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爆發初期，1915年春，當舉國上下還是信心百倍，鬥志昂揚，而我本人也還在前線浴血奮戰之時，伊涅絲·羅德和教授博士赫爾穆特·英斯提託利斯結婚了，這對新人恪守市民階級的一切繁文縟節，在戶籍登記處登記，在教堂舉行儀式，在四季飯店大擺宴席，之後又去德累斯頓和薩克森小瑞士度蜜月——至此，一場曠日持久的相互考驗告一段落，這場考驗顯然得出了一個他們彼此還算般配的結論。讀者可能會覺得我用這個「顯然」不免含譏帶諷，但我真的是沒有惡意；因為，這樣的一個結果要麼就是沒有，要麼就是一開始就有，而自打赫爾穆特開始主動接近市政議員的女兒以來，兩個人的關係絕對不是如前世註定那般的緣分。無論是當時，還是訂婚和結婚的那一刻，雙方同意結合的理由都是一模一樣的，沒有什麼新意可言的。不過，「事先考驗好，才能白頭到老」這句老話倒是從形式上得到遵守，長期考驗本身似乎終究也該有個積極的結果——而戰爭又另外造就了某種結合的需要：這場戰爭的確是從一開始就加速了好些個這樣懸而未決的男女關係的成熟。就伊涅絲而言，出於精神的原因——或者我不得不說：物質的原因，總之是出於理性的原因，也許可以這樣說——她確實是從一開始就或多或少地準備答應這門婚事了，不過，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情況對她作出這個決定起到了極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那就是克拉麗莎去年年底接受她平生第一次聘用，離開慕尼黑到阿勒爾河畔的策勒當演員去了，撇下她姐姐（如果她不出嫁的話）一個人孤零零地面對她們母親那雖則相當溫和，但卻依然十分招她厭惡的對放蕩不羈的藝術家情調的偏愛。
再說市政議員夫人，她很高興，也很滿意自己的孩子嫁進體面人家，而這一目標的實現的確也是和她這個做母親的在家裡積極開展沙龍娛樂、舉辦社交聚會的努力分不開的。當然，這些活動也讓她自己從中受益，她那希望有所彌補的、「南德式」鬆弛閒散的生活情趣因此而得到體恤顧及，她那每況愈下的美貌也因此而受到她邀請來的男人們，克虐特里希、克拉尼希、齊恩克、施彭格勒以及那些年輕的戲劇演員等等的恭維。是的，如果我說，她和魯迪·施維爾特費格也保持著一種十分詼諧、令人覺得好笑、滑稽模仿母子關係的關係，而且，她還就是在和他交往的時候特別經常地發出那種為人所熟悉的嫵媚動人的嬌滴滴的大笑聲的話，那麼，我不僅說得一點也不過分，究其實反而只能說是將將恰如其分。由於我在很前面就已經暗示過，甚至是已經點破過伊涅絲的種種內心活動，所以，目睹母親的這種打情罵俏會讓她感到怎樣的難以言表的不情願，怎樣的恥辱，我現在完全可以留給讀者自己去想象了。有一次我還親眼看見，她在這樣的情形發生時紅著臉離開她母親的沙龍，躲進自己的房間，一刻鐘後，或許如她所希望和期待的那樣，魯道夫跑來敲門，詢問她消失的原因，這原因他當然知道，只不過是沒法說出口罷了，他跟她說，那邊大傢伙是多麼多麼想念她，他用各種各樣的語氣，也用大哥哥對小妹妹那樣的溫柔語氣，喋喋不休地勸她重新回去參加聚會——他一刻不停地勸說，直到她答應為止，雖然她沒有答應和他一起回去，那可不行，但卻答應等他回去一段時間之後她再回去。
請讀者原諒我事後才插入這件事情，這件事情永遠地銘刻在了我的心底，不過，市政議員夫人羅德太太倒是不計前嫌，很快就感情豐富地把此事拋到了腦後，何必呢，既然伊涅絲的訂婚和結婚現在已經成為了事實。這不僅是因為她把婚禮辦得隆重，儘管沒能拿得出一筆可觀的金錢作嫁妝，但陪嫁的內衣和銀器卻顯得很有派頭；她另外還贈送了幾件古舊傢俱，幾隻雕花箱子，一兩把鍍金的網格椅子，好為這對新人租住在攝政王大街的兩層樓高——前間朝向英國花園——的華麗新居增添幾件擺設。是的，為了向自己和別人證明，她之所以愛好社交，喜歡在她的客廳裡舉辦歡樂晚會，僅僅只是為了她的兩個女兒能夠有個幸福的未來，能夠有個好的歸宿，她現在向外界昭示，她已決意引退，她有興趣去過隱居的生活，她不再招待客人，而大約在伊涅絲結婚剛過一年的時候，她也確實是解散了她在拉姆貝格大街的那個家，開始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以農村為據點的寡居生活：她把家搬到普菲弗爾林，在阿德里安幾乎沒有覺察的情況下，在施魏格施迪爾農莊對面空場地旁的一個前面有栗子樹的矮房子裡，租了一個套間住下，正好就是那位把瓦爾茨胡特的沼澤風景畫得很是感傷的畫家先前住過的那一個套間。
這個簡樸而又充滿格調的角落對任何非凡的斷念和受傷的人性所具有的吸引力是奇特的：這恐怕只能用農莊所有人的性格，特別是硬朗、矍鑠的女主人艾爾澤·施魏格施迪爾的性格，以及她那「善解人意」的才能來解釋了，而她偶爾也會在和阿德里安說話的時候，也就是在告訴他說，市政議員夫人準備搬進對面去住的時候，以她令人叫絕的洞察力來證明自己的這種才能。「事情就是這麼埃姆法赫」，她說道（按照巴伐利亞的習慣，她總是把字母f前面的n同化成m），「就是這麼埃姆法赫，也很好理解，萊韋屈恩先生，我一眼就看出來了。城市、人群，還有社交，上流社會的男男女女，讓她受不了，因為她老了，這讓她感到難為情。人跟人對衰老的態度就是很不一樣，有的人覺得無所謂，能夠坦然面對，所以也就老得得體。這樣的人，只會越老越神清氣爽，越老越頑皮，鬢角斑白，可不是嗎，諸如此類，等等，等等，看到他們如今這莊嚴的儀表，人們就會忍不住去猜想揣摩他們從前都幹了些啥——而叫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往往更能吸引男人。不過，有的人就不行了，受不了，一照鏡子，看到自己的臉乾巴了，脖子變得跟石頭一樣僵硬了，笑起來也沒了牙齒，他們就會感到無地自容，就會生氣上火，就會害怕見人，就會跟害了病似地拼命想要把自己給藏起來。而帶來痛苦和恥辱的，不是脖子和牙齒，就是頭髮。這不，從這位夫人來看，禍根就是頭髮，這我一眼就看出來了。除了它，其他啥子基本上都還是蠻好的，就是她的這頭頭髮呀，您要知道，她的頭髮是從額頭上方開始禿掉的，根壞了，用燙髮鉗，不管費多大勁兒，那前面就是梳不攏去了，所以她絕望了，那種痛苦滋味是非常難受的，您只管相信好了！所以就放棄外面的世界，搬到施魏格施迪爾家來了，事情就是這麼埃姆法赫。」
這就是老媽媽的原話，而老媽媽自己的一頭微微泛白的頭髮就是平平整整、密密實實地梳成左右兩半，一長條由白色頭皮構成的中分線清晰可見。前面已經說過，對於對面新搬來的女房客，阿德里安並未怎麼在意，她那方面呢，則是在參觀完農莊之後，由房東太太引領著率先去他那裡小坐了片刻，但之後為了不打擾他安心工作，便也投桃報李，以冷淡對冷淡，只在剛搬來的時候，在自己的住處——在她那兩三間位於栗子樹後的、粉刷簡單且低矮的，倒也是被她以前家裡殘留下來的屬於市民階層的高雅物件：幾隻枝形燭臺，幾把用雙線連鎖縫合而成的靠背椅，那幅鑲在厚重的畫框內的「金角灣」，那架上面罩有錦緞的三角鋼琴，塞得滿滿當當的平房裡，招待他喝過唯一的一次茶。打這以後，倘若他們在村子裡或是田間小路上遇見，每每也就是互相友好地問候一聲或站著聊上幾分鐘而已，談話的內容不外乎國家局勢如何惡劣，城裡的食品短缺如何日趨嚴重，呆在這裡又不知要少受多少罪，等等，由此看來，市政議員夫人這次搬家甚至不失為務實之舉，很有那麼一點未雨綢繆的意思，因為她擅自把普菲弗爾林的食品，雞蛋、黃油、香腸和麵粉，拿來供給她的兩個女兒，還有她家以前的朋友，如克虐特里希夫婦。而在最睏乏的那幾年裡，大包小包地往城裡寄送這些東西，乾脆就被她當作一份職業來做了。
見伊涅絲·羅德現在有錢、有地位，生活也有保障了，克虐特里希夫人便把她，連同從她母親先前的一小撮沙龍客人裡挑選出來的幾個，如錢幣學家克拉尼希博士、席爾德克納普、魯迪·施維爾特費格和我本人——但不包括齊恩克和施彭格勒，外加那幫搞戲劇藝術的小青年，克拉麗莎的同學們——一併接收到她和她丈夫各自舉辦的、有大學元素，即兩所高等學校老少教師及其夫人參加的社交晚會中來。不僅如此，伊涅絲還同外表透著西班牙異域風情的克虐特里希夫人娜塔莉婭保持一種友好、甚至是親密關係，全然不顧這個丰姿嫵媚的女人有著相當不容質疑的嗎啡成癮的聲名——這種傳言絕非空穴來風，因為我發現，她在一場聚會開始時總是風情萬種，高談闊論，顧盼有神，她的這種活力隨著時間逐漸衰退，為了使自己重新興奮起來她有時會悄悄溜走。而如此看重保守的權威和城市貴族的尊嚴的，完全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這些嚮往才結婚的伊涅絲，她居然喜歡同娜塔莉婭交往勝過同她丈夫同事們的那些成熟穩重的太太們，也就是同德國教授夫人這個型別交往，居然私下裡去拜訪她，單獨在自己家裡招待她，這使得我極為清楚地看到了她天性中的矛盾，而她對市民階級所懷有的那種鄉愁的個性依據和合理性從根本上講又是多麼的不牢靠。
我堅信，她不愛她的丈夫，那個天生矮小，卻愛一味賣弄美學的力量和野心的研究美的學者。她奉獻給他的是一種矯揉造作的體面之愛，不過，至少真實的是，她以完美無缺的高雅來代表他的地位，而這種高雅也因為她的那種既溫柔又複雜的狡黠的表達而顯得更加精緻巧妙。她為他主持家政，為他準備招待會，那份精細考究呀，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吹毛求疵了——更何況還是在市民階級的標準一年比一年更難以維持的經濟條件下。為了照管好她那幾間在鋥亮的鑲木地板上又加鋪了波斯地毯的租金昂貴的漂亮居室，她請來兩個訓練有素且著裝合乎禮俗的女傭幫忙，她們頭戴小帽，身穿圍裙，而且她們的圍裙帶還特地加固過，其中有一個還是專門為她提供貼身服務的女侍。她特別喜歡搖鈴使喚這個叫索菲的女傭。她不停地支使她，一來為了享受到傭人的服務，二來也是為了確信自己得到了她通過婚姻為自己所購得的那份保護，那份照料。而同樣也是這個索菲必須為她整理行裝，準備好大大小小無數只箱子，每當她和英斯提託利斯去鄉下，去特格爾恩湖或貝希特斯加登旅行，哪怕只有三兩天，她都要隨身帶上它們。不管出行的時間是多麼的短暫，只要離開她那細緻入微的安樂窩一步，她就會用這些堆積如山的行李難為自己，在我看來，這些行李山同樣也是她對保護的需要和對生活感到恐懼的一個標誌。
我還得再說說位於攝政王大街的那套保持得纖塵不染的八居室。它，連同它的兩個客廳，其中佈置得更加舒適的那一個用作日常起居，連同它那寬敞明亮的裝飾著橡木雕花的餐廳，以及那有著舒適的真皮傢俱的男主人用書房和吸菸室，還有那間夫妻臥室，臥室裡面放著一對黃色拋光梨木床，床的上方懸浮著若隱若現的幔帳，外加一個女用梳妝檯，上面擺著一隻只閃閃發光的香水瓶子，這些銀質的器具全都精確地按照大小來排列——這個八居室，它是，這麼說吧，它是一直苟延殘喘到解體時代的德國文化市民家居的一個典型寫照；這裡當然還要算上那些「好書」的貢獻，它們隨處可見，陳列在起居室、接待室和男主人的書房裡，而在購置的時候，一方面出於對外展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如此這般的精神顧慮，而刻意迴避了那些具有刺激和瓦解作用的內容：它們全都是些與文化教養相宜的東西，列奧波爾德·馮·蘭克的歷史學，格雷戈洛菲烏斯的論述，藝術史的著作，德國和法國的經典大家，一句話，穩定的和具有維護作用的內容是其主體構成。隨著時光的流逝，這套居室還會變得更加美麗，或者說還會變得更加充實、更加色彩斑斕；因為，英斯提託利斯博士和慕尼黑水晶宮派（雖然他在理論上是絕對贊同暴力的，但他的藝術趣味卻依然是非常剋制的）的某些個藝術家交好，尤其是和一個叫做諾特波姆的漢堡人交好，此人面頰深陷，留著山羊鬍子，一副讓人一看就想笑的樣子，天生擅長滑稽模仿各種演員、動物、樂器和教授，好一個當今狂歡節瀕臨滅絕之時的中流砥柱，他對肖像畫的社會捕捉技巧能夠運用自如，但作為藝術家，我也許可以毫不客氣地說，也就是一個平庸的末流畫家而已。英斯提託利斯雖然能夠駕輕就熟地品評大師們的作品，卻不知何故，分辨不出後者和一個平庸的中不溜之間的差別，要不就是他認為應該把自己的定單給好朋友做吧，事實上，他也只希望在自家牆上掛些優美而不失體統、高貴而令人感到寧靜的東西，而不是別的什麼，他在這一點上無疑也得到了來自她妻子那方面的即便不是建立在趣味相投、卻也是建立在志同道合基礎之上的堅決支援。兩人因此出了一大筆錢請諾特波姆用極其相似而又空洞的手法給他們畫像：既有兩人分開的，也有兩人在一起的，而等後來有了孩子之後，這個很會搞笑的傢伙甚至獲准給英斯提託利斯一家人畫了一幅跟真人一樣大小的全家福，這幅因其巨大的畫面而耗費了大量油彩的畫被裝裱在富貴的、配有專門的自上而下的燈光照明的畫框裡，成為這家人會客室裡的點綴。
我剛才說過，等有了孩子之後。因為待孩子們一個一個來到這世上之後，她又是怎樣極盡整潔雅緻之能事地，怎樣極盡頑強，我幾乎想要說：極盡英勇之能事地無視貴族市民越來越失寵的事實，去精心呵護和培養她們的喲——可她這樣栽培她們，目的似乎是在為一個曾經存在過的世界，而不是在為一個即將到來的世界。1915年底，伊涅絲就送給她丈夫一個女孩，取名盧克蕾齊婭，此女孕育於那張支著帳幔的黃色拋光婚床上，婚床旁邊是一件件銀器，這些銀器對稱地排放在梳妝檯的玻璃板上，而且，伊涅絲當時就發表宣告，說她有決心把她培養成為一個窈窕淑女，用她的卡厄斯魯爾法語說就是：一個完美的小姑娘。兩年後，她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也是以同樣標準的家庭儀式，用巧克力、波爾圖葡萄酒和高階糖果，用裝飾有花環的銀碗，為叫做小安娜和小比肯的她倆行了洗禮。三個孩子全都是皮膚白白的、聲音柔柔的，她們時刻擔心她們的蝴蝶結裙子會被弄髒弄壞，她們的母親過分追求完美的癖好顯然壓得她們有些喘不過氣來，悲哀得很，她們全都是自視甚高的耐陰植物和奢侈產物，她們的嬰兒時期是在配有真絲窗簾的精美小搖籃裡度過，由一個奶媽（因為伊涅絲自己不給孩子餵奶；是家庭醫生建議她不要給孩子餵奶的），一個普通婦女，卻還要穿得花花綠綠的，推著她們在攝政王大街的菩提樹下散步。後來照看她們的則是一位小姐，是個受過專門訓練的幼兒教師。她們在一間明亮的房間裡長大，這裡立著她們的小床，伊涅絲，只要是家務需要，再就是她對自己制定的講究有理由感到不放心的時候，只要是這樣的時候，那她就會過這裡來看望她們，這間房子，它的四面牆壁上端有以童話為內容的帶狀緣飾環繞，屋子裡放置著富於童話色彩的矮腳傢俱，地上鋪著五彩斑斕的亞麻油地氈，屋裡另外還開闢了一個井然有序的玩具天地，什麼玩具熊、滾動小羊、拉線玩偶、凱特·克魯澤洋娃娃，以及放在牆托架上的火車，應有盡有，好一個照本宣科的模範家庭兒童樂園。
所有的這些正確性其實已經完全喪失了正確性，這種正確性是建立在一廂情願和隨心所欲之上，說得難聽點，就是建立在謊言之上，這種正確性不僅從外面看是越來越要受到質疑，就是對於目光比較敏銳的，就是對於通過參與其中而目光變得銳利的人來講，即使從裡面看也可以說是千瘡百孔的了，這種正確性既不能帶來幸福感，又不能被真心相信，甚至哪怕只是真心地被渴望都沒有，難道我現在非得說，或者是反覆說這些話不可嗎？我那時覺得，這整個的幸福標準其實始終就是一種對現存問題的有意識的否定和掩飾；這個幸福標準和伊涅絲的受難崇拜是特別相左的，在我看來，這個女人太聰明了，以至於無法自欺欺人，她過分敏感地把她的孩子們的生活環境美化為理想的市民安樂窩，而這個安樂窩所表達和過度修正的那個事實卻是，她不愛她們，而是把她們視為一種結合的成果，作為女人，她是問心有愧地參與這種結合的，她的肉體是反抗這種結合的。
我的老天爺呀，如果一個女人和赫爾穆特·英斯提託利斯睡覺能夠感到消魂，那才叫怪呢！我對女人的夢想和要求應該還是比較瞭解的，所以我總是會情不自禁地去想象，想象伊涅絲純粹是盡義務那樣地容忍她的孩子們，也就是說她是以背過臉去不看他的方式來受孕的。因為她們是他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因為三個孩子全都長得更像他，遠遠勝過像她們的母親，這或許也是由於她在孕育她們的時候心靈的參與成分太少了的緣故吧。不管怎樣，我這樣說，可並不是想要去大肆詆譭她的那位小丈夫的自然名譽，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他雖然長著一副小矮人的身材，但肯定是個完整的男人，通過他，伊涅絲知道了什麼是情慾，一種沒有幸福感的情慾，而正是在這塊貧瘠的情慾的土壤裡，她的激情之火得以撩撥，並且開始燃燒起來。
我前面已經說過，英斯提託利斯，早在他開始向黃花閨女伊涅絲求婚的時候，實際上就已是在為另外一個人做嫁衣裳了。即使他現在作為丈夫，他所能喚醒的也只是些歪門邪道的嚮往，是一種很不完全的、究其實甚至是令人感到屈辱的情慾體驗，這種體驗使得她強烈地渴望得到補充、證實和滿足，使得她為魯迪·施維爾特費格所承受的那種痛苦，那種在和她談話的過程中奇怪地呈現在我面前的痛苦，爆發為激情的烈焰。事情非常清楚：早在她作為被人追求的物件的時候，她就已經開始充滿痛苦地想他了，而在她成為女人，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之後，那就更是一門心思地，傾其所有地，拿出她全部感情和慾望地，不管不顧地愛上了他。當然，同樣也毫無疑問的是，那個年輕人根本就沒有辦法不去聽從這種帶著痛苦、帶著精神的優越感向他迎面撲來的感情的召喚——我都差點想說：假如他沒有聽從這種感情的召喚的話，事情沒準「還會更好」，而她妹妹的那句「快，喂，您想什麼呢，還不趕緊的！」也同時在我耳邊響起。再說一遍，我不是在寫小說，所以我不會去虛構一個全知全能的作者對一個私密的、避開世人視線的發展過程的戲劇性階段的認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陷入困境的魯道夫完全是不由自主地，同時還說了一句「我又有什麼辦法？」地服從了那道傲慢的命令——在這一點上，我完全能夠想象得出，他對調情的那種熱愛，他從一種越來越緊張、越來越激烈的局面中所獲得的那種起初並不打緊的樂趣，是如何誘惑他去冒險的，而他假使沒有這種玩火的愛好的話，也是能夠避免這場冒險的。
換言之：在市民階級的完美的掩蓋之下，一度曾對它的庇護朝思暮想得茶飯不思的伊涅絲·英斯提託利斯開始和一個無論心理構造還是行為舉止均稚氣十足的調情高手通姦，這位高手就像一個給真心愛她的男人帶來懷疑和痛苦的輕浮女人一樣，給她帶來懷疑和痛苦，然而，她那由不和諧的婚姻生活所喚起的感官欲求卻在他的懷抱裡找到滿足。她就這樣一年又一年地得過且過著，這種生活發端於某個時刻，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應該是發端於她結婚僅一兩個月之後，而截止於1919年年底前後，因為她使出渾身解數竭力試圖緊抓不放的那個他，就是在這個時候掙脫她的束縛，離她而去，從而使她的這種生活難以為繼。她同時扮演模範主婦和母親的角色，以此來指揮、操縱和掩飾這種不正當的男女關係，這種天天上演的變戲法，這種雙面人的生活，當然會令她神經高度緊張，並且也對她那本來就不算十分嬌好的面容構成威脅，而這也是最叫她感到害怕的一點——例如，她的鼻根處的，她的金色的眉毛之間的兩道皺紋因此而瘋也似的加深。儘管為了不在人前暴露這些偷雞摸狗的勾當，雙方都動用了全部的小心謹慎、全部的聰明才智和所有高超的保密手段，然而，雙方掩人耳目的意願卻又不總是特別明確和堅定不移：男的一方是這樣，因為只要人家哪怕就只是猜測一下他的好運氣，他也肯定會毫無疑問地感到是受到了恭維，甚至女的一方也是如此，她在性的方面的驕傲驅使她暗自定下的目標恰恰就是要讓人家知道，她用不著通過她丈夫那不被任何人看好的愛撫來使自己得到滿足。因此，如果我猜測，慕尼黑認識伊涅絲的人基本上都應該知道她的出軌之舉，儘管我在這件事情上除了對阿德里安·萊韋屈恩以外，從未有對任何人透露過一個字，那麼，如果我這樣猜測，我大致是不會有錯的。是的，我甚至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赫爾穆特本人也是知道事情的真相的，可他卻以一種混合了富有涵養的和善、搖頭表示遺憾的容忍和——息事寧人的姿態，他以這種姿態示人，這恰好也表明了我的這種假設是正確的。事實上，一點也不稀罕的是，外人都認為這位丈夫是唯一被矇在鼓裡的人，而他自己還以為，除了他便沒有第二個人知道。這就是一個有生活閱歷的老人的看法。
我覺得，伊涅絲其實並不是特別在意有沒有什麼人知道她的秘密。不過，為了掩人耳目她倒也是想盡了辦法，但她這樣做的目的更多卻是為了面子上好看——誰要是真的想知道，那就讓他知道好了，只要他別煩她就行。這種激情太專注於自我、對自己太有信心了，所以它想象不出還會有什麼人敢跟它叫板。至少在愛情上是這樣的，在這裡，感情為自己爭取世間所有的權利，即便這種感情是被嚴格禁止的和有傷風化的，它也會完全是不由自主地指望外人的理解。不然的話，如果伊涅絲真的認為自己天衣無縫，那她又怎麼可能不假思索地假設我是知情的呢？而她又幾乎是毫無保留地這樣去做了——只是沒有點出具體的名字而已——在我們彼此——大概是在1916年秋——所進行的一次晚間談心時，而這顯然也是她和我進行這次談話的目的。我那時和阿德里安不同的是，我在施瓦賓，凱旋門後不遠處，霍亨索倫大街，給自己租了一間斗室，一來是為了不受約束，二來也是為了能在這座首府裡有個落腳之地以備不時之需，而他呢，每次到慕尼黑參加完晚會之後，總是要堅持乘坐那趟十一點的火車返回普菲弗爾林。這樣一來，我就能夠被英斯提託利斯一家當作好朋友邀請去共進晚餐，也就能夠慷慨應允伊涅絲在席間就向我提出的，等赫爾穆特走後，因為他要去「阿羅特利亞」俱樂部打牌，再陪她一起坐坐的請求了，而她的這個請求也得到了她的丈夫的連聲附和。九點剛過他就出門了，臨走還祝願我們聊得愉快。隨後主婦和客人便單獨坐在了那間日常起居室裡，這個房間擺放著配有靠墊的藤製傢俱，柱形支架上還放有一尊伊涅絲的半身塑像，是由一個雕刻家朋友用雪花石膏塑成的——塑得非常像，非常迷人，比真人小很多，但卻把她那濃密的頭髮，朦朧的眼睛，歪向前方的溫柔的小脖頸，令人費解而又狡黠地撅起的嘴巴，刻畫得格外生動、準確。
我於是再度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密友，一個不會喚醒任何情思的「好」人，那個誘人的世界的反面，而伊涅絲大概覺得那個男孩就是這個誘人的世界的化身，所以她特別渴望和我說他。她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正在發生的事情，已經有過體驗的事情，幸福，愛情和痛苦，這些東西，如果總是不說出來，而只是憋在自己心裡去回味和忍受，那麼，它們就是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它們不滿足於只呆在暗處和保持緘默。它們越是隱秘，就越需要一個你可以就此和他進行探討的第三者，一個密友，一個好人，而這個人就是我；我也很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就把我要承擔的角色承擔了下來。
赫爾穆特剛走不久，我們所談的還是些無關痛癢的話題，好像是怕他聽見了似的。不過，談著談著，見時間過得差不多了，她就會突然地，出其不意地把話鋒一轉：「塞雷奴斯，您會責罵我、鄙視我、拒斥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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