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們德國人來說，在我此時此刻所描述的這個時期裡，我們的國家行將崩潰，行將投降，行將陷入垂死掙扎，行將茫然無助地落入外人之手。這個時期，正因為我恰好是在其間寫作的，所以，它必須協助我，在與世隔絕的寂靜中記錄這些回憶，它的肚子開始醜陋地膨脹起來，它的腹中正在孕育一場祖國的災難，而同這場災難相比，那時的失敗就只能算是溫和的厄運，算是對一個錯誤行動的理性清算了。同那種現在正高懸於我們頭頂之上的懲罰，同那種曾經降落到所多瑪與蛾摩拉頭上的懲罰，同那種我們在那第一次時沒有招致過的懲罰相比，一個卑劣可鄙的結局總歸是會有所不同的，總歸是會顯得更正常一些的。
這種懲罰正在臨近，它的腳步早就不再能夠被阻擋——我不相信，還有什麼人會對此懷有絲毫疑慮。有一點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擁有這種通過秘密方式獲得的毛骨悚然的——上帝幫幫我們吧！——認識的人絕不再僅限於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和我兩個人了。可是，又始終沒有人敢於把這個認識說出口來，這本身就是一個幽靈般的事實。因為，當少數幾個知情者不得不守口如瓶地和一大群迷惘的失去理智的人住在一起的時候，情況就已經是很陰森恐怖的了——我是這樣覺得的，如果所有的人其實都已經知道，但卻都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一致保持沉默，而與此同時，一個人又可以從另一個人的躲閃的或者驚恐呆滯的眼睛裡讀到事實真相的話，那麼，這種恐怖就應該是快要結束的了。
我日復一日忠誠地，外表平靜、內心卻激動不已地努力讓自己去勝任這項為人著書立傳的工作，努力去賦予這種私密的和個人的東西以威嚴的形態，可謂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任憑外面的事情發生，任憑那屬於我的寫作所處的時代的事情發生。法國人已經侵入了，這種可能性是早就得到認同了的——這是一項經過精心準備的技術和軍事成就，一流的，或者根本就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我們又不可以去冒險把我們的防禦力量全都集中在登陸的那一個點上，因為我們不能確定那個點是不是肯定就在猜中之列，會不會也有可能是在沒有猜中的地方出現別的出其不意的進攻，所以我們就更難去阻擋它了。而就算你懷疑：就是在這裡，那麼，這種猜疑也是徒勞無益的和有害的。沒過多久，上到淺灘上的部隊、坦克、大炮以及種種必需品越來越多，以至於我們再也沒有能力把它們全都重新扔進大海里去了。瑟堡，它的港口，正如我們可以信賴的那樣，在德國工程師所施展的高超技藝作用下全面報廢，根據那位釋出命令的元帥暨海軍上將發來的英勇的電報所稱，它已經向元首繳械投降，另外，一場為爭奪諾曼底城市卡昂的戰役也已經激烈地進行了好幾天了。如果我們的擔憂還有幾分道理的話，那麼，這場戰鬥的本來目的其實已經是為了開啟通往法國首都的道路：這個巴黎，新秩序已經規定它扮演歐洲遊樂園和妓院的角色，可是現在在那裡，抵抗運動又開始大膽抬頭，即使我們的國家警察及其法國工作人員通力協作也難以完全控制局面。
是的，對我的孤獨的行動發生著影響的事件真的是不勝列舉，我不過是沒有讓人看出來罷了！令人震驚的諾曼底登陸之後沒有幾天，我們的新的報復性武器，這種事先已經被元首多次情真意切地滿心歡喜地提起過的武器，就開始一舉在西線的戰爭舞臺上粉墨登場了：這種自動炸彈是一種值得驚羨的戰鬥工具，發明這種工具的人如果不是走投無路的話，是絕對造不出它來的——這些無人駕駛的插著翅膀的毀滅使者們，它們，成群地從法國海岸線起飛，在南英格蘭上空爆炸濺落，而且，如果所說不全是謊言的話，真的會在短時間內給對手以十分沉重的打擊。然而，它們有能力防止那種本質性的轉變嗎？而為了用空中導彈干擾和阻止入侵，這些必須的裝備就得及時完成，但命運卻沒有允許這樣的情形出現。這期間還可以看到佩魯賈被佔領的訊息，這地方，就咱倆之間說說，可不能外傳，位於羅馬和佛羅倫薩之間；有人甚至已經開始私下議論那個完全撤離亞平寧半島的戰略計劃了——也許吧，為了抽出部隊去增援日趨疲弱的東線防禦戰，我們的戰士個個都願意被派到那裡去，無論付出多大代價也在所不惜。俄國人在那裡掀起一股進攻浪潮，他們轟轟烈烈地越過維捷布斯克，現在正向著明斯克，白俄羅斯的首府逼近，若是它被攻陷，那麼，正如我們私下裡紛紛議論的那樣，東邊可就真的是再也保不住嘍！
再也保不住嘍！靈魂啊，不要去異想天開了！像我們這樣極端的、簡直就是獨一無二的可怕情況，如果大壩決堤的話——大壩其實就要決堤，那將會意味著什麼，而且，如果真是那樣的話，我們曾經非常在行地在我們周圍的民族中間所激起的那種深仇大恨，就將再也無法遏制得住了，請不要跟吃了豹子膽似的去作這樣的猜想了！雖然通過從空中摧毀我們的城市，德國早已變成了戰場；然而，一種始終驅之不散的想法卻是：德國可能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戰場，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和不能允許的，而我們的宣傳也特別警告敵人不要傷害我們的土地，神聖的德意志的土地，就像警告他們不要犯下一樁毛骨悚然的罪行一樣……神聖的德意志的土地！好像它身上還有什麼是神聖的似的，好像長時間的肆無忌憚的對法律的踐踏還沒有把它徹底玷汙似的，好像它在道德上也同樣真的不會受到限制和懲罰似的。那就讓它快來吧！別無希望，別無念想，別無所求。那種和盎格魯撒克遜人媾和的呼聲，那種繼續單方面反擊洶湧而至的薩爾瑪特人的提議，那種放棄無條件繳械投降要求的要求，也就是說：去談判，而且還是和誰談判？一個政權居然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隻能是叫人翻白眼的胡鬧，因為這個政權不願意知道，而且直到今天似乎也仍然不知道，它已經受到譴責，它必須消失，揹負著這樣的罵名——讓自己為世界所不容——讓我們，讓德國，讓這個帝國——我現在還要繼續說：讓德意志民族，讓德意志的一切都為世界所不容。——
這就是眼下我撰寫這部生平的背景。我想，我應該再把這個背景給讀者作一個勾勒。就我的敘述的背景本身而言，當我把我的敘述向前推進到那個時候的時候，我在這一章的開頭其實就已經先用「落入外人之手」這個措辭對它的特點進行過說明了。「落入外人之手是很可怕的」，這個句子及其所表達的那種苦澀的真實，在那些崩潰和繳械投降的日子裡，常常引起我的深思，也常常讓我分外沉重：為什麼呢，因為我是一個德國男人，儘管我所受到的天主教傳統的薰陶使得我與世界的關係不乏某種世界主義色彩，然而，姑且先把這種色彩放在一邊不說，我另外對於我們民族的特殊性，對於我的國家在個人生活方面所具有的特點，對於這個國家的思想觀念，以及這種思想觀念作為人性的斷裂，是如何一步步戰勝其他無疑也是享有同等權利的人性的變形而開始立足，並且，這種思想觀念又是如何只有在獲得一定的外在威望的前提下，在一個正派誠實的國家的保護下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凡此種種，我的感觸簡直是太深切了。一場生死攸關的軍事失敗，其令人震驚的新穎之處就在於，通過一種，首先也是受語言制約的、外來的意識形態，通過對這種意識形態的聽之任之，來克服這種觀念，來對這種觀念進行有形的反駁，然而，又正是由於這種意識形態是外來的，所以，它顯然是不能給那個自身的本質帶來任何好處的。這種恐怖的經歷是何滋味，上一次戰敗的法國人可是品嚐到了的，當時，他們的談判代表，為了使勝利者的條件提得不至於太苛刻，就對我們部隊進駐巴黎的那份光榮，lagloire，給予十分高度的評價，可人家那位德國政客並不買賬，反而回敬他們說，法文裡的「光榮」一詞，或者隨便什麼與之對應的詞，在我們的字典裡是找不到的。那是1870年，法國議會當時在商討此事時甚至是驚恐地把聲音壓得很低很低的。議員們個個感到憂心忡忡，他們很想搞清楚，無條件地敗在一個不知光榮為何物的對手手下意味著什麼……
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裡，那種雅各賓加清教徒式的美德粗話已經推翻了那些「表示贊同的人們」的戰爭宣傳，成為了通行的勝利語言，在這樣的時候，我常常就會想起上面那件事情來。我認為同時得到了證實的是，從投降到純粹的退位和到作出這樣的提議：既然戰敗國那方面已是束手無策，那就請戰勝國只管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接管它好了，這中間的距離其實並不遙遠。這樣的躁動四十八年前的法國是很熟悉的，而我們現在對此也並不感到陌生。然而，這樣的躁動正在遭到拒絕。戰敗者終究逃脫不了必須對自己，不管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負責的義務，即便是有外來牽制的情況發生，那也只是為了防止革命，防止舊的權威謝幕之後所爆發的填補真空的革命，不至於發展到連戰勝國的資產階級秩序都會一併受到威脅的極端地步。因此，西元1918年，西方列強之所以停戰之後繼續維持封鎖，其目的就是為了控制德國的革命，不讓它偏離資產階級民主的軌道，以防止它演變為俄國無產階級的模式。因此，戴上了勝利桂冠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開始不厭其煩地警告人們提防「無政府狀態」，不厭其煩地再三斷然拒絕同工人和士兵委員會以及類似組織進行談判，不厭其煩地反覆許諾說，只和一個穩固的德國締結和約，只有一個這樣的德國才會有活路。我們當時所擁有的政府竟然也服從了這種家長式的指揮，喜愛國民大會而反對無產者專政，而且還聽話地一口回絕了蘇聯人的提議，即使這些提議涉及糧食供應。如果可以的話，我在此還想補充一點，即我說這些話，目的並不是單純為了讓我自己感到滿意。誠然，作為一個懂得節制、有教養的人，我對激進的革命和下層的專政確實懷有一種本能的驚恐，它們在我看來就是無政府狀態和暴民統治，總之就是對文化的摧毀，除此以外，我很難再把它們想象為別的什麼。儘管如此，我卻常常會回想起那則荒誕的趣聞，內容說的是那兩個由大資本出錢扶持的歐洲文明大救星，一個德國的，一個義大利的，手拉著手地穿行在佛羅倫薩宮，參觀這個其實根本不是他們應該參觀的地方，其中的一個還拍著胸脯對另一個打保票說，所有這些「輝煌燦爛的藝術珍寶」，倘若不是上天通過降大任於他們倆來阻止布林什維主義的話，恐怕是早就被布林什維主義毀於一旦了——每當我回想起這則趣聞，我對暴民統治的理解就會得到新的修正，在我這個德國市民看來，同這幫人渣的統治相比，下層的統治簡直就是一種理想狀態，而現在來進行這樣的比較已經是可能的了。據我所知，布林什維克主義從未摧毀過藝術品。相反，倒是那些整天叫嚷著要保護我們不受布林什維克主義侵犯的傢伙，摧毀藝術品倒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這夥人的一項重要任務。他們踐踏精神產物的興趣——這種興趣所謂的暴民統治是絕對不會有的——不是差一點也就殃及本書主人公阿德里安·萊韋屈恩的作品了嗎？他們的勝利和那種歷史賦予他們的，按照他們卑鄙無恥的野心來隨意安排這個世界的權力，不是差一點就要把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和不朽給剝奪掉了嗎？
事實上，早在二十六年前，對於那些資產階級雄辯家和所謂的「革命之子」的這些自以為是的美德說教，我這心裡其實就已經感到極為反感了，而且這種反感甚至超過了我內心對於天下大亂的恐懼，這就使得我非常向往那些前者正好一點也不向往的東西：就讓我們的戰敗了的國家倚靠它的難兄難弟，倚靠俄國吧——為此我甚至都準備容忍，乃至贊同這種志同道合的協作可能帶來的社會鉅變。俄國革命讓我深受震撼，它的原則之於那些迫使我們就範的大國的原則所具有的歷史優越性在我看來是毋庸置疑的。
從此，通過這段歷史，我就學會了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待當時那些制服了我們的勝利者，這些勝利者接下來又將通過和東方的革命的結盟而再度成為勝利者。真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某些階層，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在現在，似乎都具備接納被我稱為人渣統治的條件——他們願意同這種人渣統治聯合，以勉強維持他們的特權。儘管如此，從資產階級民主裡還是湧現出了這樣一批領袖，這些人，跟我這個人文主義之子在看法上特別一致，全都認為這種統治是人類能夠並且可以承受的最後極限，並且，他們還發動起全世界追求民主的人們展開針鋒相對的殊死搏鬥了。無論怎樣對這些人表示感謝都不為過，這證明，西方國家的各種民主制度，即使它們的機構再怎麼不合時宜，它們的自由概念同新事物和必然性相比再怎麼頑固不化，但是，它們從本質上講所奉行的卻依然是人類進步的路線，所堅持的依然是使社會日臻完善的良好意願，而且就其本性而言，它們依然還是有能力去革新、修復，去返老還童，去朝向更適宜於生命的狀態過渡的。——
所有這些都是順便提及而已。在這部傳記的這個部分裡，我現在正在回憶的是那個君主制軍事國家權威的喪失，這種喪失早在失敗日益臨近之時就已經開始大踏步加速，並隨著失敗的到來而最終完成，這個軍事國家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它的崩潰，它的謝幕，以及在持續睏乏、貨幣貶值愈演愈烈的情況下所出現的那種散漫的討論和自由的遐想的狀態，某種寒酸的和不該有的對資產階級的獨立性的授權，一個如此長久地接受紀律約束的國家結構解體為一個個由沒有了主人的臣僕所組成的大辯論群體。然而，這並不是一個十分令人感到愜意的景象，如果要我來描述一下，我作為純粹被動的旁觀者參加當時成立的某些「精神工作者委員會」以及類似的組織在慕尼黑各家賓館大堂舉行的集會所獲得的印象的話，我根本就無法不用「尷尬」二字。假如我是一部小說的敘述者，我就要把這樣的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比如說，會冒出個把純文學作家來，不無優美地，甚至是一笑就露出兩個小酒窩地大談「革命和人類之愛」這樣的主題，從而以此煽動起一場自由的，太過自由的，雜亂和混亂的，以最為罕見的、只在遇到這樣的機會時才會出來露一小會兒臉的那類人，小丑、癲狂症患者、幽靈、不懷好意的破壞分子和末流哲學家們為參與主體的討論——假如我是一部小說的敘述者，我就要，也就是說，把這樣一個茫然不知所措的和無可救藥的委員會集會，通過我費死力地拼命回憶，向讀者作一個儘可能形象清晰的描繪。我記得，當時與會的人們紛紛發言支援和反對人類之愛，支援和反對軍官，支援和反對人民。一個小姑娘朗誦了一首詩；一個穿軍灰色軍裝計程車兵好不容易才接受了勸阻，沒有繼續把他的一份稿子唸到底，這份稿子以「親愛的男女公民們」開頭，如果聽之任之的話，無疑會佔用一整夜的時間；一個惡毒的候選人無情地譴責所有在他前面發言的人，認為這次集會沒有提出一個真正有價值的意見——等等。聽眾喜歡用叫喊聲打斷臺上的發言，他們的表現是鬧鬨鬨的、幼稚的和粗野的，主持人則是無能的，現場氣氛則是可怕的，結果為負數。我環顧四周，一再地問自己，是不是隻有我一個人感到難受，最後，我終於因為能夠離開會場，來到空曠的馬路上而感到高興，而這時的馬路上，有軌電車已經收班好幾個小時，偶爾會有幾聲槍響在冬夜裡迴盪，也不知是從那裡來的，很是莫名其妙。
萊韋屈恩，當我把這些印象告訴給他的時候，他正在遭受非同尋常的痛苦——看他那病怏怏的樣子，就有點像是有人正在侮辱他，正在用燒得通紅的火鉗擰他、掐他、折磨他似的，不過，你同時卻又大可不必直接替他的性命擔憂，然而，他的生命似乎已經到達谷底，他充其量也只是在過一天算一天地熬日子罷了。他那時犯的是再嚴格的病人食譜也無濟於事的胃病，同時伴發劇烈無比的頭痛，每發一次都要持續好幾天，而且隔兩三天就反覆一次，嘔吐長達數小時，甚至是數天之久，而且還是在空腹的情況下，真是一場劫難，很沒尊嚴的，很兇險的，也是很丟人的，而每次發作完畢之後，病人就會由於持續的對光的高度敏感而表現出深度的疲態。但是，這種痛苦卻是絕不可以歸結為精神原因，歸結為時代的忍受酷刑的體驗，歸結為國家的失敗及其隨之出現的混亂狀況。這些東西幾乎觸及不到他，因為他歸隱田園，過著僧侶般的隱居生活，遠離城市，但是，他無論如何又始終都能夠了解到有關方面的最新情況，當然不是通過報紙，因為他不看報紙，而是通過施魏格施迪爾太太，他的這位同情心和鎮定自若兼具的護理員。這些事件，其實對明眼人而言並不是什麼突如其來的震驚，而是某種早就期盼已久的事情的實現，對此，他幾乎連肩膀都懶得聳一下，而對於我這邊所作的那些希望從中找出這場災難可能潛藏著的好的一面的嘗試，他也反應平淡，權當是我的絮叨而已，而且還是和我在戰爭之初所作的那些喋喋不休的絮叨相類似的絮叨——寫到這裡，我又想起了他那時用以回答我的那句冷冰冰地表示不相信的話——「願上帝保佑你們學有所成！」
儘管如此！感情豐富地把他的健康的每況愈下和祖國的日益不幸聯絡在一起，這仍然還是很不合適的一件事情——我傾向於把這一個和那另外的一個看作是有客觀聯絡的，是象徵性的對應，我的這種傾向，雖然促使它產生的只是同時性這個事實，即使我小心翼翼地隱瞞這個想法並儘量避免在他面前說起它，哪怕連暗示也不作一個，但又由於他對外界事物的遠離，我的這種傾向，它卻又是不可遏制的。
阿德里安沒有要求找醫生，這可能是因為他把他所忍受的這種痛苦完全看作是某種根本熟悉的東西，認為這只是他所遺傳的偏頭痛的一種急性期的加重發作而已。多虧有施魏格施迪爾太太堅持，這才總算是叫人去把瓦爾茨胡特的專區郎中屈爾比斯大夫請了過來，正好也就是當年對遭遇分娩陣痛的那位拜洛伊特小姐施行過救治的那同一個。這位好好先生並不認為他得的是偏頭痛，因為他的這種頭痛常常毫無節制，不像是一般偏頭痛發作時應該表現出來的那種單側的頭痛，而是表現為兩隻眼睛裡面及其上方部位的劇痛，因此，他判斷他的這種頭痛應屬具伴發性質的症狀之類。所以他，當然也是有保留地，對他的病作出診斷：有點像是一種胃潰瘍。他告訴病人說，偶爾可能會有出血發生，要他對此有所防備，於是就給他開了一支硝酸銀棒溶劑內服。可是，出血的情況卻一直未見發生。見硝酸銀棒溶劑不起作用，他便開始給病人吃大劑量的奎寧，一天服用兩次，這下倒還真的使病情得到了緩解。可是，也就只隔了兩週，兩週之後，那種和嚴重的暈船症極為相似的發作重又開始，屈爾比斯的病情診斷隨即受到動搖，或者說在另外一個意義上得到確定：他認為現在應該完全有把握把我朋友的這個病診斷為一種慢性胃炎，同時伴有顯著的、而且是右邊一側的胃擴張，以及血液粘滯，影響頭部供血。他現在開的方子是卡爾斯巴德礦泉水，外加一份病人食譜，按照這份以儘可能量少為原則的食譜，選單上幾乎只能寫上嫩肉、流食、湯以及蔬菜，汁少的東西、麵包都被認為是有害的而應該加以避免。這同時也是為了對付阿德里安胃酸產生過多的情況，他的胃酸那叫多啊，程度極其嚴重，這其中的原因，屈爾比斯傾向於認為，至少應該部分歸於神經緊張，即一種中樞作用，也就是說，在這裡，大腦首次開始在他的診斷猜測中佔據一席之地。然而，即便胃擴張已經治癒，頭痛和嚴重的噁心卻未見有消失，他於是就開始越來越把這些疾病現象往大腦上推——而病人所提出的那種對避開光線的迫切要求則讓他愈發堅定了自己的這種推測：這位病人即使不在床上，也要在那間黑漆漆的屋子裡呆上半天，因為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就足以讓他的神經感到疲憊不堪，以至於他極度渴求黑暗，享受黑暗就如同享受一個讓他感到舒服的環境一般。我本人白天有些時候也是在那間修道院院長室和他一起聊天度過，那屋子是如此之暗，以至於你只有經過較長時間的適應之後才能分辨出傢俱的輪廓，分辨出從外面滲透到牆壁上的一絲微光。
按照醫囑，這段時間早上要用冰袋敷頭，用冷水澆頭，這種做法從效果來看，比前面的明顯要好，但也只是當鎮痛劑用而已，雖然能夠起到緩解作用，卻遠遠談不上康復：那種陰森恐怖的狀態並沒有能夠被消除，而是間歇性地反覆發作。病人說，如果沒有這種持續不斷的發作的話，他自己倒是很想咬牙挺過去的，可是，這種位於頭部的，位於兩眼之上的持久的疼痛和壓迫感，這種難以言說的、渾身從頭頂到腳尖整個地都跟癱瘓了似的感覺，似乎也累及到了語言器官，致使病人，不知他自己意識到沒有，有時會張嘴乏力，說話不得勁，吐字不清。我當然更願意相信的是，他對此並不介意，因為這並未阻礙他繼續把話說完；不過，他另外有時也會給我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他恰恰是在利用這種阻礙，這種阻礙正中他的下懷，如此這般，他就可以用一種並非訓練有素的、目的就是不想讓人完全聽懂的方式，就如同痴人說夢那樣地，來說一些事情，而且在他看來，用這種方式來敘說這些事情是合適的。而他跟我說起安徒生童話中的小人魚時用的正好就是這種方式，他說他格外喜愛和佩服那個小人魚，當然也包括書中對海底巫婆的醜惡領地所作的那種真正傑出的描繪，那巫婆住在洶湧翻卷的渦流後面，住在珊瑚蟲的森林裡，而那個充滿渴望的孩子居然斗膽跑到那裡，目的就是為了把她的魚尾變成人腿，然後再通過黑眼睛王子的愛情——她自己有著一雙「像最深的海底那樣藍的」眼睛——或許，像那些人那樣，獲得一個不朽的靈魂。他玩弄比較的遊戲，那個啞巴美人魚每走一步，她的雪白的雙腳就會感到刀割一般的疼痛，他把她甘願遭受的這種痛苦和他自己所不得不持續忍受的折磨相提並論，他稱她是他患難與共的姐妹，他另外還對她的行為、她的固執、她的感傷的對兩條腿的人的世界的錯誤的嚮往提出一種親人般的、幽默中透著真實的批評。
「事情起因於一個大理石塑像，這塑像掉到海底，被她拾到，不覺神魂顛倒起來，」他說道，「這塑像是個男孩子，很明顯是出自托爾瓦爾德森之手，可她倒好，竟然對它發生了不該發生的濃厚興趣。她的祖母原本應該把這個東西從她手上奪下來才是，而不是另外又同意這個小人兒再往藍色的沙子裡種下一棵紅如玫瑰的垂柳。因為起初太放任她了，所以，待她後來對那個被歇斯底里高估了的人間，對那個‘不朽的靈魂’表現出那種強烈渴望之時，就再也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去遏制她了。一個不朽的靈魂，怎麼會是這樣呢？一個極其愚蠢的願望！而比這要讓人感到安慰得多的則是，知道小人魚命中註定死後將變成海上的泡沫。那個王子是個笨蛋，他根本不知道去珍惜她，反而讓她眼睜睜地看著他去娶另外一個女人，若是換了一個普通的水妖，人家就會在他王宮的大理石臺階旁引誘他，把他拉進水中，溫柔地將他淹死，而不是像她所做的那樣，讓她的命運受制於他的愚蠢。而他說不定還真會去愛她，愛那天生長著一條魚尾的她，勝過愛那長著疼痛不已的人腿的她一百倍……」
他抱著一種根本無法叫人當真的客觀，眉頭緊皺，同時又只是含糊不清地、雙唇勉強蠕動地談論這個水怪的形體，談論這個形體在美學意義上較之於叉開兩腿的人體的優越之處，談論女人的身體自臀部往下合併為一條有著光滑魚鱗的、有力而柔韌的、為嫻熟的掠過而生的魚尾之後所能獲得的那種線條的魅力。把人和動物進行神話式結合一般所難免的種種怪異，都被他在這裡一一否定掉了，讓人覺得，他似乎並不承認神話虛構這個概念在這裡根本就是恰當的：這個來自大海的女人擁有完美的、最招人喜愛的、有機的真實性、美和必然性，這一點人們完全能夠覺察到，尤其是當他們看到，付出高昂代價換來兩條人腿的小人魚最後卻落得可悲可憐、往昔地位不保的田地，但是，沒有人會因此而感謝她——這個女人無疑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已經對其有所虧欠了。如果自然已經對其有所虧欠的話，他是不相信這個的，他在這方面甚至知道得更多，等等。
現在，我的耳旁彷彿依然聽見他在這樣述說或呢喃，帶著一種陰暗的、我也幽默地予以回應的幽默，見他在明顯承壓的情況下還能夠擁有這樣的快樂情緒，我這心裡，如平素一樣，除了默默的佩服之外，仍不免幾分擔驚受怕。正是這種情緒讓我由著他拒絕了屈爾比斯大夫當時出於醫生的職責所作的建議：他向他推薦或是讓他考慮去看更高一級的醫學權威；但阿德里安避而不答，根本不感興趣。他說，他首先是完全相信屈爾比斯的，另外他也堅信，他多多少少都必須依靠自己，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天生的抵抗力來征服這個毛病。這一點符合我自己的預感。我其實是更傾向於改變一下環境，去作一次療養的，這也正是那位大夫的建議，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沒有能夠說服他的病人。後者太留戀這個有房子、農莊、教堂鐘樓、池塘和山丘的生活圈子了，太留戀他那古色古香的研修室、他那天鵝絨的椅子了，所以，任何代之以療養的想法他都容不得一星半點，哪怕只是抽出僅僅四周的時間去療養一下，去過一下以集體用餐、漫步林蔭道和聽音樂為內容的療養生活，對他而言都是極其恐怖的事情。他首先拿出施魏格施迪爾太太當擋箭牌，說他要替她著想，他不希望讓她覺得，他更喜歡在外面隨便找個普通護理而不是她的護理，從而傷害她的感情——因為，他覺得自己實際上早就已經在這位，在這位善解人意、沉著鎮定、通情達理而又內行的母親這裡受到了無微不至的最好照顧了。這話說得倒也真是一點不假，試問，他還能上哪兒去找像她這樣的照顧呀，她現在，遵照最新的推薦，每四個小時就會給他上一次飯菜：八點鐘是一隻雞蛋、可可飲料和烤麵包片，十二點鐘是一小份牛排或一份煎肋肉排，下午四點鐘是湯、肉和一點蔬菜，晚上八點則是烤肉冷盤和茶。這樣的安排是非常舒服的。它可以防止因暴飲暴食而導致的消化不良。
納可黛和庫尼恭德·羅森施蒂爾輪流造訪普菲弗爾林。她們帶來鮮花，果醬、蜜餞之類煮透裝瓶儲存的食物，薄荷夾心糖果，或是別的什麼稀缺物品。她們並不是每次都受到接待，甚至很少受到接待，但她倆卻並不因此而絲毫有所動搖。庫尼恭德在遭受拒絕的時候會通過她那特別成熟莊重的、用最純潔和最高貴的德語寫就的一封封信函來對自己作出補償。當然，這樣的安慰納可黛卻是不會有的了。
我很願意看到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這個和他有著同樣的眼睛的人，出現在我們的這位朋友身旁。有他在場，他會感到無比安慰，無比快樂。如果他在場的次數能更多一些，那該有多好啊！可是，阿德里安這次病得很重，而每當遇到這種嚴重的情況時，呂迪格爾的幫助往往就會陷於癱瘓狀態——我們知道，他的那種迫切希望受到別人的歡迎的感覺會使他變得固執倔強，讓他吝惜起自己來。他也總能找到各種藉口，也就是說，總能找到讓他的這種奇特的精神氣質變得合理起來的各種可能性，如：他要忙於賣文為生，他的翻譯工作把他折磨得夠嗆，他真的有事很難走開，而且，他自己的健康也由於營養不良而受到損害；他的腸炎發得更頻繁了，如果他要是在普菲弗爾林露面的話——不管怎樣，他偶爾還是會過來看一下的——那麼，他就會戴上一條法蘭絨保暖用羊毛腰帶，甚至也可能是一條潮溼的覆蓋有防水橡膠的敷布——這成為他搞帶點苦味的幽默和說盎格魯撒克遜笑話的一個源泉，也成為阿德里安快活起來的一個源泉，除了呂迪格爾，再也沒有第二個人能夠讓他如此輕鬆地超越肉體的痛苦，進入自由戲謔的、開懷大笑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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