情說愛很有意思」，然而「實際上一心一意地愛著博比」。杜威首先讀的是最後一天的記錄。只有三行字，大概是她死前一到兩個小時寫的。「喬利妮來過了，我教她如何做櫻桃餡餅。幫洛克希練習小喇叭。博比過來了，我們一起看電視。十一點，他離開了。」
年輕的魯普目前所知是最後見到克拉特一家的人，他已經接受了詳細的訊問。雖然他一五一十地講述了自己「只不過和克拉特一家度過了一個平常的夜晚」，但是他仍然要接受第二次訊問，這一次將要對他使用測謊儀。事實很明顯，警方不想輕易地把他從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杜威自己相信這個孩子「和案件沒有任何聯絡」，但毫無疑問，在調查的初期，博比是唯一可以認為有犯罪動機的人，儘管這很牽強。在日記裡，南希時不時提到的情形令警方認為可以使博比產生作案動機：她父親堅持要她和博比「一刀兩斷」，停止「頻繁的接觸」，反對的理由是克拉特全家都是衛理公會教徒，而魯普家是天主教徒，在他看來，這足以使他們倆結婚的希望變成泡影。但是日記中最吸引杜威的不是克拉特家、魯普家以及衛理公會和天主教的區別，而是一隻貓，一隻神秘死亡的貓。這隻名叫「小笨笨」的貓是南希最喜愛的寵物，據南希死前兩個星期的日記，她發現小笨笨「躺在穀倉裡，死了」，她懷疑「是被人毒死的」。日記中寫到：「可憐的小笨笨。我把它埋在了一個特別的地方。」讀到這句話時，杜威覺得「這可能非常重要」。如果貓是被毒死的，那麼這一行為會不會是謀殺者一次小小的、惡毒的預演呢？他決心找到南希埋葬寵物的這個「特別的地方」，雖然這意味著要找遍面積廣闊的河谷農場。
在杜威研讀日記的時候，他的首要助手丘奇、鄧茨和奈正穿街走巷，像鄧茨所說，「和那些能向我們提供點什麼的人談話」。這些人包括霍爾科姆學校的教職員工，南希和凱尼恩都是載入該校榮譽名冊的高才生；河谷農場的僱員，其人數在春夏之際有時可以達到十八名，但是在現在是休耕季節，只有傑拉爾德·馮·弗裡特和其他三位僱員，外加赫爾姆太太；受害者的朋友、鄰居，還有他們的親戚。大約有二十名親戚從各地趕來參加定於星期三早晨舉行的葬禮。
三十四歲的哈羅德·奈是堪薩斯州調查局中最年輕的成員，他短小精悍，翹鼻子、尖下巴，有一雙充滿懷疑精神的眼睛。他頭腦敏銳，負責的任務是克拉特家親戚的訪談工作，他稱之為「該死的敏感差事」。「這對你是痛苦，對他們也是痛苦。一談到謀殺案，你就不能尊重什麼悲傷、隱私和個人感受了。你必須問那些問題。而有些問題會很傷人。」但是，在他詢問的人裡，在他所問的問題裡，（「我正在調查情感方面的背景。我認為，答案也許是另一個女人，一個三角關係。哎，想想看：克拉特先生正值壯年，身體健康，但他的妻子卻半死不活的，兩人還分房睡……」）沒有一個可以提供有用的資訊；就連克拉特先生活著的兩個女兒也想不出兇殺的原因。總之，奈僅僅明白了一件事：「在全世界所有的人裡，克拉特一家是最不可能被謀殺的。」
一天的工作快結束時，三個警探聚集在杜威的辦公室裡。鄧茨和丘奇比「奈老弟」（這是他們對奈的稱呼）的運氣好。（堪薩斯州調查局的人都愛起外號。鄧茨的外號是「老頭兒」，這真冤枉，他還不到五十歲，身材魁梧，走路輕快，一張寬臉長得像貓。而丘奇六十歲上下，皮膚白裡透紅，一副學者派頭，但實際上同仁都知道他「很強硬」。據他的同事講，他是堪薩斯州拔槍最快的人，他的頭髮已經半禿，被人們稱為「捲毛」。）這兩個人在調查過程中已經找到了「有希望的線索」。
鄧茨的敘述牽涉到父子倆，這裡稱他們為老約翰和小約翰。幾年前，老約翰和克拉特先生做了一筆小生意，這筆交易的結果觸怒了老約翰，他覺得克拉特先生損害了他的利益。現在，老約翰和小約翰都成了「酒鬼」；事實上，小約翰經常因飲酒過度而被監禁。有一天，很不走運，約翰父子倆又喝醉了，在酒精的刺激下，他倆鼓足勇氣，來到克拉特家，想和克拉特先生「說個明白」。他們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因為克拉特先生強烈反對飲酒和醉酒胡鬧，他拿著一把槍，把父子倆趕出了自己的領地。這種「無禮」行為是約翰父子難以忍受的；就在一個月前，老約翰還對一個熟人說：「每次我一想到那個渾蛋，我的手就癢癢，真恨不得掐死他。」
丘奇發現的線索和鄧茨的在性質上有點類似。他也聽說某人承認對克拉特先生有敵意，不妨稱這個人為史密斯先生（這當然不是他的真名）。史密斯認為河谷農場的人開槍打死了他的獵犬。丘奇前往史密斯的農場住宅進行調查，看見在穀倉裡的椽子上繫著一根繩子，其打結的方式和捆綁克拉特家四口的方式一樣。
杜威說：「說不定其中一件正是我們要找的。一種失控了的個人仇怨。」
「很難說就一定不是搶劫。」奈說。搶劫作為動機已經討論過了，但多少被排除了。反對很充分，其中最明顯的是：克拉特先生從不帶現金，這在縣裡是盡人皆知的；他沒有保險箱，也從不隨身攜帶大量現金。而且，如果把搶劫作為動機，那麼為什麼劫匪沒有拿走克拉特太太的結婚金戒和鑽戒？但是這些疑問沒有說服奈。「整個過程都透露了搶劫的跡象。別忘了克拉特先生的錢包！有人開啟把它抖落在克拉特先生的床上，我想不會是錢包的主人所為。還有南希的錢包，為什麼會在廚房的地上？它是怎麼到廚房的？是的，屋裡確實連一毛錢的硬幣都沒有，但是卻有兩美元。我們在南希書桌的一個信封裡找到兩美元。我們知道出事前一天克拉特先生剛兌換了一張六十美元的支票。我們認為屋裡至少還應剩下五十美元。當然有些人會說：‘沒有人會為了五十塊錢殺人的。’還說：‘確實，殺手也許把錢拿走了，但他這樣做就是為了誤導我們，使我們認為搶劫才是原因。’對此，我很疑惑。」
天黑了，杜威打斷討論，打電話給家中的妻子瑪麗，告訴她自己不回家吃晚飯了。她說：「好吧，艾爾文。」杜威注意到妻子的聲音裡有一種不常見的焦慮。杜威夫婦結婚十七年了，有兩個兒子。瑪麗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曾是聯邦調查局的速記員，杜威在新奧爾良工作時認識了她。瑪麗很能理解丈夫職業上的難處——生活沒有規律，一個電話就會突然把他叫走，奔赴州里偏僻的地方。
他說：「有什麼事嗎？」
「沒事。」她要他放心，「只是，你今晚回家時只能按門鈴了，我把所有的鎖都換了。」
現在他明白了，說道：「別擔心，親愛的。把門鎖上，開啟門廊上的燈就行了。」
杜威結束通話了電話，一位同事問道：「出了什麼事？瑪麗害怕了？」
「當然害怕了！」杜威說，「不僅是她，所有的人都害怕。」
並非所有的人都害怕。霍爾科姆那位守寡的女郵政局長——勇敢的默爾特·克萊爾太太就不害怕，她諷刺鎮上的人都是「膽小鬼，嚇得瑟瑟發抖，睡覺時連眼睛都不敢閉上」。在說到自己時，她說：「我這個老女人睡得和以前一樣香。如果有誰想對我耍花招，讓他來試試好了。」（她的話還真靈驗，七個月後，一夥蒙面匪徒持槍闖進郵局，搶走了她九百五十美元。）通常，克萊爾太太的觀點只得到很少一部分人的支援。據加登城一家五金商店的老闆說：「近來，鎖頭和門閂是賣得最快的商品。人們不在乎買的是什麼牌子的，只要管用就行。」當然，想象力可以開啟任何一扇門，只要輕輕轉動鑰匙，恐怖就趁機而入。星期二拂曉，一卡車從科羅拉多州來打野雞的陌生人，不知道當地發生了慘案，在他們越過草原、穿過霍爾科姆的時候，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幾乎所有房屋的窗內都燈火通明，人們甚至是全家人都正襟危坐、徹夜不眠，全神貫注地凝神諦聽著。他們害怕什麼呢？「謀殺可能再次發生。」這就是大多數人的回答。一位學校的女教師評論說：「如果這件事不是發生在克拉特一家身上，而是別人，那麼人們的情緒可能不會如此激動。無論哪一家都不能和克拉特一家相比，他家那麼令人敬佩、那麼友善、那麼安全。這個家庭代表了附近人們真正珍視和尊敬的一切。如果這樣的事情能發生在他們的身上——唉，那就等於告訴人們上帝不存在一樣。這使得生命看起來毫無意義。我認為，與其說他們嚇壞了，倒不如說他們寒心透了。」
另外一個原因也是最簡單、最醜陋的事實，那就是：迄今為止鄰里之間的和睦相處不見了，驟然間老朋友們要承受彼此猜疑的痛苦，他們難免認為兇手就是左鄰右舍。更不幸的是，他們沒有一個人不贊成死者的兄弟阿瑟·克拉特的觀點。十一月十七日他在加登城一家旅館的大廳裡對記者說：「這件事水落石出之時，我可以打賭，無論是誰，此人不會超出我們現在站著的地方十英里的範圍。」
離阿瑟·克拉特當時所站的地方以東大約四百英里，兩個年輕人坐在堪薩斯城一個名叫老鷹餐館的雅座內。其中一位是個窄臉，右手上刺著一個藍色的貓，他已經吃掉了好幾個雞肉沙拉三明治，此時正在吃他同伴的飯——一個沒有動過的漢堡和一杯加了三片阿司匹林的飲料。
「佩裡，寶貝兒，」迪克說道，「你不想吃那個漢堡，我吃吧。」
佩裡把盤子推到桌子的另一邊，「上帝啊！你就不能讓我集中精力嗎？」
「你也不必看上五十遍呀。」
迪克指的是十一月十七日《堪薩斯城星報》的頭條新聞。標題是：「四屍命案線索極少」。這篇文章是對前一天謀殺案首次見報的後續報道，最後一段作了總結：
警方調查員目前正在尋找一個或數個雖然動機不明但異常狡猾的兇手。主要基於此一或此幫兇手：（一）小心地切斷了屋內的兩部電話線。（二）熟練地捆綁受害人，並封住他們的嘴，且沒有留下任何搏鬥痕跡。（三）屋裡沒有留下任何線索，除了克拉特先生的錢包，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們曾企圖搜尋任何物件。（四）在屋中不同的地方分別射殺四名被害人，事後冷靜地撿起獵槍子彈的彈殼。（五）攜帶殺人武器到達和離開時，沒有讓任何人看見。（六）其行為沒有任何犯罪動機，唯一勉強可供參考的動機（企圖搶劫）也被警方推翻。
「‘主要基於此一或此幫兇手’，」佩裡大聲地念出來，「這是不正確的。正確的語法應該是‘這個或這幾個兇手’。」他一邊呷著加了阿司匹林的飲料，一邊繼續說：「不管怎麼樣。我不相信這篇文章。坦率地講，迪克，老實說，你會相信這篇沒有線索的鬼話嗎？」
昨天，他在鑽研了一番報紙後，曾提出同樣的問題，而迪克認為他不會再提起。（「聽著，如果那些牛仔們哪怕找出一點蛛絲馬跡，我們在一百英里之外早就聽到風聲了。」）此刻聽到舊話重提，迪克厭煩得不想再理他。只聽佩裡說道：「我總是有預感，所以我才能活到今天。你認識威利－傑伊嗎？他說我是一個天生的‘巫師’，他了解這種事，對此很感興趣。他說我有高度的‘超感應力’，類似於建在體內的雷達，使你在眼睛還沒看見之前就可以預見到即將發生事情的大概。比如，我弟弟和他妻子的事。他們彼此瘋狂地愛著對方，但吉米同時是個大醋罈子，他忌妒心特強，總認為老婆揹著他紅杏出牆，她受不了這種折磨結果自殺了。第二天，吉米也用一顆子彈打穿了自己的腦袋。這事兒發生在一九四九年，當時我和老爸正在阿拉斯加的瑟克爾城做事，我對老爸說，‘吉米死了。’一個星期以後，我們得到了訊息。千真萬確。還有一次，在日本，我幫一艘船卸貨，正坐在一邊歇息。突然，我腦子裡一個聲音對我說，‘快跳！’我猜那一跳大概有十英尺。就在我剛才坐著的地方，一噸重的貨物從天而降，砸了下來。像這樣的事我可以給你舉出一百個例子。你相不相信，我不在乎。還有一個，就是在我發生車禍之前，我看見了整個事件，在我腦海中看見的：那雨、那車輪打滑的痕跡、我躺在地上流血，腿折了。這就是我為什麼變成現在這個模樣。這是一種預感。我覺得這是一個圈套。」他輕輕拍了拍報紙，說道，「這篇文章裡有許多支吾搪塞之處。」
迪克又點了一份漢堡。在過去的幾天裡，他似乎成了一個永遠吃不飽的餓漢——一連吃了三天的牛排、幾打好時巧克力和成磅的軟糖。而相形之下佩裡卻沒有胃口，他只喝飲料，吃阿司匹林和抽雪茄。「怪不得你變得這樣。」迪克對他說道，「噢，算了，寶貝兒。別胡思亂想了，我們成功了。計劃很完美。」
「聽你這話真叫我吃驚，所有的事情都得考慮進去。」佩裡說。他平靜的口氣凸顯出對迪克回答的厭惡。但是迪克並沒放在心上，甚至還笑了笑——他的微笑是一種熟練的技巧。彷彿在說這個有著孩子般笑容的人，親切和藹，任何人都可以信任他。
「好吧。」迪克說道，「可能有些事我想錯了。」
「哈利路亞。」
「但總體上計劃是完美的。我們把球打出了場地。現在球沒了，球失蹤了。一點兒聯絡都沒有了。」
「我能想起一個來。」
佩裡有些過分了。他繼續說道：「弗洛伊德——是這個名字嗎？」這樣說有些卑鄙。但話說回來，這也是迪克自作自受，他的自信猶如風箏，需要繩子的牽引。然而，佩裡也注意到迪克因狂怒而面部表情發生變化：下巴、嘴唇甚至整個臉都拉長了，嘴角泛著唾沫。如果要打一架的話，佩裡還是能招架得住的。他比迪克矮了幾英寸，一雙短腿還受過傷，不大管用，不過他比迪克重，比迪克結實，他的胳膊可以勒死一頭熊。然而，為了證明這一點就打一架，真的翻臉，是不值得的。不管喜不喜歡迪克，（現在他並不討厭迪克，只是不像以前那樣喜歡和看得起他。）很明顯，此時分道揚鑣是不安全的。就這一點而言，他們看法一致。迪克曾說：「如果我們被抓住了，那就一起被抓吧。那樣我們倆還能相互照應。他們開始那一套招供的把戲時，咱們倆得口供一致。」而且，和迪克拆夥就意味著計劃功虧一簣了，但它對佩裡仍很有吸引力，雖然近來屢受挫折，但兩人仍對那個計劃深具信心——找一個小島或沿著南部海岸線一起過潛海尋寶的生活。
迪克說道：「是威爾斯先生！」他拿起一把叉子，「如果他敢說出去，那他就得死。就如同我因開假支票被逮捕一樣，就這樣從後面——」叉子落了下來，插進了桌子裡，「穿透心臟，親愛的。」
「我沒說他會說出去。」佩裡說。既然迪克的憤怒自他那裡轉移到別人身上，他願意作出讓步。「他會嚇得不敢說。」
「肯定，」迪克說，「肯定，他會嚇得要命。」奇怪，迪克的情緒輕易地轉變了。頃刻間，所有卑劣的痕跡、慍怒的表情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他說道：「講一講你的那些所謂的預兆吧。我倒想知道：如果你早知道自己會出車禍，為什麼不把車停下來？如果你停下摩托車，不就沒這回事兒了嗎，對不對？」
這正是佩裡曾經認真思考過的問題。他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答案，但是他的答案很簡單，而且多少有些含糊。「不。因為一旦某件事註定要發生，你所能做的就是希望它別發生。或者，聽天由命。只要你還活著，就總會有事情發生，即使是壞事。你知道是壞事，但你能做什麼呢？你不能不活吧。就像我的夢。從小時候起，我就一直在做同一個夢。在夢裡，不知怎麼我來到了非洲，在一片熱帶雨林裡。我穿過樹林朝一棵孤立的樹走去。上帝啊，那棵樹臭得要命！那種味道令我噁心。不過，它看起來很漂亮，樹葉是藍色的，上面掛滿了鑽石，橘子般大小的寶石。這就是我來到這兒的原因，我要給自己摘一籮筐的鑽石。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一動手，只要我一碰到鑽石，一條蛇就會落到我身上。那條蛇是守衛這棵樹的。這個可恨的畜生就盤繞在樹枝上。我早就知道了，明白不？媽的，倒霉的是，我不知道怎麼對付蛇。但是，我想，我會利用機會的。最後權衡的結果是我對鑽石的渴望超過了對蛇的恐懼。所以我要去摘鑽石，要把鑽石攥在手裡。我的手剛一觸到鑽石，正要往下扯的時候，那條蛇就落到了我身上。我們滾作一團，但那個畜生滑溜得厲害，我抓不牢它，它卻死死地纏住我，越纏越緊，我能聽見自己腿被夾碎的聲音。接著就更嚇人，現在即使是一想到這裡，我都會冒冷汗。那畜生開始吞噬我，從腳開始，像是掉進了流沙裡一樣。」佩裡停了下來，他發覺迪克正用叉子尖摳指甲，顯然對他的夢根本不感興趣。
迪克說道：「說呀！後來蛇吃了你沒有？到底怎麼了？」
「別介意，結果並不重要。」但事實上結果是重要的！結果至關重要，這是他自得其樂的源泉。他曾對朋友威利－傑伊說過，他向威利－傑伊描述了一隻碩大無朋的鳥，一隻黃色的鸚鵡之類的鳥。當然，威利－傑伊不同，他敏感細膩，是個「聖人」，他理解佩裡。但是，迪克？迪克也許會發笑。佩裡無法忍受任何人對鸚鵡的嘲笑。那隻鸚鵡第一次飛進他的夢裡，他才七歲。當時他是個惹人憎惡、同時也憎恨別人的小雜種，生活在加利福尼亞的一家孤兒院裡。管理孤兒院的修女，那穿黑衣的舍監，常因他尿床而鞭打他。在一次令他終身難忘的鞭打（「她叫醒我，用手上的手電筒打我。打啊打啊，直到手電筒都壞了，她還在黑暗中繼續打」）之後，鸚鵡出現在他的睡夢中，這隻鳥「比耶穌還高，像向日葵般金黃」，是個守護天使，它用喙把修女的眼睛啄瞎，還吃掉了她們的眼珠子，撕碎她的肉體，任憑她們無助地「求饒」，然後溫柔地托起他抱在懷裡，揮動翅膀，飛向天堂。
隨著時光的流逝，折磨的形式不斷發生變化，虐待他的人變成比他年歲大的孩子、他的父親、一個負心的女友以及他在軍隊裡認識的一位中士，但這隻鳥仍然存在，這個復仇者仍在盤旋。這樣，那條守衛著鑽石樹的蛇雖然從未停止過要吞噬他，但它自己倒總被吞掉。得救之後，自己升上了天堂！在佩裡的諸多說法中，一個版本是，「升上天堂」僅僅是「一種感覺」，一種擁有權力的感覺，一種牢不可破的優越感；但在另一種說法裡，天堂又被說成是「一個真實的所在」，就像電影裡放的那樣。「也許我是在電影裡看到或記下的。不然我從哪裡看見過這樣的花園，這樣的白色大理石臺階，這樣的噴泉？而且如果你走到花園的邊緣向下探望，你就能看見大海。真是妙極了！就像是在加利福尼亞的卡爾梅勒附近。不過，最妙的是一張很長很長的桌子。桌上的食物多得你想象不到。有牡蠣、火雞、熱狗，水果多得可以拼成百萬盤水果拼盤。而且，聽著，這一切全是免費的。我的意思是說，我不必為拿了這些食物而擔心。我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一分錢都不用花。我真是找對了地方！」
迪克說道：「我可是個正常人。我只夢見金髮女郎。說起這件事，你聽說過母羊的噩夢嗎？」這就是迪克，隨時可以拿任何話題開下流玩笑。但他的笑話講得好，雖然佩裡多少有點假正經，但也總是忍不住笑起來。
談起她和南希·克拉特的友誼，蘇珊·基德維爾說：「我們就像親姐妹一樣。至少，我對她的情感是這樣，彷彿她是我姐姐。在開始的那些天裡，我不能去上學。葬禮結束後才去學校。博比·魯普也同樣。有一段時間，博比和我總在一起。他是個好男孩，心地善良，但是以前從未經歷過可怕的事情，比如失去自己所愛的人。而那時，最讓人難受的是他不得不接受謊言測試。我的意思不是他為此而更加痛苦；他知道警察只是在做他們必須做的事情。我曾經歷過兩三件艱難的事，但他卻沒有，因此當他發現生活也許不是一場過癮的籃球比賽時，會深感震驚。大部分時間裡，我們只是開著他的老福特四處兜風，沿著公路或到機場開個來回。或者我們就去克瑞密露天餐館，點上一杯可樂，坐在車裡聽收音機，收音機一直開著。
「我們並沒有多少可說的。只有一次，博比說起他是多麼愛南希，不可能再愛別的女孩了。唉，我確信南希不希望他這樣，我也是這樣對他說的。我記得有一天，是星期一吧，我們開車來到河邊，停在一座橋上。從那兒可以看見克拉特家的房子，也可以看見克拉特先生的果園和遠處的麥田。在其中的一塊地裡，一團火正在燃燒，有人正在焚化從房子裡拿出的遺物。放眼望去，到處都能喚起傷感的回憶。男人們帶著網和魚竿在河邊搜尋，他們不是在釣魚，博比說他們在找兇器——刀和槍。
「南希愛這條河。在夏天的夜裡，我們經常一起騎著南希的馬，那匹又老又胖的灰馬‘寶貝’。我們一直騎到河邊下到水裡去，然後寶貝會在淺水處踢水，而我們就會吹起笛子、唱歌。現在天氣涼了，它怎麼辦？我是說寶貝。我一直在想。加登城的一位太太收養了凱尼恩的狗，帶走了特迪，但它又跑了回來，它認得回霍爾科姆的路。那位太太回來又一次帶走了它。我留下了南希的貓，艾溫魯德。但是寶貝，他們也許要把它賣掉。南希一定不肯，她會氣死的。
「那天，也就是葬禮前一天，博比和我坐在鐵路旁，看著火車飛馳而過。那火車真傻，就像暴風雪裡的綿羊。突然博比回過神來，對我說，‘我們應該去看南希，我們應該在她身邊。’所以我們開車去了加登城美茵大街的菲利浦殯儀館。我記得博比的弟弟也和我們在一起。是的，我肯定他也在，我記得我們是在他放學後接的他。我還記得他說第二天不用去上學了，因為霍爾科姆所有的孩子都要去參加葬禮。他一直在對我們說學生們的想法。他說學生們深信是‘僱傭殺手’乾的。我不想聽見這種話，全是流言飛語，都是南希所厭惡的。不管怎樣，我不關心是誰幹的。這毫無意義。我的朋友死了。知道是誰殺了她並不能讓她起死回生。別的有什麼要緊的？他們不讓我們進去，我指的是停屍間。他們說除了親屬，誰也不許看這家人一眼。但是博比堅持要進去，最後那個殯儀員——他認識魯普，我猜，他可能也為魯普感到難過——他說好吧，叫我們別出聲，悄悄進去。現在，我真的希望我們沒有這麼做。」
四具棺材把小小的、堆滿鮮花的停屍間擠得滿滿的。棺蓋在舉行葬禮儀式時已經封上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儘管對受害者的外貌作了精心的修飾，但呈現出的相貌仍然令人不安。南希穿著她那件櫻桃紅色的天鵝絨裙子，她弟弟穿了一件明亮的花格子襯衫；父母的打扮就黯淡肅穆多了——克拉特先生身著一件深藍色的法蘭絨外套，他妻子穿著一件深藍色的縐紗裙。此外，下面的情形使周圍的氣氛變得可怕……每個人的頭顱都完全包裹在棉布裡，像是比普通氣球大兩倍的膨脹的繭，棉布上噴了一層有光澤的東西，像聖誕樹上的雪花一樣閃閃發光。
蘇珊立刻退了出去。「我走到外面，坐在車裡等。」她回憶說，「街對面有個男人正在掃落葉。我一直看著他。我不敢合上眼睛。我想，如果我閉上眼睛，一定就會暈倒。所以，我看著他掃落葉，燒落葉，但卻視而不見，因為浮現在我眼前的還是那件衣服。那對我來說太熟悉了。是我幫她挑選的衣料，她自己設計並親手縫製的。我還記得她第一次穿上這件衣服時是多麼激動，那是在一次聚會上，我所能看見的全是南希的紅色天鵝絨裙子，南希穿著它，翩翩起舞。」
《堪薩斯城星報》詳細報道了克拉特家的葬禮，但是載有那篇報道的報紙到達佩裡的手中已是兩天以後了。他躺在一家旅館的床上，抽空讀了讀。即使這樣，他也只是粗略地看看而已，其中幾段寫到：「今天有一千人參加了四個受害者的葬禮，是第一衛理公會五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集會……霍爾科姆中學南希生前的幾個同班同學在倫納德·里奧納多·考文牧師祈禱時潸然淚下，他說：‘即使我們走在死亡山谷的陰影裡，上帝也會給我們勇氣、愛和希望。我確信，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上帝與他們同在。耶穌從未向我們許諾不讓我們經受痛苦和悲傷，但是他常會告訴我們，他會分擔我們的痛苦和悲傷。’……在這個熱得異乎尋常的日子裡，大約六百人來到本城北邊的谷景公墓。在那裡，在下葬儀式上，他們朗誦了主禱文。他們低沉的朗誦聲匯合在一起，穿過墓地，久久不息。」
一千人！佩裡對此印象深刻。他想知道葬禮花了多少錢。他這兩天一直在想錢的事，特別是這天早上他真是窘迫得要命，甚至「連貓糧都買不起」了。好在後來形勢得到好轉，他的境遇得到了改善，這多虧了迪克。現在他和迪克擁有「一筆不小的數目」，足夠他們去墨西哥的。
迪克！巧舌如簧，聰明機警。是的，你不得不把這事兒交給他。天呀，他「唬人」的那一套本事，簡直難以置信。就拿堪薩斯城那個售貨員來說吧，密蘇里人，在一個服裝店，那是迪克決定首先「下手」的地方。至於佩裡，他從未「在支票上耍過花槍」。他很緊張，但是迪克告訴他：「我需要你做的就是站在那兒，不要笑，對我說的任何話都不要吃驚。你只要聽著就行了。」聽他這麼說，迪克似乎胸有成竹。他展開軟磨的功夫，花言巧語地把佩裡介紹給店員，說：「這是我的朋友，他就要結婚了。」又胡說道：「我是他的男儐相，陪他到商店裡轉轉，幫他買幾件合適的衣服。哈哈，你也可以說是他的‘嫁妝’。」售貨員「上鉤了」，很快佩裡便脫下了他那條斜紋褲，試了一套蹩腳的西裝，那售貨員還說是「簡單婚禮中最理想的裝束」。接著又對佩裡奇特的比例失調的身材——一雙小短腿支撐著龐大的身軀——作了一番評論後，補充說：「要是不經過修改，我們這兒恐怕沒有什麼適合您的了。」「哦，沒關係，時間有的是，離婚禮舉辦還有一個星期呢。」迪克說。那就好辦了。之後他們又挑了一堆俗麗的夾克衫和褲子，迪克說，這些衣服適合去佛羅里達度蜜月。「你知道伊登·羅克嗎？」迪克對售貨員說，「在邁阿密的海灘上，他岳父母預定了一套房間，是給他們的禮物：每天四十美元，一共兩週。怎麼樣？像他這樣一個矮子，竟然和一個既有身材又有錢財的漂亮姑娘結婚。而像你我這樣的帥小夥……」店員將賬單遞給他。迪克把手伸進褲兜裡，皺起了眉頭，手指啪地彈了聲說：「糟糕！我忘了帶錢包。」在他的同伴看來，這個花招太弱智了，小孩子都不可能騙過去。但是店員顯然不那麼想。因為迪克拿出一張空白支票，在支票上開出八十元錢，超過了賬單總數，多餘的錢還用現金找了回來。
迪克走到外面說：「你下個星期不是要結婚了嗎？那麼，你不能沒有戒指呀。」一會兒，他們坐著迪克那輛老掉牙的雪佛蘭轎車，來到一家名叫「最佳珠寶」的商店。在那兒，他們用支票買了一枚婚戒和一個鑽石戒指，緊接著就開車到當鋪當掉了這些東西。看著珠寶從手中離開，佩裡有些悵然若失。他開始嚮往起那個假想的新娘了，儘管他設想的與迪克的說法恰恰相反。她既不富有，也不漂亮；但打扮得很精緻，說話柔聲細語，想象中「是個大學生」，從各方面來講「都是一位十足的知識分子」，他總想結識這類姑娘，但從未如願以償。
除非把「小甜餅」算上，那是他出車禍住院時認識的一位護士。「小甜餅」是個時髦的女孩，她喜歡佩裡，同情他，寵愛他，鼓勵他讀「嚴肅文學」，比如《飄》和《吾愛如斯》。兩人曾有過一段非同尋常但雙方又都不願提起的韻事，也曾論及愛情和婚姻，但是最終，在傷愈後，他卻對她說再見，並且冒用了別人的一首詩向她解釋自己的苦衷：
有一類人與俗世不容，
這類人不能在原地停留；
因此，他們使親朋傷心；
他們自由自在漫遊世界。
他們在田野徘徊，在激流中跋涉，
他們攀上懸崖峭壁；
他們的血管裡流淌著吉卜賽人的血液，
他們不知道停歇。
如果他們筆直前行，將會有個遠大前程；
因此他們堅強、勇敢而率真；
不過他們厭倦了平凡的過往，
他們渴望陌生而新奇的人生。
此後，他再也沒有見過她，也沒有收到她的來信或聽過她的訊息。然而，數年後，他卻把她的名字刺在胳膊上。有一次，當迪克問起「小甜餅」是誰時，他說道：「沒什麼，只是一個姑娘，我差點兒和她結婚。」（迪克結過兩次婚，有三個兒子，這些都是佩裡忌妒的。娶妻生子，這些都是「一個男人應該有的經歷」，雖然對迪克而言，妻子兒女「並未使他幸福或對他有什麼好處」。）
戒指當了一百五十塊錢。他們又去了一家名叫高德曼的珠寶店，戴著一隻男式金錶悠閒地出來。下一站，在厄爾克照相機商店裡，他們「買」下一架精緻的攝影機。「攝影機最好撈錢，」迪克教導佩裡說，「最容易典當或賣掉，還包括電視機。」這話沒錯，他們決定再去弄幾臺電視機。完成這一任務後，他們又對幾家大型服裝店下手，謝潑德和福斯特商店、羅恩柴爾德商店、顧客樂園商店等等都走了一遭。到夕陽西沉、商店關門時，他們的兜裡已經裝滿了現金，車裡也堆滿了適於銷售、易於典當的物品。襯衫啦，打火機啦，昂貴的電器啦，便宜的袖釦啦，真不少。佩裡檢查了一遍，不由得興高采烈，因為下一站就是墨西哥，一個新的機會，「過一種真正的生活」。但迪克似乎情緒低落，他聳聳肩對佩裡的讚揚（「迪克，我想你真是令人吃驚，我都快被你唬住了」）並不領情。佩裡感到迷惑，他不明白為什麼平日裡自負自得的迪克在完全有理由大吹大擂的時候，突然會變得消沉，看起來頹喪難過呢。佩裡說：「我帶你去喝一杯。」
他們在一家酒吧停了下來。迪克喝了三杯橙花酒。第三杯酒下肚後，他突然問道：「我父親怎麼辦？想想看，哦，耶穌啊，他真是個好老頭兒。還有我母親，唉，你見過她。他們怎麼辦？我，我自己可以跑到墨西哥或別的什麼地方。但是等銀行拒付支票時，他們可跑不了。我瞭解父親，他肯定會設法還清它們，他以前就這麼做過。但是現在他哪有能力——他老了，又有病，什麼都沒有。」
「對此，我也非常過意不去。」佩裡的話是真心的。他雖然稱不上善良，但卻容易動感情，迪克對父母的感情和關心真的感動了他。「不過，也沒什麼，迪克，也挺簡單的，」佩裡說，「我們自己可以償清支票。只要我們到了墨西哥，只要我們到了那兒，我們就有錢了，賺好多錢。」
「怎麼賺？」
「怎麼賺？」迪克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讓佩裡愣住了。畢竟這類發財的計劃兩人已經討論過。淘金，潛海尋寶，這些只是佩裡熱心提出的諸多計劃中的兩項。其他還有，比如弄艘船。他們經常談起要買一艘深海捕魚船，自己當水手，還可以把船租給度假的人——雖然兩人不但連小船都沒劃過，更沒捕到過一條魚。此外，偷一輛汽車開到美國南部邊境也是一個來錢快的辦法。（「跑一趟就可以掙五百塊錢」，佩裡在什麼地方讀到過這種說法。）此刻他能作出種種回答，但他只選擇了提醒迪克，別忘了在哥斯大黎加海岸線外的科科斯島上，好運正在等著他們。「別傻了，迪克，」佩裡說，「這是真的，我得到了一張地圖。我搞清楚了那地方的全部歷史。它一八二一年沉埋在那裡——秘魯金塊、珠寶等價值六千萬美金——這可是千真萬確的。即使我們沒有找到全部財寶，即使只找到了一小部分，迪克，你仍會和我一起去吧？」此前，迪克一直鼓勵著他，認真地聽他講地圖和寶藏的傳說。但是此刻，一種前所未有的想法湧上心頭，他想知道，迪克是不是一直在假裝，僅僅是在耍他。
這一令佩裡感到痛楚的想法轉瞬即逝，因為迪克對他眨了眨眼，還開玩笑地捅了他一下，說：「沒錯，親愛的，我和你一起，永不分離。」
凌晨三點，電話鈴又響了。倒不是因為時間關係，艾爾文·杜威根本就毫無睡意。瑪麗以及他們的兩個兒子——九歲的保羅和十二歲的小艾爾文·亞當斯·杜威——也同樣沒睡。在這間樸素的平房裡，電話鈴每隔幾分鐘就響一次，誰又能睡得著呢？杜威下床時向妻子保證「這次我會把聽筒掛掉」，但這是一個他不敢遵守的諾言。實際上，許多電話要麼是追蹤新聞的記者，要麼是愛開玩笑的促狹鬼，或是喜好辯論的傢伙打來的，（「是艾爾文嗎？聽著，夥計，我已經想明白這個案子是怎麼回事了。是自殺加謀殺。我偶然得知赫伯在經濟上陷入困境。傳聞他正缺錢用。因此他怎麼辦呢？他買了一份鉅額保險，然後開槍殺死了邦妮和孩子們，最後用一個炸彈炸死了自己。他在手榴彈裡塞滿了獵槍子彈。」）要麼就是刻薄、喜歡陷害別人的匿名電話，（「認得李一家嗎？外國人，又不工作，整天辦舞會，花天酒地的，哪兒來的錢？如果不是他們殺死克拉特一家才怪呢。」）還有一些被周圍的流言飛語嚇壞的老太婆。（「艾爾文，哎呀，我可是從小看著你長大的，我希望你別瞞著我，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喜歡並尊敬克拉特先生，我決不相信這個堂堂男子漢，這個正派人，會拈花惹草，我絕對不相信……」）
但是大部分打電話的人都是當地德高望重的人士，他們希望能提供幫助。（「不知你是否和南希的朋友蘇珊·基德維爾談過？我和這個孩子聊過，她說的一些事情令我震驚。南希曾告訴她克拉特先生情緒很壞，持續了三個星期。南希還說他可能正在為什麼事擔心，非常焦慮，以至於抽起了雪茄……」）也有些是與辦案有關的人——其他各州的司法人員與警官。（「這不知是否有關聯，但是這兒的一個酒吧男招待說他無意中聽到兩個傢伙在談論案件，從話裡聽出好像和這個案子有很大關係……」）到目前為止，這些談話沒有一次使調查員的工作取得進展，但可能性總是有的，正如杜威所指出的，也許下一次談話「就能帶來進展」。
此刻，在接這個電話時，杜威剛拿起聽筒就聽到「我想自首」。
他問：「請問，你是誰？」
來電話的是個男人，他不斷地重複最初的那句話，並補充說：「是我乾的。我把他們全殺了。」
「是嗎？」杜威說，「那麼，能否把你的名字和地址告訴我……」
「噢，不，你休想。」這個男人說，他的聲音帶著一種醉酒後的憤怒，「我什麼都不會告訴你的。除非我拿到了賞金。你把賞金送過來，我就告訴你我是誰。就是這樣。」
杜威回到床上。「沒什麼，親愛的，」他說，「無關緊要，又是一個醉鬼。」
「他想幹什麼？」
「想自首，條件是我們先把賞金交給他。」（堪薩斯州的《霍奇森新聞報》，懸賞一千美元徵求破案線索。）
「艾爾文？你怎麼又抽了一根菸？說真的，艾爾文，就不能試著睡一會兒嗎？」
他太緊張了，即使電話鈴不響，他也睡不著，他太心焦，太沮喪了。他的「線索」四處碰壁，沒有一條有用。即使有也是一條死衚衕。博比·魯普？測謊儀已經解除了他的嫌疑；史密斯先生，那個和兇手打一樣繩結的農場主，也已從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案發當晚他「正在俄克拉荷馬州」；剩下的約翰父子也提供了可信的證據。「所以，」引用哈羅德·奈的話來說，「這一切的總和是一個漂亮的整數：零。」就連尋找那隻貓的墓穴工作也毫無結果。
話雖如此，事實上也有一兩件有意義的發現。第一，南希的姑媽伊萊恩·塞爾索在整理她的衣服時，在一隻鞋裡找到一塊金錶。第二，赫爾姆太太在堪薩斯州調查局探員的陪同下，仔細檢視了河谷農場的所有房屋，希望能發現什麼異常，結果真的找到了。事情出在凱尼恩的房間。赫爾姆太太閉著嘴唇，在屋裡轉啊轉、看啊看，這裡摸摸、那裡翻翻的，凱尼恩的舊棒球手套、沾滿泥點的工作靴，還有那副可憐的被棄置一旁的眼鏡。她一邊看著這些東西，一邊自言自語道：「這兒有點不對勁兒，我感覺到了，我知道的，但是說不出到底是哪兒。」但話沒完她就想起來了，「是收音機！凱尼恩的小收音機哪兒去了？」
這些發現合在一起迫使杜威再次考慮「搶劫」的可能性。那塊手錶絕對不是自己掉進南希的鞋子裡的。當時正躺在黑暗中的她肯定聽見了某種聲音，腳步聲或說話聲，這使她猜想可能屋裡進來了賊，因此認為必須立刻把表藏好，這是父親送的禮物，她很珍視，至於收音機，一臺灰色的奇尼斯牌小型行動式收音機，毫無疑問，是不見了。同樣，杜威無法接受僅僅為了這麼一丁點兒微不足道的利益，「幾十美元和一臺收音機」，就殺害一家人的假設。接受這個假設違反了他對那個兇手——應該說兇手們的設想。他和他的同事一致認定兇手絕非一人。犯罪手段之老練足以證明其中至少一個冷靜而狡詐，而且一定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傢伙，沒有明確的動機絕不會幹出這樣的事。接著，杜威也逐漸覺察到幾項特別之處，至少其中有一個兇手與受害者有情感上的牽連，即使在殺害他們的時候，也對他們表示出同情，顯示出某種扭曲的關懷。否則，怎麼解釋那個用來裝床墊的紙箱呢？
有關床墊紙箱的來龍去脈，是杜威最困惑的。為什麼兇手要費力氣把紙箱從地下室的一頭兒搬過來，放在地板上呢？除非是想讓克拉特先生舒服一些，讓他在注視著漸漸逼近的刀子時，墊子總比冰冷的水泥地舒服？在研究死亡現場的照片時，杜威辨別出其他一些細節，似乎也可以證實他的觀點：其中一個兇手不止一次動過感情。「或者，」他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彙，「有些事總之挺講究。瞧瞧那些柔軟的床單。什麼樣的人會做這種事？把邦妮和南希兩個女人捆起來，然後拉起床單，給她們蓋好，好像在說「晚安」和「做個好夢」？還有，凱尼恩頭下墊著的枕頭。一開始，我想放枕頭也許是為了瞄得更準。但是現在我認為不對，這樣做的原因和紙箱的道理是相同的，都是為了使受害者更舒服些。」
像這樣的思考雖然令杜威全神貫注，但並沒有使他滿意或有一種「現出眉目」的感覺。很少有案件是靠「美妙的推斷」來解決的，他要把信心建立在事實之上，「必須為此鞠躬盡瘁、一查到底」。大量的事實需要收集和篩選，加之時間緊迫，這些都預示著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像已做過的尋訪——檢查了數百個人，包括河谷農場所有的僱員、死者的親友以及任何和克拉特先生有過大小生意往來的人——都只是龜行般追查過往。對此，正如杜威告訴他的小組：「我們必須繼續追蹤下去，直到我們比克拉特一家還了解他們自己為止，直到我們看清上個星期天早晨發生的事也許與五年前發生的某些事情之間存在聯絡為止。聯絡，必須找到這種聯絡。必須。」
杜威的妻子在打盹，但是當她感覺到他下床時便醒了，她聽見杜威又在接電話，同時隔壁兒子們的臥房中傳來哭泣聲。「是保羅嗎？」通常，保羅既不難纏也不煩人的，他不是一個愛哭的孩子。平日裡，他不是在後院裡挖溝，就是忙著練習跑步，他要成為「芬尼縣的飛毛腿」。但是那天吃早餐的時候，他突然哭了起來。他的媽媽不必問為什麼，她知道保羅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自己周圍的騷動，他感到這件事威脅到他了——那些令人煩惱的電話、門口的陌生人以及父親疲憊而焦慮的眼睛。她走過去安慰保羅。比保羅大三歲的哥哥也幫著勸。「保羅，」他說，「別怕，明天我教你玩撲克。」
杜威在廚房裡，瑪麗去找他。發現他正在那兒等著過濾咖啡，一堆謀殺現場的照片攤在廚房的餐桌上，悽慘的畫面與印有漂亮水果圖案的桌布極不協調。（有一次他曾讓瑪麗來看這些照片。她拒絕了，說：「我想記住邦妮通常的樣子，他們家人也一樣。」）他說：「也許孩子們應該和我媽待在一起。」他的母親是一位寡婦，住在不遠處，她認為自己的房子太空蕩、太安靜了，隨時歡迎孫兒們光臨。「就住幾天，等到，等到……」
「艾爾文，你認為我們還能回到從前正常的生活嗎？」杜威太太問道。
他們的正常生活是這樣的：夫妻倆都工作，杜威太太當辦公室秘書，他們共同承擔家務，輪流做飯和刷碗。（「艾爾文當治安官的時候，我就知道他的那些同事開他的玩笑，打趣說：‘看啊，杜威警官來了！硬漢一條！六把手槍掛在腰！一旦回到家，槍帶換成圍裙一條！’」）那個時候，他們正在攢錢，打算在農場裡蓋一座房子。這個位於加登城北部數英里的農場是杜威在一九五一年買下的，面積達四十英畝。如果天氣好的話，尤其是在天氣炎熱、小麥長高吐穗的日子裡，杜威喜歡開車去那裡練槍法——打烏鴉、射罐頭盒，或者幻想著逛逛他想蓋的那棟房子，看看打算修的花園，在尚未栽種的樹蔭下漫步。他非常肯定，總有一天，一個屬於他的種滿橡樹和榆樹的綠洲，將會出現在那片荒涼的平原之上，「總有一天，上帝保佑。」
篤信上帝，嚴守教規，每個星期天去教堂，飯前與睡前祈禱，這些是杜威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我不明白誰能坐下來用餐而不感謝上帝庇佑。」杜威太太曾經說，「有時，當我下班回家時，唉，真的很累了。但是爐子上總會有咖啡，冰箱裡總會有牛排。孩子們生火做牛排，我們聊著天，彼此交流著一天的見聞。晚餐做好的時候，我知道我們完全有理由感到幸福和愉快。所以，我說，感謝你，上帝。我這樣說並非迫不得已，而是心甘情願。」
此刻，杜威太太說道：「艾爾文，回答我，你認為我們還能過上正常的生活嗎？」
他正準備回答，但電話阻止了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夜裡，那輛破舊的雪佛蘭離開了堪薩斯城。行李放在車頂上，用繩子從車尾一直緊扎到車頭；後備箱由於塞得太滿，連蓋都蓋不上；在車子裡面，兩臺電視機摞在一起，放在後座上。兩個人擠在前座，迪克開車，佩裡抱著他那把舊吉布森牌吉他，這是他最心愛的寶貝。佩裡其他的行李還有一隻硬紙箱、一臺灰色的奇尼斯牌行動式收音機、一加侖沙士（他擔心他最喜歡喝的飲料也許在墨西哥買不到）以及兩隻裝滿了書籍、手稿和珍藏多年的紀念物的大箱子，（迪克怎麼會不發火呢？他咒罵著，踢著箱子，稱它們是「五百磅豬泔水！」）這些也都塞在汽車內。
午夜前後，他們穿越邊界，進入俄克拉荷馬州。離開了堪薩斯州，佩裡十分高興，徹底放鬆了下來。此刻，這一切是真的，他們踏上了前程，而且永不回頭——至少對他來說沒什麼好遺憾的，他沒有絲毫可以留戀的事物，也沒有一個人會擔心他到底去了哪裡。迪克就不同了。他有幾位自認為很愛的人：三個兒子、父母以及一個弟弟。他不敢把此次遠行透露給這幾個人，也不敢向他們說再見，雖然他從未想過要再見到他們，至少這輩子是不可能了。
「克拉特與英格里希兩家訂於週六聯姻」，這則刊登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加登城《電訊報》社會版上的新聞令許多讀者深感意外。看起來，克拉特先生活著的二女兒貝弗裡，已經和那位訂婚已久的年輕的生物系大學生維爾·英格里希先生結婚了。貝弗裡小姐一身白紗，婚禮盛大而隆重，（倫納德·考文太太獨唱，霍華德·布蘭查德太太風琴伴奏。）「在第一衛理公會教堂莊重舉行」——三天前，就是在這座教堂裡，新娘哀悼了她的父母、弟弟和妹妹。然而，據加登城《電訊報》報道：「維爾和貝弗裡本來打算在聖誕節結婚。請柬都印好了，她父親已經向教堂預訂了結婚的日子。由於突如其來的悲劇，再加上許多親戚是從遙遠的地方趕來的，這對年輕的情侶決定將婚禮提前到週六舉行。」
婚禮結束後，克拉特家的親戚們便各自散去。星期一，在最後一批親屬離開加登城的日子裡，《電訊報》在頭版刊登了霍華德·福克斯先生的一封信，他來自伊利諾伊州的俄勒岡，是邦妮·克拉特的哥哥。在信中，福克斯首先對當地民眾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對蒙難家庭表現出的「關懷與哀悼」，然後筆鋒一轉，寫到：「在這個社群，也就是在加登城裡，已經有太多的憤恨之情，我不止一次聽人說，一旦找到兇手，就立刻在最近的樹上把他吊死。讓我們不要這樣感情用事。事情已經發生了，奪取另一個生命也不能改變事實。相反，讓我們像上帝寬恕我們一樣寬恕他吧。在心中積攢仇恨是不對的。犯下如此罪行的人將發現他很難面對自己。只有當他祈求上帝的寬恕時，他的靈魂才能得到平靜。我們不要阻擋他，而是祝願他，願他找到這種平靜。」
汽車停在一處海角，佩裡和迪克在此歇腳、野餐。此時是正午時分。迪克用雙筒望遠鏡望著周圍的景色：群山、在晴朗的天空盤旋的老鷹，一條泥土路蜿蜒進入一個灰濛濛的小村，而後又蜿蜒而出。今天是他來到墨西哥的第二天，到目前為止，他喜歡這裡，甚至是這裡的食物。（此刻，他正吃著一個冰冷油膩的墨西哥春捲。）他們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在得克薩斯州的拉雷多穿過邊境，在聖路易斯波託西的一家妓院裡過了一夜。此刻他們離目的地墨西哥城只有兩百英里了。
「知道我在想什麼嗎？」佩裡說，「我想我們倆一定有什麼毛病，不然怎麼會做出那種事。」
「做什麼？」
「那邊，那件事。」
迪克把雙筒望遠鏡放進皮套裡，這是一隻精美的皮套，上面燙著赫·威·克三個縮寫的金字。他惱火到了極點。該死的佩裡為什麼還不閉上嘴？上帝啊，老是提起那件該死的事有什麼用？這真令人惱火。特別是他們已經達成一致，不再談論這件事的，最好全忘掉。
「做出那種事的人肯定有毛病。」佩裡說。
「饒了我吧，寶貝兒。」迪克說，「我可是個正常人。」迪克說的話是當真的。他認為自己和別人一樣心理正常、頭腦清楚，或許比常人聰明一點兒，就是這麼回事。但是佩裡，在迪克看來，「小佩裡才真是毛病不小」。去年春天，他們一起關在堪薩斯州監獄時，他了解到佩裡不少鮮為人知的怪癖：佩裡竟會是「這樣一個小孩子」，總是尿床，還老在睡夢中哭喊，（「爸，我到處找你，爸，你到哪裡去了？」）迪克經常看見他「一坐幾個小時，咂著大拇指，細心研究那些騙人的尋寶指南」。這只是一部分，還有別的呢。在某些方面，佩裡簡直「古怪極了」，尤其是他的脾氣。他翻起臉來，「比十個喝醉了的印第安人還快」，而且你根本無法提防。「也許他就要殺了你，可是你根本不知道，既看不出，也聽不到。」迪克曾說。儘管內心憤怒到了極點，佩裡在表面上仍然是個冷靜的年輕壯漢，目光平靜，帶點兒微微的睡意。有段時間迪克認為自己能夠駕馭抑或掌控他朋友這種爆發性的冷熱無常脾氣，但他錯了，這個發現令他對佩裡逐漸失去了信心，他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麼，只是下意識地覺得他應該對佩裡有所戒備，但卻奇怪為什麼自己實際上並不害怕他。
「在我內心深處，」佩裡繼續說道，「我從未想過我能做出那種事。」
「那個黑鬼你怎麼解釋？」迪克說道。一陣死寂。迪克意識到佩里正在盯著他。一個星期前，佩裡在堪薩斯城買了一副極為講究的墨鏡，鑲著銀灰色的邊，配有反光的鏡片。迪克討厭這副墨鏡；他對佩裡說，要是被人看見「和戴著這種鬼玩意兒的人在一起」，他會感到恥辱的。實際上，真正令他厭惡的是那鏡片：佩裡的眼睛隱藏在後面，令他覺得很不舒服。
「不過是一個黑鬼，」佩裡回答，「就另當別論了。」
這個牽強的回答促使迪克繼續問道：「真是你乾的嗎？像你說的那樣把他殺了？」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因為他最初對佩裡的興趣、對佩裡性格和潛力的判斷都建立在這件事上。佩裡曾告訴他如何親手打死一個黑人。
「當然是我乾的。只是一個黑鬼，那不一樣。」佩裡接著說道，「知道真正困擾我的是什麼嗎？是那件事。原因就在於我不相信，誰能做出那種事來還逃之夭夭。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幹下那樣的事，還能毫無牽連。我的意思是，困擾我的是這個，我總想著事情遲早會暴露。」
雖然小時候上過教堂，但迪克從未「想過」自己會信上帝，也從未受過迷信的困擾。與佩裡不同，他不相信一塊鏡子碎了就意味著七年的厄運，也不相信從玻璃反射出來的新月光輝是邪惡到來的徵兆。但佩裡的這種敏銳而凌亂的直覺也引發了迪克內心的疑慮。當這個疑慮在迪克的頭腦中盤旋時，迪克難免也感到痛苦：他們兩個「向上帝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後，真的能逃脫懲罰嗎？」突然，迪克對佩裡說道：「現在，你給我閉嘴！」然後，他踩下油門，倒車，離開了海角。在他們前面的泥土路上，他看見一條狗，正在溫暖的陽光下小跑著。
群山。幾隻老鷹在明亮的天空中盤旋。
當佩裡問迪克「知道我在想什麼嗎？」時，他知道自己又挑起了一場令迪克不快的談話，他本該儘量避免的。他同意迪克的觀點：為什麼總是沒完沒了地說呢？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一旦他「記起某些事情」（黑屋子裡爆發出的藍光、一個大玩具熊的玻璃眼睛），回想起某些聲音，特別是那幾個最能啃噬人心的字眼，（「噢，不！噢，求你了！不！不！不！不！求你別……噢，不要！求你了！」）一種無助的恐懼就抓住了他。而且，有些聲音怎麼也揮之不去：銀幣在地板上滾動，硬木樓梯上的腳步以及呼吸與喘氣聲，一個喉嚨被切斷了的男人的呼嚕聲，這些都令他心悸。
當佩裡說「我認為我們倆肯定什麼地方有毛病」時，他承認了一件他不想承認的事。畢竟，設想自己也許「不正常」是「令人痛苦的」，特別是那毛病根本不是自己的過錯，而「可能是與生俱來的」。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他們家的德性！母親是個酒鬼，酒後嘔吐窒息而死。她的兩兒兩女中，只有小女兒芭芭拉過上了正常的生活，結了婚，安分地相夫教子。另一個女兒弗恩在舊金山一家旅館跳窗自殺。（佩裡「設法向自己解釋她是失足滑下去的」，因為他一直愛著弗恩。她是「那麼可愛的一個人」，「很有藝術氣質」，跳舞「很厲害」，還擅長歌唱。「如果她能有半分運氣，以她的相貌和條件，肯定會有所成就，肯定會出人頭地。想到她爬上窗臺，從十五層樓上跳下來，真令人感到難過。」）還有大哥吉米，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妻子逼得自殺了，然後他也自殺了。
不久，他聽見迪克說：「饒了我吧，寶貝兒。我可是個正常人。」這簡直讓人笑掉大牙！但不必介意，管它呢。「在我內心深處，」佩裡接著說道，「我從未想過我會做那種事。」剛說完，他就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迪克當然會這樣問：「那個黑鬼是怎麼回事？」他當時對迪克講這個故事無非是為了博取迪克的友情，希望迪克因此會「看得起」他，認為他「冷酷」，和迪克一樣「充滿男子漢氣概」。因此，有一天他們倆讀到《讀者文摘》上一篇題為「你洞察他人性格的能力有多強？」的文章，（「當你在牙醫診所或火車站等候時，不妨研究一下身邊的人們不經意流露出的小細節，比如說走路的姿勢：兩腿筆直可以看出這人堅毅不屈的個性，走路踉踉蹌蹌則表示猶豫不決……」）兩人進行了討論。佩裡說：「我一直都是一個傑出的觀察者，否則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很能判斷什麼時候信任什麼人。這點你就不太行了，迪克。但是我已經開始信任你了。你會見到我這樣做，因為我打算有一天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你。我會告訴你一件我從未告訴過別人的事。就連威利－傑伊都沒告訴。就是我殺了一個人的事。」佩裡看出來，迪克對此很感興趣，他聽得很出神。「幾年前的一個夏天，在拉斯維加斯，我住在一個供餐的舊公寓，那兒過去曾是妓院，但妓女們早就不在了。那個地方十年前就該拆掉，總之我在的時候已經有些垮了。我住在頂樓最便宜的房間，那個黑鬼也住在那兒。他叫金，是外地人。住在那上面的除了我們兩個人，還有數以萬計的蟑螂。金不是很年輕了，但他曾做過多年修路和別的苦差事，所以體格還很棒。他戴著眼鏡，整天讀書。他從不關自己房間的門。每次從他門口經過時，我總能看見他赤條條地躺在床上。他那會兒正閒著，說上一份工作攢了點錢，現在就想在床上躺著，讀點書，搖搖扇子，喝點啤酒。他讀的東西全很無聊——連環漫畫和牛仔的荒唐故事什麼的。說實話，他人不錯。有時我們一起喝杯啤酒，他還借給過我十塊錢。我沒有理由害他。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在閣樓上，天熱得我睡不著，於是我說，‘走吧，金，我們去兜兜風。’我有一輛偷來的舊車，我把它漆成了銀色，管它叫銀色幽靈。我們開出去好遠，一直開進了沙漠。沙漠裡很涼爽。我們停下車，又喝了些啤酒。金走出車，我跟在他後面。他沒看見我拿起了一根鐵鏈，一根我藏在座位底下的腳踏車鏈條。實際上，直到下手的時候，我還說不清為什麼要幹掉他。我抽在他的臉上，把眼鏡打碎了。我不停地打。後來，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就把他留在了那兒。許多日子過去了，我也從未聽人談起過這件事。也許除了禿鷹，根本就沒人發現他。」
這個故事有一部分是真實的。佩裡的確認識一個叫金的黑人。但是如果那個人死了，也與他毫無關係，他從未動過金一個手指頭。佩裡自己心裡有數，金也許還躺在某地的床上，扇著扇子，喝著啤酒呢。
「結果呢？像你說的那樣把他打死了？」迪克問道。
佩裡既沒有撒謊的天才，也沒多少撒謊的經驗。但是，一旦他講了一件虛構的事，就會一口咬定。「當然，我殺了他。只不過一個黑鬼。這就不同了。」此刻他說，「知道真正困擾我的是什麼嗎？是那件事。我就是無法相信，誰能做出那種事還逃之夭夭？」他懷疑迪克也不相信，因為他多少也已經感染到自己那種詭秘的、良心上的不安了。所以他才會說：「你現在給我閉嘴！」
車子還在開。在前方一百英尺處，一條狗正沿著路邊小跑。迪克猛然向狗撞去。這是一條老得半死的雜種狗，瘦得皮包骨頭，一身汙穢，這麼一撞，就像一隻鳥一樣，立刻完蛋了。但迪克很滿意。「夥計！」他叫道。每次一追狗，他就這樣叫，而每次一有這樣的機會，他絕不放過。「夥計！我們肯定殺得它落花流水！」
感恩節過去了，打野雞的季節也即將結束，但是晴朗而溫暖的晚秋天氣尚未消逝。最後一批外地來的新聞記者確信這個案子大概永遠破不了了，也離開了加登城。但是對芬尼縣的人來說，這個案子並沒有完結，至少對那些光顧霍爾科姆最受歡迎的聚會場所——哈特曼咖啡館的人而言，還沒結束。
「自從出了這件麻煩事，我們這裡的生意一直忙得不可開交。」哈特曼太太掃了一眼自己這間算得上溫暖舒適的小館子，這裡的每一小塊地方都或坐或站或倚地擠滿了渾身煙味、喝著咖啡的農夫或農牧場僱工。「都是一群像老孃們兒似的傢伙。」哈特曼太太的表姐、女郵政局長克萊爾碰巧在場，她補充說，「假如是春天活兒忙的時候，他們不會來這兒的。但是現在麥子已經割了，冬天就快來了，除了坐在這兒你嚇我、我嚇你之外，他們沒有別的好做。你認識《電訊報》的比爾·布朗吧？看過他寫的那篇社論嗎？標題是‘另一場犯罪’那篇。他說，‘所有人應立即停止嚼舌頭這種行徑。’因為無憑無據地瞎說，也是犯罪。但是你能指望什麼呢？看看周圍這群傢伙，哪個不是獐頭鼠目、滿嘴瞎話的？哈！費盡力氣也是白說。」
從哈特曼咖啡館傳出的一個流言牽涉到泰勒·瓊斯，他的產業緊鄰著河谷農場。在哈特曼咖啡館的顧客裡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謀殺者的目標是瓊斯先生及其家人，而不是克拉特一家。「這樣才講得通，」其中一個這樣爭辯道，「泰勒·瓊斯比赫伯·克拉特富多了。假設行兇者不是咱附近的人，又假設他也許是被僱來的，他只曉得凶宅的路徑。唉，這是很容易弄錯的。轉錯一個彎，結果來到了克拉特家。」「瓊斯說法」傳了又傳，特別對著瓊斯一家吹了過去，好在那是一個有涵養而且很理性的家庭，始終不為謠言所困。
一張便餐櫃檯，幾張桌子，架著一副烤架的壁爐以及一臺冰箱和一臺收音機，這就是哈特曼咖啡館的全部家當。「但是我們的顧客喜歡這裡，」女老闆說道，「他們不喜歡也沒辦法。除此以外，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去，除非他們開車一去七英里才能找到另一家。不管怎麼說，我做買賣厚道，而且自從梅布林來這兒工作後，咖啡也變得特別香。」梅布林就是赫爾姆太太。「悲劇發生後，我說，‘梅布林，現在你沒工作了，你為什麼不到我的咖啡館裡幫幫忙呢？煮煮咖啡，端端盤子什麼的。’結果呢，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所有人都到這兒來了，他們用各種問題糾纏梅布林。問的全是關於那場悲劇的事。但梅布林不像默爾特表姐，也不像我。她很害羞。再說了，她也不知道什麼特別的事情。她不見得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但是大多數光臨哈特曼咖啡館的人都認為她一定瞞著一些事。實際上確實如此。杜威曾和她談過幾次話並要求她對談話內容保密，特別是她不得提起失蹤的收音機以及在南希鞋裡找到的手錶。這就是為什麼她對阿齊貝爾德·威廉·華倫－布朗太太說：「任何看報紙的人知道的和我一樣多，甚至比我還多，因為我不看報紙。」
阿齊貝爾德·威廉·華倫－布朗太太是一位不苟言笑、身材矮胖、四十出頭，說話帶一口不太地道的上流社會腔調的英國婦人，她和咖啡館的其他常客毫無相似之處，在這樣一種環境裡，她就好像是掉進火雞圍欄裡的一隻孔雀。有一次，她向一位熟人解釋為什麼她和丈夫放棄「英國北部的家產」，從世代居住的家——「最令人高興的，哦，最優雅的老房子」，搬到西堪薩斯平原上一座破舊的、讓人極為不快的農場，「稅！親愛的。遺產稅重得要命。這就是逼得我們離開英格蘭的原因。是的，我們是一年前離開的，毫無遺憾。一點兒也不遺憾。我們喜歡這裡。簡直喜歡極了。當然，雖然這兒和我們以前的生活截然不同。那種生活我們曾經很熟悉，巴黎、羅馬、蒙特卡羅、倫敦。我確實偶爾想念倫敦。哦，我並不是真的想念它——那種忙亂的生活，永遠打不著計程車，總要擔心穿著和打扮。絕對不喜歡。我們喜歡這裡。我猜有些人，他們知道我們的過去，瞭解我們以前的生活，會感覺奇怪，我們住在這兒不覺得太寂寞了嗎？我們本來是想要定居到大西部的。懷俄明、內華達最理想了。我們曾盤算過在那邊說不定能挖到一口油井。但是在半路上，我們在加登城停下來看望朋友，實際是朋友的朋友，但他們熱情得不得了，堅持要我們多留些日子。我們想，嗨，倒也是，為什麼不在這兒買塊地，開個牧場呢？或者種種田？不瞞您說，到今天我們還沒打定主意究竟是開牧場呢還是開農場。奧斯汀醫生也問我們是否覺得這裡太安靜了。實際上，不，實際上我從未見過比這兒更熱鬧的地方，比空襲還要命：火車，郊狼，整夜裡還不知有什麼怪物在不停鬼號，吵死了！自從兇殺案以後，我更有些受不了了。很多事情都讓我這麼覺得。我們那所破房子老是發出吱吱咯咯的聲音。別誤會，我不是在抱怨。說真的，這間房子還是挺實用的，現代化裝置齊全；可是，天哪！它那咳嗽和哼唧聲真夠嗆！天黑後，一起風，可惡的大草原的風，聽上去就像是嚇人的呻吟。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人神經有點緊張，便免不了疑神疑鬼地瞎想。天哪！那一家真夠可憐的！不，我們沒有打過交道。我只見過克拉特先生一次，是在‘聯邦大廈’。」
十二月初，僅僅一個下午的時間，咖啡館就有兩個常客宣佈他們將打點行裝，不但要離開芬尼縣，還要離開堪薩斯州。第一位是為萊斯特·麥科伊幹活的佃農——麥科伊先生是西堪薩斯州聞名的農場主和商人。這位佃農說：「我和麥科伊先生談過了。儘量讓他知道霍爾科姆及其周圍發生了這種事，誰在這裡能睡著覺呢？我老婆睡不著，也不讓我睡。所以我對麥科伊先生說，儘管我喜歡他這兒，但是他最好另找一個人來。因為我們要搬家了，搬到東科羅拉多州去。也許在那兒我能好好歇歇。」
第二個宣佈要走的是蘆田太太。她帶著四個臉蛋紅撲撲的孩子來到了咖啡館。她讓孩子們在餐桌前站成一排，然後對哈特曼太太說：「給布魯斯一盒糖漿玉米花。博比想要一杯可樂。邦妮瓊，你呢？我們知道你的感受，但是別這樣，過來吃點兒吧。媽媽請客。」邦妮瓊搖了搖頭，蘆田太太接著說道：「她有點兒傷心。她不想離開這兒。這兒有她的學校和所有的朋友。」
「唉呀，我說，」哈特曼太太沖邦妮瓊笑了笑，說道，「那沒什麼好傷心的。從霍爾科姆學校轉到加登城高中會有更多的男孩的。」
邦妮瓊說：「你不明白。爸爸想把我們帶到內布拉斯加州去。」
貝絲·哈特曼太太看著孩子的媽媽，彷彿希望她否認女兒的說法。
「這是真的，貝絲。」蘆田說道。
「我不知該說些什麼。」哈特曼太太說，她的聲音充滿驚訝和失望。蘆田一家是霍爾科姆的一部分，人人都欣賞他們。這家人總是高高興興的，工作勤奮、與人為善、慷慨大方，雖然他們沒有多少可慷慨的東西。
蘆田太太說：「我們討論搬家已經很久了。英夫，是他認為我們在別的地方也許會過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